在国内的时候，我对藏族同胞的了解很有限。除了课本上学到的一点知识外，没有机会与藏族同胞有任何接触。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去西藏的机会毕竟不多。到美国后，接触藏族和与藏族有过联系的美国人反而多了起来，让我对达lai la嘛的多面性和西藏问题的复杂性有了较多的了解。在这里把我的有限的经历写出来，以飨读者。

我一九九零年刚到美国时，跟美国人合租房子住。有一个室友叫克里斯朵夫。我这位室友从外表看很低调，但却是美国佛蒙特州的望族，他的祖上是英国乔治国王跟印地安人打交道的官员。他们家族在佛蒙特的最大城市百灵顿有几千英亩土地。克里斯朵夫的爸爸是佛蒙特大学的外科医生。克里斯朵夫本人曾获得过美国少年山地速滑的第七名。像许多精英家族的后代一样，克里斯朵夫少年时代也学过钢琴，而且有很好的音乐天赋。大学时代，他和哈佛大学的学生音乐队多次到国外演出。他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后，他爷爷想让他继承家族的传统，继续到哈佛医学院深造。但克里斯朵夫不喜欢哈佛医学院。他先选择参加美国的和平军，到非洲国家扎伊尔去教当地民众养了两年鱼，回来后就到佛蒙特大学的医学院就读。他的爷爷曾是哈佛医学院的院长，以为自己的孙子没被哈佛录取很不满意，到学校去质问，才发现自己的孙子根本就没有选报哈佛。

克里斯朵夫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叫苏姗。苏姗的爸爸是佛蒙特州著名的建筑师，克里斯朵夫家的豪宅，就是苏姗的爸爸设计的。我第一次到克里斯朵夫家作客，看到他家像大宫殿一样雄伟的私人住宅，不禁为之一震。克里斯朵夫家的大房子，面对着佛蒙特最大的湖--香槟湖，香槟湖不及美洲的五大湖大，但也大得很。克里斯朵夫家在湖上有一艘帆船和一艘机动船。他家房子周围的地全是他们家的，别人根本就无法靠近。

苏姗大学毕业后，选择去了印度。她受佛蒙特州的自由西藏组织的影响，选择去达lai la嘛的流亡政府的所在地，达兰萨拉（Dharamsala）去旅游。她在那里只待了三个月，就跟一个藏族男子定了婚，而且从那个藏族男子那里传染上了肝炎。她跟克里斯朵夫的数年的青梅竹马关系，当然也就一江春水向东流了。克里斯朵夫当然很不服气，曾问我他那个地方不如那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几乎是一无所有的藏族男子。我当然也不明白，也没法回答他的问题。

苏姗从印度回到美国后，克里斯朵夫告诉她他有一个中国人室友。苏姗就提出要与我见面。她让克里斯朵夫把她从达lai la嘛那里搞来的几本书带给我，让我先看看，做好与她辩论的准备。几天后的一个周末，苏姗来了，我必须承认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难怪克里斯朵夫对她钟情，对她恋恋不舍。但在她温柔的外表下面，却是美国女人那种独特的自信和固执。她咄咄逼人的质问我，为什么中国人要入侵和占领西藏。显然她对西藏的历史基本上不了解。我跟她讲西藏从历史上就是中国的领土一部分，是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入侵和占领西藏，中国共产党只是恢复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主权。全世界的所有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对此都没有异议。她又问我为什么中国人现在不能让西藏人独立，为什么西藏人希望独立，而不能独立。我于是问她，如果有一部分美国的得克萨斯州的人想独立，一部分美国夏威夷人要独立，你会答应吗？美国政府会答应吗？当然我没法改变她，她也没法改变我。但在克里斯朵夫这个旁观者看来，我赢了那场辩论。

我第二次接触到西藏问题，是来美国后的第一个学期。大约是一九九零年九月下旬，新学期开学后的一个月左右，佛蒙特州的自由西藏支部，邀请一个叫彼得金（Peter Gold）的大学教授来演讲。这个教授在美国的中西部的一家学校教书，他从没有去过西藏。只到达lai la嘛的流亡地待了三个月，照了一些有关藏族的宗教活动的照片。佛蒙特自由西藏支部的负责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女性，是那次演讲的主持人。我的研究生导师彼得和我一起走进佛蒙特大学的大礼堂的时候，那个能容纳一千多人的礼堂已经座无虚席，有的人已经坐在了台阶上，地板上。除了大学里的学生，好多人是附近城里的居民。演讲开始前，主持人做开场白，她说北京的共产党政府，正在西藏大量的屠杀西藏人，西藏所独有的宗教文化正在被消灭，等等。然后，就是彼得金的演讲，主要是展示他在印度拍的照片，和他的一些解释。他的演讲在我看来很乏味。

演讲结束后，有人问，为什么中国的共产党政府不肯放弃西藏？彼得金回答说，因为西藏到处是黄金白银。他故意把黄金和白银的发音拖的很长。就这样一个充满无知与荒唐的演讲，让美国听众像喝了鸡血一样兴奋。我坐在那里感到无助与无奈。我的导师彼得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对中国的西藏还是有些了解。对我讲，如果西藏到处是黄金和白银，怎么还会那样穷。我本来要问彼得金几个问题，我的导师劝我不要问。因为，在这些不很理性人群中，那是很危险的。我只好做罢。

我第三次接触有关西藏的问题是我从佛蒙特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又到波士顿读博士后的一九九二年。已经有了在美国生活两年的经验。一天，我在家里做饭，一面听着波士顿一家华语电台的广播。那天的节目，是一个西藏 la嘛讲西藏的问题。他在节目中讲，所有西藏人，包括孩子和妇女，都想独立。这个节目是允许听众打电话进去提问题的。我于是就打电话给电台。我问他什么时候离开西藏的。他说他是随达lai la嘛离开西藏的。就是说他已经离开西藏三十多年了。我又问他怎样知道所有西藏人，特别是小孩子都想独立。他说那是很容易就可以想象的。我说这样的问题可以靠想想，如果可以想象的话，我完全可以想象所有的西藏人都想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有悠久的文化和历史，有56个不同的民族，在国际上的地位在不断上升。就在这个时候，电台的主持人说我们不谈这个，时间到了。

我第四次接触西藏问题，是1998年，达lai受邀到我就读的布朗戴斯大学作毕业奠礼演讲。那一次达lai演讲，布朗戴斯大学看得很重，布朗戴斯和哈佛大学各派出一名女研究生到印度去与达lai沟通。达lai la嘛也派出一个 la嘛团先期到达布朗戴斯大学，作各种各样的法事活动。达lai的演讲门票售价五十美元，据说学校要为他的演讲出五十万美元。这也可以说是美国政府支持达lai la嘛集团的一种方式。后来学校里传说，那两个到印度去与达lai la嘛接洽的两个美国女研究生，都在短短时间里，跟藏族男子定了婚。这个问题我没法正式确认。但从苏姗的经历看，倒也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中国学生和学者要求学校安排一次中国学生和达lai la嘛的对话。学校跟达lai la嘛交涉后，同意了。但参加对象不仅是中国学生和学者，还包括波士顿地区的其他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和中国学者。这个对话是关门的，没有记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达lai。很想借此机会问他几个问题。达lai是一个很有欺骗性的政客，他在美国有如此多的粉丝，除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宣传、扶持外，也与达lai的欺骗性有很大的关系。为了消除和中国学生、学者的敌对情绪，达lai的第一句话，很出乎我的意料。他说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毛主席是他的好朋友。一九五O年，他去北京的路上，对西藏的前途充满疑虑。在北京，毛主席对他像小兄弟一样，他说从来没有一个汉族官员像毛主席对他那样亲切。毛主席和他会谈了三天。只有毛主席和他，外加一个翻译。毛主席还把西藏军区的司令员张国华叫了来。说他派张将军去西藏，不是让他告诉你怎么作，而是去帮助你。你有什么问题，就找张将军。毛主席还告诉他，西藏暂不进行土改。西藏的改革要等到西藏人民和地方政府认为合适的时候再进行。他说从北京回西藏的路上，他对西藏的未来，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因为他亲眼看到毛主席和他的同志们，在为中国人民的福祉，为国家的福祉在夜以继日的工作。

但问题出来了。达lai和毛主席所指的西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毛主席指的西藏是达lai和西藏地方政府所直接管辖的地区。而达lai指的西藏是凡有藏人的地方，就是西藏，这就包括四川、云南、青海等藏民地区。毛主席讲西藏可以暂不搞土改。但青海、四川、云南等地还是土改了，包括这些省份的有藏族的地区。一些藏族地主的土地在土改中被分给了穷苦人。他们不满意，就到拉萨去找达lai。因为达lai曾经告诉他们西藏暂不搞土改。达lai讲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这个问题。他把信交给了张国华将军。但一直没有得到回信。也不知道信是否转给了毛主席。他于是又写了第二封信，但结果和第一封一样。

我想达lai la嘛给毛主席写信的事是可信的。张国华没有给毛主席转信也是可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穷人的队伍，解放军的战士都是穷人，他们肯定想帮助西藏的穷人。可是按照当时的政策，当农奴跑到解放军那里求救，解放军不能收容他们，得把他们送回他们的主人那里去。我想解放军的官兵肯定不理解，肯定要问为什么不能解放这些受压迫的农奴兄弟。在当时，搞一国两制是很难让解放军指战员口服心服的。最后，达lai一伙终于在美国中情局的诱惑下，误判政治历史形势，最终走上叛乱之路，走上一条背叛祖国的绝路。

达lai la嘛讲，他当年要到印度去参见释伽牟尼二千年的纪念活动。张国华将军曾建议他不要去，担心他受中情局和蒋介石的特务挟持。后来，毛主席说达lai la嘛是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当然有去印度参加宗教活动的自由。达lai la嘛想开车从陆路去印度，而张国华将军则建议他乘飞机去印度，躲开在中印边境积极活动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民党特务。最后也是毛主席告诉张国华将军，不要干涉达lai la嘛的自由，他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应该有选择交通工具的自由。这里可以看出张国华将军对达lai la嘛安全的忧虑，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对达lai la嘛的尊重和信任。

达lai la嘛在印度期间，确实受到亲西方势力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蛊惑，想留在印度。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曾为此与达lai la嘛有过一次很有趣的对话。陈毅对达lai la嘛说，他在西藏是高山上的雄师，有威，有权，受人尊敬。他如果留在印度，就会变成平原上的一只狗，就失去了威权，再没有人尊重。达lai la嘛对陈毅元帅的这种观点，很不以为然。他说他就想留在印度，想证明给陈毅将军，他即使留在印度，也不会成为平原上的一只狗。他后来向同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总理，抱怨陈毅元帅的说法。周总理告诉达lai la嘛，陈毅是军人出身，喜欢直来直去，不要把他的话往心里去。

不幸的是陈毅元帅的话，最后成为现实。达lai剌嘛可能觉得自己在世界上颇有兴风作浪的本领，其实也不过是靠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西方的反华反共势力的施舍讨生活而已。达lai la嘛自己已经公开承认他每年从中情局那里领取生活津贴50万美元。当然，美国人和其他反华反共势力的钱是不能白用的。那是要付出代价的。

达lai la嘛讲他当时还很年轻，他对西藏的农奴的处境也很同情。但他知道他周围的那些既得利益集团，是不会容忍他改变西藏的现状的。他很想与共产党人合作，来改变西藏农奴的命运。达lai la嘛作为西藏的宗教领袖，其实是西藏的统治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手中的傀儡。作为一个佛教领袖，他有帮助西藏农奴的想法是可能的。但他始终没有选择和西藏的农奴站在一起，而是始终和西藏的既得利益集团站在一起，妄图阻挡占西藏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西藏农奴的翻身愿望，所以最终也只能被广大西藏的农奴所抛弃。达lai la嘛在西藏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历史关头，作了错误的选择，最终也只能被西藏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所抛弃，终生过寄人篱下的生活。

达lai la嘛作了简短叙述他离开西藏的经过后。就让大家问问题。我立即举手。我说我有两个问题。我读了你的书，听了你的演讲。你总是说你是西藏的一个普通简单 la嘛。但你每次出行，都是成千上万的藏军和随从前呼后拥，请问像你这样的普通简单的 la嘛，西藏有几个？

第二个问题，你的书中，你的演讲中，从来没有提及西藏的阶级问题。西藏有没有阶级？西藏的穷人有没有从共产党的土改政策中得到好处？

我的问题很尖锐，但达lai la嘛微笑以待。他说把自己说成是一个简单普通的西藏 la嘛，是因为美国的读者不了解西藏的社会制度，那样更能让美国和西方的读者接受自己。当然中国人马上就知道，我不是一个简单和普通的 la嘛。

第二个问题，西藏当然有阶级。西藏广大农奴都是拥护共产党的。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顺利的进入西藏，就是西藏的农奴欢迎共产党，他们给解放军带路，领着解放军进入西藏。我离开西藏后，西藏的农奴在共产党的民主改革中分到了土地，房屋和牲口。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我今天回不了西藏的主要原因。不是北京政府不让我回西藏，而是西藏的穷人不可能让我回去。因为他们不想把他们分到的土地和牲口交出来，他们也不想把他们获得的权力交出来。跟我一起离开西藏的那些既得利益的人，他们也不是仅仅要他们的宗教自由，他们想要回他们失去的土地和牲口。西藏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关键就在于此。

达lai la嘛的坦承，可以说让我口服心服。当没有记者在场的时候，他可以完全开诚布公，毫不掩饰自己的见解。他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基本上是中肯的和正确的。他在公开场所所讲的的话，我认为主要是寄人篱下的无奈，和受人豢养所不得不作的姿态，不然他何以为家，何以存活？

我第五次跟达lai la嘛的人接触，也让我很开眼界。2005年我到芝加哥参加亚洲学会的年会。在那里我遇到我的新朋友拜瑞·苏特曼。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是一个大名鼎鼎的西藏问题专家。他听了我的演讲。我们互相介绍认识，他问我能否去为他的演讲捧场。我很高兴的答应了。第二天我去了他演讲的地方。发现会议给他们安排了一个较大的演讲厅，能容纳二三百人。主持会议的人是发表过《当代西藏的诞生》的汤姆·格兰费尔得教授，主要演讲者除了拜瑞外，还有麦尔温·古得司顿教授，他著过《现代西藏历史1913-1951： la嘛教国的灭亡》，也是西藏研究领域的大名鼎鼎的人物。第一个演讲的是古得司顿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西藏人口在过去三十年的增长。古得司顿教授显然在西藏作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他用有力数据证明西藏的人口在西藏的民主改革以后，明显增加，这与达lai la嘛和西方反共反华势力所做的中国共产党在西藏进行种族灭绝的政策的宣传完全相反。让我眼界一新，看来西方还有敢讲真话的学者。但还没等我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听众席上突然爆发出一片嘘声，好多人大喊这是谎言，他在撒谎。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发生在一场严肃的学术会议上的事情。

主持人格兰费尔得教授不停的喊请安静，请安静。但那些人根本不理会他的劝告，继续大声喊叫。在这个时候，我情不自禁的大吼一声，声音大得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说都不要喊，让演讲者把话讲完。那些捣乱的人，被我的突如其来的一喊给镇住了。他们安静下来了。古得司顿教授又可以讲了。可是他刚讲到他调查过村子人口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口增长。那些人又开始喊撒谎，那不是真的。我站了起来？我问你们是什么人？你有什么权利说别人的研究的结果是谎言？他们说我们嫁给了西藏男人。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相当一部分听众是白种女人，人数不下百人。因为她们的不停捣乱，主持人只好宣布休会。

休会后听众大部分站了起来，慢慢走出演讲厅。我也站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美国教授走了过来，他挑衅性的用手掀了一下我戴在胸前的名片，然后就走开了。我跟在他的后面，问他为什么要掀我的名片。他说他想知道我是否是中国政府的特工。我说你掀我的名片卡，我没有说你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你凭什么怀疑我是中国政府的特工。他说美国是一个文明的社会。我问他什么意思，是否想说中国人不文明？我说你少跟我来种族主义这一套。美国的文明我并不是没有领教过。他马上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

他忙说他是好意，只是想教我如何在美国做人。他说在美国你是不可以喊的。比方说见到坏人犯罪，你只能让警察来管，作为路人你是不能管的。我说我并不想喊。但是那些捣乱的人不服警察管。我是没有办法才站出来维护我作为听众的权利的。他又说如果我朝着男人喊，他不会有意见，但我对着喊的都是女人，所以我做得事还是不妥。我说为什么不能对女人喊？他说因为女人软弱。我紧追不舍，问他何以知道女人软弱。他说他练过武术，女人武术不如男人。我说这就是你认为女人软弱的原因。我说我也练过武术，在中国我能找到很多练武术的女士，可以轻而易举的打烂你。我和他针锋相对的辩论让他措手不及。我相信他从没有遇到过我这样的中国人。我对他的反驳会让他终身难忘。

从芝加哥回到家的第二天，我就收到了那位跟我争辩的教授的长达两页的电子邮件。我才知道他在密尼苏达州的哈密林大学教书。他一再表白他没有恶意。他说他曾经因为关注和捍卫人权问题，被韩国和台湾的治安人员递解出境，也曾被人骂过是犹太人等等，但从没有被人指责过是种族主义者。他说他如果有恶意，他就会给我们的院长写信，让我丢掉工作。还说他认识我的导师戴瑞富，也认识我的导师的导师费尔德曼，如果他有恶意，他也会给他们写信。

我回信说，我自己决不会像他那样傲慢地到处去关心别人的人权。我说他被自己的傲慢迷住了眼，明明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却不自觉。我告诉他，我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向我的院长报告了在芝加哥发生的事。而且我还把芝加哥的经历都讲给了我的学生听，让他们从中学到什么是傲慢，什么是偏见。所以我并不担心他写信给我们的院长，也不担心他写信给我的导师和导师的导师。我说他们对我的性格和脾气都是很了解的，决不会对我所做得一切感到意外。

他收到我的电邮，又回了一次电邮，说明他的确没有恶意。实际上我一直知道他没有恶意。他的问题是傲慢。和许多西方人一样，他们认为自己是别人的救世主，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所以有权到处教训别人。他们敢这样做，其中也有我们一份责任，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都有一定的责任。我们的崇洋媚外，让西方人认为他们有做我们的救星的资格，让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对我们傲慢和放肆。如果我们对他们的傲慢和偏见，作出针锋相对的抗辩，他们决不会继续放肆下去。我敢肯定哈密林那位教授再也不敢在另外一位中国人面前放肆了。

我后来从另外一位美国研究西藏问题的教授那里得知，那一批白人妇女，基本上把拜瑞和古得司顿教授封杀了。她们专门到这几位教授演讲的地方捣乱，让他们讲不成。这就是美国的言论自由。这些人都受到达lai la嘛的支持。

我作为中国人在美国教国际政治，中国政治，东亚政治，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等课程这么多年，几乎每个学期都有学生就西藏问题向我发问。他们问的问题，说明他们对西藏历史和文化传统所知很少。只要稍微加以解释，他们就比较明白西藏问题的复杂性。他们问西藏为什么不能独立。我问他们是否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包括美国政府。大多数美国学生竟然不知道这一点。我问他们是否知道一个国家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条件吗？那就是至少有几个大国肯承认那个国家是独立的。为什么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就是因为西藏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达lai la嘛说中国政府在毁灭西藏文化。我告诉我的学生，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是在不断的自我更新。这种更新有的时候是缓慢的，有的时候是剧烈的，有的是自觉的，有的时候是不自觉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个文化的发展和更新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自我毁灭和重生的过程。无论这种过程的结果是好还是坏，都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不可抗拒的。达lai la嘛与西藏旧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想借维护西藏的旧文化、旧制度，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的努力只能是徒劳，是不会受到广大的西藏的下层人民所认可和接受的。我问我的学生，在讨论西藏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在达lai la嘛和他的一小撮精英人士一边呢，还是应该站在占西藏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西藏的穷苦大众一边？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值得每个人深思。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中国胜利，在西藏胜利，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那些穷苦大众的利益。

我任教的大学里，有一个在印度出生的西藏人，他和一个美国白人结婚，来美国读了博士，现在他在我们学校教佛教和西藏文化。2010年春，他申请到中国的签证，没有得到。他非常不高兴。跟学生和同事讲中国政府没有公平对待他。一些不明就里的美国学生就在我的课堂上质问我为什么策伦教授得不到去中国的签证。我告诉他们，中国政府作为主权国家，完全有权决定让谁到中国，不让谁到中国去，中国政府不需要解释为什么。我又问他们是否知道，每天有成千上万的外国人，包括中国人，申请到美国的签证，而被美国政府拒绝。为什么中国政府拒绝一个印度出生的西藏人的签证，就成为一个问题呢？

西藏的问题之所以复杂，主要是有美国政府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其中五十三个与汉族同胞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两个出现问题的少数民族都是因为有境外势力插手。在这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大事上，中国政府要有大智慧，大胆量，迫使美国和西方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如果他们执迷不悟，那就要让他们付出足够的代价，要让他们知道损害中国核心利益是要有后果的。

在西藏问题上，可以说时间是在中国这一边的。达lai la嘛所剩时间不多了。他兴风作浪的能力会越来越小。西藏的问题，归根到底是西藏人民的问题。只要西藏大多数藏族同胞能安居乐业，那些想在西藏搞分裂的人，就无法得逞。

【韩东屏，河北大学特聘教授，美国北卡华伦威尔逊大学政治系教授。本文发布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