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中印边境冲突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根据印度官方的消息，印度在此次冲突中3人当场死亡，受伤的17人因未能及时救治，于次日死去，印方可谓损失惨重。

　　此番冲突是印方故意制造事端挑起的，理不在印方，我方亦充足证据，所以印度政府在对外说明时主要强调了“悲剧”，并未敢过多指责我方。

　　对于印度的挑衅行为，大多数网友是嗤之以鼻的，鉴于双方实力对比的巨大差距，只要决策者有决心、有意志、有担当、有胆气，我们完全有能力再教训印度一次，换回中印边境的安宁。

　　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一个问题，印度政府自莫迪上台以来，一直秉持极右翼立场，与美帝国主义暗通款曲，客观上充当了美帝围剿中国的重要一环，中国人民在外部的首要敌人仍然是美帝国主义集团和国际资产阶级。这虽然与过去印度再美苏两霸之间“取巧”对付中国的具体情势有所不同，但“狐假虎威”的局面依然是相似的。

　　以中印关系为例，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中国对印真正优势在哪里，我们才能发扬优势、补足短板，更好地应对未来的中印关系，特别是应对印度背后的美帝国主义集团的扼杀战略。

　　1962中印边境冲突的缘起

　　众所周知，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一个在近代历史上深受殖民主义残害的国度。二战之后已经日落西山的英帝国主义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继续殖民印度次大陆，退而求其次，英国在1947年促成印巴分治，以印度次大陆内部的民族矛盾钳制两方，以图继续施加影响力。

　　处在被军事殖民或经济殖民地位的私有制国家统治精英的一个普遍特点就是“对内压迫、对外投降”，印度的统治精英也不例外。从后来的所作所为看，饱受殖民主义残害的印度的统治精英早已经学会了殖民主义者的丑陋恶习：1951年，趁西藏未稳吞并中国藏南地区;1961年吞并不属于印度的果阿、达曼和第乌地区;1962年吞并尼泊尔卡拉帕尼地区;1975年吞并锡金;1990年后数次试图吞并不丹。

　　1947年，尼赫鲁任印度第一任总理。他在20年代曾游历欧洲和苏联，受到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尼赫鲁执政之初的主要任务是清除英殖民主义势力、削弱封建主义影响，借鉴苏联的计划经济手段，发展资本主义尤其是发展工业。

　　因为尼赫鲁的一部分亲社会主义倾向，在建国之初的印度外交政策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偏向支持民族独立和解放。1954年6月，尼赫鲁与周总理共同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尼赫鲁发起并参与万隆亚非会议;1961年，尼赫鲁与铁托等共同发起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

　　在朝鲜战争中，印度只派出了医疗队和战俘观察员，尽管在某些细节问题上存在拉偏架的嫌疑(例如对北朝鲜的过多指责)，但总体上扮演了中立国的角色，为促成朝鲜停战谈判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随着5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印度跟风赫鲁晓夫的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习气也越来越重。

　　对于印度，毛主席从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声援全球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一直秉持的是包容、批评、促进的方针。

　　1951年，印度乘中国抗美援朝，无暇西顾之机，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从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出发，毛主席和中国政府对印度的寻衅滋事一直保持克制和忍让的态度。

　　1954年10月，毛主席对来华访问的尼赫鲁表示：“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与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

　　1959年5月，毛主席又在中国外交部关于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谈话的答复稿上亲笔加写了一大段话，“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 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

　　可惜的是，印度政府对于毛主席的好言相劝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在边境上一段暂时沉寂后，又变本加厉地开始了新一轮蚕食中国领土的行动。针对印度对中国边境的不断蚕食行为，毛主席向中国边防部队提出了“决不退让，避免流血;武装共处，犬牙交错”的十六字斗争方针。

　　1959年人民解放军取得西藏平叛的胜利后，印度政府公开向中国提出将东段9万平方公里和西段3.2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划归印度，在其无理要求遭中国政府拒绝后，便推行“前进政策”，继续蚕食中国领土。

　　1959年8月，印度在中印边界东段的朗久挑起第一次武装冲突;10月，又在西段挑起了空喀山口冲突。针对这些挑衅行为，中国边防军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采取的准则是“不主动惹事，不挑起争端，不越出国境”，“邻国武装人员向我进行或大或小的越境挑衅，在未超过我国三十公里时我概不开枪”，“停止边防部队在边界线附近巡逻”。

　　中国的克制和忍让，被尼赫鲁视为软弱可欺，蚕食的胆子越来越大。从1961年特别是1962年4月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推行更大规模的“前进政策”，步步向中国纵深进逼;7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悍然侵入新疆加勒万河谷，设立新的军事据点，切断中国边防哨所的后路，并向中国巡逻队进行武装挑衅，制造了加勒万河谷事件。10月，印军两万余人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完全堵死了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道路。

　　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中国出于国际主义的考虑，可以说忍耐到家了。面对尼赫鲁政府的不断膨胀，毛主席果断下令发起反击。毛主席后来回顾说：“印度整了我们整整三年。从1959年开始，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有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

　　1962：中国赢在“民心”

　　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毛主席的方针是不打则已，要打就把你打疼、打怕，打来几十年的和平。

　　1962年10月6日，总参向参战部队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假如印军向我进攻则要狠狠地打他一下，除东线西藏作准备外，西线也要配合。如他进攻，不仅要打退，还要打狠打痛。”

　　根据这个指示，中国边防部队一个多月内在西段，痛快淋漓地清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立的43个侵略据点;在东段，赶走了侵入克节朗、达旺等地的印军，挺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地区，将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的印军精锐打得一败涂地。这场反击战歼灭印军8853人，击毙辛格准将以下4885人，生俘达尔维准将以下3968人;而我军仅付出了牺牲722人、负伤697人的代价。

　　这一仗打得印度举国震惊，打得尼赫鲁惊慌失措。

　　毛主席称中印边界反击战是一场“军事政治仗，或叫政治军事仗”，中国在获得胜利后主动撤军，表明了中方以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而反对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的一贯立场。反观尼赫鲁的印度政府，偷鸡不成蚀把米，失了里子更失了面子(国际道义)。

　　今天，很多民族主义者对于胜利之后的主动撤军耿耿于怀。因为藏南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当时中国的物质水平和补给条件，藏南对于我方而言基本上是一块军事上的死地。但这场对印自卫反击战的目的达到了——它至少为整个西藏赢来了至少三十年的和平，让印度政府及其境内的西藏叛逃分子不敢染指西藏，为刚刚进行民主改革的西藏争取来了宝贵的和平发展期来彻底“消化”西藏。

　　麦克马洪线的背后是海拔数千米的念青唐古拉山脉, 关山重重。印度洋暖湿气流沿山而上，冬季大雪封山, 夏天暴雨倾盆，能够通行的时间只有10、11月份两个月。这也是毛主席将战斗选择在那两个月快速果断进行的主要原因。

　　即便是在能够满足通行期的两个月，我方的后勤补给依然是困难重重，以轻武器为主。即便是轻武器，中方与印度相比，也是有一定差距的，并不占优势。

　　我军步兵主要使用的是刚刚换装的56式系列武器，包括56式半自动步枪、56式冲锋枪、56式班用机枪;而印度使用的则是清一色的英美装备，如李·恩菲尔德MK3型步枪、布伦式轻机枪、司登2、3、4式冲锋枪和斯特林L2A3冲锋。因为地理条件的优势，重武器配备更是占据优势。

　　但我军强在人民子弟兵作战顽强、勇敢，指挥灵活，充分发挥了持续作战的优势，大胆的进行穿插、追击，几乎不给印军发挥远程射击的优势。

　　印军一般要求随枪携带90发子弹，后备40发，但印军士兵不堪重负，“偷懒耍滑”，最低时只带一条装50发的子弹袋;我军士兵则是主动要超负荷携带弹药。这就造成在穿插作战时，敌军士兵弹药打完了，我军士兵还有充足的弹药。

　　在西山口—邦迪拉战役中，我军一名副班长庞国兴，在和主力失散的情况下，和另外3名战士自动组成战斗小组，使用2支56式冲锋枪2支56式半自动步枪，深入印军纵深7.5千米，多次主动向敌人优势兵力发起冲击，占领两个炮兵阵地，缴获7门87.6毫米加农榴弹炮，后又配合主力部队缴获另外8门。

　　在达多龙桥的一场战役中，敌军一个营约300人的队伍撤退到达多龙桥，对岸只有我军一只27人的小部队，其中还有迫击炮排的战士和炊事班，真正能够承担作战任务的只有包括营副指导员王文保在内的12人。面对20倍于己的敌人，王文保下达的作战命令竟然是围歼!12人的“主力部队”+7人“炊事班”，主动向印度一个营的敌人发起了进攻：战斗不到一个小时便宣告结束!我军以伤3人的代价，击毙印军35人，俘虏20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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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谱写这些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的，是一个个普通的士兵，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军队。同样大多是贫苦家庭出身，中国士兵所感受到的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的喜悦感、自豪感，是那些还在饱受种姓制度压迫的印度底层士兵所无法想象、更无法感受的;中国的士兵是在为祖国而战、更是在为保卫本阶级的胜利果实而战，而印度的士兵则是为了军饷而战。这样的战斗，中方焉能不胜，印方焉能不败?

　　牦牛雪域高原运输物资

　　同样地，我们也应当铭记西藏那些翻身农奴，发自真心、义无反顾地支前配合，保障了战役的后勤补给。仅阿里地区支前委员会就调集了500多匹马和牦牛，翻越雪山，运送物资支援边防部队作战。

　　这就是“民心”的力量!

　　这同样是印度所不具备的最为宝贵的条件之一。

　　带领中国的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让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的正是毛主席;让人民军队的广大士兵学习知识，觉悟思想的也正是毛主席;对印自卫反击战的最高决策者和作战方针的制定者同样是毛主席!

　　因为毛主席，因为毛主席所教育出来的千千万万人民子弟兵的浴血奋战，因为毛主席解救的百万翻身农奴无私的奉献，对印自卫反击战干净、利落、迅速地达到了战略目标，为西藏赢来了几十年的和平!

　　今天的对印优势在于毛主席奠定的工业化基础

　　毛主席反对“唯武器论”，但绝不是不要武器、不要国防现代化、不要工业化。他既有“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这样气壮山河的豪迈，也有“搞一点原子弹”这样的远见卓识，这种革命浪漫精神和理性务实态度的辩证统一，是毛主席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和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鲜明体现，也是他不懈奋斗努力建设强大国防的历史写照。

　　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方在武器方面的劣势，一方面是印度有“殖民地”的底子，殖民地时代的印度士兵就被殖民者武装起来充当自己的“打手”;另一方面，并未饱受战火摧残的印度，在建国初期的工业基础本来就好于中国。

　　然而，经历了毛泽东时代近三十年的艰苦奋斗，中国的工业化、国防现代化取得了辉煌成就，将印度远远地甩在后面。

　　我们可以从中印两国建国初期到1975年各项产品人均产量变化对比，来简单对比一下中印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速度：

　　1950年，中国只有糖产量略高于印度，其他均低于印度;到1975年，毛泽东时代结束前夕，中国各类产品人均产量均大幅超过印度;增长倍数更是远高于印度。

　　但凡不是对毛泽东时代带者偏见甚至敌视，都没有任何理由否定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本篇囿于篇幅不再赘述;这里只简单介绍印度工业化的情况。

　　殖民地时期的印度，与中国、土耳其、非洲等受多个列强同时侵占的“共占殖民地”不同，印度自18世纪中后期以来就成为了英国的“独占殖民地”。作为独占殖民地，印度获得了宗主国更多的关注和投资，这为其工业化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类似的状况，我们可以参照918事变之后的东三省)到20世纪初叶，英国殖民者已经在印度建成遍及整个次大陆的铁路网，成为全球第四大铁路系统。一战、二战时期，出于就地转化资源、突破战线封锁的需要，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发展出了汽车、化工、机械等多个现代工业部门。

　　但殖民地时期印度工业化的成就并不是殖民者主观善意的结果，而是地缘条件下的“意外”。作为印度殖民地的底层民众，更为刻骨铭心的是自己国家作为殖民地被压榨的屈辱历史，他们长期遭受本国地主阶级和殖民者的双重残酷压迫。二战中，出于战争需要，英国殖民者紧急抽调原材料，导致1943年印度东部大饥荒，夺走了400万人的生命。

　　长期来讲，英国殖民者极力打压印度本土工业，主要讲印度定位为原材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地。为了避免对宗主国本身形成冲击，英国殖民者将印度的工业水平基本锁定在上一代已经淘汰或面临淘汰的水平，这与70年代全球化美日向亚洲经济殖民地的产业外迁有某种程度上的类似。

　　尽管如此，印巴分治之后的印度工业化基础仍然是远远好于经历过八年全面抗战、三年解放战争的一穷二白的新中国。

　　上面已经说到，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受到苏联的影响，倾向于社会主义。但分治之后的印度并未经历过真正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封建种姓制度、殖民地时期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一直伴随印度到今天。尼赫鲁学过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外壳，从1948年开始，印度就开始制定五年计划，并一直持续到2014年莫迪上台前，时间跨度之长在社会主义阵营都是少见的。

　　在政治上，印度实行的又是所谓的西方议会民主道路。摇摆于美苏两个大国之间，尼赫鲁选择中间道路，走上了所谓“费边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毫无关系。除了发展部分国有经济，印度只是进行了有限的土地改革，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根本没有被触动。印度的国有企业虽有“国有”之名，但是却不听政府调遣，反而成为能够左右决策的利益集团。

　　印度既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中央计划决策执行机构，也没有通过破除私有制惠及底层、动员起来底层民众的建设热情，印度“佛系”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可想而知。1950年至1980年，印度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2.3%，而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3.5%，从第10工业国跌到23，中国则升至第6。

　　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浪潮同样席卷了印度，开启了印度的改革开放之路。然而，这样的印度拿什么去搞改革开放呢?

　　印度执政者一度希望依靠依附于西方高科技、高端服务业可以绕过漫长的工业化历程，走出了一条从农业主导直接转向服务业主导的新型发展道路。换个话来讲，就是绕过第二产业，直接从第一产业跃升到第三产业。

　　这种改革，一方面造成了印度经济的对外依附化和国内更为严重的贫富分化，尼赫鲁建立的国有经济也陆续被私有化，另一方面反而造成了印度变相地“去工业化”。尼赫鲁当初去殖民化、发展印度本土工业体系的梦想实际上已经破灭。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拿着依靠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坚实的国防工业基础、自主研发的尖端武器走上战场的时候，印度的军队还还留在万国武器博览会的层次，必须依靠从美国、俄罗斯等国购买武器。

　　印度的反动统治阶级如今面临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日益深重的贫富分化、社会矛盾，寄希望于挑动边境冲突转嫁矛盾，这是民心丧尽的表现;而我们自身今天同样面临这社会贫富分化问题。两边同样有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但有多少能转化成“民心”优势呢?1962年我们取胜的这个优势事实上已经被私有化削弱了，但好在毛主席为我们打下的工业基础的底子还在。

　　今天，中国对印度在武器方面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这同样要感谢毛主席为我们打下的坚实的工业化基础。

　　因为毛主席，70年年来印度的反动统治阶级，过去只能是个欠揍的“瘪三”，今天依然只能是个欠揍的“瘪三”。

　　但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印度的背后其实上是美帝国主义在撑腰打气。面对美帝国主义，我们的武器优势是没有了。但抗美援朝战争，我们靠着“民心”优势，在武器绝对劣势的情况下，最终取得了胜利，这条历史经验是永远值得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