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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锡良:中国的“通日英雄史”

 

  1894年,是中日两国人民角色互换和心理互换的转折点,甲午战争是一场系统性战争,而不只是大众通感中的甲午海战,海战只是这场历史转折战的一小部分。关于这场战争,我将会在合适的时间,以详实的资料全景式再现当年的耻辱进程。

  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讲“全面抗战”,中国的抗日是八年抗战,如果只说“抗日”,那么,中国应该是“五十年抗日”,而不是“十四年抗战”。在这个长达五十年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也有很多可悲可耻的通敌汉奸。

  暂无法对五十年的汉奸行为进行叙事,先选择“九·一八事变”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的那一段进行摘录,也许不够全面,但基本反映了重大历史事件。再现事件,重点不在于列举汉奸和伪军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告诉大家中国的苦难过程中包含了多少自己的自辱行为,一个孕育了世界上最多伪军的民族,决不是偶然现象,骨子里的问题来源于文化上的毒害,只要这种文化不灭,“当奸有理”便永远是“聪明人”的正确选择。

  我把“通日者”定义为“英雄”,决不仅仅只有讽刺,更多的原因在于对现实的忧虑,尽管我们都知道中华民族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但屈辱的烙印打得并不足够深,稍有点和平与繁荣,精英们便又开始崇拜“汉奸式英雄”,曲线救国和求生卖国的思想便又占了主流,有血性,等同于鲁莽,想反抗,等同于作死,唯有投敌,才是公认的文明。

  闲话少讲,且看历史吧!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进攻满州,整个中国掀起了抗日浪潮,但蒋介石说:我们并不想打仗,而是要把这事件交给国际联盟来处理。他对一个愤怒的学生代表团训话时说:“我向你们保证,在三年内,我将把日本打得跪地求饶,相信我的话,回到学校好好读书吧。现在把军事物资耗费在反对日本的战争中是没有好处的。”(见约翰·亨特·博伊尔的《通敌内幕》第40页和罗伯特.佩恩《蒋介石卷》第156页)

  1931年10月,日本积极建立伪政权机构和组织,关东军培植多年的汉奸凌印清率先组建所谓的“东北自卫军”,自己任总司令,司令部设在盘山沙岭镇,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日本派浪人仓岗繁等15人为凌的顾问。声称拥有18个师,其实就是个光杆司令。(见熊正平的回忆录《文史资料选辑》第12页,熊正平:事变发生时,他是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

  1931年11月,日本关东军又挑动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组建另一支“东北自卫军”,在黑山县高山子附近设司令部,收编胡匪,用红蓝白黑满地红作国旗(这也是后伪满州国的国旗)。后经张学良同意派军队在高子山将张学成和日本顾问击毙。(见熊正平的回忆录《文史资料选辑》第13页)

  1932年11月,马占山被张景惠和日本利用,成立“龙江傀儡伪政府”。1933年2月,马占山赴沈阳参加所谓的“四巨头会议”,四人分别为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和马占山。会议以后,马占山完全公开地向日本出卖了黑龙江。3月8日,马占山赴长春迎接溥仪,9日参加伪国成立典礼,兼任军政部长职务。4月1日,马占山感于日寇胁迫,心生不悦,带领200余人出逃,重新拉起“抗日”大旗。(见李铭新的《马占山抗日、降日和反正经过》第74页)

  1932年1月28日后,日军惩罚中国军队,十九路奋战34天,但蔡的抵抗违背了南京政府的命令,5月,中日“和平协定”签订,中国军队被禁止进入非军事区。(约翰·亨特·博伊尔的《通敌内幕》第42页)

  1933年,关东军开始在热河展开行动,省会被仅有128人的日军占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尖锐地攻击:谁该对这项卖国行径负责?是蒋介石。(杜翰生《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143页)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实际上,这个协定是为此后四年日本力图使华北自治化的保证书。汪精卫为象征软弱无能的协定辩护,汪说:中国的军事力量太弱,无法在华北抗击日本。(约翰·亨特·博伊尔的《通敌内幕》第44-45页)

  1934年,德王利用日本人提出与满州结成自治联盟,迫使南京政府承认“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1935年,在日本关东军的主持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云端旺楚克任主席,他死后由德王继任。(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22页)

  1935年6月,土肥原和秦德纯签订“土-秦协定”,秦是奉委员长之命和土肥原进行协商。它把“塘沽协定”所规定的非军事区扩大到察哈尔省,撤职反日官员,限制汉人移居察哈尔,内蒙古自治化计划更快进行。(见岛田俊彦的《在华北的活动及外交关系的调整》第118页)

  1935年7月,何应钦以蒋介石密使身份同梅津美治郎中将签订“何梅协定”,这是一项秘密协定,中国军队要进一步撤出河北,撤销国民党机关,解散抗日秘密会社,并在全国取缔抗日活动。(见约翰·亨特·博伊尔的《通敌内幕》第51页)

  1935年11月,河北省东北部三分之一地区发表脱离南京政府的宣言,新政权取名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长为殷汝耕,使用五色国旗,所谓的军务是指保安队,新政权明确指出:这仅仅是华北五省自治的第一步。(见约翰·亨特·博伊尔的《通敌内幕》第54-56页)

  1935年11月30日,土肥原给南京政府发电文,表示华北局势日益紧张,目前已经无法控制。电文的意思是:宋哲元将要效仿冀东政府再建立一个分裂的政府。南京不愿意让宋建立华北政权,派何应钦到这个地区去,何、宋和日本人三方协商,一个妥协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出笼了,国民党保留了一点面子,代价是南京同意华北两省事实上的自治,名义上南京政府有权任命两个委员会的主席,但事实上必须征得日本人同意。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已经在蒙疆建立多个傀儡政权。(约翰·亨特·博伊尔的《通敌内幕》第57页)

  1936年旧历正月十八,经过积极筹备,“蒙古军总司令部”在德王大蒙古包中举行成立典礼,一切仿照成吉思汗大祭的仪式进行,向成吉思汗遗像行叩拜礼,日本人也跟着叩了头,改公元纪年,用成吉思汗纪年,用红、黄、白三条为蒙古旗。日本人讲:“我们帮助建立了满州国,也可以帮助你们建立蒙古国。”接下来就是成立伪蒙古政府,吴鹤龄表现最为积极,5月12日,伪蒙古政府成立典礼举行,日本关东军参谋副长今村、参谋田中隆吉、特务机关长田中玖等出席。(见《文史资料汇编》第62辑第20-40页)

  1937年7月下旬,胡适和张君劢多次见蒋介石,提出“日华和平”的意见,蒋介石悲壮地说:“我不是不想和平,但日本的要求没有止境,最初日本只要满州,就照他们的办了,现在又要华北,这次任其所为,下次必定要上海和广东了。如果日本的要求只限于满州,我可以负责同日本合作。”(见《今井武夫回忆录》第81页)

  1937年12月1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居仁堂举行就职典礼,王克敏成为最高领导人,临时政府宣称,自己的管辖区包括河北、山西和山东全部及察哈尔省的部分。政府文告在两个论点上做文章:一是中日同种论,战争的可悲在于同种相噬;二是反共。伪政权在跟随日本实施“三光政策”的过程中,它对中国民族利益的损害超过了日本企图强加给华北所有措施造成的伤害。(参见《东方事务》第九期第115页和乔治·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33页)

  1937年末,火野苇平在战争报道中写到:“中国佬”欢迎日本兵是被看不起的,在杭州战疫中,日本兵取胜,城镇的居民竟以笑脸相迎,真是大感惊讶,假使我们日本城市被占了,就不可能出现这种事,自己国家的命运处于危急情况下,还要对敌人微笑和谄媚以保全自己的生命,象这样一个民族,我们怎么不鄙视他们呢?他们都是些让人瞧不起没有骨气的人。(见《东方事务》1940年4月第217页)

  1938年3月,日本在南京又培植了一个傀儡政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采用五色旗做为国旗,新政权的领导人物是梁鸿志,温宗尧为司法院长,陈锦涛为财政部长,陈箓为外交部长。这个政府的财源主要是上海匪帮,自己的货币几乎没有人愿意用。(参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170页和保罗·莱因巴格的《蒋介石的中国》第196页)

  1938年初,在中国全面抗战的时候,就有那么一个集团私底下怀疑抗战,自成一个“低调俱乐部”,主要成员有周佛海、胡适、陶希圣、和高宗武等人,胡适后因赴美当大使而中断了具体工作,其主要思想是反对“抗战到底”的口号,陶希圣和周佛海还组织了一个“艺文研究会”,通过这种合作,陶与汪精卫慢慢熟悉起来,后成为汪政府的谈判中间角色。汪反对拼命作战,他甚至说:“当日本加强对中国的控制时,西方国家只是袖手旁观,只有苏联是唯一提供援助中国的国家,苏联援助的原因是希望看到中国无休止地抗战而遭到毁灭。不如把一切忍下来,同日本缔结和约,那岂不更好?”(见劳伦斯·罗辛格的《汪精卫——一个卖国贼的伎俩》第273页和金雄白的《汪精卫对国是遗嘱首次发表》第150页-151页)

  1938年11月,今井武夫同中国的梅思平、高宗武及周隆庠一起导演了“重光堂会议”,主要目的是商定汪精卫能够接受的和平条件,安排汪出逃重庆的路线,会议共开了8天,签署了《协议纪要》,记载了日本陆军与汪精卫集团的谅解。研究中国问题时,第一个是满州国的问题,中国方面毫无异议地同意承认满州国,第二个是中国赔偿日本因中国事变所造成的损失。在《协议纪要》中,中国要求日本在华北不搞经济垄断,希望日本放弃治外法权,日本强调要在蒙古搞一个“特殊反共地带”,允许日本在蒙古驻军。(见今井武夫《支那事变回忆录》第293页-298页)

  1938年12月-1939年4月,12月18日,汪携家人及周佛海、陶希圣和秘书曾仲鸣等人逃离重庆后转赴越南河内,日本近卫内阁并未公开声明支持汪,仍然抛出《新关系方针》作为重点,要求以中国、满州和日本为基础,要求中国新的政权必须用“分治合作”为原则,即不允许中国完整统一,内蒙古和华北地方自治,实质上应由日本人主持,上海、青岛、厦门设为“特别行政区”,日本对上海、南京和杭州的占领没有期限,华北和新疆的资源最优先考虑日本和满州的需要。汪精卫与平沼谈条件时讲:“如果要我领导反蒋、反共的战争,日本必须保证占领西安、南宁、长沙、福州及其它战略要地。”(见原田熊雄的《近卫文麿传》第588页、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98页和西义显的《一曲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史》第243-249页)

  1939年5月28日始,“汪-板垣会谈”开启,板垣强迫汪承认过去的既成事实,日本不会放弃战利品,汪同意华北建立具有较大自由的政务委员会,有必要承认满州国,但汪要求他的政权在华中不受侵犯。日本主张汪的新政权用五色旗做国旗,但汪主张用青天白日旗,最后的折衷方案是在青天白日旗顶上加有“和平建国”字样的三角小黄旗,此时,高宗武和陈公博劝汪拒绝,但汪未听从。(见犬养的《扬子江在奔流》第191-195页和影佐的《漫谈》第370-376页)

  1939年11月1日起,影佐大佐、犬养健和梅机关其他成员聚集于上海愚园路1136号,开始为期两个月的谈判,史称“愚园路会议”。12月30日,双方签订“非正式协议”,汪对于日本提出的要求几乎全部屈从,稍加修改后,并入了1940年11月30日日本与汪政府的关系合法化“基本条约”中。即使是日本方面的犬养也认为:“汪确实让步太多,把自己将来成功的机会都妥协掉了,汪在气质上不适于担负跟战时敌国谈判的艰巨任务。”这次会议,谈了五个主要问题:顾问问题,经济问题,军事问题,华北问题和“特别区”问题。除驻军和资源开发特权外,甚至在文化、教育方面都要跟日本人事先商量,“厦门特别市政府”完全听命于日本官员,市长任命要呈送日本官员,市议员半数须为日本人,警察局正副局长都可以是日本人,厦门可以看成是日本领土台湾的延伸部分。至于海南岛,协议分两部分,公开协议不提,秘密协议可允许日本随意驻军并开采地下资源。汪刚就职不久,就把征服者松井之流的名字当作街名,把“北京时间”改为“东京时间”。至此时,就连一直跟随汪的陶希圣和高宗武也看不下去了,决定抛弃汪,高还写了一首诗:北方,南方,高山,海洋,它们全都不属于中国,中国百姓将何处为家?因为得知日本人控制的令人毛骨悚然的“76号特务机构”设于上海极司菲耳路,两人都设法逃离了上海。(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第八卷第286-295页、犬养的《扬子江在奔流》第281页和绪方畀的《兴亚院联络部及其长官》四月号第296页)

  1939年11月中旬,蒋政权与日本的和平接触也在同步进行,简称“桐计划”。该计划断断续续维持了近一年,主要参与者是铃木卓尔中佐与宋子良,每当蒋夫人为了治病或为了摆脱战时重庆的艰苦生活时,便要到香港进行疗养,宋氏一家便要到宋霭龄的家中团聚,香港报纸透露,蒋夫人就是幕后支持者。在涉及满州国的问题上,重庆坚持提出,这个要求目前必须不公开提,但不影响满州国实际独立的事实。1940年2月7日晚,章友三同今井武夫直接对话,得出的共识有:中国停止抗日;承认满州国;联合反共;内蒙古作为特殊地区;“驻兵”影响国民党形象,只能秘密进行,不能公开。1940年5月,两位中方代表带来了蒋委员长签署的证书。1940年底,美日战争爆发,“桐计划”宣布失败。(见《周佛海日记》第169页、松本宫吉的《中国人民的倾向》第113页和约翰·哥特的《日本为亚洲而战》第126页)

  1942年起,蒋介石军队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对蒋既忠心又不忠心,他最感兴趣的不是军事,而是商业,他同日本人做买卖忙得不可开交,他跟南京的周佛海也从未间断过联系。史迪威将军曾大骂蒋介石军队:他们从不乐意把军队投入战斗,部队的军饷、军粮、汽油、枪支等都是按人头配给,将领们以人数为财富标志,人数也决定军人的政治威望,没有人乐意跟日本人作战。余汉谋的7个师打了好几年,基本完整无缺,蒋政权和日本人一样,都是把共产党看成最大的敌人。(见《通敌内幕》第437-442页)

  1943年1月9日,汪政府正式对盟国宣战,并和日本签订一个“同盟条约”代替“基本条约”,日本为此废除了几项对中国的特权,以提高汪政府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接受度。(见重光葵的《昭和时代的动乱》第167页)

  1943年11月5日,汪精卫赴日参加“大东亚会议”,日本是领导国,东条英机是主持人,另外,菲律宾、缅甸、泰国、满州国和印度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第一号傀儡南京政府首脑汪在会中发言称:“大东亚战争中,我们要胜利,在建设大东亚方面,我们要共荣,东亚各国应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邻邦,热爱东亚。”(见约翰·托兰的《日本帝国的衰亡》第606页)

  1945年8月18日,蒋政府跟日本达成共识:日本军人协助国民政府,如共产党确有反日活动,就坚决予以惩处。日本投降三个月后,国民党政府仍使用日本军队来保护交通线以对付共产党,毛泽东曾加以严厉谴责,他在一篇《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文章中大骂蒋介石。(见《通敌内幕》第451-452页)

  1945年8月底到1946年,本来对共产党保持容忍的阎锡山,在日本投降后的第六天便跟日本第114师团的三浦三郎达成一项协定上:阎的军队不但不解除日本军人的武装,而且还愿意同他们紧密合作以防御共产党军队,由日本兵组成特务团,聘请一批日本专家在太原开办军事学校训练山西的军官,阎锡山外出视察部队,通常由一位穿着日本帝国服装的日本将军陪同,他首先向士兵高喊“中华民国万岁”,再高呼“日本帝国万岁”,战后的十个月后,山西太原满街都可见穿着阎军服的日本兵,阎在同共产党军交战的时候,日本兵也是主力之一。比阎军队接受日本军官更高级的是蒋介石聘请的冈村宁次。(见条野的《山西独立战争记》第298页)

  本文内容,除极少数引用了国人的回忆录和书籍,绝大多数引用的都是外国人的资料,并且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资料,避免了所谓“中国历史不可信”的公知式疑虑。

  通敌的性格,从中国的历史看,它具有传染性和传承性。战争,只要这个词不消失,那么必将周期性发生。战争的成败,影响因素很多,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人,敌我双方都是这样。

  未来的战争,只会更残酷,战与降的矛盾会更加尖锐,如果“通敌英雄”越来越多,如果历史上的汉奸贼子都被新时代公知一步步平反,那么,未来中国“用屈辱换和平”的投降派必定越来越多。

  附言:

  1,“两会”将到,我会关心什么?答:一是关心财产问题,他们何时能亮家底?富人资产外流何时有法律约束?二是关心工农问题,疫情危机的板子不能都打在穷人身上,刺激经济,没有在中底层人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三是关注国家资产的资本化方向和速度,财富再分级的政策应该更大众化。四是关注代表的代表性与能力问题。

  2,有人问我叶某作家该如何评价?答:他的书我基本都有,不应该称为史书,只能算是时代流言的综合,符合热爱八十年代潮流读者的胃口。写历史,读历史,良心很重要,离开这一点,都是作弄历史。

  写于2020年5月18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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