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遵义会议不仅使我们党和红军在极端危难的关头，获得了新的生机，从此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而且使我们党从此获得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的可靠保证。遵义会议的伟大精神照耀着1935年以后的中国革命史，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征途上克服种种困难，不断前进。

在遵义会议召开10年后，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

遵义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页。】。

46年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对遵义会议给予高度评价：

“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

党的历史上的两个决议对遵义会议的评价，传达了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

遵义会议不但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意义重大，而且在每一个参加者的心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们每一个人都对遵义、遵义会议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尽管1935年离开遵义后由于工作原因没有回去过，但是他们在自己的讲话中或者著述里多次谈到了遵义会议。

毛泽东后来没有再到过遵义，但他难忘遵义会议。从1936年12月起，他就多次在著作中阐述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影响和伟大意义。

遵义会议召开的10年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谈到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选举时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好多别的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和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1］参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1964年11月，毛泽东为遵义会议会址题字。

张闻天(洛甫)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发挥了关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泽东和周恩来后来曾多次对他给予高度评价，说他在遵义会议上“立了大功”。

1943年12月16日，张闻天在延安所写的整风笔记《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中回顾遵义会议时则这样写道：

“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2］《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4年版，第220—221页。】

周恩来作为遵义会议的重要参与者和领导人，为开好遵义会议作出了特殊贡献，起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后不久，毛泽东特别肯定了周恩来对这次会议的贡献，他对红一师师长李聚奎说：遵义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3］参见李聚奎：《遵义会议前后》，《星火燎原》（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页。】毛泽东还曾对贺子珍说：“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4］《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

周恩来后来没有回过遵义。但他对遵义、对遵义会议有着特殊的情感。关于遵义会议的作用，他讲了很多。他曾这样说过：“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不知道要推迟多久。”

1971年5月，他在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对文艺、出版、宣传工作的意见时说：

“遵义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地方，遵义会议纠正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这个万分困难的危机时刻，毛主席扭转了航向，使革命开始走向胜利，对我们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特别提出：“遵义会址是个值得纪念的地方，但是还要维持当年朴素的样子。”【［5］《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1972年6月1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谈到党的历史教训时，周恩来说：

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使革命开始走向胜利，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6］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节录）（1972年6月10日），参见《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朱德作为红军的最高统帅，在遵义会议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遵义会议召开9年后的1944年，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遵义会议时说：

直到遵义会议，在毛主席领导下，才结束了错误路线的领导。【［7］参见《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页。】

朱德后来虽然很少谈到遵义会议，但从他1961年6月30日建党40周年前夕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这首《遵义会议》诗中，可以看出遵义和遵义会议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群龙得首自腾翔，

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

天空无限任飞扬。

陈云对遵义会议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是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身份参加遵义会议的。他后来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使他与遵义会议有着十分重要和密切的关系。

其一，陈云亲笔撰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迄今为止有关遵义会议内容的最完整的原始材料。据考证，这个提纲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的2月中旬至3月上旬，是陈云从云南省威信县到贵州省仁怀县鸭溪镇的行军途中撰写的。遵义会议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当时没有留下原始记录。在相当长时期研究遵义会议凭借的主要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决议)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即《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还有就是毛泽东等一些中央领导对遵义会议的记述。这些文献虽然很重要，但许多情节尚不具体，问题尚不系统。1982年中央档案馆在1957年1月从苏联接收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件中发现了《(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经过辨认，确定为陈云的手稿。这个手稿为我们研究遵义会议提供了既具体、又系统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其二，遵义会议后不久，是陈云冒着生命危险，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使遵义会议获得了共产国际的认可。遵义会议后，为恢复白区党的工作，中央在红军行进在贵阳、昆明附近时，几次欲派遣陈云去上海，都因条件不成熟而未成行。6月上中旬，当部队来到雪山脚下的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镇时，中央有关部门和中共地下党组织共同安排灵关殿镇小学校长、共产党员席懋昭护送陈云出川，他们装扮成躲避红军的商人和川军军需人员，从灵关殿出发，经成都、重庆，于7月到达上海。经过多方努力，在上海与临时中央局机关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由于上海地下党连遭破坏，陈云又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9月赴莫斯科，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陈云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期间，任监察委员会委员，化名史平。1935年10月15日，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详细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的情况。这个报告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所作的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第一个报告。此后有人将这个报告整理成文，题为《英勇的西征》，署名史平，于1936年春发表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它是世界革命阵营内，最早宣传红军长征和中国共产党及其与领袖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重要文献。

2001年《党的文献》第4期全文登载了

这个报告的中文译本

1996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莫斯科驻俄使馆帮助下，在俄罗斯科学院的协助下，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部门保存的有关共产国际档案中找到陈云1935年10月15日报告的俄文记录稿。2001年《党的文献》第4期全文登载了这个报告的中文译本。

其三，陈云在新时期曾多次以不同的方式向有关方面的人员回忆有关情况，澄清了遵义会议的若干历史悬疑。比如，1977年8月24日，陈云在家里接受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同志的采访，将他所知道的遵义会议的情况和他个人的经历，尽记忆所及，按照纪念馆同志事先提交的提纲作了介绍。

陈云对宣传遵义会议倾心倾力，但对宣传自己则十分低调。上世纪80年代遵义着手恢复一些纪念场所时，本想恢复陈云的住处。他得知后表示：我没有在遵义会议会址住过，刘伯承也没有住过，我们那时开完会都回到遵义警备司令部去住。不要恢复遵义警备司令部旧址，那个地方现在做什么用就继续做什么用。只要在遵义会议会址的说明词中写上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我住在什么地方，现在那里在做什么用，这就足够了。【［1］参见《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02页。】

关于遵义会议的作用，1977年9月28日陈云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中指出：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博古(秦邦宪)在遵义会议前作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了绝境。在遵义会议上，他作为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受到批评。在当时的气氛下，他耐心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以革命事业、党的事业大局为重，尊重大多数同志意见，接受政治局最后作出的决议，表现出良好的民主作风和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组织观念和敢于负责的政治品格。遵义会议后博古不计个人得失，顾全大局，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与党的团结。比如：1935年2月初在“鸡鸣三省”村召开的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表决由张闻天接任博古的职务。博古干脆地回答：“好！明天叫小康(博古的警卫员)把挑子送过去”。“今后有事，尽管分派我秦博古干”。【［1］李志英：《博古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页。】他接受了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代主任的任命，也没有因受批评而产生消极退缩情绪，坦诚地接受党和同志们对他的批评，踏实、勤恳地为党工作，旗帜鲜明地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应该说，遵义会议在博古这位年轻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的心目中所占的地位一定是与众不同的。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这样评价遵义会议：

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长征军事计划全错的，使军队有消灭危险，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因为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组织上也作了结论。【［2］秦邦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王稼祥是召开遵义会议的最早倡议者。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特别提到，王稼祥“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3］《读·党史》第5辑《铁流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页。】

王稼祥后来回忆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我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亲眼目睹王明这条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恶果，普遍不满。在长征到达遵义城之前，毛泽东同志身体欠佳，我也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在宣黄胜利后负了伤，同坐了担架。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决心。

关于遵义会议的意义，王稼祥说：

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在危急的关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从此，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下胜利前进。【［4］参见《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7日。】

刘少奇是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身份参加遵义会议的。长征前他主要负责白区和工运工作，长征时在中央的地位并不显赫。在会上，刘少奇提出了四中全会以来及五中全会以后在白区党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的问题。在当时大多数参会人员尚未认识到“左”倾政治路线的错误的情况下，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对“左”倾错误路线提出尖锐批评。毛泽东后来在评价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上态度的时说：在那个时候，这是很宝贵的。邓小平后来说：1935年1月，在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5］《人民日报》1980年5月18日。】“文化大革命”中，遵义会议会议室内刘少奇的照片曾一度被取下。1980年初，遵义会议纪念馆开馆时刘少奇还没有彻底平反，但馆方“冒险”将刘少奇的照片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七位参加遵义会议的重要领导人的照片一同挂了出来。

关于遵义会议，刘少奇在1951年6月指出：

在长征中，党的中央在军事上继续发生错误，使在敌人前堵后追中的红军数次陷入危险境地并受到极大的损失。为了挽救在危险中的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党在1935年1月，由于毛泽东同志及其他同志坚决的斗争，在贵州遵义举行了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多数同志的觉悟和拥护之下，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地位。【［1］《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75—476页。】

1956年9月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

“党在一九三五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数从失败中得到了经验、提高了觉悟的结果。在这以后，党中央并没有给犯错误的同志以严重的惩办，仍然分配他们以适当的领导职务，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们从思想上真正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同时党中央又系统地帮助全党干部逐步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理，了解我们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原理。由于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有了重大的改进，党的事业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2］《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页。】

凯丰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在遵义会议上，他错误地为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辩护。在会议的最后阶段，他虽然不得不承认博古和李德犯了军事路线错误，但又反对撤掉他们的指挥权。但他的可贵之处是知错改错，不搞阴谋。遵义会议后不久，他在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性之后，马上转为拥护毛泽东。此后，在长征途中的许多政治关口，凯丰都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并一直坚定地拥护毛泽东的领导。与此同时，他的作为也赢得了毛泽东的对他尊敬和器重。1941年他在《在延安整风会上的讲话》中谈到这段历史时说：

“因当时对过去中央苏区所犯错误还不了解，在遵义会上坚持了错误的方向，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大约两个月的光景)，在威信的干部会时，就实行了对自己错误的初步批评。在红军第二次回遵义时，党中央又派我到九军团工作。”

刘伯承和李德毕业于同一所学院——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因反对李德的瞎指挥，被撤销了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贬到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并参加长征。湘江战役后，他重新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他回忆说：“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他说：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3］《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李富春长征时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参加了遵义会议并发言。伍修权回忆说：“会上的其他发言，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很严厉。”“他们都是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的。”【［4］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

聂荣臻长征中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湘江战役因脚伤，只能坐担架行军。有时就跟着中央军委纵队行动。面对湘江战役的惨败，他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出来领导？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他和王稼祥经常一起交换意见，他回忆说：

“王稼祥同志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我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

遵义会议上，聂荣臻和刘伯承提出建议，红军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关于遵义会议，聂荣臻回忆说：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次会议，它不仅纠正了党的错误的军事路线，为日后从政治上彻底清算王明路线打下了基础，而且从组织上改变了党的错误领导，从此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万分危急的中国革命已经从此得救了。”【［1］《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页。】

彭德怀是作为红三军团军团长参加遵义会议的。他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有着深切的感受。在军事指挥上，他曾同李德发生过多次激烈的争论。他批评李德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每战都同敌人拼消耗”是“崽卖爷田不心疼”。在遵义会议上，他发言批评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因为前线战事，没等遵义会议结束，彭德怀就到前线指挥战斗了。他后来回忆遵义会议说：

“1935年1月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清算了反第五次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路线”。【［2］《彭德怀自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01页。】

杨尚昆当时是以红三军团政委的身份和彭德怀一起参加了遵义会议，他们晚到了半天。新中国成立后他几次参观遵义会议旧址，是亲历遵义会议的人中对遵义会议谈得最多的一个。1954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他告诉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柏辉章家的楼上召开的，从而帮助确定了遵义会议的会址。1957年他又接受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人员的访谈。1958年11月，他随同邓小平到遵义视察工作，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1985年2月，他最后一次参观遵义会议会址。他回忆说：

“在遵义会议上，在两条军事路线的强烈对比中，我深刻体会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军事路线的英明正确。对我来说，参加遵义会议是上了极好的一课。”【［3］《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页。】

1984年10月，杨尚昆为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题字：“伟大转折的会议”。

遵义会议不仅使我们党和红军在极端危难的时刻，获得了新的生机，而且使我们党从此获得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的可靠保证。遵义会议过去80年了，但它的伟大精神永远指引着中国共产党人胜利前进。

伟大的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力量源泉。以坚定信念、不畏艰险，实事求是、独立自主，顾全大局、民主团结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是历史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遵义会议精神都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战胜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本文原载《党的文献》2015年01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