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开国中将的亲笔手稿
一件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
一本不忘初心的生动教材
一份公安民警的精神大餐
五十年代初期的公安部队（片段回忆）
——公安部队首任第一副司令员程世才的回忆录
程世才遗稿 张其武收藏并整理
一、周总理叫我去当副司令
调动工作无非是从这一岗位换到另一岗位，这在一个人的革命生涯中本是很平常的事。但有一次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致使过了几十年，连当时的一些细节还历历在目。
那是1950年9月间，一天，接到要我去北京的电话通知，以为是开会，就匆匆地从锦州动身，到了北京才知道是周总理找我谈话。驱车前往中南海的途中心想，也许要谈战备的事，美帝国主义的侵朝战火快要烧到鸭绿江边上了，东北首当其冲，作为一名军人，我恨不得一下子就跟美国兵干上一仗。别看他武装到牙齿，要是胆敢把猪嘴伸到我国来，我们用步枪加手榴弹，也要把他砸个稀巴烂……下车后，我步行着还在想。
“世才同志，快来屋里坐。”伴随着热情的招呼声，神采奕奕的周总理出现在面前。原来我已经走到总理办公室门前了，迎出门口的总理，把我让到屋里接着说：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长征途中，打包座前。要是我没记错，那年你才23岁。包座那一仗打得好哇……”】
周总理的话使我想起了那艰苦的战争年代，但他把话锋一转又使我回到了现实。
【“打天下不容易，巩固天下更不容易。新中国是建立起来了，但有的边远山区还没有解放；内地隐蔽下来的敌人不少；土匪、特务很猖獗；还有和邻国的边境问题也很复杂。而解放军的大部分力量需要进行现代化训练，以便对付可能入侵的敌人。中央决定成立公安部队接替内防和边防。罗瑞卿兼司令员，你去当常务副司令。”】
一个闪念在心头掠过，国境线那么长，国内治安任务又那么重，我去行吗？正在注视着我的周总理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他略顿一下，说：
“这是中央选的。”
我赶紧回答：“坚决服从！”
“你这个程世才呀，”总理笑了笑说，“还算爽快。好，就这么定了。”他把目光转向窗外，语气变得凝重起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说我们‘不能管理国家’，是个‘不存在’，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我们的敌人恨不得一下子把我们卡死。年轻的共和国需要一把护身剑。”
总理的话象清泉一样注进我的心中，我仿佛看见了一把光闪闪的宝剑。那宝剑不正是总理心目中的公安部队吗？即将成为公安部队一员的我，兴奋不已。
愿这宝剑得心应手、削铁如泥。
总理要求我尽快到职，把工作开展起来。我怀着一种使命感离开了中南海，大踏步地走上了边防、内卫斗争战线。
二、艰苦奋斗精神的延续
全国基本平定，标志着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然而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精神却极其自然的延续着。五十年代初期的那几年，军委公安部队司令部一直驻在北京西城区羊市大街路北广济寺里；中央公安二师师部驻西郊恩济寺；公安部队医院的病房原是废弃的功德寺僧舍。有人说，怎么搞的？不住寺就住庙。其实这是顺理成章的事，繁重的执勤任务，顾不上也来不及建营房，又不能住民房，破寺旧庙正好可资利用。
我和副政委李天焕同志，还有参谋长吴烈和副参谋长熊伯涛同志，在广济寺大殿里办公。一直陪伴我们四人的是释迦摩尼和呲牙咧嘴的十八罗汉。房子的四个墙角各搭一个床板，供午间小憩和晚上睡觉，中间并起一张长桌供办公用。举行大一点的会议，凳子不够，同志们就挤坐在床板上。有一次，爱开玩笑的政治部副主任李逸民同志说：“这地方不错，冬天凉快，夏天嘛，你们四位可供蚊子聚餐。”
大殿两旁的厢房是机关各处室兼宿舍，床板没那么多，只好搭地铺，各处室的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是四十岁上下，经过长征的老同志，他们也和大家挤住在一起。外出在城里办事，自行车和有轨电车是常用的交通工具。全机关一个大食堂，头一年还保留着一天两餐的习惯，几乎顿顿吃高粱米。晚上加班超过了十二点，才有一顿面条汤喝。拿薪金是1954年以后的事，在这之前，实行的是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供给制，每月三块钱的津贴费仅够买牙膏、肥皂和洗脸毛巾之类的生活必须品，谁兜里也没有多余的钱。“贫且弥坚，不坠凌云之志”。尽管走出寺门就是所谓“花花世界”，可是谁都不为之动心。
那时候工作很忙，光是作战处送我批阅的电文，每天都有十几份。
许多重要的会议是在广济寺里开的。部队的组建工作也是在司令部住广济寺期间完成的。
广济寺脚下的土地延伸到祖国边疆，纵横连接960万平方公里；60多万公安部队健儿分散在四面八方。相比之下，机关的条件还算好的，部队更艰苦。以铁道公安部队为例，1952年，他们守卫的几百个哨点，四分之一以上没有房住。石太路上的部队，三分之二住在旧山洞和战争毁弃的破碉堡里。有一个班守护着三条隧道、两座桥梁，却没有一处栖身。他们在大雪天里用废枕木搭房子，开水和泥，用手抓着往墙上糊。糊一层泥，手臂上结一层冰。很多同志的手冻裂了，鲜血和泥一起糊到墙上。京绥线西段和绥包西段线上，寒冷来得早。战士怯衣单，夜夜忙执勤。枪身上常挂着白霜。夏天一到，又是“六月雨过山头雪，朝穿皮袄午穿纱”的时候，白天晒得头昏脑涨，晚上穿上大衣还冻个透心凉。有一个班去接替一座桥梁的守护任务，给养一时送不来，头天7个人只吃了4个馒头。战士们乐观地说，吃饭、睡觉是小事，驻地也可以慢慢建设，铁道是祖国的血管，无论如何我们也要维护它畅通。
你看，这是何等的精神境界！
革命不是为了吃苦，但不吃苦换不来幸福。革命战士憧憬着未来，才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如今的物质条件相对地说，好起来了，但艰苦奋斗精神还应该延续。那是我们的传家宝，什么时候也不能丢啊！
三、名副其实的战斗岗位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管国内治安防守任务叫内防。连朱总司令给公安部队首届英模代表大会的题词“更好地完成巩固边防、内防任务”，也是用的这个词。后来刘伯承同志说，内防这个词不如内卫确切。他查过有关资料，苏联就是称内卫。于是，我们就按着刘伯承同志的建议，把维护国内治安的各项任务统称内卫。
在通常情况下，内卫是见不到硝烟的，但它确实是一个战斗的岗位。盖一座工厂费多少人力物力，而暗藏的敌人要破坏它，只要一包炸药，甚至一根火柴就行了。如果我们稍微有点粗心大意就可能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警惕，就是战斗。从这种意义上讲，公安部队战士时刻都在进行着战斗。
北京公安总队吕展同志向我汇报工作时讲过这样一些事例。解放初期，北京市内还比较混乱。一天，战士曹清珍在西四大街巡逻，忽听有人喊：“特务杀人啦！”他一扭头，看见一个人手提驳壳枪，坐着三轮车飞快的向北驶去。他连喊两声“站住！站住！”三轮车反而蹬得更快了。曹清珍迅速追赶，特务开了枪，一颗子弹从他的耳边擦过去，又一颗子弹擦破了他的头皮，但他既不畏怯，也不还击，一直猛追。三轮车拐进小拐棒胡同，特务跳下车撒腿就跑。这时曹清珍已追到胡同口，举起枪来，打倒了特务。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早点开枪，他回答说：“大街上人那么多，伤着好人咋办？”还有个战士在城郊执行路线警卫勤务时，正当黄昏，土马路上有条黑影一晃，他飞奔过去没找到人，却发现路当中有片新土，他想挖开检查，眼看首长的汽车就要从这里经过，万一里边有爆炸物……他从可怕的设想中猛醒过来，抬起双脚往新土上猛跳了两下，幸亏没有爆炸物，倘若有，这个战士就得粉身碎骨。
这两个战士的行为，是公安部队本色的具体体现。一支“敌人怕、人民爱”的部队，就是由千千万万个这样的战士组成的。
我曾接见过一个名叫刘振德的警备模范。他带一个班在上海潘家湾地区担任警备任务。一年中，他没过过一个星期天，因为在执勤的余暇时间，他都用来参加附近工厂的劳动，同工人广交朋友，摸透了那里的社会情况。他们的防区紧靠苏州河，有座“大洋桥”是坏人经常出入的地方。他和他的战友们冒着倾盆大雨在桥边埋伏，一举抓住了5名企图搞破坏的政治土匪。他们在实战里学会了隐蔽斗争，把个苏州湾治理得“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群众集体为他们请功，夸他们是“艰苦为民”的好战士。
公安部队战士，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尽了应尽的力量。解放初期的鞍钢，受到流氓坏蛋滋扰，当时守卫鞍钢的公安部队人少，任务重，一个战士分担七、八里路的警戒线路，不算白天，每夜要执勤6个小时以上。到处是断垣残壁和丛生的杂草，巡逻时极易迷失或受到潜伏的敌人暗算。守护任务是克服重重困难完成的。1962年3月，电工部鼓风瓦斯管道失火被巡逻战士发现，他们冒着危险，冲进瓦斯弥漫的工房，将值班工人一一背出。被抢救者得到了安全，而抢救者都因中毒鼻孔和口角滴着鲜血。看到这个场面的职工都感动得哭了。难怪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孟泰这样说：
“鞍钢的恢复、重建和发展，鞍钢的各种成就，都是和公安部队同志们的英勇保卫放不开的。”
是的，祖国每一件经济工作的恢复，每一项建设任务的完成，都注入过公安部队战士淌下的血和汗。繁华的闹市、宁静的夜晚，因公安部队战士的辛勤保卫而存在。
四、繁重的剿匪任务
五十年代初期，国内还有许多残匪，主要是在四川、云南、贵州和其它一些边远地区。他们或成股公开窜扰，或组织煽动暴乱，甚是嚣张。不将这些蒋介石的余孽全部消灭，人民难以得到安宁，于是，我们组织了大规模的清剿。
第一阶段主要是对付股匪，动用了30多个团的兵力，打了著名的大雪山、黑水和草地等战役。
在云南，主要是对付李弥。李弥原为国民党兵团司令，在解放战争中被我打败后逃到缅甸北部，聚匪众5000余人，经常回窜。1952年3月间，曾在我国境内的镇康、耿马、双江、顺宁、留宁五县结合部的大雪山地区建立伪政权。我们于这年5月开始进剿，打了三个多月，歼其一部，余匪逃出境外，再不敢大举进犯了。
大雪山战役，对于巩固西南边陲有重大意义。
黑水位于四川北部，南北长400华里，东西宽300华里被以傅秉勋为首的数千名匪徒盘踞，号称“陆上台湾”。我军的剿匪前线指挥部，由西南公安部队副政治委员郭林祥同志挂帅，按着“堵死、围死、全歼敌人”的精神部署作战，投入兵力两万余人，于1952年7月发起进攻，连续打了两个多月，大获全胜，光是捉住的重要土匪头子就有一百多，蒋介石集团空投给匪特的5部电台和许多武器也全被我军缴获了。
以大土匪马步芳的叔父马良为首的股匪，解放初期潜伏在川、甘边拉莫寺、包物藏地区。1952年3月，马良接受蒋介石委任的“中华反共救国军103路司令”的职位，在台湾美蒋特务机关的空投援助下，发展到9个“纵队”、4个“支队”和1个“炮兵大队”，并与川、甘、青边的其他匪帮相勾结，四处烧杀抢掠，成为当时大陆上为害最大的一支股匪。我军于1953年初开始进剿，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双管齐下，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把这股残匪涤荡干净。
当然，在这一阶段我们消灭的股匪并不只是上述这一些，象进军凉山平息暴乱，消灭东北股匪谢文东，以及在新疆打垮老博斯匪帮等等，进行过大大小小的战斗难以计数。
部队在边远地区剿匪十分艰苦。西北公安部队某部为追击和堵截敌人，在海拔数千公尺的峻岭上，连续露营26个昼夜。他们每到一地就赶紧挖工事，时置天寒地冻，土硬石坚，一镐下去，虎口震裂，镐柄上满是血，战士们的手背上布满小裂口，分不出哪是震裂的，哪是冻裂的。有不少同志冻坏了脚。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又有进住少数民族地区，不准吃老百姓的东西的规定，粮秣补给成了大问题。尽管我们向总理要了4架飞机运输给养，可还是跟不上趟，战士们只好饮雪止渴，吃炒面充饥。
参加剿匪作战的公安部队，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黑水战役时，西南公安部队80团突破丛林荆棘、悬崖绝壁等天然屏障，击溃敌人的节节抗击，5天之内进击300里。许多同志带病作战，负伤不下火线。有1个班与200多敌人拼杀一天，子弹打光了拼刺刀，刺刀捅弯了拼石头，最后全部壮烈牺牲。有个党员，在木跷内沙战斗中肠子被打了出来了，他一只手捂伤口，一只手握枪射击，直到最后一息。凉山平息叛乱时，有一个由9名战士和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在沙苦拉达地区与叛匪遭遇。他们抢占了一所没有窗户的独立小屋，在连续打垮了众多敌人的轮番冲击后，开始对峙。狡猾的叛匪在小屋四周堆起茅草，放起大火来。小屋里充满了浓烟，勇敢的战士们一面射击，一面捅毁了屋顶的木板，使小屋变成了空敞的围墙。火攻失败后，敌人威胁要饿死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愤怒的子弹。小屋里只有半桶凉水，他们就依靠这点水坚守了五天六夜。第六天拂晓援兵赶来，他们带着烧伤加入了追杀敌人的战斗，直到胜利。
股匪被基本消灭之后，清理散匪的工作就成了重点。
散匪多为土匪中的死硬分子，更为狠毒和狡猾。他们或单个或三五成群，昼伏夜出，打家劫舍，杀人越货。那里有散匪，那里的人民就不得安宁。
我们调集有剿匪经验的干部战士，进行短期集训，然后组成侦捕小组，专案包干。发现匪踪，穷追不放。用机智战胜狡猾，用坚韧制服顽固。有个逃到六万大山的惯匪，睡觉前点燃一柱香攥在手里，睡一两个小时被香火灼醒时就转移。他从不在一个山洞里藏过长的时间。即使这样，也没有逃脱被捕的命运。西康公安部队的一个侦捕小组，为缉拿一名匪首，千里追踪，往往早晨还在金沙江边上，到夜里已经裹着披毡露宿在百里外的高山头上，这样苦斗了11个月，匪首熬不过我们，只好投降。
清剿散匪的工作获得了巨大成绩。历史上几个朝代都没解决匪患问题的如湘西等地区，在新中国成立的头几年里彻底解决了。
五、毛主席领导我们抓飞贼
从1951年9月开始，美国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加紧了空中派遣，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的十几个省区内就发现了空降迹象。那时候，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中，敌人空投特务的目的，是获取我国内地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以及进行其它破坏活动。毛主席指示：“对可能空投特务的山区，设立武装便衣据点，专门对付敌空降特务，没事生产和学习，有事报信抓特务。”
我们召开了各大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会议，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反空降部署，并作出了“关于反空降斗争的决议”。这个决议经中央、军委批发各中央局、军区，很快得到了贯彻。
从长白山到十万大山，公安部队共建立反空降武装据点150多个，使用兵力7000多名，与此同时，还在各地组织训练民兵发动群众联防。
我们创造过这样一个好战例。
1952年7月13日夜间，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本厚木间谍机关派遣的“文队”特务5人，于吉林省安国县老爷岭山区空降，当即被发现。由于我们依靠广大群众，与当地党政机关密切配合，经层层包围、堵截，这5个家伙全被捉住了。10月4日敌人又在辽东靖宇县龙湾附近山区空降“沈队”5人，也被我们用同样方法捉住了。
从俘虏口供和其它方面的情报得知，美国特务机关曾许诺接回这两队特务的头头，于是，我们利用俘虏和缴获的电台，设下了一个诱歼敌人的计谋。
我们在预定地点——老爷岭地区设下埋伏，但在预定时间却不见敌人的飞机来。零下40度的严寒季节，战士爬在雪地里，冻得实在够呛，但大家谁都不乱动。就这么等了两天，11月29日夜里11时，敌机终于来了，我们燃起了火堆——这是联络信号，等它降落。但敌机却狡猾地只在火堆上空高高的盘旋。好不容易等到它往下降落，火光照耀下，甚至能看到机身上的c——z4字码了，突然它却又扬起机头往高空飞，也许敌人有所发觉想逃跑。负责这次伏击的现场指挥东北公安部队副司令员谭友林同志当机立断，一声令下，密集的火力射向空中。一个倒栽葱，敌机落了下来。机上的两名美国驾驶员当场毙命，两名间谍唐奈和费克图被我生俘。
歼灭“文队”、“沈队”特务，击落美国间谍飞机还俘获美国间谍的案件，曾在1954年11月22日连同其它的空降特务案件一起在全国性的报纸上公布，唐奈和费克图的照片、空取器及飞机残骸等物证，亦先后在北京、上海、沈阳等地举办的美国空投特务罪证展览会上展出。中国人民以确凿的事实向全世界人民揭露美帝国主义在我国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的罪恶。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等官方机构发表了一连串企图抵赖而又不能自圆其说的声明，丑态毕露，狼狈不堪。
我们基本上做到了空降特务随降随歼，但由于我国地区辽阔，敌机又专在那些人烟稀少的地方空投，所以也有空投后，过了一段时间才被发觉的。如1952年11月，美国间谍机关在长白山天池附近空投了15名特务，我们查觉时敌人已经逃到密林里去了。一场新雪淹没了脚印，难以查找。有个排长，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他带着18个同志进入林海雪原搜捕，每天的行程平均一百华里以上，到第16天还没发现踪迹，后来了解到伐木工人放在马架子房里的一袋面，平白无故的少了半袋，这儿人迹罕见，事出有因。排长判断敌人就在附近，于是加紧搜捕。又过了两天，终于发现脚印，撵了上去。8个武装特务已经疲惫不堪，喊了一声就象肉泥似的瘫在地上了，另外的7个特务，不久也被追捕的其他公安部队小分队抓到了。胜利是属于敢于压倒一切艰难困苦，而不被艰难困苦所压倒的公安部队战士的。
1953年3月4日，我们向毛主席、彭德怀军委副主席、聂荣臻代总长报告各地反伞特斗争情况。毛主席指示：“定期总结经验，加强技术战术，灭尽一切伞敌。”
从1951年9月到1953年7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取得了捕获特务261名，缴获电台63部、长短枪350支的巨大成绩。
敌人的空中派遣阴谋被彻底粉碎了。以后斗争的焦点移向了海岸线。
不管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水里爬出来的，只要是敌人伸过来的魔爪，我们就统统给予砍掉。
六、抓“水鬼”与守海防
边防在我国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但是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满清王朝、北洋军阀的腐败和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味卖国媚外，丧权辱国，使解放之初的中国不但“有边无防”，甚至是处于“无边无防”的状态。我国边境的某些地区，地理条件复杂，交通闭塞，人烟稀少，文化落后，也给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造成活动的空隙。因此，迅速建立边防组织和边防武装力量刻不容缓。各地遵照中央指示，于1949年11月先后建立了边防部队，担负边境巡逻和武装守备任务。全国公安部队组建和接替这些任务后，刘伯承同志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这就好像有了一块幕布，一般情况下，国防军是处在“幕布”后边的，边防公安部队虽以国防军为后盾，但它却是边防的一道屏障。
我国边境有三万多公里长，其中海防线也有上万公里。福建、浙江、广东沿海是同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集团斗争的前哨地带，驻守在这里的边防公安部队日以继夜每时每刻都同敌人进行着尖锐的斗争。
美蒋特务机关，常常派遣一些所谓“蛙人”、“两栖队员”、“水鬼”等武装特务偷渡。这些特务经过特殊训练，会潜水，能长距离游泳，一旦登岸成功，就设法潜入内地或在边境地区进行各种破坏。有时敌人也派遣十人上下的“两栖侦察队”，选择我沿海突出部或便于隐蔽、撤退的地方，乘我不备突然偷袭。
针对敌人的活动规律，我公安边防部队在加强警戒的同时，大力组织军民联防，一旦发现“水鬼”潜入，党政军民一齐出动，全力捕歼。在福建海岸兴龙岗有个上山摘野果的小孩，发现土里埋着个布包，立即报告了边防公安部队。原来布包里裹着一台步话机，由此判断“水鬼”登陆了。边防部队大力搜捕，当天晚上就把两个武装特务逮住了。
约在1953年旧历11月间，我们在广东阳江县的黄花环地区一网打尽过17名武装特务。
这股特务是美国国防部国际情报局远东情报组中国华南分组派遣的“自由中国粤中指挥部110部队”的一个“两栖侦察队”。他们携带电台和武器，乘机帆船避开我海上巡逻队，在事先谋划的地点登陆，企图建立所谓的“活动基地”。
黄花环一带山地，怪石横生，草木丛杂，易于隐蔽，不易攀登。特务上岸后就窜上了山。自以为得计，岂知早已被我发觉。边防公安部队和民兵迅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特务们见情况不妙，急忙抢占西南峰嘴上的制高点，碰到的是密集火力。特务们在山腰上窜来窜去，包围圈被逐渐压缩，40分钟后，方圆200米，一部分特务钻进山洞顽抗，喊不出来，被手榴弹报销了。散在洞外的特务，有的钻进草丛，有的藏在大石头后边，被逐个揪了出来。对活的死的清查一遍，发现还少一个，这座山就被严密封锁起来了。第三天早上，一个满身污泥、袖筒子扯了半拉的家伙沿峻峭的小路往山下走。我公安部队战士上前盘问，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是放牛的”，围在旁边的群众愤怒地骂道：“我们这里没有你这样的坏东西！”
边防公安部队和当地人民布下的天罗地网，使得美蒋特务机关苦心经营的现代化装备的最精锐、最狡猾的特务，也难以逃脱灭亡的命运。黄花环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散乱在地上的还未填写的“委派令”，被海风吹向汪洋大海。两部崭新的电台，尚未向特务们的台湾主子拍发“胜利登陆”的消息，就作了边防军民的胜利品。
边防公安部队还打过不少硬仗。那时候，蒋介石集团以大陈、白犬、金门岛为支撑点，积极向外扩张。遇到这种情况，就得来个硬碰硬。
东山岛之战是一个范例。守备这个岛的公安部队中南边防第80团，打出了威风，展示了英雄本色和硬骨头精神。
那是1953年7月16日，蒋介石凑集了由美国训练和装备的军队12000余人，附坦克21辆、舰艇13艘，由一个军长指挥从金门出动，另有一个伞兵大队由台北出发，向我东山岛进犯，并吹嘘要以此揭开“反攻大陆”的序幕，“策应韩军作战”。
敌人在军舰、大炮掩护下登上滩头，兵分三路涌向我军阵地。从早上7点到傍晚我军打垮了敌人十几次冲锋。有一个连固守两块高地，敌人曾一度冲上来，但被反击了下去，敌人再次攻来，我军再次反击，来回拉锯，手榴弹甩光了，用六零炮弹代替，打光了子弹拼刺刀或跳出工事搜敌人尸体上的，恼羞成怒的敌人想用炮灰把这两块高地削平，炮弹一个连一个地倾泻在阵地上。工事炸平了，战士们就这个弹坑跳到那个弹坑。连长牺牲了，排长代替；排长牺牲了，文化教员接上去；炊事员、电话员都上了阵；机枪手倒下了，步枪手抄起来继续打。有个战士三次负伤，两条腿都断了，仍然留在阵地上当弹药手。所有的伤员都不下火线，做到了“人伤枪不停”。战斗结束后，看到敌人的尸体有不少是和我军的烈士扭在一块的。有个烈士嘴里含着半拉耳朵。当时战斗之激烈，我军之顽强，可想而知。
守卫八尺门渡口滩头阵地的警卫排和船管排打得同样顽强。他们消灭了从天上掉下来的伞兵后，被登岸的敌人步兵所分割。有的战士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其余的人自为战，决不后退一步。
恶战一天后，增援部队来到了。80团又协同国防军出击，直打得敌人屁滚尿流，狼狈逃窜。
这次战斗，以敌人彻底失败而告终。
公安部队边防80团受到了军委通令嘉奖。
七、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在我国漫长的边境线上，面临着敌、我、友几种不同的情况。边防公安部队除了上面说到的在沿海地区同美国支持下的蒋介石集团进行殊死斗争外；在毗邻社会主义国家的边境线上是进一步巩固友谊，互相配合，对付共同的敌人，保卫双方地区人民的利益和安全；在与民族主义国家接壤的地方，积极发展与巩固两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睦邻友好关系，依法（条约）处理两国边境居民的纠纷，维护边境地区的社会治安，防范与打击来自帝国主义极其走狗的破坏活动。
边防情况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边防斗争既有军事的，也有政治的和外交的。这就形成了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中央领导非常关心边防工作，凡是涉外事件我们都能得到及时的指示。有这样一件事情：我国和缅甸相接壤的高尔负山地区，有好多平垻，很富饶。边防公安部队驻进去了，可是对方的老百姓经常跑过来占地，因此发生争执。为这件事，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同志把我和李天焕同志叫到国防部。我说，高尔负山非拿回来不可，这里等于两个县的面积，这是我们的土地，不能让他们占领。彭总说，是的，别人的土地我们一点也不要，我们的一寸也不能丢。可是这里不能动武，得讲道理。接着他传递了周总理的指示，大意是限令我们在3个月内把那里的现状和历史情况调查清楚，配合外交部门，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我们遵照彭总的指示办了。1954年产生了中缅边境问题协定，为解决其它未解决的边界问题树立了样板。
在邻近港、澳地区，情况十分复杂。既要在口岸上同违章（条约）、违法行为作斗争，又要对付帝国主义的各种挑衅。
1952年7月发生了关闸事件。
葡萄牙占据着我国澳门，那是历史遗留的问题。现实是以关闸为界，闸外为澳门当局管辖，闸里就是大陆土地。按条约，对方是不能随便越界的。可是葡萄牙士兵却竟于1952年7月25日多次越界侵入我警戒线。我哨兵上前劝阻，被刺刀刺伤。于此同时，闸口外的“黑鬼子”兵们开始向我射击。对方如此蛮横无理，我们当然不能客气。这么着，就打起来了。
晚上，密集的枪弹，打断了我旗杆上的绳子。那旗杆位于双方交火的中间，去接，有中弹的危险；不接，有损我国的尊严。排长苏光照下定牺牲的决心，向战友作过交代后就带一名战士向旗杆爬去，同志们眼见他俩爬到旗杆下，敏捷地爬上旗杆。对方的探照灯亮了。苏照光沉着的把绳子接好，从旗杆上爬了下来。突然，一颗炮弹在旗杆底下爆炸。浓烟中传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喊声。尘烟过后，看到是灌注在旗杆底盘上的鲜血。两位英雄光荣的牺牲了。
边防战士没有辱没祖国的使命；公安部队因有这样的战士而值得自豪。
当你看到那猎猎的五星红旗在祖国国门飘扬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忘记，那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啊！
战士们眼含泪花，愤怒地回击敌人。
事件发生后，英国驻远东的陆军总司令居然叫嚷“英葡订有军事同盟”，美国在台湾海峡演习的几艘军舰折回香港，情势十分紧张。显然，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军事冲突，而是一次复杂的国际事件。边防战士毫无畏惧地与敌人对峙了6天。敌人被迫于30日要求和谈。我方提出了三项条件，葡方全部答应了，向我国签送了道歉书，撤了哨，赔偿了损失。
关闸事件，从政治上、外交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取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边境对外事件的胜利。它证明由于新中国的出现，帝国主义任意欺辱我们的时代一去不复还了。
程世才，1912年8月8日生于湖北大悟县，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方面军第11团政治指导员，第33团政治委员，红30军第88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红33军副军长、军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入抗大和中央党校学习，后任冀热察挺进军参谋长兼第12支队司令员，抗大分校校长，延安中央党校四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南军区副司令员，辽东军区司令员，辽西军区司令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于南京军事学院深造，后任公安部队副司令员（1950.9~1955.7）、第一副司令员（1955.7~1957.9），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沈阳卫戍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9任军委装甲兵副司令员。他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程世才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军事指挥员、高级将领，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1990年11月15日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7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