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停顿了很久的日汪谈判重新开始。日本方面的影佐祯昭、谷获那华雄、犬养健邀请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周隆庠到上海江湾六三花园。高宗武称病未去。

影佐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和各项秘密条款的打印本交给周佛海本人，请他们带回去交“汪先生审阅”。

周佛海打开一看，如同掉进了冰窟窿一般。日方条件之贪婪、苛刻，不要说违反近卫声明发表以来的一系列日汪协议，与他数日前赴日谈判所达成的“共识”也相去甚远。即使是当汉奸，面对日本这样肆无忌惮变邻邦为殖民地的灭国企图，内心也会苦恼和失衡。但是，要靠日本人支持，在日本军队占领区组建政府，不靠出卖主权和资源，日本哪里会答应呢。按照汪精卫的理论，欲取之，先予之；曲线救国，投降只是手段，救国才是目的。周佛海寻思，这是按汪精卫理论操作的，他不会不同意吧？

周佛海在会上不敢公开反对日本方面的几份“要纲”，只委婉含蓄地要求：

【“今后讨论的问题，要以去年的上海会议记录、近卫声明和本年的东京协定为基础。但是从这次贵方交来的文件看，不少地方脱离了这三个文件的精神。”“另外，关于蒙疆自治政府所管辖地区，历来都是绥远和察哈尔两省，但是贵方硬把山西北部的十三个县也划了进去；把河南的一部分也划到了华北自治的范围，也欠妥当。至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由日本协助管理的问题，在东京时也没有涉及。”】

第四次会谈改到愚园路六十号。已经讨论了几次的蒙疆与华北区域的划界问题，影佐请示了东京以后，在这次会上以决断的语气说：

【“将晋北十三县划归蒙疆，诸位不要固执，这才是聪明的。这是我严肃的忠告！”接着又明确宣告将河南省黄河以北土地全部划归华北。】

周佛海苦笑道：

【“以妥协闻名的我，也感到这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已经在诸多问题上让步了，恳切希望贵方务必在这个问题上也做出让步！这个问题对汪先生的和平运动具有重大影响……”】

会上的正式谈判之余，会下还有私下交涉。犬养健往往在散会以后，回到下榻处洗个澡，便到愚园路周佛海公馆吃晚饭。这位孙中山至交犬养毅前首相的公子后来在回忆录中不无怀念地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

【“为人善良的女主人周佛海夫人，因为我每晚都来的缘故，一听到汽车停靠的声音，便到大门口欢迎。很快又把白兰地和她湖南家乡风味的很辣的下酒菜端到饭厅。每当在雨下个不停的夜里，我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周夫人的热情好客、美味的湘菜、醉人的白兰地，都让我挥之不去。我与周佛海的‘深夜交涉’虽然颇不顺利，后来也多少取得了一些成果。不过，一旦接触到兴亚院原案中那些过苛的条件，在经过一次又一次商谈也不能得到结果时，只得将双方意见暂且保留，以后再谈。这种情况有五、六次之多。”（页末注：犬养健《长江仍在奔流》，日本文艺春秋新社1960年版86页）】

周佛海是个急性子，打不得持久战。他本来要坚持的事情，只要时间一长，加上犬养健会后闲居时的水磨功夫，也就懒得争执，权且如彼了。就这样，那些密约的苛刻条件，在正式会谈与私下交涉的交错进行下，逐渐为汪精卫集团接受了一部分。

汪伪集团主要成员每天早餐都安排在汪公馆。因为汪精卫不参与谈判，大家须要把头天会谈的情况向他报告，同时听他对当天会谈的指示。其实这也成了一个形式，周佛海每天的报告千篇一律，不是会谈正在进行，就是双方争执很大；对汪精卫的指示，他也是姑妄听之而我自为之。

陈璧君看出了蹊跷。一天早餐后，把陶希圣留下。陶希圣因为向管财务的周佛海多次要钱遭拒，两人发生过多次冲突，不会替周佛海遮掩什么。陈璧君留下他询问谈判的真实情况，原因盖在于此。

陶希圣告诉她，尽管周佛海同意了一部分，还是有一些太苛刻的条款不敢接受。如华北政务委员会，基本上是日本人操纵的机构，其所管辖的区域除了河北、山东，还要把河南省的黄河以北区域划进去；晋北十六个县也要划给蒙疆自治政府；长江中下游成了中日共管经济带不必说了，海南岛还得交给日方建军事基地。

陈璧君没有参加最初的阅读文件会议，汪精卫也没告诉她日本那些文件内容，此时听陶希圣一说，大为惊惶，没有想到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她扔下陶希圣，独自冲上楼去，对餐后休息的汪精卫说，日本人这哪里是在谈和，明明是要灭亡中国呀。

汪精卫不是蠢汉，当然早就明白这点。但是已经跌下泥坑，想爬上去谈何容易。他忿忿然说，日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字承认他们的征服，这就能起作用吗？中国不是我签了字就能出卖的；即使我在他们的文件上签了字，也是签的我自己的卖身契啊。说到后来竟哽咽不能毕其词。

陈璧君呆在那里，无话可说，只能陪着流泪。

陈璧君下楼，见陶希圣还在那里，皱着眉头吸烟。便把汪精卫的抱怨转达给他，希望他和周佛海商量，太苛刻的条件不能同意，该坚持的立场还是要坚持。大不了决裂走人就是了。

陶希圣沉默了一会儿。摇了摇头，微微冷笑，说：

【“佛海未必会听，除非汪先生直接对他说。我以为，这场谈判，汪先生也真是应该干预了！日本人欺人太甚，把晋北十三县划进蒙疆范围，而这个蒙疆自治政府又显然是早迟会彻底独立出去的；华北政务委员会说白了是日本人假中国人之手统治华北的机构，现在又要把河南的一部分划入；华中、华南几条重要铁路由日方经营；永久性驻军区域无限扩大；海南岛简直就成了台湾！如果答应了这些条件，也许我们的政府就成立起来了。但是国人会认同吗？不会骂我们是汉奸政府吗？”】

陈璧君愤慨地说：

【“没有想到日本人这么不讲信用！汪先生说过了，日本人固执己见，那就不谈了，政府也不成立了！我们准备把愚园路这套住宅交还日本人，搬回法租界福履理路我们自己的房子去。然后汪先生发表声明，停止和谈，去法国赋闲。”】

由于汪精卫的干预，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形将决裂。

汪精卫敦请影佐来公馆面谈。他面带悲怆，对影佐说：

【“以你为首的梅华堂（页末注：即梅机关。）诸公努力使谈判能靠近近卫声明，对这种极富远见卓识的态度，我十分敬佩；诸公对中国和我个人的深情厚谊，我更为感谢。然而你也知道，日本方面目下提出的议案与近卫声明相去太远。我的同志们感到失望，已经有人退出谈判，今后还会有人退出。我对中日和谈前途已经失去信心，打算暂时中止一段时间；原拟组府一事，也决定打消。我打算发表一个声明，回到最初的计划，也就是只以在野之身，在民间做些促进和平的工作。请影佐君原谅。”】

影佐手里摊着个本子记录汪精卫的话。此时放下笔，长叹一声，说：

【“我们携手跑完了一大段路，现在目标就在眼前，只消大家再一个冲刺就到达了！何必把最后一段短短的冲刺线放弃呢？太可惜了！当然我理解汪先生的立场和为人；其实我十分愿意代表我的国家作些让步，以此报答汪先生为和平运动付出的重大牺牲！”

“假如影佐君在这些关键性问题上作了让步，固然对和平运动有益，但必不见谅于日本政府。作为朋友，我于心不忍！唉，私人友谊毕竟与国家意志是两条道上跑的车！谈判破裂并不意味着我们私人友谊的结束！”】

据在场者的回忆，影佐的眼里滚出了两行眼泪，滴到他膝上的笔记本上。他拭去眼泪，说：

【“我来协助汪先生迁居；我先去法租界巡捕房，请他们出动巡警作好保卫。然后回东京叩见陆军大臣，质问他究竟还要不要和平运动，要求他当机立断。主要是内阁的兴亚院在起坏作用，鼓动首相和天皇听信三井银团的蛊惑，总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军部大批少壮军官也深受他们的影响！我一定要让陆相明辨是非；另外还要把谈判破裂禀告近卫公爵，请他出面干预。”】

影佐果然联系了法租界。对方同意出动两百巡捕迎候汪精卫。

影佐回到东京，向陆相畑俊六、参谋本部次长泽田茂以及有关的部长、军长进行汇报，坦陈自己的观点。听到汪精卫拒绝谈下去，准备避走法租界，军部两机关的人们也感到诧异。有人当场打了个比方，勒在鱼鹰脖子上的束缚太紧了，得稍稍放松一些，否则它会拒绝打渔的。

影佐对这个比喻大为赞赏。

他指出，与汪精卫签定秘密条约让其组府的目的，在于向重庆政府和中国民众表明日本的态度，表明日本并没有考虑灭亡中国，而是一种善邻友好行动，帮助他们驱逐英美殖民势力。也就是说，秘密条约在形式上是和汪精卫签订，其实是以重庆和中国民众为对象！如果我们坚持不让步，汪精卫受不了，就会永远中断谈判，避走法国。出现了这种结果，重庆政府和中国民众势必会想，像汪精卫这样愿意妥协的人都受不了，谁还受得了？那么，和平将永远无望，在我们的占领区还能找到什么像样的中国人帮助我们呢？

在场的人都知道，朝野对汪精卫组府从而实现和平并非完全不存希冀；而且陆军两首脑机关（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前期下了大注，又花钱又花工夫，如果失败，殊为可惜。他们其实也清醒白醒，由兴亚院汇总各单位拟定的那个《日支关系调整要纲》确实迹近灭国条款，吓退对方应是情理中事。大家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有人提议，不妨将驻兵时限恢复到重光堂密约的约定，仍提两年撤兵。至于两年后撤不撤兵，主动权还不握在我们手上吗？其他类似条款，也可照此办法稍作松动，留待以后实际操作时再行解决。这个叫做条条道路通罗马，又叫做以柔克刚，何必定要剑拔弩张吓退对方呢。

畑俊六断然说：

【“必须叫兴亚院让步，不能任由三井财团为首的产业界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影佐君，我命令你，无论如何要挽留汪精卫，必须使谈判成功！”】

在陆相干预下，兴亚院终于劝得各方对汪精卫稍作让步；但是告诫，让步的程度必须尽量小，仅使谈判免于决裂就可以了。毕竟日本的利益不能遭受丝毫损伤。

影佐祯昭回到上海，重新开始与汪方的谈判。

日本方面作了些无关痛痒的让步，竟让汪精卫受宠若惊，以为显示了日本有识之士的诚意与远见卓识。

正当此时，陈璧君已飞赴香港数日。假借探视陈公博母亲为名，劝说陈公博归队。陈公博踌躇不决。陈璧君以情责之，汪先生与公博情同手足，当他困难之际需要公博支持之际，公博为什么要这样自私、规避责任呢？糊涂的陈老太太早就被陈璧君哄得颠三倒四，竟训诫陈公博说：忠孝不能两全，事君就等于尽孝，吾儿追随汪先生，为母就会心安体泰。于是陈公博与陈璧君一起飞赴上海。汪精卫见他终于归队，大喜过望，长时间拉着他的手，泪眼婆娑地说，我就知道公博不会扔下我不管的。陈公博也陪着流了一会儿莫名其妙的眼泪。

陈公博来上海，正好碰上周佛海与日本方面在海南岛问题上又卡了壳。日本海军要在海南岛建海军基地，在规模和程度上汪方难以同意。海军省迫切希望促成此事，派来一个六十岁的少将须贺与汪方谈判。

汪精卫认为，须贺有三十多年的海军履历，据说是个谈判高手。应该有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与之搏弈，就由公博担此重任吧。

陈公博推脱了一番，也就勉为其难了。

陈公博与须贺面对面展开交锋。两人针锋相对，各不相让，狼烟弥漫，杀机毕露。吵到最后，陈公博拍了一掌桌子，宣称再不与这个老武夫谈了。当即拂袖而去。倒把须贺搞得很诧异，目瞪口呆了半天。最后，还是汪精卫亲自出面，基本接受了须贺的要求；同时劝须贺在某些并不损伤驻琼日本海军根本权益的枝节问题上作一丁点让步以敷衍陈公博面子。谈判这才没有破裂。

全部谈判最后完成的时候，中方签字者为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周隆庠。本来有高宗武和陶希圣，这两人都称病不出席。陈公博也惊骇于汪先生什么都敢应允，后果堪忧，不仅躲开了签字，索性又返回香港去了。

高宗武自从发现日本人胃口一天大似一天，自己若伙同汪派诸人继续饲虎喂狼，必致万劫不复。开始暗中与军统联系，请求代为向委员长致意，愿脱离深渊，回归抗战阵营。军统上海区负责人陈恭澍向重庆禀告后，向他转达三点：欢迎回归；最好能拍摄到汪精卫卖国的证据；完成任务后由杜月笙的人安排离沪赴港。

高宗武专门买了一个德国莱卡相机。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等一系列日方草拟的谈判密件借回家，陆续拍成照片。

他从陶希圣的态度，也看出不满情绪，考虑劝其一起行动。

陶希圣对汪精卫的抱怨主要是汪对周佛海太倚重，把自己放到等而次之地位；对周佛海那就不是抱怨而是仇恨了。周佛海奉命管经费，日本人每月划拨的三百万银元全由他支配。这个就很让陶希圣垂涎了。周佛海自己花钱很大方，对别人却抠门。陶希圣为自己部下争薪水待遇，也为自己报销一些大面额单据，屡遭周佛海拒绝。两人大吵过几次。

高宗武对他进行试探，一拍即合。

他们两人逃离上海，系由香港的杜月笙遥控安排。杜月笙的门徒留在上海的尚有一千多人，处于地下状态，由万墨林统驭。护送高、陶的任务即由万墨林执行。

多年后万墨林在《沪上往事•高陶事件举世震惊》（页末注：台北1973年版中外文库之九）里述其经过：

【“当时，我奉到杜先生的命令，护送两名重要人物离沪赴港。我既不知道是哪两位先生，也不晓得内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所做的，只不过是预备两张一九四0年一月四日（笔者注：应为三日。）由上海驶往香港的‘胡佛号’轮船船票，按照杜先生交代的方式，交到两位先生手里。然后从送达船票的时刻起，出动武装弟兄保护他们的安全，直到胡佛号离岸为止。胡佛号上，杜先生另有安排。所以（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初轰动世界的高陶携带日汪密约脱险抵港的时间，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摆脱敌伪的严密监视，完全是高宗武、陶希圣两位先生凭他们的机智与勇气完成的。……后来，方始由高陶两先生告诉我，他们都是用的金蝉脱壳之计完成脱险的第一步。譬如陶希圣先生，他就是在那天早晨，算准了时间，由家里乘汽车到国泰饭店。叫司机在外面等一等。然后走进前门，穿出后门，再雇出租汽车到黄浦滩码头。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了胡佛轮。平安出海。”】

一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高、陶致该报的公开信以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影印件。汪精卫集团卖国嘴脸暴露无遗。重庆当局和国内外进步报纸乘机大张挞伐，一时抗日讨伪情绪沸腾。

汪精卫集团惶惶不可终日，日本人也深为狼狈。

高陶事件使汪精卫倍感凄惶，派陈璧君再去香港劝陈公博归队。

陈公博为高陶事件所激，他不能眼看着汪精卫独撑危局而不顾，毅然抛却游移，决定北上支持汪。他说：

【“我只好用行动来答复高陶，马上去上海归队，否则我算什么呢！”】

二

中国派遣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征得东京同意，派东京参谋本部的铃木卓尔中佐到香港担任领事馆武官；实际工作是寻找重庆政府的联络渠道。这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的事。不到半个月，铃木桌尔就找到了这条渠道的入口。

宋子文与蒋介石闹矛盾，辞职到香港做生意。宋子良和宋子安等胞弟和他在一起，宋美龄也不时飞来与他们一聚。

铃木一到香港就获悉了这个情况。寻思如果能与宋家人见面，不等于直接与蒋介石搭上线了吗？睡意来了就有人送枕头。领事馆一名中国职员看出了他的来意，告诉他，香港大学一位教授与宋家很熟。铃木大喜，马上塞给这人一沓港币，请他无论如何引见一下。

这位教授叫张治平，三年前在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干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到了香港。见面时，铃木竭力拉近乎，说既然在殷汝耕先生手下高就过，那就是日本的朋友嘛。

看起来，张治平是个十分精明的人，几番来往之后就察觉到铃木有事求他。径直鼓励道，有什么事尽管说，只要在能力范围，定会帮忙。

铃木大喜，坦言自己十分希望与宋家成员晤见，就中日战争与和平问题交换看法。说这是东京的意思。

张治平毫不惊讶，当即表示不成问题。“在下与子文先生的胞弟子良先生过从甚密，可以代你问问。”

铃木激动地说：“张先生能够帮忙，我的事情就成了一半！事成之后定有重谢。”

说着就开了一张五千港币的支票交给张治平，说是车马费。张治平拿起支票瞧了瞧，退还他，说朋友之间帮忙，哪里需要这个。

铃木哪里知道，张治平早就加入了国民党，一切都是重庆的精心安排。连日本领事馆那个介绍人也是军统分子。

不料两天后张治平回他的话，宋子良认为与日本方面晤面不是个小事，他不敢自专，须其兄宋子文同意。推说以后再说吧。

铃木颇失望，好一阵没说话。后来又恳切地请张治平再帮帮忙，务必说动宋子良出来见见。

张治平开初推脱难度大，后来拗不过铃木一再央求，答应再试试。

直到十二月下旬，铃木完全失望的时候，张治平传来了好消息：宋子良征得乃兄宋子文同意，表示可以见上一面。

铃木大喜过望，对张治平千恩万谢。暗地里又寻思，宋子良开头拒绝，现在又同意，应该是反映了宋子文或者重庆政府的意愿。

宋子良以前当过广东省财政厅长，现在是西南运输公司总经理。公司总部就在香港。他个人当然没有对日谈判的权限，但是背后有宋子文、宋美龄、蒋介石，日本方面的种种主张、意向都可以通过这条渠道直达蒋介石。

第一次见面，由铃木做东，在港湾饭店宴会厅招待宋子良。那天，宋子良身穿藏青色法兰绒西服，下装线条与上装折皱都烫得很道地；大背头和棕色皮鞋油光贼亮，上下交相辉映。铃木握手之间略一打量，就明白宋子良对这次晤面其实相当重视。不过初次交谈，一开始并不愉快。事后铃木自我检讨，觉得当时实在不应该触及战场上的话题。

几杯酒下肚以后，铃木两颧酡红，悲天悯人地说，如今战场上中日两军每天都在大量伤亡，中国老百姓也蒙池鱼之殃。为体现上天好生之德，大日本军部和内阁希望能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特派遣在下来打个前站，与宋先生共商谋求和平之道。

这话让宋子良不高兴了。放下正要伸向巴西烤龙虾的叉子，用餐巾揩了揩嘴巴，微微冷笑了一下。

铃木又喝了一杯酒，乜视他。“怎么，宋先生不同意在下的话？”

宋子良说：

【“贵国自从七七事变以来，几曾体现过上天好生之德，这个恐怕不用我说了吧？贵国之所以要求和谈，在下以为是战场不利而然！”】

铃木大摇其头：

【“恕不能苟同，恕不能苟同！皇军占据了大半个中国，最富饶的地区都装进了囊中！怎么能说是‘战场不利’呢？”】

宋子良说：

【“铃木先生说得一点不差，贵军是侵占了不少地方；殊不知麻烦也正在这里！铃木先生是军人，应该比我更清楚，占领区是需要军队防守的，占领区越大，用于防守的军队就越多，那么用于主战场的兵力就不得不相应减少。对于人口资源匮乏的日本来说这是很严峻的问题！而且，战场上每天都在减员。七七事变以来贵军减员多少？不妨就依贵国的数字吧：中国军队伤亡八十多万，贵军伤亡四十多万——还不算诺门坎死于苏军枪炮下的五万多。铃木先生，你想一想，贵军还能支撑多久？”】

铃木瘪了瘪嘴做出一副不值一辩的神态，说：“那又怎么样，皇军不是依然牢牢控制着既占区域吗？而且不久以后还会调派大军再次会攻长沙，拿下这个鱼米之乡的中心城市！”

宋子良哈哈大笑，摇了摇头。“算了吧铃木先生！难道先生对贵军最近连吃败仗的事一点也不知道？”

铃木愣了一愣，有点尴尬。旋又强词夺理道：“贵军第三战区十二月中旬以来确实发动了军事冒险，调动了十四个师的兵力，分别向长江沿岸进攻。结果如何呢？窜扰了一阵，又在皇军强有力打击下退回原防，并没有完成作战目的！”

“铃木先生说得对，我三战区的作战目的确实没有完全达到；但是三路大军几个回合下来，总共消灭贵军三千多人这算不算战绩？贵军能有多少人马经受得起如此一次又一次的消耗？除了三战区之外，我各战区执行军委会指令，发动冬季攻势，各自都有斩获，难道铃木先生毫无耳闻？”接着，宋子良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冬季攻势。

他说，第一战区各部，在卫立煌司令长官指挥下，十二月中旬向豫东、豫北发起攻击。第三集团军派遣部队切断开封至兰封的公路，用另一部分人马分别向兰封、开封攻击，一度攻进开封，烧毁贵军第三十五师团仓库；骑兵第二军袭击商丘，焚毁贵军机场的汽油库，并伏击了由砀山开来增援的贵军骑兵第四旅团；我新五军、四十七军、第九军攻至安阳附近，破坏了平汉路、道清路的交通设施，使贵军交通至今恢复不了。

我第二战区第二十七、第四十军一度攻入了黎城、涉县、潞城，消灭贵军有生力量一千多。

我第四战区的冬季攻势，主要是攻打南宁和昆仑关。共消灭贵军五千多人。

我第五战区的进攻策略是散点突击，力求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最后获取总的较大战绩。李宗仁司令长官用三个师向信阳一线贵军第三师团发动进攻；用两个军向广水、花园进攻，威胁武汉；用六个师攻打随县、应山贵军第三师团之一部；在汉宜公路方面，李长官遣十五个师向钟祥、京山、皂市的贵军第十三师团进攻，切断交通联络线，打下了多处据点。整个冬季攻势我五战区共消灭贵军官兵五千多人。

“怎么样，铃木先生，在下说得不差吧？”见宋子良得意洋洋地住了口，铃木十分恼怒，但又不敢发作，只好隐忍不开腔。喝了一阵闷酒，才由张治平来打破僵局。

张治平笑嘻嘻地说：

【“在下只是个介绍人，没有置喙的资格；这里只想饶舌两句，二位如果有谈下去的愿望，最好只涉及和谈方面的话题，不必言及其他，以免言语之间出现火星。你看，铃木先生两句话，不就惹得宋先生不快了么？”】

宋子良冷笑一下，两手一摊。

【“谈不谈我无所谓，横竖已经打了两年多了，继续打下去好了！中国不怕牺牲，再死一亿人也不要紧的！”】

铃木听出宋子良这话的弦外之音是日本军队死得起这么多人吗？看来这宋子良一点没有富家子弟的纨绔气与愚蠢，懂得在谈判之前示敌以威，先声夺人；也很熟悉当下战场局势，所言一点不差。可不应该小觑此人，得罪了他，那就封死了和谈之门，前期的努力也就白费了。

他调整出一点戏谑的笑，半是道歉地说：

【“在下不敏，不该言不及义，惹得宋先生不快；当然，宋先生话锋之锐，在下也领略了——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接下来，双方很快就进入了正题。

宋子良首先提出质询，日本方面是否执意要扶植汪精卫组织政府？严肃告诫，如果是这样，那么任何形式的和谈都不必进行。同时说明，这是蒋委员长的态度。

铃木回答，只要与宋先生的会谈健康发展了，汪精卫先生那边的事情好说；到时候一切都会商得蒋委员长同意，否则决不会施行。这个请放心。

宋子良说，倘使日本方面尊重中国的名誉和主权，国民政府就会同意会谈。会谈之前，有一些原则性观点必须澄清：当初，近卫声明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是否可以纠正或废止？若认为可以，将采取何种方式使中国方面确认日方态度？整个局势能否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日本有没有对国民政府提出和平提案的意图？若有，能否秘密地向蒋委员长个人递交这方面的亲笔信？

铃木说，这个不是他能答复的范围；得向上请示。

宋子良表示理解。

铃木向派遣军司令部参谋长坂垣征四郎请示。

坂垣指示，对宋子良其人了解甚少，他也没有携带任何足资证明他可以充当重庆政府代表的官方文书。所以暂时不能作出任何确定的答复，只须反复阐明大日本寻求和平道路的诚意即可。重点应放在努力使重庆政府尽快派遣能代表中枢的人员前往香港。

半月后，阿部信行内阁总辞职，米内光政组阁，陆相畑俊六留任。政策不变。所以，铃木与宋子良的晤见没有中断。

铃木对宋子良解释，近卫声明中关于不以重庆政府和蒋委员长为对手的言辞，并不是日本政府的真正政策，只是一种宣传攻势而已。旋又试探，如果将来和平实现，蒋汪能否合作？

宋子良对第一点表示理解。说最近就会专门去一趟重庆，向蒋夫人转达这个意见；同时强调，蒋汪合作一事，日本方面最好想都不要想。

正巧在这一天，高陶揭露汪日密约文件的公开信及相关附件发表。日方急于了解中国方面对这事的反应。坂垣指示，“倘重庆方面能（对日汪密约）认真提出意见，则我方不妨使交涉有所进展。”意思是说，重庆政府如果对密约接受不了，提出修改意见，可以商量。

宋子良去重庆后，坂垣命令今井武夫飞香港，主持与宋的会谈。宋子良三天后将返港。

今井武夫时任中国派遣军两个课的课长。他秘密取道广州、澳门到香港，住进了铃木的住宅。他对外用“满铁”干部佐藤正的名字。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台湾拓殖公司经营的东肥洋行会客室中，第一次把自称为宋子良的那个人介绍给我。我们初次见面。他果真是宋本人吗？当然不可能断定。这人四十岁左右，白皮肤，身量不高，约五尺二、三寸，英语流利，手里时常拿着雪茄烟，很有礼貌。宋子良同铃木的居间人张治平，当年我在北京使馆武官室任职时，他就在冀东政府供职，后来是北京的新闻记者。这次的奇遇使我吃了一惊。”（页末注：《今井武夫回忆录•桐工作经过概要》195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宋子良向今井武夫和铃木卓尔转达了蒋介石的几点意见：不久以后将派出实际进行谈判的代表赴港；第一次会谈在香港举行，以后可在河内或马尼拉。

铃木提出中方代表的身份问题，也就是代表应携带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

陆军大臣畑俊六指示中国派遣军司令，将“宋子良路线”命名为“桐工作”；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也发出指示，要“借此以诱导重庆参加谈判乃至分化离间工作”，但“不得给人以正在商谈停战协议之印象”。

宋子良对今井武夫等人宣称，国民政府很重视这次谈判。蒋夫人专门飞来香港在大姐宋霭龄公馆安营扎寨，担任与重庆蒋介石联络的工作。这个说法虽然得不到证实，但中国方面携有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签发的身份证明书的代表正式加入了宋子良工作，与今井武夫等人正式晤见，却是无法掩盖的事实。他们是前驻德使馆参赞、现任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军委会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中将。

就在会谈期间，日本方面秘密地对宋子良的真伪进行了调查。据今井武夫回忆说：

【“自从去年十二月铃木同他开始会见以来，在我们周围找不到以往和宋子良相识的人，因此便扩大范围，探寻同他有过交往的人。但因为属于秘密事项，难于公开明讲，得不到积极的协助。不得已，姑且信赖张治平的介绍。

“第一次正式会谈时，陈超霖和章友三都带了张群签署的身份证明书，惟独宋子良没有。他们的解释是宋并未担任公职，所以不便颁发。而且从宋子良在会谈上发言的情况和地位的对比，也使人感到有诸多疑问。还有，关于宋子良的能力，中国人是有一些传闻的，同这个实际的对手比较起来，大有优劣，更加深了我们的疑问。决定彻底追查清楚。安排了一些在中国事变前就认识宋子良的人，由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第二课参谋冈田芳政中佐指挥，秘密进行辨识。惜乎各说不一，毫无结果。有一次。我（今井武夫）亲自带照片到南京，交给陈公博、周佛海等中国要人辨识。周佛海说更像宋子良下边的弟弟宋子安，四明银行总经理吴启鼎也说像子安；陈公博却说既不像子良，也不像子安。各说不一，依然无法确认。”】

后来坂垣指示，不必管宋子良是真是假，从其他两名都有重庆证明书来看，他们代表重庆政府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不要过于拘泥了，关键在于会谈效果——把功夫用在这上面吧。

在整整四天的会谈中，从表面上看，大体能够在笑谈中交换意见，没有发生剑拔弩张的情况。在谈判中始终成为争论中心而无法妥协的，依然是中国承认满洲国问题、日本在中国驻军问题、汪精卫政权的成立问题。

日本方面将汪政权的成立推迟，等待蒋介石对香港会谈的答复。拖了若干天，宋子良等人才转达了“答复”：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政府内部意见对立，一时不易决定，希望延期一个月再作明确答复。日本政府大为光火，认为是在捉弄人。作为报复，马上就将汪伪政权烘熟出炉——时为一九四0年三月三十日。但日本政府尚未正式表态承认汪伪政权，以表示不关死与重庆交涉的大门。

四月十一日，宋子良向铃木提出再开预备会议。解释说国民政府已决定了成熟的方案。接着，上次参与会谈的代表也到香港来了。

今井武夫探问重庆方面哪些人在阻挠中日和谈。

宋子良说，蒋委员长表面上如何姑且不谈，内心希望和平却是事实。委员长认为，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原则上可以考虑，但方式却要细加斟酌，以免犯了众怒；关于共同防共，那就更没有问题了，但应当在和平实现后再协商办法。目前，反对达成和平的是共产党和冯玉祥。中日和平如果实现，当然要公开讨伐共产党。已经订立了讨共计划，也许在中日双方谈妥之前就会有局部行动。

今井武夫等日本人对此十分赞赏，不断说蒋委员长是位十分明智的伟大人物。

但是，双方对日本在华驻军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依然争论不休。后来，双方代表达成了一项令人惊叹的妙策：由蒋介石、汪精卫、坂垣征四郎三人在长沙会谈，一举解决一切难题。

日本当局同意了这个计划，通知汪精卫准备起程。汪精卫不干，他认为去长沙定然会被薛岳抓起来。坂垣只好稍作修改，由他一人与蒋介石会谈，地点仍在长沙。

本来重庆方面弄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宋子良就是为了万一秘密接触暴露，可向国内外声明蒋介石的小舅子宋子良并未参与过谈判，一切都是日方虚构；现在与坂垣在长沙接触，纸里怎能包得住火，泄露出去那还了得。所以对此迟迟没有作复。不过香港的接触仍在继续。后来中方又加进了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和铁道部财务司前司长张竟立。直到后来日本宣布承认汪政权，一切接触才停止。蒋介石在日记里说：

【“近卫无智无能，承认汪伪，使中倭酿成不解之仇，既为敌国惜，更为东亚危也。”】

蒋介石在日记里为什么把责任归于近卫？此公不是早就下野了吗？

原来，在整个日本上层对德国的胜利欢欣鼓舞，从而愈益垂涎东南亚石油和众多丰富资源之际，意识到像德国那样拥立一位有威望的领袖多么重要。大家不约而同地把期待的目光投向近卫文麿。七月底，在大家热烈的劝说下，近卫终于同意出山，再次组阁。

内阁中两个要职由刚露头角的两个人物充任。一个是能言善辩的外交家松冈洋右。这是个堂吉珂德式的人物，也是个出尔反尔的人物，由他出任外交大臣；另一个是东条英机，不用说是出任陆军大臣。近卫认为东条工作勤奋，头脑清醒，克己奉公，不腐败，无劣迹，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他特别赞赏东条事事从“法制”出发考虑问题，不容忍“下克上”观念。这同时也足以迎合军政两系中保守派害怕再发生流血政变的心理。这一条是近卫选中他的主要原因。

松冈洋右曾任南满铁路总裁，那时东条正好任职关东军参谋长兼宪兵司令。当时两人过从甚密，友谊较深。这个情况也让近卫感到得意：内阁中两个关键人物不发生争吵，将是一大成就。

然而松冈与东条的性格全然相反。东条沉默寡言，做事果断，认准的事情决不放弃，拼命也要干到底；松冈浮夸外露，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挣个绰号“讲话机器”。他自己却否认这点，一本正经地指出“说话多那就意味着出尔反尔。我从来不这样，我说话从来就不多。”英国驻日大使克雷评论道，“我从来就没见过像他那样说话那么多却很难找出几句真话的人。”近卫几乎倾听每一个人的意见；而松冈几乎谁的意见也不听。他只忙于阐述不断从他那机灵头脑涌出来的各种念头。他故弄玄虚的话语把许多人弄得糊里糊涂，有些人竟认为他神经不正常；而外务省的属下斋滕良卫博士则认为，那不过是他矛盾百出的天性使然。的确，他经常说一些与他的信仰相反的话；后来，他暗地里解释这是为了让反对他的人上当。他一再向同僚表示他是亲美的，但在一些场合提及美国时却出言不逊；他不相信德国，却向希特勒大献殷勤；他反对军国主义抬头，却发表主战言论。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强有力地影响着近卫及其内阁；连一向头脑清醒的东条也不能幸免，往往在他炫人耳目的语言急湍之下变得糊里糊涂。

在松冈的有力斡旋下，成立刚到第四天的内阁就一致通过了新的国策。这项国策大声疾呼要实现世界和平。为此，必须由日本联合满洲国、中国（是重庆政府还是汪伪，没明说），以建立在日本领导下的大东亚新秩序；必须实行全国总动员，全体国民都应献身国家；必须实行计划经济；改革国会；圆满结束中国战争。

另外，要在以往《反共同盟条约》之外，再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一项共同进退的军事同盟条约；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便趁欧战之机，搭乘德国节节大胜的东风，开进印度支那或更远的地方，把那些区域丰富的石油、橡胶、稻米控制在手中。只要美国同意日本的这些“正当要求”，那就可以设法与它就互不挑衅达成谅解。

这个国策是由三井那边的财阀和大企业协会的胖子们想出来，又灌输给他们的座上客松冈洋右，再由松冈用炫惑的言辞颠倒了随时都欲拔剑四顾的军方首脑们，彼此结合在一块说服了近卫和内阁里的其他文官，让大家相信，在当今混乱的世界上，这是日本求得大发展的千载良机。这就意味着，“勿误良机”这一口号已经变成了国策，将会把日本推上进一步扩大战争的道路。他们决不会去客观地预测战争的最终结果；只看到法国为首的欧洲民主国家战败投降了，英国节节败退正作困兽之斗，印度支那上空的强劲巨掌已消瘦得无比孱弱，那里的橡胶、锡、钨、石油、稻米，“是扔在街上只待天皇子民去拣拾的东西”。

近卫内阁说到做到。不到两个月，日本就迫使无能的法国维希政府签订了协议，允许日本在印度支那北部建立空军基地，为彻底占领那一地区，也为北控中国的广西，打下基础。

与德、意签订军事同盟条约的讨论最后通过了，尽管海军依然反对。海军担心这种条约将会要求日本在某些情况下自动参战。松冈用没完没了的辩驳来说服海军，将那些被他私下讥为“渔夫”的海军将领们“绕”得昏头昏脑。他说“这个条约将迫使美国在执行反对日本的计划时更加谨慎从事”，日美之间反倒不致发生战争。退一步说，如果德国真的向美国开火，除非战争已出现曙光，否则日本也没必要傻瓜似的遵守条约去参战。

由于敌不过松冈的诡辩，那些首鼠两端的人被争取了过去。

与海军一样，天皇裕仁也对签订三国军事同盟条约心存疑虑。在他手执御玺往条约草案上盖时，忧心忡忡地对自己的至交近卫说，真担心这个条约最终会导致同英美开战。

一九四0年九月二十七日，条约在柏林签字，真正意义上的轴心国集团这才形成。

美国大怒，立刻进行报复，宣布把各种废金属和航空汽油等战略物资列入对日本的货运禁单。

英国人也对日本破口大骂。

苏联真理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条约“使战争进一步恶化，扩大了战争的领域”。

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急忙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保证，这个条约只针对美国战争贩子。

【“当然，条约也没有侵略美国的意图。它的唯一目的是告诫那些竭力要求美国参战的华盛顿军火商放明白一些，胆敢参加目前的角逐，他们就将自然而然地与三国为敌。”】

他甚至盛情邀请苏联参加这一条约。他请莫洛托夫捎去一封长信给斯大林，说世界四强——德、意、、日、苏如果团结起来，世界难题将一一迎刃而解。

松冈洋右认为，轴心国同盟条约十分有益于解决中国问题。蒋介石不能不意识到他现在的敌手不只是日本了，还有德国和意大利，弄得好的话还可能加上苏联。继续顽抗下去没有出路，必须让蒋介石认识到这一点。如果蒋介石一时放不下架子明确表示愿意接受日本的观点，那么用实际行动作出一些反共实绩也是应该得到嘉许的。

凑巧的是皖南事变不久就发生了。

【节选自温靖邦《虎啸八年》第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