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后有曾过一场关于“谁养活谁”的大讨论。不过那时候，直指的是当时中国最为要害的土地问题，于是“富人”和“穷人”，被明确为“地主”和“佃户”。

“是地主养活了佃户，还是佃户养活了地主？”

先不着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给大家介绍两位史学大师：冯友兰和何兹全。前者的研究方向是哲学史，后者则是魏晋南北朝史。他们当年也参与了这场大讨论，而且以历史学者的严肃态度，深入到“土改”第一线，去观察和记录了这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斗争。

【壹】糊涂思想岂止今日有

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伟大设想，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之一。很多人也把这句话，整天挂在嘴上，可真到新中国建立了，“耕者有其田”成为国家政策，开始实行了，他们就叶公好龙了。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不少人同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出身地主阶级，或兼具工商业者与地主两种形态。他们自身的利益，必然同土地改革相矛盾。

说白了，见真章，剜自己肉了，“嘴上是主义，心里都是生意。”

不少人表露出“和平土改”的幻想，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

还有一些人对土改抱有抵触情绪，叫嚣什么：

“地主养活农民”，“地主的好处不可一笔抹杀”，“江南无封建”，“地主和佃农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

还有些说的更难听：

“土改偏差很大”、“斗争过火”、干部“上层好、中层少、下层糟”，“地方的农会常被土匪流氓所把持。”

当时人觉得，这不就是二十八画生老师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过的“糟得很”吗？而今天的我们，是不是听着更耳熟，仿佛就是前不久公知在某些书刊上的言论？

其实别怪这些旧时代旧阶级出身和分化出来的爱国者，包括号称“佐派”的黄炎培和柳亚子，也如此看问题。就是深受剥削压迫之苦的贫雇农，同样存在糊涂思想。

山东有个莒南县，地处山东东南部与苏鲁交界处。抗战中的1944年5月，县委在贫雇农中，搞了个调研。

到底是“穷人养地主呢？还是地主养穷人？”

县委在大店民校中，提出这个问题进行测验，结果三分之一举手说：

“地主养咱穷人，人家不给咱地种，不都饿死了吗？”

有位六十多岁的老佃户王成，干了六辈子佃户，穷得连整片衣裳都没有，可就是他，却处处替地主“洗地”。

年轻人就问他：“你不赌钱，又不喝酒，天天干活，为什么还这么穷呀？”

他想了半天回答：“这些年短工太贵了。”

又问他其他原因，回答：“我种的地总是舍苗，少打粮食。”

再追问时，他顺口气说：

“咱命苦啊！”

【贰】七十年前的神预言

如今有个时髦词儿，叫“国学大师”。别人我不好说，私塾开蒙，改新式学校，又留学美国，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的冯友兰先生，新旧兼备，学贯中西，当然实至名归。

这位老先生有个特点，说好听点，西方人叫“实证主义”，中国人叫“深思慎取”。就是你们跟我说答案，没意思，也不做数，我得自己去钻研、去求证。另一位哲学大家金岳霖先生是冯友兰的铁哥们，讲过后者的一件八卦：

“抗战初，清华教授们从长沙往昆明迁移，途经镇南关（今友谊关），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照办，只有冯友兰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

……

还没考虑完，已经撞骨折了。”

冯友兰先生是我们河南人，南阳唐河的。冯家我写过，祖上是山西来南阳经商的商人，父亲是清末湖北崇阳的知县，他这代兄妹三人，都是旧时代走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于我党和我党的政策，基本处于不了解的状态。

但作为真正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冯先生渴望中国越来越好，也支持我党，支持我党的政策，那么我党当时最根本的政策是什么呢？

当然是“土改”了，所以解放不久，冯友兰先生就提出来，能不能让我参加一个北京郊区的工作组，参与到土改中去，实际了解下，土改到底是什么情况？

众所周知，冯友兰先是新儒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理论中，最重视“天理”和“天命”，那么什么是当时中国的天理和天命？他真的想看看，切实接触到，而不是瞎扯淡。

1950年1月27日到3月10日，55岁的冯友兰和夫人任载坤，下到卢沟桥附近的张仪村（今属丰台）。可不是蜻蜓点水，而是实实在在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零下一、二十多度的凛冽寒冬，他们访贫问苦，乐此不疲。在《三松堂自序》中，老先生很自豪地写到：

【“先是到农民家里吃派饭，后来自己起伙。一直到过了春节，才把这一带土改搞完。在工作结束的时候，农民派车送我们回清华，在我家吃了一顿饭，他们才依依不舍地告别而去。”】

关于这段土改经历，冯友兰先生提到的第一个问题，今天看来仍极具现实意义，他认为要土改，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让群众明白，到底是“谁养活了谁？”

冯先生的伟大，在于他不但从几千年中国历史的角度，考量这个问题，更从农民的角度，从当下中国的发展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冯先生认为：

【“这本来是地主阶级用以欺骗和麻醉农民的思想，可是沿袭久了，有些农民果然就为这些思想所欺骗、所麻醉，觉得打倒地主阶级似乎不很‘合理’，觉得‘理不直，气不壮’。”】

但问题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进行土改，不进行土改，就无法进行工业化，就无法改天换日，重塑中华！

您可能觉得这么说有点大，正巧第二年秋天，也就是1951年，冯友兰先生到印度访问，跟印度学者，正好谈到了土改问题。印度人说你们的“土改”太可怕了，还是我们好，我们不用付出代价就“解放”了，我们更合算。

冯友兰直言不讳告诉印度人，你们这算什么解放啊？你们走的一条路，我们也走了一条路，哪条路好呢？当然是我们的好！

用今天的话，妥妥的“制度自信”，那时候就有了，而且冯友兰还附赠了条神预言：

【“中国现在已经是遥遥领先了，照印度现在的样子，一千年也赶不上！”】

七十年过去了，又有些人试图给我们灌输“地主养活佃户”的鬼话，当然他们换了包装，可实质并没有改变，用意也没有改变。

我不想争论到底是佃户养活了地主，还是地主养活了佃户，我只想说中印两国发展道路的对比，对这个问题的诠释与佐证，大家总该心里有个数吧？

【叁】为谁说话，为谁服务

【“封建的土地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基础。传统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文艺哲学思想，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摧毁这种土地制度，不能使中国社会制度变质。”】

作为中国最优秀的文科学者，冯友兰基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认为土改最重要的，也是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让农民群众自己想明白“谁养活谁”的问题。

您可不要小看这个问题，甭说在当年了，即便是今天，给“地主”和“佃户”各自换身皮，很多人还在歌唱几千年“赏饭吃”的神话，只是“田园牧歌”与时俱进成了“都市传说”罢了。

无独有偶，就在冯友兰先生结束北京郊区土改工作的同时，四川的土改也如火如荼开展起来。第二年，同为文科生的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也在四川中江县的一个小村子，做着同样的工作，进行土改体验。

何兹全先生的经历更为有趣，先说他的本名，叫“思九”，出自《论语》“君子有九思”。他有个堂兄，也是近现代史上的名人，就是何思源。大何跟傅斯年是好朋友，小何又是傅斯年的学生，还自认是陶希圣的“亲兵”。和前面提到的冯友兰先生也有渊源，他们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过，何兹全还是中国留学生会的会长，接班的前任唐敖庆也是人杰，“中国量子化学之父”。

这是人脉和学术方面，在政治上，何兹全极具时代剖面。1927年16岁入党，但既不是加入我党，也不是加入蒋介石的国民党，而是加入了汪精卫的改组派。

然而1950年，何兹全从美国回来，投身新中国建设，次年参加土改。

曾经在四川学习生活过的何先生，感慨良多：

“四川是天府之国，而富的只是官僚地主，农民却是真穷。”

在中江县永泰乡，何兹全见到了一场佃户斗争恶霸地主的大会，这在今天的公知和豢养他们的各路老爷们看来，相当政治不正确啊！

愤怒的群众，上台就打，边打边骂：

“龟儿子害苦了人！他把竹签子插在我们穷人耳朵里游街！要打死他才解气！砍脑壳的！污辱人家女孩子，不是人！”

解放前这个恶霸，在当地横行霸道，欺压农民，奸污妇女，强奸未成年的女孩，霸占农民的土地财产。

是这些“龟儿子”，养活了穷人，养活了农民吗？

显然不是，佃户们有首歌，那时随着我党的工作队，从何兹全的老家山东，到土改工作体验地四川，从北唱到南，唱到西南，唱到福建、广东，有无数地方方言版本，但中心思想都一样，回答：

“到底谁养活了谁？”

何兹全先生由此想明白了一个逻辑链：

想不明白谁养活谁，就搞不成土改；没有土改，就没有工业化；没有工业化，中国人民就不能改天换日；没有改天换日，我们就得被帝国主义继续作践，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就没有明天！

所以，思想巨变后的何兹全先生，尽管本来对抗美援朝持有不同意见，但还是全数捐出积攒多年的19两黄金，因为我是“爱国一书生”。

而这种改变，就来自四川中江的土改，来自斗争恶霸，来自佃户们的那首《谁养活谁》。

最后我想画个重点，从“谁养活谁”引申出另一个问题：

知识分子应该为谁说话，为谁服务？

前面写了何兹全先生参加土改，老先生有本回忆录，叫《爱国一书生》。里面专门有两个章节，写《土改》和《镇反》，都挺有时代意义。特别是土改那章，他在文末写了句话，今天看来也极具现实意义，我抄录给大家，作为结尾。

【“在土改中很受教育，认识到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养大的，应该对劳动人民有回报，为劳动人民服务。”】

不过，我突然觉得何老先生这段话，还是不够给力，最后还想引用二十八画生老师的一段话，作为彩蛋：

【“我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

【党人碑，察网专栏作家。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党人碑的熟人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