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1910年11月2日，他诞生于苏州府吴江县，2005年4月24日在北京逝世。值其忌辰，如去特摘录先生生前谈话一篇，以志缅怀。

2000年4月1日、2日、13日，费先生和朱学勤（2010年7月、涉嫌抄袭门）长谈三天。以下是内容摘选。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四一二大屠杀

朱：1927年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对您刺激很深，到1930年代您跟国民党都没有来往。

费：我的中学同学都死掉了，都被杀掉的，把他们沉到长江里面去的。

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

朱：当时民盟在1945、1946年的时候对共产党寄予厚望，共产党也把民盟视为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政协谈判破裂后，共产党退出，民盟也跟着退出来。

费：可是我们也服了毛泽东了，毛泽东有魅力呀，现代知识分子都服他的。

解放前夕的1948年，受中共中央邀请，赴西柏坡共商国是

费：我一生超前啊……一直到西柏坡，我去参加。第一次看到毛泽东，我佩服他。

朱：您的变化是从那时侯开始的？亲眼看到他，觉得他有魅力。

费：他讲的是好啊，中国知识分子还是他呀，他的诗，词，文章多漂亮啊。

朱：您应该既见过毛泽东，又见过蒋介石？

费：当时初访美国时，不是叫我去中训团嘛，我本来不去，后来讲价钱，我去一个星期，到一到算了。

那么，这一星期里面，他（蒋介石）请我们吃饭，跟我们谈话。他问我，费先生读什么书呀？我说我读我这一行的书。

他说，你得学点中国东西呀？我说我中国东西不通。

我不要拉他呀，我根本看不起他。因为从我大哥开始，都是反国民党思想，吴晗、闻一多同我们都一样的......

朱：对蒋介石的个人印象怎样？

费：他就是个流氓，上海的黄金荣（似的人物）。是个厉害的流氓，大流氓。他用低下手段，用的是邪的一面，毛泽东是用的正的一面。孙中山想用邪的一面，没用上。

反右时，费先生被打成右派

朱：所以把你打成右派，你是很意外的。

费：是很意外。我没有想到，我当时红得发紫。所以宣布我是右派的时候，我大哭了一场，大笑一场，解决了，我懂了，历史是怎么一回事情。

朱：那您这个看法是怎么形成的呢？对当时您那一代知识分子评价不高，认为他们都是很浮夸，不脚踏实地。

费：不是浮夸，是庸俗。不可能靠这批人。

朱：那这个看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费：这个我要慢慢想。因为我是实地调查的人，我接触的事物很多，我附近都是知识分子，我看穿了他们。

要靠这些人，中国起来，不行。所以寄希望于毛泽东。

朱：那您是在1949年以前就有这个看法，在民盟活动期间就有这个看法。

费：是的。对旧知识分子，我一直看不起。在我眼中，真正好的没有几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点学问的。像冯友兰、金岳霖、曾昭抡这批人，我是欣赏的。

自然科学里也有点好的，可是也不是好在哪里，叫他们来治国、平天下，又不行。

朱：您也是这个看法？我也是这么认为。我觉得二三十年代就这么几个知识分子是好人，其他人都不行。

费：都没有本领。在外国没有学到东西，回来骗人哪。

费孝通、孟吟夫妻和潘光旦（右二）、吴文藻（右一）

关于文化大革命

朱：当时费先生被排斥在所谓的主流之外，这段时间我想你的头脑不会停顿下来，你肯定在观察社会，在看“文化大革命”瞎折腾，你的主要的想法是什么？

费：这个在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写的比较清楚。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我们真的觉得思想非变不行，历史决定我们的。从金岳霖开始，他也觉得非变不行。

朱：“文化大革命”魅力就这么大？

费：为什么这么厉害，我不敢说。像冯友兰、金岳霖等人都承认思想非变不行。而且认为是原罪论，这个是历史给我们的，我们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担下来。

他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下把旧的文化打下去，打得很深，我们这批人是帮凶啊，真的。

（后注：此谈话内容，经过朱学勤的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