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决议》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是90多年前毛泽东亲手起草并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因为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史称“古田会议”；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的一座里程碑；古田会议决议，铸就了我党的党魂和我军的军魂，从而使我党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

2014年10月31日，习近平亲自提议在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也称“新古田会议”，带领与会人员“深入思考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就是寻根溯源，赓续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强固政治根基，指引人民军队重整行装，从古田再出发，向强军目标奋进。

笔者收藏有《古田会议决议》的最早版本，即1930年4月6日印刷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据查，目前发现只有中国军事博物馆和古田会议纪念馆藏有这个版本。笔者还有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古田会议决议》的一些其它版本（见图）。

根据已有的早期版本和有关资料，对《古田会议决议》寻根溯源，也是一个红色文化收藏者的义务和责任。

朱毛会师与争论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及湘南起义的农民军，到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同年6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红四军成立了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同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湖南平江起义部队红五军二千余人到达宁冈城，与红四军会师，进一步壮大了红四军的力量。会师后，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为了统一指挥，红五军编为红四军第30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30团团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党代表。红四军在前委的领导下，连续打破了江西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每次“进剿”。

红四军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在党内和军内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当时红四军主要由地方农民武装和国民党军队分化出来的旧军人两部分组成，小私有制的狭隘观念和旧军人的习气，在部队中打下了很深的烙印。据统计，红四军的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70%以上，不可避免地把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来。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伤亡较大，生活艰苦，部队又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顿，因此，极端民主化、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也在红四军内滋生蔓延。在红四军前委领导层内，关于部队建设和作战等问题，也存在着重大分歧并经常发生激烈争论。

其实在朱毛会师两个多月时，朱毛之间就发生过严重分歧。1928年6月30日，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到井冈山，向朱德、毛泽东传达了湖南省委指示红四军向湖南出击的命令。当时，井冈山红军前委是受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对这个错误的命令，毛泽东坚决抵制，朱德表示坚决执行，双方都不能说服对方。于是，刚会师到一起两个多月的两支队伍又分开了。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继续坚守在井冈山，并且取得了“黄洋界上炮声隆”的大捷，粉碎了敌人对井冈山的第四次“进剿”。朱德领导刚组建的红军第28、29两个团向湖南出击，却遭遇了“八月失败”，红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牺牲，29团几乎被彻底葬送。毛泽东得知朱德部队失利后，急忙率部队下山把朱德的部队接应回到了井冈山。毛泽东见到陈毅时说：

【“打仗就如下棋，下错一着棋马上就得输，取得教训就行了。”】

这时，陈毅开始逐渐认识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他在营以上干部会上总结攻打郴州失败的经验教训，报告了部队失控的情况，也做了自我批评，心想朱德这次应该主动检讨才对，但朱德对此却“根本就不作检讨”。这就意味着朱毛的争论还要继续下去。

在“八月失败”的事件中，唯一得到好处的是28团1营营长林彪，他继任了红军主力团28团的团长，从此他踏上了进入红军高级领导层的通道。

红四军为了开辟新的根据地，1929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和红五军前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已改编为红四军第30团和袁文才、王佐的红四军第32团留守井冈山；朱德、毛泽东率红军四军主力3600多人下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同年3月，经过长途跋涉和多次作战胜利，红四军又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这时，朱德对毛泽东提出的为了发展壮大红军和进行根据地建设，主力红军也要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的做法，尤其是对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掌握红四军一切权力的做法非常不满。朱毛的争论，尽管有时十分激烈，但终究是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

刘安恭使争论更加复杂

1929年初,刘安恭从苏联回国，4月份,中共中央指派刘安恭为特派员，前往红四军。刘安恭到红四军后，促发了朱毛之间关于红军领导方式的争论，并且使朱毛争论更加复杂和激烈起来。

在刘安恭到红四军之前，毛泽东是红四军前委书记，已成功地把红四军的领导权集中到了前委，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刘安恭是四川永川人，与朱德、陈毅都是老乡，和朱德同在川军共过事，同时参加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和刘伯承、吴玉章等人同时派往苏联学习军事。刘安恭一到红四军，很快与朱德的观点达成一致。朱德亲自提议，让刘安恭担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兼任政治部主任。由于刘安恭是中央派来的，又是从苏联回来的，还见过斯大林，在军事理论上很有一套，口才又很好，所以红军不少官兵对他很是推崇，加上朱德亲自提名，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通过并任命刘安恭为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这个职务是在前委之下、纵（队）委之上。毛泽东本想通过这一任命，改善与刘安恭的关系，但刘安恭不领毛泽东的情，而与朱德、陈毅更谈得来，关系更密切。刘安恭不了解中国红军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主张照搬苏联红军的做法，对红四军早已确定的且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他总以苏联红军模式和标准批评个没完没了。有一次在前委会上，他说：

【“红四军的规章制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没有记载，一个字也对不上号，不合规范，土里土气，农民意识太强，要统统废除。而苏联红军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我们要完全彻底模仿，用他们‘一长制’建设中国红军……”】

这时，毛泽东再也忍不住了，严肃的说，脑袋长在自己肩上，文章要靠自己做。苏联红军的经验要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盲目的，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刘安恭碰了钉子，十分不悦，斥责毛泽东：

【“你对马列主义缺乏信仰，马列著作就是要句句照办！”】

此后，刘安恭对毛泽东的意见很大，还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主持临时军委会议并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毛泽东认为，作为下级党委的临时军委，擅自决定并限制其上级党委的职权，这种做法非常不正常，实际上是限制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既然前委无法统一领导，毛泽东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提出辞职，请求前委马上调换书记。在1961年3月23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回忆说：

【“那一批人以刘安恭为首，他和一些人刚刚来就要夺取军权，军队就落到他们手里。”】

陈毅为了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劝毛泽东不要辞职，建议撤销刘安恭临时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职务，改任第二纵队司令。这一建议，在白沙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以36票赞同、5票反对通过，并取消了临时军委。

刘安恭对失去职务十分恼火，几乎天天都散布谬论，党内争论的各种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争论的焦点是毛泽东领导的前委是否“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 前委是不是书记专政”等。朱毛之争在军内公开化，各纵队、支队党委普遍开展热烈讨论。这时，朱德支持刘安恭，刘安恭也称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军队要不要党的领导的问题。

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被陈毅取代

大家意见不统一，前委无法统一领导，毛泽东也就执意不肯收回辞职请求。这时，前委研究决定，陈毅代前委书记。

为了解决争论，红四军于1929年6月22日在龙岩城公民小学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陈毅主持会议，会上争论得十分紧张激烈。陈毅担心再争论下去，红四军会严重分裂，尽力做协调工作，对不同意见“各打五十大板”。于是在红四军《七大决议案》中，尖锐地指出毛泽东有7项缺点：A.英雄主义；B.固执己见，过分自信；C.虚荣心重，不接受批评；D.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惯用报复主义；E.对同志有成见；F.工作态度不好；G.小资产阶级色彩深厚。因此，大会决定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为了保持平衡，《决议案》也同样罗列了朱德7条缺点，给予朱德书面警告处分，但明显没有毛泽东的处分重。在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以一票之差落选，书记由陈毅以多数票当选。陈毅采取这种折中协调的办法，不仅没有求得红四军内部的团结，反而助长了错误思想的蔓延。

毛泽东表示接受“七大”决议，但他在会上最后发言，重申了自己的各项政治主张：

【“至于陈毅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 】

然而红四军的主力第一纵队司令林彪等人却表示，坚决不认同会议的选举结果。为了不要因为自己继续在红四军导致红四军分裂，毛泽东主动做了林彪的工作，并提出自己去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这一要求获得前委批准。

红四军的 “七大”，民主气氛很浓，选掉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陈毅取而代之。然而，这一决议违背了组织程序，因为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这一职务是中共中央指定的。

1929年7月8日，毛泽东同蔡协民、谭震林、江华、曾志、贺子珍等人，离开了红四军军部，由龙岩动身前往上杭蛟洋，代表前委出席并指导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江华在60年后曾回忆说：“那时我们一行人真的有点灰溜溜的样子。”当时，好在林彪派了一个班护送和保卫他们。

在毛泽东离开红四军期间，还发生了“毛泽东讣告”的一个插曲。1929年10月下旬，毛泽东在转福往上杭苏家坡途中患病。国民党媒体造谣说毛泽东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听到毛泽东病逝的消息后，于1930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专门补发1000多字的讣告。高度评价毛泽东为：

【“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建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则因误传而发的讣告，却说明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仅为国内而且也为共产国际所尊重。

朱德力图挽回局面结果更糟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蛟洋去做地方工作和养病后，朱德、刘安恭和陈毅掌控红四军，思想认识比较一致，并想急于用胜利证明他们的正确。于是，他们决定率红四军向闽中出击。陈毅以探望毛泽东病情的机会告知毛泽东，红四军决定将分兵出击闽中。毛泽东得知后坚决反对，并与陈毅争吵起来。陈毅说，我只是告知你这一决定，不是请你作决定，所以毛泽东的反对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结果红四军在向闽中出击中遭到严重损失。

他们没有接受教训，而又决定出击广东东江地区，几次作战又严重失败。朱德自己计算的结果是兵力损失了三分之一，红军由出发时的6千多人锐减至4千左右，就连朱德视为“出色将领”的刘安恭本人也在战斗中牺牲。朱德为此深感痛苦。

由于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连吃败仗，红四军实力大减，军心涣散，许多人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特别是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连续3次写信给前委提出辞职。一时间，红四军陷入严重危机之中。

毛泽东到地方指导工作和养病，陈毅前往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刘安恭在作战中牺牲，红四军的重担落在了朱德一个人身上。这时，朱德感到前所未有的疲倦和孤独。为了统一思想，解决问题，克服危机，1929年9月下旬，任前委代理书记的朱德决定在上杭召开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会前许多代表已经从实战中认识到毛泽东所坚持的原则和主张是正确的，感到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的领导，许多基层党组织也提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朱德也感到力不从心，当即表示同意和支持，于是决定由郭化若、彭祜二人起草一封请毛泽东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会议的信。

毛泽东接信后，回信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问题不解决，不打倒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我不能回去。再者由于身体不好，就不去参加“八大”了。

红四军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由于没有领导核心，只能无组织地自由争论，结果“八大”会议开了三天，没有形成决议，也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大家感到没有毛泽东这样有力领导便失去了中心。会议上罗荣桓站起来说：

【“一定要请毛泽东来参加会。”】

林彪立即说：

【“我赞成。红四军不能没有毛泽东。”】

朱德说：

【“是啊，朱毛，朱毛，朱不能离开毛，朱离开了毛就无法过冬了。”】

刚从中央调来不久的第二纵队党代表张恨秋，当场起草了一份“敦请书”，在会上念了，与会者皆赞同。朱德遂派人给毛泽东送去“敦请书”，要他马上赶来开会。毛泽东接到信时，见大家言辞恳切，不顾疟疾正在发作，便坐担架赶到会上，但赶到时，“八大”会已开完。与会者见毛泽东浑身浮肿，病势较重，便让他继续养病。

这时的朱德，更是盼望毛泽东和陈毅能早日归来。

陈毅带头打倒“陈毅主义”

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由于毛泽东的离开，红四军领导机关不健全，政治工作严重削弱，会后的军事行动也屡受挫折。为了尽快结束红四军党内的争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929年8月，陈毅代表红四军前委取道厦门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听取陈毅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成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陈毅就红四军成立两年来的革命斗争、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尤其是红四军党的七大和毛泽东离开部队去闽西指导工作的情况，做了如实的汇报。政治局一致认为，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决定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委员会，由负责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鉴于陈毅对红四军情况的熟悉，周恩来要求陈毅为中央起草这个文件。

陈毅受党的信任和周恩来的重托，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夜以继日的起草中央给红四军的文件。陈毅为了起草好这份文件，查阅了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和信件，对毛泽东的主张有了更深的理解，所以在他起草的中央指示信中，有很多是毛泽东的观点和主张，如文件中阐明的红军的三项基本任务：

【“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

这是毛泽东在红四军中已经实施的内容。陈毅在起草的文件中肯定了红四军在实现上述任务中取得的成绩，其实也是对毛泽东的肯定，对自己的否定。指示信中还明确提出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前委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经过多个日夜的努力，陈毅终于起草完《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周恩来看过后，给予了高度称赞，仅改动了两个字。9月2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文件。这封指示信，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

陈毅离开上海前，周恩来对他说：

【“解铃还须系铃人，七大上你的关键一票使毛泽东落选，中央要求你再去把他请回红四军，你不会介意吧？”】

陈毅说：

【“我不介意。请中央放心，我一定会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

1929年10月22日，陈毅从上海经香港来到了广东梅县的松源，找到了红四军前委机关，拿出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给朱德看，并要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朱德表示完全赞同：

【“我服从中央的指示，不过你欢迎他回来，他是否愿意回来，还很难说。”】

陈毅说：

【“这个我负责。我相信，是可以把他请回来的。”】

朱德说：

【“毛泽东对你最不满意，你知道吗？你走后，9月底毛泽东在永定合溪养病期间，红四军在上杭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致信毛泽东请他务必到会。”】

朱德边说边从办公桌抽屉中拿出毛泽东的信，信上写道：

【“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能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再则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

朱德待陈毅看完信，接着说：

【“前委觉得毛泽东态度有问题，给他‘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到会。毛泽东当时正患疟疾，便由地方武装护送坐担架赴会，但赶到时会已开完。大家见他病得不轻，只好让他继续养病。”】

陈毅看了毛泽东这封“打倒陈毅主义”的信，不仅没有丝毫的吃惊和不满，反而是心悦诚服地接受毛泽东的批评，他说毛泽东要打倒的是陈毅主义，又不是打倒我陈毅本人。他首先在朱德和其他的领导同志面前，态度诚恳地承认和检查自己的错误，并表示与大家一道来坚决打倒“陈毅主义”。

在到达前委机关驻地的当天，陈毅马上派人把中央的“九月来信”和他写的检讨自己错误的信，送给远在闽西的毛泽东。陈毅还在几次前委会上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并提出：

【“我们要把毛泽东请回来，我向他承认错误。”】

陈毅坦荡的胸怀，受到了大家的敬佩，他的建议也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和支持。尽管此时朱德的处境有些尴尬，但也被陈毅高度自觉的党性和宽广的心胸所感染，于是也十分诚恳地表示：

【“过去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回来。”】

于是朱德和陈毅又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正式表达了悔意。尤其是陈毅，在信中诚恳表示：

【“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面对朱德和陈毅诚恳的态度和认识，毛泽东在福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谢汉秋的陪同下，于11月26日到达长汀，久候在门口的朱德和陈毅迎上前去，一人抓住毛泽东一只手，紧紧地攥着，一向忠厚的朱德说：

【“润之，中央来信了，你是对的。以前的意见我收回！”】

陈毅爽朗而坦诚的说：

【“润之，我向你检讨。”】

毛泽东也表示歉意说：

【“我也不是什么都对呀！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说了一些伤感情的话。”】

顷刻间，三人尽释前嫌，都把精力集中到红四军下一阶段的工作和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准备上。

毛泽东起草《古田会议决议》

为了进一步统一红四军党内的思想，急需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作出了三项决议：一是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是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是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一些旧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

为了开好红四军党的九大，毛泽东全身心投入准备工作。12月3日，红四军开往连城新泉，毛泽东、朱德、陈毅一起住在望云草室。在这里，红军进行了10天的新泉整训。朱德负责军事整训，陈毅负责政治整训，毛泽东集中精力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筹备党的九大会议。

为了了解部队的真实情况，毛泽东冒着严寒深入各连队召开座谈会，与大家展开讨论，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士兵座谈会上，有人提到一个叫陈铁民的副大队长，三天两头打骂士兵，士兵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铁匠”，有的士兵受不了打骂，只好开小差回家。毛泽东抓住这些典型事例，与大家一起分析这些错误思想作风的根源和危害，研究纠正和解决的办法。毛泽东还格外重视党内的调查研究，每次召开各级党组织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会议和各级党代表联系会议，通过调查研究，实际上是为起草党代会决议准备材料。同时，毛泽东还到新泉邻村的报一公祠召开农民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

经过十多天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在搜集大量素材的基础上，在望云草室的煤油灯下，分门别类的梳理，写出纲目，起草红四军党的九大的会议草案。

12月中旬，红四军进驻到上杭县古田镇。前委、政治部和司令部都在八甲村，4个纵队分别驻防于赖坊、竹岭、溪背、菜屋等村庄。在八甲村，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各纵队、支队、部分大队的党代表和支队以上的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进一步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联席会议之后，各纵队、支队、大队召开党委、支部大会，传达联席会议精神，并对本单位存在的问题做出初步检查。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和召开各种会议的活动，这本身就是一次党委集中指导下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毛泽东在充分调研和准备的基础上，在党委机关驻地“松萌堂”的灯光下整理资料，起草决议。有一次，油灯里的油燃烧完了，毛泽东让秘书宋裕和从厨房里找来松枝做成火把，继续写作。突然，一丝火星溅到毛泽东的棉衣上，滋滋地冒起了烟，宋裕和忙不迭地将火星扑灭。毛泽东抬头笑笑，又若无其事地伏案疾书，直到天亮。就这样，毛泽东最后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起草和修改工作，书写了一篇伟大而不朽的巨著。

雪花篝火映照下的古田会议

1929年12月28日，天上纷纷扬扬地下起了大雪。雪花覆盖了古田的山川和大地，也给彩眉岭下的曙光小学披上了洁白的盛装。一切准备就绪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曙光小学（原为廖氏宗祠）隆重开幕。

12月的闽西地区，朔风凛冽，雪花飞舞，隆冬的寒冷沁人心骨。为了驱寒，会场里燃起了数堆篝火，代表们围火而坐。出席大会的代表120余人，大会秘书长陈毅主持会议。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会标。

这是红军发展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陈毅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并作了关于废止肉刑和反对枪毙逃兵问题的专题发言。

朱德作了军事报告，“从红军建军一直谈到目前”，全体代表受到了极大鼓舞。

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他慷慨陈词，条条是道，震人心魄，暖人心田，启人心智。报告中间常常响起掌声，经久不息。

古田会议在团结、民主的热烈气氛中开了两天。全体代表热烈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信和毛泽东作的政治报告，并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总结了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

大会改选了前委，选出了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11人为前委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3人为后补委员，毛泽东由中央指定任前委书记。

至此，古田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胜利闭幕！

《古田会议决议》的重要创新内容和启示意义

古田会议认真总结了红军建军以来的建军建党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是军队建设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古田会议的核心思想和伟大创新，就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这都体现在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决议案有9个部分：一是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二是党的组织问题；三是党内教育问题；四是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五是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六是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七是废止肉刑问题；八是优待伤兵问题；九是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其中的第一部分，收入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篇名改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及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至今对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古田会议决议》的主要创新内容有以下五项。

一是第一次以决议的形式，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红军必须同时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工作。这是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根本标志之一。

二是第一次以决议的形式，确定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决议规定，红军中必须健全各级党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

三是第一次以决议的形式，明确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决议提出，红军的政治机关和军事机关在党委的领导下平行执行各自担负的工作，在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由政治部代替当地的政权机关工作等。

四是第一次以决议的形式，强调了红军内部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决议指出，对红军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提高官兵素质和保证任务完成的中心环节。

五是第一次以决议的形式，制定了红军内外关系原则。决议强调，在红军内部坚持官兵平等、尊干爱兵；在军民关系上，要尊重人民政权机关，严格执行“三大纪律”“ 六项注意”；在对敌工作上，消灭顽抗之敌，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军队。古田会议决议，不仅在红四军实行了，而且其他各红军部队也先后参照来做，从而大大加快了红军建设的进程，很快把以农民为成分的军队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创新。

“寻根溯源”古田会议历史，重温古田会议决议，学习古田会议精神，对于今天实现强军目标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启示之一：坚持党的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之“魂”。红四军的实践证明，凡是坚持党的领导，部队就能胜利和发展，反之，部队就会受挫折和失败。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人民军队都要坚持党的领导，决不能动摇。在当前国际形势变化莫测，国内矛盾复杂凸显的形势下，更要铸牢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军魂”，才能保证强军目标正确的政治方向。

启示之二：坚持立党为公，是人民军队建设之“基”。从红四军几位领导在古田会议之前的争论看，有时很激烈，甚至辞职下台，但他们都是为部队建设、作战方式、工作内容和方法而争论，都是出于公心，没有私利。一旦统一了思想认识，便又能紧密团结在生死考验面前、患难与共，即使在争论中扮演不光彩角色的刘安恭为革命献身战场。在实现强军目标中，只要坚持立党为公，一心为民，军队就能经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考验，确保“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启示之三：坚持群众路线，是人民军队建设之“根”。古田会议强调根据地建设，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把做好群众工作作为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因此，才有红军的发展壮大。这是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人民军队在抗击疫情、抗震救灾、抗洪抢险等战斗中出色表现，成为人民群众心目中“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这就是古田会议精神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扬。

【张其武，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红色收藏家，现任国家移民管理局驻三江县扶贫顾问，原公安部边防管理局政治部副主任，武警大校警衔。1957年2月出生，河南息县人，中共党员，在职硕士研究生，曾参加过1979年2月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任排长，带领全排出色完成作战任务，荣立集体三等功；参加香港回归安保工作，荣立个人三等功；参加汶川抗震救灾，荣立个人三等功，并获公安部汶川抗震救灾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曾任社会兼职：中国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会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管理学会统筹研究会理事，中国收藏学术研究会会员，全国公安文联会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人文研究所特邀高级研究员，原武警学院（现警察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原公安边防部队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原《中国边防警察》杂志编委、副总编辑、编委会主任，《人民日报》特邀记者等，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人民公安报》，《半月谈》、《解放军政治工作》、《政治指导员》、《中国边防警察》、《党风》、《作品》、《收藏》等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编著政治教材、理论研究、文学作品等书籍十多本，多次参加全国、全军学术研讨会，在省、市和全国多次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