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疫情与人类社会相生相伴。自人类产生以来，各类疾病、疫情就与人类共生共存，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与各类疾疫进行斗争的历史。我国在1958年全面消灭了在中国流行2000多年的血吸虫病，这在世界血吸虫病防治史上是一大奇迹。这个奇迹为何能发生？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地与各类疾疫进行斗争，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考验，并在有效应对风险、克服困难、战胜挑战、破解危局的过程中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卓越的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应对疫情采取的重要举措

新中国成立前，鼠疫、霍乱、天花、黑热病、血吸虫病等广泛流行，再加上经济落后、自然灾害、战争以及国民党疾疫防治措施不得力等因素，民众贫病交加、大量死亡。

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染病仍然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威胁，不仅如此，这些疾疫如同一块块试金石，检验着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也检验着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和为民情怀。应对这些疫情，中国共产党采取的重要举措主要有以下方面：

注重疾疫预防。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1950年1月，卫生部就在全国各城市以推广卡介菌苗接种的方式开展了结核病的预防工作，预防接种费用由各级人民政府来承担。而且，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就建立了疫情报告制度。在这方面，北京市走在了前面。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十分关心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党领导群众创造出了堵汊、开新沟填旧沟、修筑“灭螺带”、药杀、火烧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在1958年全面消灭了在中国流行2000多年的血吸虫病。

1950年11月，北京市率先颁布《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对14种法定传染病规定了不同的报告时限，如霍乱、鼠疫、天花等，一经发现应立即报告，至迟不超过12小时；对于白喉、流行性脊髓膜炎、流行性脑炎等，应在发现后24小时内报告。

五年后，卫生部颁布了《传染病管理办法》，建立了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并对传染病的防治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这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强调“五早”，即“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目的就是控制传染源，有效防止患者、疑似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传染他人，避免引起更大范围的流行。

建立健全疾疫组织领导机构。早在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了防疫工作委员会，专门应对鼠疫、霍乱等传染病。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由党委主要领导负责的传染病领导与防治机构；卫生部成立了中央防疫总队，各级政府纷纷成立了卫生防疫站，专门负责传染病的防治工作。这些组织机构和领导机构的成立有利于协调各方、整合资源，为防控疾疫提供组织保障。

正是在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下，我国在1958年全面消灭了在中国流行2000多年的血吸虫病，这在世界血吸虫病防治史上是一大奇迹。

为此，毛泽东特作《送瘟神》诗二首，其中“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形象地说明“瘟神”走投无路后人们的喜悦心情。

再比如，在防治天花这种传染性强、病死率高并在全世界流行的烈性传染病方面，党的组织、领导力度更是可圈可点。

1955年卫生部颁布的《传染病管理办法》将天花列为甲类传染病。为了有效防治天花，我国各生物制品研究所专门组织交流学习，统一天花痘苗毒种和生产规程，并严格规范天花痘苗的生产秩序，提高了痘苗的质量。而且，我国还在缅甸、印度、尼泊尔边境建立国境免疫带，加强国境卫生检疫。

在这些措施综合作用下，我国在1960年代就基本消灭了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病毒早十多年，这在世界范围内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和贡献。

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全国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

健全完善疾疫制度法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管理办法、条例、政策文件和正式的法律法规。1955年，卫生部颁布我国第一部《传染病管理办法》。1978年，卫生部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1988年，上海暴发甲型肝炎，虽然这次疾疫很快得到控制，但由此促使我国加快传染病立法的步伐。1989年9月，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正式施行，在2003年SARS疫情后，我国又对这部法律进行了修订。

而且，SARS疫情促使我国建立了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体系。从管理办法、管理条例到正式的法律文件，我国对传染病的制度文件逐渐升级，疾疫防治工作有规可守、有制可循、有法可依。

加强科学研究和科技支撑。成立专业科学研究机构，加大对各类传染病的病因、疫情传播途径和方式等的研究力度，是有效预防、科学治疗疾疫的关键。

比如，为攻克鼠疫，我国于1954年组织鼠疫自然疫源地调查研究队开展调查研究；为更好地掌握血吸虫病的规律，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成立血吸虫病研究所。

除了加大对疾疫的研究以外，中国共产党还特别重视科技利器在防治疾疫方面的助力作用。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在SARS疫情的驱动下，2004年，我国启用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传染病监测网络。在2020年这场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高科技战“疫”的力量可以说是无处不显，无人机消毒、3D打印隔离病房、AI防疫师等硬核科技纷纷上场，就连隔离在家的普通居民，也能利用微信、美团、京东等在线上购买日用品，这都得益于科技的力量。

重视社会动员。疾疫与每个人息息相关，防控疾疫离不开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和通力配合。因此，重视社会动员、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疾疫防控的基本措施，也是最为重要的历史经验。

在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我国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方针。其中，“面向工农兵”就是重视群众力量的典型表现。两年后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又在三大方针的基础上增加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第四大方针。

1952年，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领导下，我国开展了一场全民参加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这场运动虽然与美国在侵朝战争和我国东北等地的细菌战有关，但普及了全民的卫生观念，客观上防控了鼠疫等传染病的流行。

1955年，毛泽东号召全民动员，采取群众运动与科学防治相结合的办法控制长期困扰群众生活的血吸虫病。

在2020年这场与时间赛跑、与病毒抗争的阻击战中，更是没有一个人置身事外，同时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好事、办实事、办难事的显著优势。

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带领人民战胜疾疫等风险挑战

疾疫的发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灾难，但也考验了党、锻炼了党、淬炼了党。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其遇到的艰难险阻是世界上任何其它政党都不能比拟的。

那么，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在一个大国执政70年有余，何以能够战胜疾疫等风险并不断把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推向前进？

其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是基于这一使命而成立的，由于这一使命的驱使和激励，无论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和挑战，中国共产党都能义无反顾、风雨兼程，团结带领人民谱写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

早在1933年，在《长岗乡调查》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针对2020年春节前后的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正是基于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其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密切联系群众、善于走群众路线的党。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极端恶劣的社会条件下生存下来、发展壮大，根基就在于它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并始终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正因为此，在历次重大风险来临时，中国共产党总能把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

今天，在与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这场全民保卫战中，最早发现、拉响警报的张继先，身患渐冻症仍坚守一线的张定宇，“削发明志”的美女护士单霞，誓死不退的人民子弟兵，不舍昼夜火速建设医院的建筑工人，还有在城管、交通、治安、快递、环卫等战场上默默奉献和战斗的无名英雄们，一个个个体的人构筑了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

其三，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党。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具有包括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从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到长征路上党小组“保证一个不掉队”，从救灾“临时党支部”到抗“疫”突击队，每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每个支部都是一座堡垒。

在与新冠肺炎疫情这场不见硝烟但生死攸关的战斗中，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指挥、密集指示批示；大年初一，党中央审时度势、综合研判，成立了应对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并派出指导组奔赴武汉，并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及时制定了疫情防控战略策略；广大党员纷纷把请战抗疫当成一种荣誉、一种责任，争当抗击疫情的排头兵、急先锋，冲锋在前、深入一线。

在最近召开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

今天，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各种风险挑战相互混合、累加，中国共产党必须时刻做好风险治理的精神准备、能力准备、本领准备，善于运用制度优势、制度威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领航“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社所副研究员。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北京日报理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