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我的回忆》片段，东方出版社出版说明：
【……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等原因，这些书籍不同程度的都有一些歪曲历史，吹嘘自己，污蔑攻击我党和有关领导同志的内容，我们均按原文排印，内容没有删节，《我的回忆》是其中的一种。作者张国焘1938年叛党，1979年11月死于加拿大，该书主要记述了他叛党以前的政治经历……
1980年3月】
书中有一段话描述了张国焘回忆自己觐见列宁的场景：
【1922年1月21日，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终于在一件不很宽敞的会议厅中开幕了。……开会后几天的一个晚上，施玛斯基偕同共产国际一位英文翻译爱芬（此人后来任斯大林秘书），邀请张秋白（张秋白，早年曾参加中国同盟会，后来成为国民党趋炎附势政客，1928年死于帮派暗杀。），邓培[邓培（1883—1927），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党员,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和著名活动家。他的一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特别是早期的铁路工人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1927年4月，在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被新军阀逮捕，在狱中遭到严刑拷打，坚贞不屈。6月22日，在广州从容就义。]和我三位中国代表以及朝鲜代表金奎植一同去克里姆林宫。经过两次卫兵岗位的查询，由施玛斯基出示通行证件，向之说明来意后，我们的车子就停在了一座办公大厦的门口。约九点钟时，我们被引到一个小客厅里，施玛斯基这才说明此来是应列宁的约见。
须臾，列宁就从隔壁的办公室过来接待。他出现时朴实无华，毫无做作，完全是个普通人，很像中国乡村中的教书先生，绝对看不出是手握大权的革命最高领袖，经过施玛斯基的一番介绍之后，谈话便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
张秋白首先要列宁对中国革命做一指教，列宁很直率的表示，他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的革命领袖，但也不了解孙先生在这些年来做了些什么，因此不能随便表示意见。他转而询问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张秋白并未多加说明即作肯定表示：国共两党一定可以很好的合作。列宁旋即以同样的问题问我，并希望我能告诉他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形。我简单的告诉他，在中国民族和民主的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又指出在两党合作的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正在学习着进行各项工作，当努力促进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团结。列宁对于我的回答似乎很满意，并没有继续问下去。
接着他又询问金奎植有关朝鲜革命运动的情形，金奎植的英语比我们说的较为流利，做了一番相当详细的陈述。列宁也对他表示一番鼓励。继之，列宁与施玛斯基用俄语交谈；我们从旁边观察，看出他们的情态十分亲切。据我所知施玛斯基还是在1905年以前见过列宁，此后就再没有会过面了。此次相逢，他们畅谈着别后的境况，以及西伯利亚远东一带的和这次大会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那位自命不凡的施玛斯基对他的领袖极其尊敬，但也极其自然；而列宁对施玛斯基似也充分流露着友爱神情。这种亲密的同志关系，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俄国，再也不易发现了。
那时列宁似患重听，也许由于我们的英语说得太坏，更是他难以听懂。他在谈话时，总是倾斜着头向发言者靠近，眼睛里充满自信的光芒，全神贯注，一个字也不肯轻易放过。爱芬的翻译如果有一个字不甚恰当，它就和气地加以点名；如果我们说话的意思不够清楚，他也要问个明白，看来他的英文程度比在座者都要高明些。
告辞的时候，列宁以亲切的态度双手紧握着邓培的手，用英语向我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的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请你将我的意思说给他听。”邓培这个朴实的工人领袖，听了我的翻译后张口大笑，点头不已，作为对列宁盛意的回答。列宁赌此，也露出乐不可知的笑容。
这次谈话因为翻译的费时，花去两小时以上的时间，谈话的内容却很简单。我们一行4人对于这次晤谈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晤谈时那种友爱亲切的气氛，使大家事后称道不已。在中国共产党中委中，我是唯一见过列宁的人。我就觉得他是俄国革命的象征，是一位纯正的教主。我从未在其他的苏俄领袖身上看见过和列宁同样的品格，好像他们都染上了一些其他的味道，如官僚气、俄国味之类。
摘自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 197-199，东方出版社。】
历史上，一个人在人生生涯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并不鲜见。汪精卫从谋刺清摄政王载沣的革命党勇士到大汉奸，满清四品高官杨度后推举袁世凯称帝，最终加入共产党等，张国焘则从中共的创始人到国民党军统特务再到加拿大寓公。各有各的人生悲喜剧。
但张国焘的悲剧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曾经耳熟能详、高度警觉而后来却似乎麻木、淡忘的一种思想弊病。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建党初期的高级领导人。在长期生涯中，从极“左”到极右有其不光彩的轨迹。无论在党的三大上，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离开核心领导层，还是在鄂豫皖苏区大开杀戒，以AB团的名义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其极“左”达到登峰造极。
在1931年8-11月期间，发生了“白雀园大肃反”。
1931年4月，从苏联回国不久的张国焘和陈昌浩，由顾顺章叛变前送到武汉，再往鄂豫皖苏区，成立以张为首的鄂豫皖中央分局。作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推行的王明左倾冒险路线脱离实际，受到苏区红四军高级将领的抵制，许继慎和曾中生、徐向前等9月4日在英山鸡鸣河会议上联名向分局和中央写信，反对张的决策。同时，“空降”到鄂豫皖的张国焘在党内残酷斗争，结合个人野心开始了疯狂的夺权镇压分裂活动。10月上旬，骁勇善战的红四军移驻河南省光山白雀园地区。张国焘便从新集专程赶到白雀园，主持“全力来肃清四军中之反革命及整顿四军”的白雀园“大肃反”。[《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页。]恰在此前后，国民党的离间计也发挥了作用。1937年4月，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委员、江南行署主任兼江南挺进第二纵队司令的冷欣，在与我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同志会面时，曾洋洋得意地说：“我们在鄂豫皖略施小计，你们便杀了许继慎。”（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58页。）
张国焘在白雀园火神庙审讯中，“对许继慎、周维炯、姜镜堂、陈奇、李荣桂、曹大骏等高级干部，（其中大部分是鄂豫皖创建根据地的创始人、参加者，战功卓著）采取了种种骇人听闻的酷刑，对他们进行吊打、踩杠、烙铁烙、坐老虎凳、十指竹钉、烟熏鼻孔、倒灌辣椒水、赤脚站烧红的砖头等等”。（《中共党史资料通讯》1982，第280页。）张国焘本人是北大的学生领袖，但对红军中的知识分子采取了绝对的排斥态度，认为知识分子最危险，采取了一概毙杀的决绝态度。
徐向前元帅回忆：张国焘捕杀人，“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杀人不讲证据，全凭口供”。“陈昌浩同志就更凶喽，捕杀高级干部，有时连口供都不要。这个人干劲十足，但容易狂热。”（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60、161页。）
张国焘等人极左掩饰下的罪恶行为，得到以秦邦宪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支持。“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关于肃清反革命派的工作，必须坚决的进行。在进行中必须根据阶级的立场，分别首从。严厉的处置首领...”[《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1931年11月3日）]
经过白雀园开始的“大肃反”，红4军4个师12个团的团级以上干部只剩下王树生、倪志亮两个人，有的团、营以上干部换过3次，排、班干部大部分换过两三次，有的换过4次。（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第140页。）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鄂豫皖苏区彭杨军事政治学校作《关于此次肃反详情之报告》中说：这次肃清改逆1000人，富农及一切不好分子一千五六百人。作为反革命被杀的，仅在红4军中，就“有两个师长许继慎、周维炯，1个师政治委员（庞永俊），8个团长，5个团政治委员...”
此处和附近的沙子岗、潘湾山洼是“大肃反”屠杀红军的地方，紫虬摄于2016.2.20，白雀园东门外河滩
右半边长列小字，是被害团职以上烈士名单，紫虬摄于2016.2.20百雀园香炉山顶
先烈们长眠地下，英灵注视着白露河两岸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日新月异，紫虬摄于2016.2.20香炉山上
有些吹捧张国焘的人，吹嘘张对红四方面军的控制能力，不过是美化白雀园“肃反”的政治打击、屠杀等极左手段罢了。张国焘的极左，既是其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唯我独革、唯我独尊的政治野心表现；到了革命受到挫折的时候，就变成了右倾逃跑主义。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在研究前进方向的懋功会议上，即使按张国焘自己的回忆，其提出的前进的三个方案，中心还是西进。以后，无论南下，还是西路军西渡黄河迫使中央承认即成事实，指导思想的深处，都是畏敌避战的思想。至于军力胁迫中央，另立“中央”，直到1938年4月，只身投入蒋介石怀抱，委身为军统特务，彻底走向反面。叛徒结局，既是其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必然轨迹，在思想方法上，则是对革命彻底失望，对其前半生的试图以革命生涯谋取个人目地的万念俱灰。
从其曲折的一生看，到了生命的晚年，从共产党领导人到叛徒，也算“执两端而竭焉”，人在寥落晚年，偌大的世界，众叛亲离，遭人鄙视，茕茕孑立。在回忆录中，张国焘把列宁称作“教主”，在对列宁个人的褒赞崇敬中，流露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鄙夷。
那么，前文所说，张国焘的悲剧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曾经耳熟能详、高度警觉而后来却似乎麻木、淡忘的一种思想弊病是什么呢？
这个思想弊病，就是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王明先是“左”倾教条主义，照搬苏联，丢失90%苏区，党内残酷斗争；以后又转向右倾，一切经过蒋介石领导的统一战线，造成皖南事变损失。这种思想方法上的“左”右摇摆，主客观分离，在建国后，也表现在各个时期，如五十年代，一再违背八届三中全会对反右斗争的估计，违背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毛主席组织制定的亩产分别400、500和800斤的粮食《纲要》，先是反右扩大化，直至诱发浮夸风、放卫星、共产风……
革命时期和建国以来“左”右摇摆思想认识路线上的弊病，就是主客观分离，脱离群众路线，例如实用主义，则形式上有机械唯物论的倾向，实质上依然是有用即真理，最终陷入唯心主义。看清了这个历史，也就看到了矛盾的普遍性，如同人行走，总要重心随步伐左右轮替，但摇摆大了，就要失去重心，带来损失。因此，时刻警惕脱离人民群众，时刻警惕英雄史观，时刻把握习近平同志总结的“为了谁，依靠谁”这个根本问题，保持实践和认识的统一，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这比坚定的声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要困难的多。
毛主席的弟媳，革命老人朱旦华曾经说过，如果张国焘不叛变，毛主席也会把他留在中央。这是完全可能的。正如在七大、八大上毛主席曾经给许多同志做工作，把王明留在中央委员会。毛主席的意图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管犯了什么错误，只要他愿意做自我批评，就依然是自己的同志。至于他们的忽“左”忽右，完全可以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吸收教训，教育其他人。
历史证明，有些人，改也难。有些在党内仍有地位的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名号，但思想方法上，或者教条主义，或者实用主义，或者折中主义，或者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上共同的特征，就是脱离群众路线的唯心史观，以主客观分离，认识和实践相脱离。如七届、八届中央委员王明，至死歪曲历史，攻击中国和党的领袖，倒还不如臭名远扬的叛徒张国焘晚年在某些问题上来的清醒。
2020年4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