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1日，向警予——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创始人，在武汉就义；三天前即4月28日，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会师；一年前的4月28日，李大钊——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北京殉难。

在此之前及之后，发生了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其中的某些潜在关联想必鲜为人知，这要从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讲起，此后的记述过程会相当曲折，至于结论最后再说。

一、与刘和珍一同殉难的杨德群

1926年，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冯玉祥再次发生交战，3月12日，支持奉军的日本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与冯军发生交火；16日，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除大沽口的国防设施；18日，北京学生与民众5000余人集会抗议，军警开枪打死47人、伤200余人，即为“三·一八惨案”。

为此，鲁迅奋笔疾书《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开篇为：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

在文中，鲁迅还写道：

【（刘和珍）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鲁迅记述了3名女生，除了录入标题的刘和珍，还有杨德群、张静淑（受伤），三人均为北京女师学生，杨德群、张静淑系湖南人。

只说杨德群，1913年～1918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同一时期，毛泽东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笔者没有查到有关两人相识的史料，不过这并非本文要细究的内容。

1918年毕业后，毛泽东为了协助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以新民学会名义去往北京（同行的有何孟雄，后文有叙），他与杨开慧重逢并确立恋爱关系；

同年，杨德群去往湘西，应聘到向警予创办的溆浦县立女子学校任教。向警予是杨德群在湖南第一女师的学姐，另与蔡畅是周南女校同学，又与杨开慧是新民学会成员，该学会由毛泽东、蔡和森创办。

1919年12月，向警予与蔡和森、蔡畅兄妹，以及蔡母葛健豪一同赴法勤工俭学；第二年，向警予与蔡和森结婚，他们在与毛泽东通信中，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与计划。后来，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将向警予称为我党“惟一的一个女创始人”（回国入党时间为1922年）。

杨德群在向警予赴法走后，于1920年回到长沙在小学任教，1924年考入武昌大学，1925年转入北京女师文预科，1926年死于“三·一八惨案”。

在惨案发生时，集会组织者之一李大钊，以及陈独秀之子陈乔年也受伤。随后，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石曾（留法勤工俭学发起者）、易培基、顾孟余五人，这也为李大钊殉难埋下伏笔。

二、中共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

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不久，即1926年4月17日，奉军占领北京，旋即查禁报馆书刊、入校抓捕进步学生，以至将《京报》创办者邵飘萍（实为中共特别党员，介绍人李大钊、罗章龙）处以枪决，罪名是“勾结赤俄，宣传赤化”。

对于邵飘萍，毛泽东在向斯诺讲述北大经历时，曾这样回忆道：

【“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当时，邵飘萍避入六国饭店，被其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诱骗出来，后遭捕并被处决；李大钊等人则是避入苏联大使馆西院旧俄国兵营，1927年4月6日，奉军闯入使馆区抓捕李大钊，经军事法庭审判于4月28日施以绞刑。整一年后的4月28日，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会师。

在李大钊殉难后，虽然此前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但武汉仍是国共第一次合作下的革命中心，因此，为李大钊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当时，向警予刚于一个月前，即1927年3月从苏联归国，在武汉市总工会宣传部工作；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向警予坚持留下做地下工作，直至英勇就义；8月7日，毛泽东在武汉出席“八七会议”后，旋即奔赴湘赣边发动秋收起义。

与李大钊一同殉难的另有19人，其中唯一的女性名叫张挹兰。

张挹兰是国民党左派，时任国共第一次合作下的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湖南人，1920年考入北京女师，是刘和珍、杨德群的学姐。张挹兰在校期间，与同学缪伯英一起抵抗校方规定，坚持剪发反封建，两人结下深厚友谊。

缪伯英也是湖南人，1920年11月，她加入由李大钊组建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第一位女党员。

缪伯英与杨开慧是长沙县同乡，缪父缪芸可（曾任湖南省教育司主任）与杨父杨昌济同为晚清秀才且是世交，因此，两人自幼相识，缪伯英年长两岁，加之性格坚毅泼辣，杨开慧以其乳名“玉桃”称之桃哥。

缪伯英曾就读湖南第一女师，1919年，她以长沙第一名成绩考入北京女师。在抵京时，杨开慧将其接到家中，当时毛泽东（第二次到京）、邓中夏、何孟雄正在与杨昌济谈论时事。

何孟雄是在前一年，即1918年随同毛泽东（第一次到京）来到北京，并留下在北大政治系当旁听生。在五四运动期间，他与北大文学系学生邓中夏，成为火烧赵家楼行动的主要组织者。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引下，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张国焘等19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何孟雄介绍，缪伯英加入该会。1921年，缪伯英与何孟雄结婚，成为中共党史上著名的英烈夫妻。

由此，引出邓中夏，继之夏明翰及一批湘南女杰。

三、井冈山的首批女红军

在五四运动爆发后，即1919年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到湖南，与毛泽东、何叔衡等进行联络，并商量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事宜，以便统一行动。

之后，邓中夏返回家乡湘南宜章县，在途径衡阳时，他找到湘南学生联合会总干事夏明翰，两人由此建立联系。

上文曾述，毛泽东毕业于省立第一师范，向警予、杨德群、缪伯英曾就读于省立第一女师，两校均在长沙。在湘南中心城市衡阳，则分别是省立第三师范、省立第三女师，另有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第三中学等，加之34个县学校，于1919年成立了湘南学生联合会，其诸多成员后来成为湘南起义的骨干。

1920年，夏明翰经何叔衡（中共一大代表）的介绍，成为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第一批学员，自此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1924年，经夏明翰的介绍，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到衡阳考入第三女师，后成为学生党支部书记、湘南学联女生部部长，其同学有夏明翰之妹夏明衡，以及伍若兰（朱德妻子）、曾志（夏明翰之弟夏明振妻子）、吴仲廉、彭儒等。

在笔者发表于察网的《九十二年前，在井冈山会师的女兵们》一文中，对上述女生及贺子珍、康克清等有过记述，于此，仅以夏明翰为主线做相关介绍。

在秋收起义前夕，夏明翰协助毛泽东进行准备工作，并安排四妹夏明衡、五弟夏明震（湘南起义领导人之一）、七弟夏明霹，分别在湘南地区的衡山（毛泽建与爱人陈芬于此重建县工委）、郴州、衡阳组织暴动。

1928年1月12日，朱德率部在宜章县（邓中夏家乡）打响湘南起义第一枪，100余名湘南学联成员参加；4月28日，伍若兰、曾志、吴仲廉、彭儒（后三人为宜章县人）等跟随朱德上井冈山，她们成为首批女红军。

四、先后就义的夏明翰、向警予

仅在1928年，夏明霹于2月28日、夏明翰于3月20日、夏明振于3月21日、夏明衡于6月先后英勇就义。除了夏明翰，其他三姐弟均牺牲在湘南。此外，夏明翰的外甥、大姐之子邬依庄，于1930年参加红军后牺牲。

只说夏明翰，因叛徒出卖被捕，后在武汉余记里被枪杀，时年28岁。在临刑前，他挥笔写下千古绝唱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一个多月后，即1928年5月1日，同是在武汉余记里，向警予英勇就义。

对于向警予，毛泽东不仅称之我党“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还在1939年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对其做出高度评价：

【“要学习大革命时代牺牲了的模范妇女领袖、女共产党员向警予。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

于此，就要讲到毛泽东、杨开慧与向警予的一段往事。

1924年2月，毛泽东到上海工作；6月，杨开慧与母亲向振熙（与向警予并非直系亲属）带着毛岸英、毛岸青前来团聚，当时借住在蔡和森、向警予的家中。

至1924年12月离开上海，这是杨开慧与毛泽东相聚时间最长的一次。在此期间，杨开慧除了协助毛泽东誊写文书，还与向警予一起去纱厂组织女工夜校，并发动妇女运动。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浏阳英勇就义，她在上海与两个孩子拍摄的相片成为绝照。当时，鉴于党组织针对秘密工作的规定，毛泽东没有出现在“全家福”中，甚至未与杨开慧留下合影。

五、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唐群英

除了在上海借住在蔡和森、向警予家中，其实，毛泽东于1918年组建新民学会时，成立地点便是蔡和森在长沙的家，同住的有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

上文提及向警予于1919年留法勤工俭学，是与蔡和森、蔡畅及蔡母葛健豪同行。其实，葛健豪与儿女做同学已不是一两次，早在1913年，其48岁时报名求学湘乡第一女校，但遭到校方拒绝，她便上告到县衙，最终得以入学。

从葛健豪延伸的话，就必然要讲到“鉴湖女侠”秋瑾。

在人们的印象中，往往会将秋瑾与浙江联系在一起，其实，秋瑾的父亲在任湖南湘乡县（曾国藩家乡）督销总办时，将其许配给当地荷叶镇（今属双峰县）的王家，邻居是曾国藩的堂弟曾传纲，其妻便是大名鼎鼎的唐群英，而葛健豪的娘家也在这里，三人由此相识，后被誉为“潇湘三女杰”。

1904年，秋瑾约唐群英一同东渡日本，成为东京青山实践女校同学；1905年，唐群英成为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

唐群英比秋瑾大4岁、比何香凝大7岁，在同盟会被尊称为“唐大姐”，并与秋瑾被后世誉为“辛亥革命的孪生女儿”。此外，秋瑾自称“鉴湖女侠”，唐群英则被冠以“双枪女将”。

那是在辛亥革命期间，唐群英不仅组建女子后援会，还成立了女子北伐队，并编入江浙联军，在1911年11月攻打南京时，唐群英挑选8名精兵混入城内，伺机杀死守门清兵，随后，她手持双枪率队冲杀。

不仅如此，唐群英还是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驱乃至领袖，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她积极参政议政，筹组女子参政同盟会，只因临时参议院未予重视，她便带领一群女子大闹参议院，先是登堂入室抗议，继之砸窗子、打警卫，后来甚至掌掴“宪政之父”宋教仁，以及参议院议长林森。

唐群英的泼辣性格与彪悍作风，令其在国民党政界颇不得志，加之为了妇女运动及创办女校，可谓是家财散尽负债累累，于1937年抑郁而终。

值得一提的是，唐群英的娘家在湖南衡山县。1927年，毛泽建奉命与丈夫陈芬（湘南特委委员、湘南学联负责人之一）赴衡山县重建工委，后任工委妇运委员，并参与领导游击队。

1928年，毛泽建、陈芬在发起南岳暴动后，被迫转移至陈芬的家乡耒阳县，在伍若兰跟随朱德上井冈山后，毛泽建接替出任耒阳县妇联负责人兼游击队长；1929年，毛泽建不幸被捕，敌人将其押解至衡山县杀害。

六、历史的连接线与平行线

上文记述了3位女杰和1个女性群体，即：1、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唐群英；2、中共唯一的女创始人向警予；3、中共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4、井冈山首批女红军伍若兰等。

还记述了3个家庭和1个学生群体，即：1、毛泽东及杨开慧、毛泽建；2、蔡和森及向警予、葛健豪、蔡畅；3、夏明翰及夏明衡、夏明振、夏明霹；4、湘南学联。

若综合来看，彼此形成并延伸的主线关联如下：

上述人物直接涉及的历史事件，包括：同盟会成立、辛亥革命、新民学会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三·一八惨案、李大钊殉难、秋收起义、夏明翰及向警予就义、湘南起义、井冈山会师。

再由历史事件看大背景，即：满清政府腐朽，外国列强欺辱，军阀混战镇压，国民党反动派肃杀，中共百折不挠反击……在整个过程中，始终不断出现巾帼英杰的身影，并成为本文的主线与主旋律。

由于篇幅所限，无法将中国近现代的著名女性逐一收录，只能烦请读友们自行查阅了。不过，仍有3名女性有必要提及，同样是因为篇幅所限，只讲向警予英勇就义的1928年。

——林徽因，在加拿大与梁思成结婚，同年回国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由此建立学术成就；

——张幼仪，出任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云裳服装公司总经理，由此正式驰骋商界。

——陆小曼，与徐志摩合著的《卞昆冈》发行并上演。据称，徐志摩之所以撰写该剧本，主要是为了将陆小曼的注意力从纸醉金迷转向文学创作，但他显然没有成功，并为其所累乃至付出生命代价。

当然，任何人均有追求个人生活的权利，笔者仅是在客观重述历史，绝非也不会苛求林徽因、张幼仪、陆小曼等，像向警予那样成为一名视死如归的革命者。

不过，作为历史人物的她们，难免会被后世有所品评。众所周知且无须讳言，她们分别代表着钻研学术、驰骋商界、享受乃至放纵生活，而同是民国时期的女性，葛健豪、秋瑾、唐群英→向警予、缪伯英、张挹兰、刘和珍、杨德群→杨开慧、毛泽建、夏明衡、伍若兰、曾志、吴仲廉、彭儒等，则走上另一条平行之路，若对比来看的话，想必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与感悟吧。

七、没完没了

继续说曾纠缠于林徽因、张幼仪、陆小曼之间的徐志摩，他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擅写风花雪月，其在与陆小曼合著的《卞昆冈》中，讲述了一个唯心且唯灵的凄美之爱故事，其间附带奸情、谋害、自杀、复仇。

由此，回溯本文开篇出场的鲁迅，他至少与徐志摩打过三场笔墨官司：

其一，为纯文学之争。1924年，徐志摩撰文称：

【“诗的真妙之处不在它的字义里，而在它不可捉摸的音节里，它刺激着你的皮肤，刺激着你不可捉摸的灵魂！”】

对此，鲁迅颇不以为然，对呛道：

【“这不过是一面想吃辣子鸡，一面自己胡说八道；如果是发热发昏而听到的音乐，一定还要神秘些。”】

徐志摩倒也识相，后在出版《志摩的诗》时，将相关部分删除了。

其二，为政事之争。1925年，北京女师爆发“驱杨运动”，其中的“杨”是指校长杨荫榆，也是《纪念刘和珍君》所指祸首之一。当时，杨荫榆宣布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鲁迅则坚决支持学生，陈西滢（陈源）撰文反对鲁迅，徐志摩站在陈西滢一边。

延至“三·一八惨案”前夕，即1926年1月30日，徐志摩又发表《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一文，不仅借题发挥大加攻讦，甚至将鲁迅的本名及背景予以人肉公布。当鲁迅准备正式回击时，徐志摩却主动休战了。

其三，为名声之争。1927年，胡适等人开办新月书店（属于出版机构），徐志摩任书店总编辑，并撰文旧事重提与鲁迅的笔墨恩怨，但被鲁迅视为借其名声为《闲话》打广告。

鲁迅在给章延谦的信中提及此事，说：

【“最可恶者《闲话》广告将我升为‘语丝派首领’，而云曾与‘现代派主将’陈西滢交战，故凡看《华盖集》者，也当看《闲话》云云。我已作杂感寄《语丝》以骂之，此后又做了四五篇。”】

显然，鲁迅对徐志摩搞小动作及其品行很生气，不仅“骂之”，还连续骂了“四五篇”。

鲁迅与徐志摩根本就不是同路人，发生言语冲突在所难免，甚至在徐志摩死后，鲁迅也没有基于同为文化人而惺惺相惜。

只说徐志摩于1931年11月19日死于飞机失事，据鲁迅日记，那天，他在上午收到4本日版《阿Q正传》，下午去内山书店了2本《昆虫记》布装版。与徐志摩无关，均与日本有关，以至为后世某些人所诟病，但实属目光短浅的无病呻吟。

毋庸置疑，鲁迅的代表作当属《阿Q正传》、《狂人日记》，前者在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后者在反思传统文化的弊端，这也是鲁迅作为思想家的集中体现，并成为人类共通的思想文化结晶，自然不应以国界画地为牢，哪怕是敌国，因为文化交流或观点对撞，与政治谈判或军事对抗一样重要，关键在于思想性。

鲁迅的思想性已无需赘言，在《一件小事》一文中，其体现的反思精神也为人共知，这显然是基于亲身对社会的深度介入，并非仅是一个书斋文人而已，即便经常与友人身居一室高谈阔论，但也未见一会儿“某友人云云”，一会儿又“某线人云云”。

也就是说，鲁迅与徐志摩及所有“我只按我自己心里的内容去写”的文化人之间，最大不同的就在于他会以自己的思想，包括反思精神审视这个世界，正如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所说，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进一步而言，正是因为“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才不会轻信那些有意或无意的传言，包括言之凿凿，才能以思想家的站位“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进而，势必就会对世间万象具有更深刻的认知与剖析。这显然是那些书斋文人，尤其是养尊处优的陆小曼式的作家们，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

最后，必然要以《纪念刘和珍君》呼应开篇，并扣题——

与刘和珍一同赴死的杨德群，曾是向警予的学妹与下属，1926年3月18日，杨德群被军阀残暴杀害；1928年5月1日，向警予被国民党残忍枪杀，而武汉上空回荡的枪声，在时刻提醒着我们：革命先驱的未竟事业必须继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