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11年第八期发表的茅某轼的文章《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以下简称茅文），遗憾地说，失实的地方实在不少。特别是关于中日两国在二战后的发展的内容。

茅文是这样描述的：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战败，日本工业几乎全部被毁，殖民地领土全部丢失，在那里投入的基本建设分毫无归，人员伤亡近千万（大部分是男性，当时日本总人口约为六千万）。大家认为日本在一百年之内再也无力恢复。但是事实上20年后日本已经完全恢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还是世界强国之一。相反，中国是战胜国，恢复了领土，获取了作为战利品的现成的工业基础，全民欢欣鼓舞，信心十足。可是连下来的是三年内战，死伤几百万。建国后三十年的阶级斗争又死人数千万。”（此段与茅某轼先生的博客同名文章有改动，例如“数千万”为“约五千万”等，这也减少了该文的某些明显失实----笔者注）】

茅文说的“（日本）人员伤亡近千万”不知是从何而来？肯尼斯.韩歇尔（Kenneth G. Henshall）是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日本研究所教授，从事日本研究三十余年，是一位著名的日本史研究专家。他在他的名作《日本小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下同）中写道：

【“在从1931年‘沈阳事变’开始的14年战争中，日本有将近300万军人伤亡，超过50万平民伤亡。大多数伤亡发生于太平洋战争的4年间。”（第175页）】

《日本小史》英文版由麦克米伦公司于1999年出版，2004年麦克米伦公司又推出该书英文版的第2版，一直是欧美图书市场中日本历史类最畅销的图书之一。该书史实叙述写到作者执笔那一年，书中所引用的材料也是最新的。作为公认的通识教材，该书被推荐为历史系学生选修日本史、日语系学生修读日本史的教科书，也是普通读者通览日本历史的佳作。

因此可以说，茅文中的“（日本）人员伤亡近千万”是无依据的，因而是失实的。

茅文的下一个数字更为失真。他写道：

【“大家认为日本在一百年之内再也无力恢复”。】

这个“大家”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大家”，但肯定不是“历史大家”。正好《炎黄春秋》在2011年第六期中有篇文章“《大公报》记者笔下的苏军日侨和内战”，文中这样写道：

【“事实的发展证明了《大公报》记者的忧虑。1946年10月，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四个月，吕德润报道说：‘现在各地日侨已经开始遣送了，去年一些不愿回国的，现在都吵着要回去了。他们不再泄气。他们乐观起来。’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看看今日的国际，听听国内的炮火，我们像明白了一些。但是日本人比我们明白的更快，他们现在争着要回去了。去年日本人说，日本复兴要二十年，现在他们说，只要五年就够了。’”】

这个“大家”中的日本人说日本复兴只要五年！再看另外一则更有说服力的资料。梅汝璈先生是国民党政府时期我国法学界权威，曾被任命为我国参加“远东军事法庭”的首席审判官。当年他从报纸上读到著名政论家欧文·拉铁摩尔论战后日本问题的文章时，便立即剪下寄往国内，并在日记中概述了原文的观点：

【“警告美国：管制若不得法，日本不出几年在工业上经济上又可东山再起，操纵或独霸远东，而使中国朝鲜菲律宾等工业幼稚的国家没有兴起和竞争的可能。他(拉铁摩尔——笔者注)相信，日本是在装穷装苦，实际他们并不匮乏，否则何以国民营养得那样壮健，体格依然比上海北平或朝鲜一般人民好得多呢？这点与我最近一周的所见所感完全一样。他说，以日本工业技术根底之深固，倘使能够获得原料，它不但可以死灰复燃，而且可以独霸远东，使中国处于极不利地位。”（见《作家文摘》2011年1月21日，下同）】

因此，茅文中的“大家认为日本在一百年之内再也无力恢复”也是失实的。

茅文对国人“不争气”很有些忿忿然。又讲了国共内战的死伤“几百万”和建国后的死人的“数千万”。这两个数字也有玩味之处。几百万怎么产生的？中国近代史著名专家，美籍华人徐中约在其权威之作《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 下同）中写道：

【“1946年中期以后，蒋决定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共产党问题，以便证明如果不是受美国调停的妨碍的话，他可轻而易举地消灭敌人。胜利将证明他的判断正确，并表明美国人要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浪漫之梦不切实际。尽管美国一再警告不会支持他打内战，蒋却无法说服自己相信华盛顿会偏向共产党而非他本人。国民党内有一种普遍的感觉，认为美国不会无视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因此，美国的警告是不能当真的。如果局势变得十分恶劣的话，美国人将别无选择地前来援助国民党。”（第507页）】

无须赘言，这就是“死伤几百万”的起因。

把“死伤几百万”说成是中国人不争气也是失实的。因为不争气的只是国民党。所以，“国民党彻底丧失了民心，人心很快倾向共产党。”“因此共产党能得民心，打败了十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把蒋介石赶去了台湾。”这难道不是把国民党领导中国人民貌似“站起来”的问题的实质说清了吗？

关于茅文中所说的“数千万”的问题（对这个数字的准确性暂且不表），把这和“几百万”混为一谈，本身就是有悖历史定论的。死人的事情主要指的是“大跃进”期间（坊间流传的其它例如“文革”期间的死亡人数更不靠谱，在此不赘）。对于这段历史及其原因教训，专家学者论著很多。《剑桥中人民共和国史》第九章《社会主义统治下的农村》之《社会改造（1955-1963）》中是这样写的：

【“（1958年）公社运动的早期被一些农民叫做‘吃光’阶段，因为一个人一天经常要到公社食堂去吃五六顿。”“这股‘共产风’导致了社会的混乱，1959年十分恶劣的天气造成的自然灾害加剧了社会混乱。”】

回过头来顺便把“数千万”以正视听一下：2011年出版的中共党史第二卷写道：

【“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提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了1000万。”(党史二卷第563页)】

这个数字当时引起一些人的炒作，称：

【“中共终于承认饿死一千万！”】

实际上，这个“减少了1000万”是沿用了1991年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到2011年，又有人以发现“新证据”为由头拿出来炒作，还辅之以“惊心动魄”这样的词汇，是什么意思，就不用笔者解释了。至于“大跃进”的教训，当然要吸取。

【“正如刘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七千人大会讲话中所说：这几年来，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指毛泽东--引者注）总是最早发现，并提醒大家注意。”（杨胜群 陈晋 主编：《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际》人民出版社 2008 第142页）】

茅文说：

【“事实上20年后日本已经完全恢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还是世界强国之一。相反，中国是战胜国，恢复了领土，获取了作为战利品的现成的工业基础”“中国虽然得到大片土地和财产，但是自己不争气。到1978年改革之前中国列入世界上最穷国家的行列，人均GDP几乎排在最末位。群众生活极端困难。”】

关于1978年以前中国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有专门的论述，其标题是：《党在1949年至1976年的历史性巨大成就》，在此不赘。

下面就来探讨一下中日经济发展对比的具体情况。

首先来比较中国和日本二战后的情况，先看中国，徐中约的《中国现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年1月第一版 注：该版本关于抗战期间的内容与港版一致）有如下表述：

【“苏军洗劫了东北的工业厂矿，将价值二十亿美元的设备当作‘战利品’运往俄国。”（第502页）】

二十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同样可以从这部著作中寻找参照：

【“1947年年底，国民政府请求美国提供一笔15亿美元的四年援助计划_其中第一年将拨出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l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为响应这个请求，杜鲁门在1948年2月18日建议在十五个月内拨款5.7亿美元，用以制止中国的经济崩溃。”（第510页）

“1949年，中共政府接收了一副经济烂摊子。通货膨胀完全失控；洪水影响了30—40%的耕地；工业产量和食品产量分别骤减到战前最高点的56%和70—75%。”（第526页）

“到1952年，中国的工农业生产不仅达到了战前的最高点，而且超过了1949年产量的77.5%。”（第527页）

“综合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十年的成就相当卓著。在对内方面，巩固了对国家的控制，并取得了相当的经济增长。在对外方面，与苏联和东欧卫星国保持紧密的联系，与联合国军队在朝鲜打成了平局(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在日内瓦和万隆会议上扮演了大国的角色，调停了苏联和卫星国之间的纠纷。另外，核技术开发也已经起步。”（第533页）】

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泰斗费正清在其名著《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年版）的“新秩序问题”一章中也写道：

【“然而，尽管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经历还是有了了不起的成就的。例如，中国的经济就比印度的经济出色得多。从1952 到1976 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平均每年6 %或7 % ，按人口平均计算是印度增长率的二倍或三倍，尽管印度还接受了130 亿美元的外援和贷款，而中国接受的苏联贷款不足10 亿美元，同时还拿出大约70 亿美元去援助其他国家。”（第458页）】

撇开抗战后的中国国际地位实质问题不说，再来讲讲这个人民是否站起来了。当时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农民。徐中约一针见血地写道：

【“国民政府不理解农民，看不到解决农民困苦的紧迫性，对农民的疾苦也就漠不关心。讽刺的是，国民政府官员继续生活在儒家关于劳心者与劳力者之区别学说的阴影下，将农民鄙视为毫无生气、无足轻重的人，所以看不到农民大众的革命能力，因而也从未尝试去组织他们。恰恰就在这个被忽视的区域，毛泽东的天才得到了最高度、最成功的发挥。一块造屋者抛弃的石头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房屋之柱石。”《中国近代史》517页】

在人民的主体被“抛弃”的时代，恐怕不能说他们站起来了。

再来看看日本：

茅文说：

【“但是事实上20年后日本已经完全恢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段话不知是说日本恢复经济用了20年，还是20年就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际上都不对。国内外所有主流史书都是这样记载的：

【“1955年其国民经济和工农业生产的主要经济指标均已恢复甚至超过战前水平”“其GNP规模也于1978年超过苏联，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老二’”。（见《日本学刊》2011年第2期）】

简单地说，“恢复”用了大约10年，“世界第二”用了大约33年。当然，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除了日本自身的不懈努力，美国的因素的作用也是极其关键的。

“日本战败，日本工业几乎全部被毁”果真如此吗？

美国的约翰.W.道尔(John W. Dower) 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和美国历史学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是近现代日本史和美日关系，是相关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的研究著作多次获包括普立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在内的重要学术奖项。其中研究日本的力作《拥抱战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三联书店出版 2008年9月）则获得了2000年普立策非虚构类作品奖；199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图书奖；2000年班克罗夫特奖；1999年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1800年以来亚洲历史杰出图书）；2000年美国图书馆学会著名图书奖，并列入；“美国读者书目”中的“2000年著名图书目录”；1999年《洛杉矶时报》历史图书奖。其权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他在该书中写道：

【“（日本战败后）对物质损失的大清算显示，同盟国对日本的海战和空袭战，毁灭了日本整个国家大约1/4的财富。其中包括4/5的船只，1/3的机器设备，1/4的运输工具的机动车辆。”（第14页）】

实际上，这个数字来自于日本官方的《经济安定总部战后经济政策资料》。日本战后经济的复兴并不是在“日本工业几乎全部被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的东北，当年才算是“废墟”。

接下来谈谈日本经济复兴的几个关键点，资料来自《日本小史》，其观点与《拥抱战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基本一致，可以说是研究日本的主流学者的共识。

1、因为

【“1947年的日本不是一股经济势力，生产甚至还不到战前水平的一半，而通货膨胀每年高达200%以上。它需要修补，而麦帅可能不是适合这一特别工作的人”。】

所以

【“1949年初，杜鲁门总统派遣财经专家约瑟夫·道奇（Joseph Dodge）为盟军总部经济顾问，他担任这一职位直到占领期结束。”“吉田政府奉命稳定经济与平衡预算，由道奇监督。在道奇的指导下，通货膨胀大幅下降，汇率稳定下来，而政府津贴则被削减。他的严峻方法生效了，日本在1949年已能提出平衡的预算。”】

可见如果没有美国的指导帮助，日本的战后经济还不知道多久才能走上良性循环。

2、但是，即使如此，日本经济还是不大争气。美国出自于自身战略利益的推动，日本终于盼来了崛起良机。朝鲜战争使日本经济很快走出了“死胡同”，

【“1956年，日本政府发布的《经济蓝皮书》正式宣布‘以恢复为杠杆的成长已经结束’”“朝鲜战争‘真是天佑神助、起死回生的妙药’，是‘一股神风’”（第197页）。】

3、日本战后经济增长的奇迹原因复杂

【“日本令人注目的战后经济增长，常常被称为‘经济奇迹’（有些人指称它是‘第二次奇迹’，第一次奇迹是明治时代的经济增长）。但它是有原因可辨的——事实上有几十个原因，虽然这些原因都集中在一起可能也是奇迹。这些原因有的已经讨论过，有的值得进一步讨论，而有些原因无法在此详细讨论。美国也在好几项原因中占显著地位。一般而言，主要原因包括（未按任何优先顺序排列）：

美国/占领当局建设性的政策，诸如恢复财阀与放弃赔偿支付（以及将没收来的机械交给中小企业）；

美国/占领当局的财经建言，例如顾问约瑟夫·道奇的建言；

美国/占领当局的财经援助（占领期间共提供20亿美元）；（有意思的是，苏联在东北掠走的也是20亿美元的设备--笔者注）

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的采购；

美国对日本提供的安全保护，使日本的军事支出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远比大多数国家低；

政府与官僚对企业的支持与指导；

.......

政府的稳定对经济增长提供了有益的环境。1948年后，尽管首相频繁换人且有幕后操纵，日本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由基本上相同哲学的保守派统治。尤其日本从1955年至1993年由自由民主党统治。自民党在1955年的成立基本上是现有政党的再结盟，并且实际上继续了战前的政友会与民政党系统的合并。因此，战后与战前之间保守派的成分是连续的。”（第205页-207页）】

该书随后列举的主要是日本国内因素，为节省篇幅，不再一一列出。笔者没有否认日本自身因素重要性的意思。笔者在此重申，笔者并不否认日本战后的高速发展，但用一些道听途说的或者是随心所欲的数据史料作为依据，显然是不严肃、不严谨的。也是容易误导读者的。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笔者最为佩服的还是梅汝敖先生。他在东京期间就已经看到了中国这个“战胜国”和日本这个“战败国”的实质性的问题，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

【“(1946年4月12日 星期五)

我真奇怪为什么麦帅总部（指麦克阿瑟为统帅的盟国驻日本总部-笔者注）还天天替日人叫粮食恐慌，为他们无微不至地打算，这样的战败国也可算是“天之骄子”式的战败国了。比起我们多劫多难的战胜国，我们真不能不自叹弗如！”】

笔者曾在《炎黄春秋》2011年第11期上发表过《抗战胜利后中国并没有站起来》一文。当时收集了不少资料。这篇关于中日经济发展对比的文章，是笔者根据当时收集的资料中的一部分整理出来的。现在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后来茅某轼先生在某些方面有了新的认识。比如，他承认自己年纪大了，讲话写文章时有些数据懒得去核实，可能是搞错了。还有，他承认毛泽东在医疗卫生方面搞得好。

希望茅某轼和他的朋友们在新时代有更多的新认识。在实现中华复兴伟业的道路上，咱们可以携手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