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基吉梅毒试验无疑是美国医学研究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页。

在20世纪20年代的欧美，梅毒是一个重要的公众健康问题，在美国的贫困的黑人居住地大肆流行，高达35%的育龄期居民患有梅毒，由于医疗技术还未获得阶段性提升，梅毒几乎成为了肆虐范围最广的“绝症”。

为了真正做出行动对抗这个当时的不治之症，自1932年起，美国公共卫生部（U.S. Public Health Service）在美国东南部阿拉巴马州的一个贫穷小城——塔斯基吉启动了一项人体试验，计划观察男性黑人梅毒患者在未经治疗的情况下，疾病会如何进展。

然而，这项人体实验背后的真相，其实是为了所谓的“医学研究”而进行的一项残害无辜黑人群体的非人道主义实验。

研究在阿拉巴马州梅孔进行，当地的著名的黑人学校塔斯基吉学院参与了整个研究，这就是塔斯基吉梅毒试验的由来。从1932年起，整个试验招募了399名感染了梅毒的病人和201名没有感染梅毒的健康者，他们全部都是黑人。

30年代，美国依然种族主义大行其道，不但黑人和白人社区严重隔离，连梅毒传播的帽子也被扣在了黑人社区头上。然而事实上，梅毒最早肆虐的地区是欧洲，现在普通认为梅毒来自美洲印第安人。

因此，深陷种族主义思潮漩涡的美国人，仰仗着“医学研究”的挡箭牌，选择将实验对象设定为黑人群体，原因就在于他们深信的种族价值差异，黑人在美国的状况，犹如水深火热。

然而，要找到一群身患梅毒的特定黑人群体，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了得到合适的实验对象和数据，有人提出，由塔斯基吉大学出头，征集那些那些处于社会底层、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黑人参加一项“特殊免费治疗”计划，为他们提供免费的体检、来回程交通、体检当日的午餐和一些小病的治疗，而他们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成为“塔斯基吉研究”的实验对象。

听起来好像是一件十分科学又双赢的好事，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首先，在招募黑人的阶段，狡猾的美国人想到了利用黑人同胞的计划。他们打算让一位在黑人社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医学权威的人通过游说和劝服对无知和无辜的黑人群体洗脑。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在了新加入塔斯基吉学院的黑人护士Eunice Rivers身上。

院方向她陈述了一遍“塔斯基吉研究”的伟大意义，Rivers听完之后非常感动，表示会全力协助PHS和塔斯基吉大学院方完成这一项“扎根黑人社区，造福全人类”的伟大研究…..

末了，院方神秘兮兮地强调：实验的内容必须全部保密，招募到的参与实验的被梅毒感染的黑人，一定不能告诉他们得的是梅毒，字面上用“坏血”（Bad Blood）病症代替....

就这样，Rivers护士马不停蹄开始了她的“伟大招募”….

她非常有效率，很快招到了399名感染了梅毒的黑人男子，又另外招募到了201名健康的黑人作为实验对比组。按之前的安排，这399名黑人男子全都没有被告知自己感染了举世闻名的不治之症——梅毒，更没有人知道研究的目的……

他们只知道，自己有“坏血”病症，需要配合塔斯基吉大学医学院进行治疗和实验。

更加讽刺的是，“塔斯基吉研究”在进行初期，所写的研究目的十分冠冕堂皇：我们利用“一些人”（已感染梅毒者）研究梅毒的感染过程，然后，利用获得的知识去拯救“其他人”….

这样的说辞，在血淋淋的证据下，足以凸显当时美国人在种族利益面前的极端自私和残忍。

就这样，噩梦般的实验开始了。

26岁的Charlie是其中最有代表的受试者，他是一名贫寒的农家子弟，免费食物的诱惑让他心甘情愿参加这项“研究”。进入实验室之后，Charlie被医生们要求在背部打上一针，Charlie一开始并不情愿，然而医生们软硬兼施：参加实验你可是签字同意了的，再说，我们只是打一针而已。

这一针，打得Charlie脊柱发凉，差点痛昏过去。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简单打一针，而是被医生们做了有瘫痪危险的腰椎穿刺，用以提取脊髓做研究。

等待病发到难以控制的时候，这些无辜的黑人才猛然反应过来：“塔斯基吉研究”的人一早就做好了打算，根本不会给予梅毒感染者任何有效的治疗，他们想要的，是关于梅毒感染的各项数据，只是为了所谓的“美国医学界的进步”，而“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从来都没有怜悯过他们的生命。

仔细想想，这些无辜的黑人之所以被大量的掌控进如此炼狱之中，无非是由于经济大萧条下的贫穷和医院方面的医疗食品诱惑。而利用弱者的绝望进行自私残忍的事业，似乎就这样成为了美国人的管用行径。

我始终认为人天生就会存在悲悯之心，但在这样残忍黑暗的美国历史面前，我不得不接受现实的残忍。

由于病发太快，渐渐地，“治疗过程”的痛苦令许多受试者萌生了放弃治疗，纷纷想要退出所谓的“研究”。

这时，这些道貌岸然的研究者终于开始心虚了，然而他们接下来的做法，才是真正的让我们知道什么才叫无耻、什么才叫毫无人性。

“塔斯基吉研究”实验组的医生们给399个黑人实验对象送去了标题为“免费特殊治疗的最后机会”的信。在信中，医生们痛陈“坏血”病的危害，要求他们抓住“独一无二的机会”回来“继续治疗，方能有一线生机”，就算最后没治好，实验小组也会按合同规定，为399位实验者承担丧葬费。

面对死亡的绝望，贫穷又疾病缠身的受试者又能有什么选择呢？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他们只能被迫接受。

他们只是想要活着。

“塔斯基吉研究”实验组就靠着这样连哄带骗，成功留住了399名黑人梅毒感染者，他们一面装模作样给这些黑人感染者们看病治疗，一面抓紧记录着关于梅毒感染各阶段的详细资料和数据。

1934年，“塔斯基吉研究”实验组公布了第一份梅毒研究的医疗数据报告，报告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医学界的争相借鉴和参考，业内也对他们的“实证结果”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1936年，“塔斯基吉研究”实验组又发布了第二份报告，这一次的数据和病例更详尽，参考价值更大，医学界又是一片赞誉之声。

毫无疑问，这份报告对于当时梅毒治疗的帮助是前所未有的（准确而真实的数据）。然而，在学术圈里，大家的注意力都诡异地集中在实验数据上，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和学术团体去质询，这些极具医学参考价值的完整实验数据，到底是怎么得来的。

在看似精确、高价值的医学成果报告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个血淋淋的真相，一个被隐瞒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得以公之于众的残忍的真相。

在研究报告发布的不久，399名实验对象便有人开始死去，还活着的，也早已被无法控制的病情折磨得生不如死，而一些被蒙在鼓里的受试者因为没能采取相应的隔离措施，导致妻子和女儿也开始沾染上了病毒。

这个在美国政府卫生部门主导下的，通过欺诈和哄骗开展起来的，罔顾实验对象（黑人）性命的“人体无治疗梅毒感染实验”，直到1972年，在实验过去40多年后，才最终被媒体披露出来，彻底大白于天下。

40年过去了，已经有3/4的当年的受试者死去，至少40名妻子和19名受到感染的孩子死亡。

更令人愤怒的是，面对媒体铺天盖地的骂声，当时的美国公共卫生部总裁John Heller面不改色答到：“总体来说，医生和公务员们只是单纯履行了他们的职责。其中的一些只是服从命令，另一些则是纯粹为了科学而工作。”

就这样看来，似乎公道并不存在美国这样自私又狡黠的国度里，399条人命，在40年内都没办法换来一句像样的道歉。

终于，又过了25年，1997年的时候总统克林顿在一个专门为塔斯基吉梅毒试验幸存者举行的仪式上对着5个幸存者(那时一共只有8人幸存)说：

【“我们已经犯下的错已经无法纠正。但我们要打破沉默。我们将不再对此视而不见。我们看着你的眼睛代表美国人民想说，美国政府在这件事上是可耻的，我道歉….所有的美国黑人同胞们，我很遗憾美国政府导演了种族主义的一幕。”】

尘封了40年的真相虽然公布于世，但399条生命却无法获得和生命等同的弥补。塔斯基吉梅毒试验是医学界最残忍和不堪的一项人体实验，它成为了美国人利用科学名义书写的一次影响巨大的伦理罪恶。

没有任何个人和团体，有权在科学的名义下，残害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