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底，王震两次与特地从北京赶来的邓力群同志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1993年2月3日，王震与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卫建林谈了很久。卫建林回到北京后整理并寄发广州，王震又作了补充，并交代把前几次谈话整理到一起发出。

王震在的这几次谈话涉及内容很广泛，主要有：

1、中华民族要兴旺。从孙中山到毛主席，适应了这个要求。

2、毛主席倡导改革。红军时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士兵委员会，是军队的改革。供给制到薪金制是改革，两参一改三结合也是改革。

3、毛主席主张干部的工资不要太高，干部要参加劳动，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的监督，想用这些办法缩小差别，防止官僚主义和产生新的剥削阶级。1955年搞军衔，有人主张高工资，差别二十来倍。当时，我任全军薪金改革小组组长，我主张工资差别不能太大，彭老总、贺老总很赞成。

4、毛主席非常重视巴黎公社经验。巴黎公社最主要的经验，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中还有收入差别太大。我们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要按劳分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的，但绝对不能搞两级分化。邓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两级分化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就变了，就必然会有人造反，有人闹事，12亿人口的大国就混乱不堪。

5、毛主席绝对不保守，绝对不闭关锁国。解放初，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封锁我们，扼杀我们，不让我们开放。我们只能向苏联一边倒。后来，赫鲁晓夫变了脸，美苏联合封锁，扼杀我们。我们只有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条路。日子苦啊。毛主席高瞻远瞩，决定搞乒乓外交，许多国家纷纷与我们建交，我们重返联合国。这是我们后来改革开放的根本条件和基础。

6、新中国成立的17年，尽管工作中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是举世公认的，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这么长时间艰苦努力得来的成果估计不足是不对的，企图全盘否定更是错误的。

7、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毛主席逝世以后，许多右派和一些人指责说，他在建国后听不进别人意见了，开始一意孤行了，事实真的这样吗？认为这是确切的事实，但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和看待这个问题的。

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地位，王震上将当众发出如此铿锵之言，震耳发聩。

毛主席去世后，社会上一度出现歪曲、诋毁 毛泽东思想的歪风。对此，1981年，专门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做出了科学的评价。

但是，社会上仍不时出现一些言论，发表与决议相悖的观点。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上将对此十分愤慨。

1988年9月9日，正是毛主席去世12周年。这一天，王震心潮澎湃。

下午，他与工作人员谈起了毛主席。联系当时某部电视片时，他说：“现在把什么都扣到毛主席头上，说他说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哪有这回事！这是下边人说的。我1958年给毛主席汇报时，他还不相信有人会说这样的话。

他说过四、五、八(粮食纲要，即长江以南实现亩产800斤，黄河以南500斤，黄河以北400斤)和超英赶美。超英赶美是指钢产量，那时英国就是1000多万吨钢，美国6000万吨钢，毛主席讲要用15年时间赶超。

这有什么错?实践证明，我们很快超过去了嘛！毛主席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是xxx同志提出来的。毛主席说还是留一点吧!割尾巴，那还不割出血来，还能不疼？这是毛主席在召集我们一二十个人的会上说的，我当面亲自听到的。”

10月27日，王震在中南海办公室，约见几位理论工作者。在谈话时，他说：“将来我去见毛主席时，我要对他讲，你讲搞不好要改变颜色，过去我不懂，现在懂了!”

为此，他无论什么场合都坚决站出来，为维护毛泽东思想这面大旗鼓与呼，甚至发出铿锵之言

1989年1月11日，王震在湖南长沙参加陶峙岳上将的追悼会后，准备返回北京。湖南省委一些领导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林祥、广州军区司令员张万年等人，都赶过来为他送行。王震大声对前来送行人说：“现在就有那么一股歪风，不准讲毛泽东思想！你们不讲话，你们将军不讲话。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你们这些将军，也就没有我这个将军!”

这声音让人震耳发聩。

在维护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上，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表现出了一位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也体现出了一位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