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30日，奉命向解放区发起进攻的蒋军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在邯郸宣布起义后，脱离了战场。此举，在平汉战役前线的蒋军中引发强烈震动，对促进马法五率领的第40军、第30军全面溃败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鉴于这是抗战结束后，蒋军阵营发生的第一次起义，因此我党极为重视，还一度提出，要对蒋军发动广泛的攻势，掀起“高树勋运动”，争取让更多的蒋军以高树勋为榜样，站到人民这边来。
不过，到1947年6月，晋冀鲁豫军区却被迫扣押了起义的高树勋部所有团以上军官，并将士兵补入新建的晋冀鲁豫第10纵队。发生这一重大变故的缘由，是我军终于发现，此前对高树勋部的怀柔政策非但没能将这支部队改造过来，为人民所用，反而成了埋在根据地内部，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因此只能采取断然措施，阻止最坏情况的发生。
高树勋的新编第8军起义后，为了给其他潜在的，有可能起义的蒋军树块样板，我军将其改编为颇具中性色彩的“民主建国军”，委任高树勋继续担任军长。为了确保起义军官的切身利益，不让他们感到“被剥夺兵权”、“被架空”、“有名无实”，我军除委派王定南为“民主建国军”政治部主任外，一直未触动这支起义部队的组织架构。为了避免军官们误会和反感，我军甚至未在该部士兵中做改造工作。
非但如此，我方还在根据地经济和财政均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给予“民主建国军”明显超过我主力野战部队标准的生活待遇。该部起义时已是深秋季节，但官兵还身着单衣。晋冀鲁豫军区立即将原本配发给我军主力野战部队的被服，优先发给“民主建国军”。这与蒋军方面歧视、排斥异已的传统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刚开始确实让“民主建国军”官兵感到温暖和感动。但是，根据地的经济和财政状态毕竟无法和国统区相提并论。这种超规格待遇不仅让许多我军指战员想不通，而且古代先贤早就说过“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
高树勋部原系西北军。西北军在蒋军中是出了名的生活清苦，却有着和所有旧军队一样的官兵待遇悬殊、军官沉溺于享乐的陋习。供给若不足，情况好点的，就像高树勋那样，直接向军区开口讨要。高树勋本人甚至连自己的收音机没电池这点事，也亲自写信给上级，要求想办法解决。情况差点的，或者说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官兵“直接自行取用”老百姓的物品，甚至不告而借。由此，“民主建国军”起义后在河北安县驻扎没几个月，当地老百姓就受不了，纷纷要求将这支部队调走。
对于这些问题，当时有关方面过于考虑照顾起义官兵情绪，没有对违规官兵予以深刻的思想教育和严厉的惩处，而是采用了和稀泥的解决方式，结果进一步加剧了群众不满，也让起义官兵越发肆无忌惮。由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闹到后来，我方不得不让该部移防到平乡地区。等该地民怨沸腾，又让“民主建国军”移防了事。
如果说，这些只是小节的话，那么“民主建国军”官兵在大节上是很让我军失望的。该部之所以起义，并不是有多高的觉悟，而是在深恐被老蒋驱使到内战前线，当作炮灰牺牲的情况下，寻求自保的无奈之举。虽然高树勋本人在起义后，通过四处学习，思想上进步很快，也多次主动给同为西北军袍泽的张岚峰、孙殿英等人写信，劝他们起义，但大多数“民主建国军”军官是没有这个觉悟的。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这就是为什么1946年6月底，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民主建国军”以拖延手段，拒不进行任何军事训练和备战，以此达到拒不加入我军战斗序列参加战斗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根据地军民勒紧裤腰带，好吃好喝供养了万余不能保卫根据地，只会祸害根据地人民的“大爷”。这种状况，断绝持久。
更为过分的，也是我方最终狠下决心彻底解决“民主建国军”问题的，是解放战争爆发之初，我军实施战略防御，大踏步后退，让根本不了解我军的大多数起义军官和相当一部分起义士兵认为“朝不保夕”，从而心思又开始“活络”起来。1947年3月，我军撤出延安，这些人更是认为我军“失败已成定局”。为保障自身利益，许多起义军官利用早先的人脉关系，暗中与蒋军方面又沟通了联系。而未参加起义的原新8军副军长马伯言，竟也通过这些联系渠道，将劝降信送到了高树勋手中。
虽然高树勋本人立场坚定，主动将这封劝降信交给了我方，但该部人心浮动，一些军官暗中串联，蠢蠢欲动之势已是高树勋弹压不住的既成事实。在内外斗争形势极为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晋冀鲁豫军区被迫强力解决由来已久，久拖不决的“民主建国军”问题。
虽然对高树勋部的整肃过程中，因为长久压抑的不满情绪得以集中释放，因而一些整肃手段以事后观点来看有些过火，在整肃过程中也曾经冤枉了一些人，但总体大方向并没有错。因为继高树勋之后在苏北前线起义的郝鹏举部，在东北海城陷入绝境时被迫起义的滇军184师潘朔端部起义，我方均是在其起义后给予了超规格待遇，甚至还予以扩编，但未对起义部队加以改造。结果，这两支所谓的起义部队，均在敌人大军压境时临阵复叛，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3个战略区的首支战场起义部队都发生了问题，改造无一成功，引发了我方深刻反思。相关人员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大背景下，起义部队官兵思想上难免发生动摇。过于照顾起义军官的情绪，试图用保留旧有组织架构，提供优厚待遇的办法，必然事与愿违。因此，我方对此后起义的孔从周部、曾泽生部、吴化文部，都给予与我军相同的待遇，并且向部队中派出大批政工干部，在起义部队中建立基层党组织，成立士兵委员会，开展审查、诉苦等一系列运动，对旧军队的组织架构进行彻底改造，这才将它们悉数改造成为人民利益而战的新型军队。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方在改造高树勋部、郝鹏举部、潘朔端部过程中所交的“高昂学费”，并没有白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