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4日，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50周年纪念日。

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的喜报

上世纪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中国自主研制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在甘肃酒泉东风靶场发射成功，由此开创了中国航天史的新纪元，使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2016年3月8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将每年4月24日设立为“中国航天日”。

“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设计的工作寿命20天，至1970年5月14日停止发射信号，与地面失去了联系。由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近地点高度较高，因此“东方红一号”卫星至今仍在轨道上运行。

我国发射的东方红一号卫星

东方红卫星“六五一工程”的曲折经历

中国人造卫星从“581工程”到“651工程”有个曲折的经历，令人回味。

1957年10月4日夜晚，前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人类的“太空时代”正式开启。1958年初春，美国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世界开始关注人造卫星，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政府提出研制中国人造地球卫星的建议，毛泽东主席高度重视，在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上说：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其实，毛泽东主席在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刚刚成功发射，就已经关注人造卫星。毛泽东在前苏联卫星升空后不久，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首脑会议。一下飞机，他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它标志着人类进一步征服大自然的新纪元的开始。”】

1958年8月20日，担任分管自然科学和国防工业、国防科研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签署的《关于12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这样阐述：

【“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加速前进；开辟新的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域，为导弹技术动员后备力量。同时，大型的卫星上天是洲际弹道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这是第一次在上报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出现卫星事宜。人造卫星，被列为中国科学院1958年第一位的任务，代号“581工程”。

1958年8月，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召集赵九章、钱学森等科学家拟定我国人造卫星发展规划：即从发射探空火箭、小卫星到大型卫星。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三个研究院，以赵九章所长领导的地球物理研究所为主，组建卫星仪器和空间物理设计院；以钱学森所长领导的力学研究所为主组建卫星运载火箭设计院；以自动化研究所为主组建遥控遥测设计院，以科学院为主，相互配合。

为实施我国的空间科学发展规划，以中科院地球所为基点成立了“581”组，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任副组长，赵九章主持。

人造卫星的功臣赵九章

1958年10月16日，神秘的“中国科学院高空大气物理访苏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代表团只有五位团员：赵九章、杨嘉墀、卫一清、钱骥和翻译杨树智，团长是赵九章。赵九章曾留学德国，归国后他在中国气象学、固体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科学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次赵九章带队就是向前苏联“老大哥”学习怎样放卫星。1957年10月15日，中苏双方签订了著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中，前苏联答应在原子能工业、航空新技术、导弹和核试验基地建设等诸多方面对中国进行援助。中国要发射卫星，按照“国防新技术”协定的精神，前苏联理应帮忙。但人造卫星毕竟是当时最顶级的航天科技，不可能轻易示人。

在苏联期间，赵九章他们参观了一些科研单位，看到一些高空探测仪器及科技展览馆展出的卫星模型，但并没有机会接触到卫星的核心技术。

在前苏联虽然没有达到考察卫星研制工作的目的，但苏联先进的工业和科技还是使中国的科学家们开了眼界。他们对比前苏联和中国情况，意识到发射人造卫星是一项技术复杂、综合性很强的大工程，需要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强大的工业基础作后盾。

代表团回国后，大家经过总结得出了两点感受：一、中国的空间技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二、中国发射人造卫星，一定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模仿前苏联的研究机构开始迅速筹建，当时，中国科学院开始筹建三个设计院：卫星和运载火箭总体设计院、控制系统设计院、卫星有效载荷设计院。可惜的是中苏关系破裂后，《中苏新技术协定》成为一文废纸，前苏联将所有在华专家全部撤回，连带着所有的实验仪器和数据。刚刚起步的中国人造卫星研究，彻底失去了可能的援助。这三个设计院并没有如期建立起来。

积极提倡搞人造卫星的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说：

【“靠天，靠地，靠不住！发展宇航科学主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中国已经确定了自力更生的方向。没有“外援”，也许这条路会走得艰难一些，但中国会坚定地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张劲夫召集钱学森、赵九章等科学家讨论卫星规划问题，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581组”，专门研究我国卫星发展问题。组长钱学森，副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七个研究所的主要负责人是组员。581组开会时，张劲夫等院领导经常亲自参加。在581组主持下，几个所一起做了探空火箭箭头模型两个，一个是高空物理探测仪器舱，另一个是生物试验舱，再配以图表和表演沙盘在国庆期间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上展出。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现场看了实物，听了直观地介绍，影响很大。

当年11月，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拨2亿人民币专款用于研制人造卫星。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字，要知道，1958年中国GDP只有1300多亿元，即卫星研发投入在一年的GDP占比中为1/650，在一年的财政收入中占比会更高。

现在回过头来看，东方红卫星的“581工程”是不成熟了，它是大跃进年代的规划，受农业大跃进亩产万斤放“卫星”的激励，最初制定的时间表，操之过急，计划是在1959年国庆10周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但时间已不足一年，后来改为在1960年发射。

而人造卫星遭遇的真正打击，来自席卷全国的三年自然灾害。饥饿压倒了一切，包括人们对“放卫星”的热情。张劲夫回忆，时任副总理的陈云和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分别对他说，卫星还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因为国家经济困难。1959年1月21日，张劲夫在中国科学院党组会上正式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卫星明年不放，与国力不相称。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在1960年发射升空的计划在当时并没有实现的条件。“大跃进”的“卫星”放了不知多少，徒耗国力，真正的人造卫星却被耽搁了下来。

1959年，发射卫星的计划被暂时搁置后，中国科学院院党组立刻召开会议，提出了“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空”的工作方针。同时，决定调整机构、停止研制大型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把工作重点转向研制探空火箭。

探空火箭，大约相当于简配版的运载火箭。卫星发射离不开火箭，研制探空火箭花钱少，见效快。1960年2月19日，“T-7M”火箭发射成功，这是中国第一枚自主设计研制的液体推进剂探空火箭。4个月后，上海举办新技术展览会，“T-7M”火箭模型陈列进了尖端技术展览室。毛泽东主席到会参观，一进大厅就径自向它走去。他在询问了研制情况后，拿起产品说明书翻了一下，指着火箭问：“这个家伙能飞多高？”

“8公里。”讲解员回答。

毛泽东轻轻地哦了一声，随即挥了挥手里的产品说明书说：

【“了不起呀，8公里也了不起！我们就要这样，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下去！搞他个翻天覆地！”】

在这之后，“T-7”于当年9月13日发射成功，发射高度60到80公里。此后，“T-7”装载着中科院581组研制的气象和探空仪器，共发射了11发，成为了我国第一个探空火箭型号。改进型号“T-7A”又把发射高度提高到100公里到130公里。

后来，专注于导弹研究的国防部五院取得了更加震惊世界的成果。1964年，中国第一枚弹道导弹发射成功、第一颗原子弹先后炸响，震惊世界也极大地振奋了人心，增加了中国领导人发展尖端技术的信心。

终于，沉没许久的人造卫星“飞天计划”，又被重新提上了日程。

1964年10月，赵九章赴西北基地参观导弹发射试验。东风2号弹道导弹的发射成功，让赵九章确信，运载火箭的条件已可把卫星工程提上日程了。12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他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建议国家尽快制订卫星发射计划。

在赵九章上书周恩来提建议的10天后，即1965年1月8日，钱学森向国防科委提交了一份题为《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的报告。同年7月，中科院向中央上报“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经中央批准，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由此正式上马，争取在1970年左右发射，人们盼望已久的代号“651工程”的东方红卫星计划终于确定下来。

这次分工也得到明确：由中国科学院搞卫星本体和地面跟踪测量系统，中国科学院设立一个卫星设计院；七机部搞运载火箭；国防科委酒泉导弹试验基地搞地面发射设备。

当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中国科学院受国防科委的委托，调集了全国的科学精英，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第一颗地球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会。方案内容庞杂，要讨论的问题实在太多，以致这次会议开了长达42天。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第一颗地球卫星被命名为东方红一号，并确定在卫星上播放《东方红》乐曲。

还记得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所说的：“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吗？之后，毛泽东还幽默地说，我们要抛就抛大的，要干就干一两万公斤的，也许要从较小的抛起，但像美国那只有鸡蛋大的，我们不抛。

前苏联第一个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重量83.6公斤。美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名为“探险者一号”，重量为8.22公斤。1967年底，中国最后审定的“东方红一号”方案是：卫星重量不小于150公斤（最后确定173公斤），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送入轨道。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484公里，绕地球一周时间为114分钟。

中国卫星的重量初步设计就把美国和前苏联甩在了身后。从“581工程”到“651工程”，中国人造卫星研制终于走向正轨。

东方红卫星步履维艰的研制历程

中央确定搞人造卫星，要给搞卫星找一处场所，科学院领导几番商讨就落到了西苑操场甲1号。

1959年的一天，《光明日报》一位记者，找到了西苑操场甲1号，要求采访赵九章，不巧赵所长有事外出了。他感到失望，但也很惊讶：

【“想不到这么多著名的大科学家，会在这么不起眼的地方办公。”】

西苑操场甲1号是晚清与民国时期的兵营，院内北侧有一座三层灰砖南北向小楼，2000多平方米，约80间房，作为研究实验室之用。随后又陆续建有几十间平房，有行政办公用房、机加工车间、玻璃车间、器材仓库、车库等。还利用西北角一座旱厕所改装为环境模拟实验室，探空火箭上的仪器可以在此作振动、离心、冲击等实验。

为了做真空仪器，自己动手建造土煤气发生炉，作为吹玻璃、封接真空管之用。那时遵循勤俭办科学方针，一切都是因陋就简。在这里工作的有8个研究组，总体组、电离层与电子学组、光辐射组、遥测组、结构组、雷达跟踪应答组、环境实验组、中高层大气组等，全面展开火箭探空各项研究工作和卫星预研准备。

就是这么不起眼的地方，它与科学院早期搞卫星紧密相连，我国卫星国家立项的建议书在此成稿；我国第一颗卫星的设想方案在此酝酿诞生；卫星的预研在此展开；气象火箭探测试验由此出发……

在这个院落工作过的人员中，日后有两位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功勋科学家——赵九章、钱骥，有三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有几十位空间科学与空间技术的高级专家。可以说，西苑操场甲1号是我国第一颗卫星设计的摇篮。

“651工程”启动后，中科院所属的“651”卫星设计院、自动化研究所、力学所、北京科学仪器厂等十余家科研单位以及当时的七机部部分骨干一起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

周恩来多次听取卫星和火箭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的汇报，他在中央专委会议上定调：“‘651’总抓，由国防科委负责，钱学森参加”，“由钱学森负责卫星、运载火箭和地面系统三个方面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他对钱学森说，你是技术总管，任务就交给你了！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领路人钱学森

此时的钱学森面临一边是导弹，一边是卫星，还有一边是运载火箭的局面。在思考“东方红一号卫星”时，钱学森首先考虑的是要建立卫星总体设计部，加速卫星工程的实施。

由谁担任卫星总体设计部的领导呢？钱学森挑选了年仅38岁的导弹总体设计部副主任孙家栋。

孙家栋年少时曾经想成为土木建筑师，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加入了中国空军，留学苏联整整8年，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制造专业，回国后却一天飞机制造都没干，被“点将”到五院搞导弹研究。而正当他打算终身致力于中国导弹事业时，却又和卫星结了缘。

孙家栋后来回忆，经过短短几天紧张的考察、挑选，从不同专业角度和技术特长出发，他最终选定了戚发轫、沈振金、韦德森、张福田、彭成荣、尹昌隆、朱福荣、孔祥才、王壮、杨长庚、王大礼、张荣远、刘泽光、郑忠琪、林殷定、鲁力、王一方、洪玉林，共18个人，这便是中国卫星发射史上有名的“航天卫星十八勇士”。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重要功臣孙家栋

1967年12月，国防科委组织召开“东方红一号”卫星方案论证协调会。与会的军、民包括海、陆、空方面的120多位专家，对发射人造卫星的目的、任务进行了反复论证。这次会议决定了卫星的总体技术方案：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为科学探测性质的试验卫星，其任务是为发展中国的对地观测、通信广播、气象等各种应用卫星取得基本经验和设计数据；发射时间定在1970年。最后把这个总体方案通俗地概括为：“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的十二个字方针。

——“上得去”，是指把卫星安全地送上太空。1965年10月，上海机电设计院从上海搬迁到北京，成为七机部第八设计院，开始了我国第一个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总体方案论证。王希季作为上海机电设计院的总工程师，承担了研制我国第一颗卫星运载火箭的重任。

王希季是云南人，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8年赴美留学，获弗吉尼亚大学硕士学位，1950年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与华罗庚等一批爱国科学家同船归国。他本有机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或者拿着高薪留在美国，但凭着一腔爱国热血，凭着工业强国的梦想，王希季回来了。

王希季回忆，大家当时有一个共识：发射卫星与发射导弹所需要的火箭加速器是一回事。但经过研究和论证，东风系列导弹并不能直接改装成运载火箭。于是，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以中程液体推进器导弹为第一级和第二级，再研制一个固体推进剂火箭作为第三级的运载火箭。简单地说，就是把探空火箭技术和导弹技术相结合，来研制“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王希季后来回忆，为了验证火箭高空点火的可靠性，科学家用“T-7A”加上一级固体火箭，组成了一个新的技术实验火箭。这枚技术试验火箭的发射和试验成功，解决了“长征一号”的一个关键技术性问题，攻克了卫星运载火箭关键技术难关。最终，东风导弹加了一个固体燃料推进的第三级火箭，组成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抓得住”，是指卫星测控技术。1966年3月，中央批准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卫星地面观测系统，同年，中国科学院为此成立了人造卫星地面观测系统管理局，代号“701工程处”。

“文革”一开始，“701工程处”就处于瘫痪状态了。此时，周恩来作出了一个重要指示：国防科委派工作组进驻中国科学院。

为了让卫星测控工作不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聂荣臻和钱学森力主将卫星的地面观测台、站的建设工作从“701工程处”移交给东风基地，就是今天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里远离政治风波，相对安定。

东风基地的副参谋长乔平率领勘查组，在全国进行了大规模勘查，确定各卫星地面观测站的站址。1967年6月23日，国家在渭南组建了卫星地面测量部，这里是卫星运行的“大脑”。也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前身。

——“看得见”，是指在地面能够肉眼观测到“东方红一号”。这在当时来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东方红一号卫星”是一个球形七十二面体，直径有一米。当它在轨运行的时候，球体表面反光，再加上自身的转动，会产生一闪一闪的效果，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问题在于，“东方红一号”运行轨道距离地球最近点也有439公里之遥，即便是天气、光线最理想的状态，反光的亮度也只相当于七等星，而人眼最多只能看到六等星。

一筹莫展之际，一把折叠伞让研发人员产生了灵感。他们根据折叠雨伞的原理，在末级火箭上加装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观测裙”，俗称“围裙”。

“围裙”呈折叠包裹状态，固定在末级火箭下部。卫星入轨之后，末级火箭与卫星分离，火箭的“围裙”随之撑开，有十几平方米大。有了想法，找到理想的材料却花了将近一年。这种材料又轻又薄，在-269℃的环境下，仍能保持柔软的性能。

试验那天，操作者启动电钮，顷刻，4根弹射杆同时弹出，将绕成环状的“围裙”拉出，在旋转产生的离心力的作用下，“围裙”倏地膨胀开来，形成一个类似宫灯形状、闪闪发光的“大球”。它是一个直径4米、具有良好光学反射特性的球状体，可大面积反射太阳光，从而达到二三等星的亮度。观测裙的研制终于成功了！

——“听得见”，是指在地面可以听到“东方红一号”发出的东方红音乐。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呼叫信号是嘀嘀哒哒的电报码，遥测信号是间断的。中国的卫星信号应该是什么样的？卫星总体组的组长何正华认为，中国应该超过苏联，发射一个连续的信号，且这个信号要有中国特色，全球公认。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呼号是“东方红”乐曲，某种意义上“东方红”也成了“红色中国”的象征。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敬，何正华亦提出了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的建议。这些提议得到了专家的赞同。1966年5月，经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七机部负责人罗舜初、张劲夫、裴丽生、钱学森等共同商定，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取名为“东方红一号”。

由于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播送“东方红”乐音不仅是科研任务，也成了责任重大的政治任务。如果卫星上天后，变调或不响，按“上纲上线”的说法，无疑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何正华和乐音装置的主要设计者刘承熙冒开始了技术上的探索，解决乐音错乱和乐音变调等一系列问题。“东方红”乐音最后采用电子音乐，用线路模拟铝板琴声奏出。乐音装置的第一批正样产品，是1968年上半年在重庆一家工厂生产的，由于当时生产秩序极不正常，产品中许多元件出现虚焊现象。最后上天的产品是由上海科学仪器厂重新生产的。

东方红音乐问题解决了，设备与卫星的结合问题又出现了。按照“东方红一号”原定方案，它应该是枚科学探测卫星，除了要播放《东方红》，还要装姿态控制系统和多项科学探测仪器。但是在研制过程中，技术人员发现这些系统和仪器非常复杂，难以协调。于是，有了另一种方案，把东方红一号搞成工程卫星，也就是只装《东方红》乐音装备，不装探测仪器。只要卫星上天，能放音乐，就说明中国掌握了火箭、卫星、测控、靶场、地面环境等一整套卫星工程技术，工程考核成功。这样，以后再上科学探测仪器也就不难了。

孙家栋和科研人员对“东方红一号”原方案做了大胆的简化。钱学森亲自做工作，耐心地说服一些老专家，向他们解释，不是废除原方案，而是把原方案分为两步走，先用最短的时间实现卫星上天，再在此基础上发射科学探测卫星。

简化后的总体方案，还需报请上级批准。但是，“文革”动乱，聂荣臻被扣上了“二月逆流”帽子靠边站了，孙家栋无奈跑到国防科委，找刘华清副主任。

刘华清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不懂卫星，也不管这项工作，研究院总体部主任孙家栋拿着方案找到我，话说得很直率，“你懂也得管，不懂也得管。你们定了，拍个板，我们就可以往前走”。听了他们的汇报，问了有关情况，我心想，这事不能拖，总得有人承担这个责任，便对他说，技术上你负责，其他问题我负责，我拍板。后来我把卫星方案修改和简化情况报告了聂帅，聂帅也批准了，卫星计划才得以进行下去。回想起来，当时这么干，除了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外，也有一点傻大胆的味道。】

后来发现，即便是简化为工程卫星方案，“东方红一号”也一度被要求设计得又胖又重。它播发的《东方红》乐音，要求能被普通收音机直接接收，这就需要在卫星上安装大功率发射机。以当时的设备和技术，“东方红一号”的重量将超过1吨！这对于当时中国火箭的运载能力来说是不可行的，这一方案终被否决。

“东方红一号”最终选择一段40秒《东方红》的乐曲，用可靠性高、工作寿命长、消耗功率小、乐音悦耳嘹亮的电子音乐播放。实际上，当时的人们并没有直接听到“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回来的声音，而是由“东方红一号”发射信号，由大型地面站接收，再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的办法来实现。

历经艰难曲折的历程，“东方红一号”的十二字方针终于都得到圆满落实。

1965年可以说是我国卫星年。为落实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任务，中国科学院于5月31日成立了卫星设计院和有关专家负责的卫星本体和地面设备、生物、轨道等四个工作组，组织有关人员讨论，草拟初步方案。首先拿出第一颗卫星的初步方案，归纳成图表，在分别向科学院领导和国防科委领导作了详细汇报后，由钱骥等直接向周总理汇报。当周总理知道是钱骥给他汇报时，风趣地说，我们的卫星总设计师也是姓钱啊？我们搞尖端的，原子弹、导弹、卫星，都离不开“钱”啊。后来钱骥说，周总理的平易近人，一下打消了他的紧张情绪，会议室里顿时活跃起来。

1968年1月，国家正式批准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任务书。“东方红一号”卫星外形为球形多面体，直径一米，卫星结构包括外壳、仪器舱和承力筒三部分。

虽然国防科委在1965年向中央提出的发射时间是1970年或1971年，其实，时至1968年春，中国就已经有能力将卫星送上太空了。

然而，就在这节骨眼上，“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更大的浪潮对中国的科研事业进行了猛烈冲击。当时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极力将“文革”运动进一步浸透到卫星的科研队伍中去，他甚至滑稽地叫喊：“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文革”的冲击，使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工作受到了严重干扰。许多研究机制和生产部门，皆陷于瘫痪状态，大批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备受摧残，使“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升天计划险遭搁浅。

特别是“文革”中赵九章被迫害致死，使中国人造卫星研制遭受巨大损失。正当卫星研制顺利进行的时候，“东方红一号”的倡导者、“651”卫星设计院院长赵九章被打倒。1968年10月，他不堪受辱服药自尽。

赵九章，大气科学家、地球物理学家、空间物理学家，中国动力气象学的创始人，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现代地球物理科学的开拓者，“东方红1号”卫星总设计师，两弹一星元勋。

1907年10月15日，赵九章出生于河南开封，籍贯浙江省湖州，他出身中医世家，幼年就读于私塾，预备从事文学。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改学科学，立志“科学救国”，并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1933年，赵九章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通过庚款考试，于1935年赴德国柏林大学学习，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返回祖国，在西南联大任教。1944年，经竺可桢教授推荐，他开始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的工作，承担起继竺可桢之后中国现代气象科学奠基的重任。1946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迁往南京的北极阁，成为我国现代气象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解放战争后期，气象研究所奉命迁往台湾。赵九章和所内的科学家们则选择一起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为祖国的气象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赵九章，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65年主持人造卫星的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1966年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卫星设计院，赵九章被任命为院长。1985年被追授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57年10月，前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1958年初春，美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5年11月26日，法国于发射了第一颗“试验卫星”。当时与中国争速度、抢时间发射卫星的有日本、英国、以色列和印度。

“文革”对中国卫星事业的干扰，赵九章的离世让日本找到了机会，1970年2月11日，日本成功地发射了卫星，尽管日本为了能夺得亚洲第一，不惜借用美国生产的零部件。

1970年2月在日本本岛升起的亚洲第一颗人造卫星，引发了中国人的“汗颜感”。尤为焦虑的要数周恩来总理和副总理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了。原因很简单，“东方红一号”倾注了他们太多的心血了。

后来，周恩来冲破重重人为阻力，亲自处理了“文革”给研制工作带来的问题，排除了卫星研制与发射工作中的一个又一个“非技术干扰”。终于，在总理和聂帅等重量级人物积极努力之下，“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发工作，进入到了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地段。

对东方红一号卫星进行调试

为确保卫星研发的顺利进行，中央决定对中科院实行军管，几近停滞的卫星研制有了保障，中央很快抽调力量组建新的机构集中搞人造卫星。周恩总理来与聂荣臻副总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宣布：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编入军队序列，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空间技术研究院从许多单位抽调出精兵良将，把分散在各部门的研究力量集中起来，实行统一领导，使科研生产照常进行，保证了中国第一颗卫星的如期发射。

中科院所属的“651”卫星设计院、自动化研究所、力学所、北京科学仪器厂等十余家科研单位以及当时的七机部部分骨干一起组成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在院长钱学森带领下，进行“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的最后冲刺。

在空间技术研究院建院之初，研制卫星所需的物质条件十分缺乏，如测试设备少，试验设备不齐，加工设备不足等等。卫星制造厂是由科学仪器厂转产的，在人员、技术、设备和管理方面都面临很多困难。铆接，是卫星制造中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可当时卫星厂未干过，在卫星的初样和试验阶断，没有铆枪，更没有固定工件的桁架，工人们就靠一把小锤，用自己的身体当桁架，将铆钉一个个敲上去。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卫星厂解决了铆接、阳极化电抛光、光亮铝件大面积镀金、铝件热处理等多项工艺问题。

为了检验设计的正确性与合理性，“东方红一号”卫星从元件、材料，到单机分系统以至整星都要在地面进行多种环境模拟试验。发射场预定发射卫星的时间气候寒冷，而卫星厂又没有符合要求的试验场地，“热控试样星”的试验是1968年的夏季于海军后勤部的一个冷库中进行的。很多的困难都是靠科技人员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群策群力解决的。

中国科学院围绕气象、物理、生物等高空火箭探测的攻关目标，组织全院数、理、化、天、地、生、技术科学等多学科通力合作，科研、设计、工艺、制造、试验等多兵种联合作战，这在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在三年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吃不饱饭，营养不良，许多科技人员和工人身体浮肿，但仍忘我工作，无怨无悔。卫星上天后，许多国际友人来空间技术研究院参观卫星，当时的环境条件让参观者大为感叹：“东方红一号”能诞生，是个奇迹！

历尽千辛万苦，历经千难万险，中国“东方红一号”卫星终于在1970年初研制成功，万事俱备，只待飞天了。

东方红卫星震惊世界的一飞冲天

1970年2月，“东方红一号”卫星、“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地面观测跟踪系统、发射场建设全部准备完毕，毛泽东主席批准同意发射。

4月1日，在中国西部茫茫戈壁滩上的一条单行轨道上，正不紧不慢行驶着一列军用火车。在这趟专列上，装载着两颗“东方红一号”卫星、一枚“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当天，列车即抵达酒泉卫星发射场待命。

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长征一号火箭

4月的西北戈壁滩上，白天也要穿棉衣，到夜间，裹着皮大衣也感到寒冷。在离地面30多米高的龙门塔工作平台上，科技人员不分白天黑夜，排除一切故障，一次次地测试。“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完成第一次总检查，“东方红一号”卫星与火箭对接，呈水平状态。运载火箭的第二、三级总检查测试也顺利完成。至此，卫星在技术场地的工作全部完成。

1970年4月2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听取即将发射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极其运载火箭情况的汇报，他还详细询问了苏、美两国发射卫星的情况，着重了解了运载火箭第一级落点位置，对卫星运行经过国外一些大城市的时间预报更加关心，亲自写上也门、乌干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国首府的名称，要求对卫星通过各国首府时间进行预报。

4月14日晚，在卫星和运载火箭完成技术阵地全部测试工作后，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余秋里等领导在人民大会堂听取刚从发射基地返回北京的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的发射准备情况汇报，十分满意。

临别时，为减轻科研人员的压力，周恩来又说：

【“如果这次成功了，还要继续前进，不要骄傲自满；这次试验也可能搞不成，这不要紧，失败是成功之母。”】

最后，他深情地祝大家返回发射场一路平安，预祝这次发射一举成功。

发射工作开始倒计时。

不料，在4月19日对卫星进行综合测试中，发现星上超短波信号标机的主载波的功率下降，谐波功率增大，这将会直接影响到地面站的跟踪。

在临近发射的日子突然冒出这么一个问题，发射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发射场技术总负责人戚发韧迅速组织人员，进行各种状态下的对照测试，经过昼夜奋战，最后终于找到超短波信号标机频谱变坏的原因：原来是末级火箭仪器舱防热屏的不正常翻卷造成的。原因找到，故障很快被排除。

4月24日3点50分，周恩来总理电话告知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毛泽东主席已经批准这次发射，希望大家鼓足干劲，过细地做工作，要一次成功，为祖国争光。

4月24日夜，卫星发射时刻终于到来了。发射场风和日丽，繁星满天。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15分，10分，5分，发射场区万籁俱静，“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酒泉卫星发射场操作员胡世祥有力按下了点火开关，只见一级火箭的4个发动机猛然喷出了桔红色的火焰，巨大的气流将发射架底部导流槽中的冰块吹出四五百米远。

伴随着隆隆轰鸣声，21时35分，“东方红一号”在“长征一号”的托举下，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离开发射架，徐徐上升，直刺云天，其尾部发动机喷出的几十米长的火焰，光亮夺目。火箭飞行轨迹与设计轨道完全一致。

对东方红一号卫星跟踪测试

9点48分，现场广播中传来“星箭分离、卫星入轨”的喜讯。9点50分，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收到我国第一颗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清晰洪亮。

收听“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出的东方红音乐

10点整，国防科委指挥所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卫星发射成功，顺利入轨。周恩来高兴地答复：准备庆贺！立即向毛泽东主席报告了这一喜讯。

当晚，周恩来总理登上飞机飞往广州，参加由越南、越南南方、老挝、柬埔寨领导人召开的“三国四方会议”。第二天，他高兴地在会议上宣布：

【“为了庆祝这次会议的成功，我给你们带来了中国人民的一个礼物，这就是昨天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中国人造地球卫星的上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我们大家的胜利。”】

4月25日18点，新华社授权向全世界宣布：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运行轨道的近地点高度439公里，远地点高度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圈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律播送“东方红”乐曲。世界都从中国中央广播电台20.009兆周的频率听到了卫星传送的《东方红》的乐曲。

“东方红一号”卫星升空后，星上各种仪器实际工作的时间远远超过了设计要求，“东方红”乐音装置和短波发射机连续工作了28天，取得了大量工程遥测参数，为后来卫星设计和研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依据和经验。

“东方红一号”卫星遨游太空，为“五一”国际劳动节献上了厚礼，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接见了参加研制和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代表。

参加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的功臣

从1958年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倡议开展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到“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上天，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飞天之路，走了整整12年；从1965年底开始论证到1970年4月发射成功，历时4年多时间。1957年10月，苏联将一颗名为“斯普特尼克一号”的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宣告了人类航天时代的来临。紧随其后，1958年1月，美国成功将一颗名为“探险者一号”的卫星送入地球预定轨道。接着，法国、日本的卫星上天。中国是世界上第五个自行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从此掀开了中国向浩瀚宇宙进军的璀璨篇章。

此后，中国发射的对地静止通信卫星系列——“东方红”通信广播卫星系列，包括四种不同类型的静止轨道通信卫星，至今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共10多颗卫星，已纳入我国卫星通信业务系统，社会经济效益十分明显。

“东方红一号”研制和发射成功开创了中国卫星新纪元，此后中国卫星系统雨后春笋，震惊世界。

“东方红一号”卫星是中国卫星的星星之火，在这之后的50年中国卫星如雨后春笋，2018年12月25日零时53分，中国通信技术试验卫星三号成功发射。这一年，全球航天发射次数达114次，美国31次，中国占了39次，占世界全部航天发射的三分之一，中国航天发射首占鳌头，居世界第一，首次把美国甩到身后，获得世界航天发射“金牌”。

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是在1957年由前苏联人发射的。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东方红一号”卫星到2019年10月，中国正在运行的卫星多达301颗；美国在天体轨道上约有578颗卫星；俄罗斯现有卫星约为142颗。中国卫星在太空的数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中国成为世界公认的卫星大国的后起之秀。人们回顾中国卫星发展史的时候永远不要宇宙中最明亮的那颗中国卫星是“东方红一号”。

“东方红一号”研制和发射成功开创了中国卫星新纪元，此后中国五大卫星系统雨后春笋，震惊世界。

【陈辉，新华社原北京军区支社社长，高级记者，大校军衔，获新华社“十佳记者”荣誉。撰写出版了《世界王牌败兵录》《沙场淘金百战归》（上下册）《军旗下的铁甲雄师》、《军旅岁月拾零》（一至五集）等9部专著，在国内外发表新闻作品2000余篇。新闻和文学作品先后获得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第一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奖一等奖、第三届中国报告文学大奖赛一等奖、伊拉克战争报道奖、国家抗震救灾报道奖等50余个奖项，新闻作品收入国家语文课文。先后立二等功3次，三等功4次，获国防服役金质奖章；简历被收入《中国专家大辞典》和《二十一世纪人才库》；作品被收入《中华文库收藏作品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