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人大教授王义桅在新浪微博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要拼命研发北斗，被逼急了!》的长微博内容：

　　读罢，可谓是百感交集。

　　1985年，中方负责人卜庆君参加美国GPS研讨会，被美国人明言：“特殊情况下将采取三重措施：降低精度、关闭区域甚至更换通信编码。”受制于人的窘迫感，让老航天人感觉继续上马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卫星导航项目。

　　王义桅的文章介绍说，“七十年代曾提出卫星定位‘灯塔’计划，但无奈搁浅”“受限于八十年代国力，计划再度尘封”。

　　经历了90年代海湾战争美国使用卫星导航精确打击的震撼，经历了中国货轮银河号被美国关闭GPS变相扣押的耻辱，中国终于在1994年启动了北斗一号系统建设。2000年北斗首星发射，至今20年，北斗巡天终于圆梦。

　　关于80年代，陈芳允提出的“两星方案”被搁浅，王义桅文章的说法是“受限于国力”，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惯用说辞，笔者无意指责王义桅教授。

　　关于70年代“灯塔”卫星导航计划的搁浅，王义桅的文章语焉不详，笔者不揣冒昧，简单将这段历史进行了整理，与大家分享。

　　60年代初之前，导演项目已经上马，但国内各方对卫星有多大用途还不清楚。而钱学森教授力主积极发展卫星，获得了毛主席、周总理和聂荣臻元帅的强力支持。

　　顺着苏联第一名宇航员加加林上天的东风，1961年，国内举办了12次星际航行座谈会。“航天”这个中文名词的翻译就是钱学森同志定下的，所取的正是毛主席的诗词：“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星际航行座谈会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卫星与导弹互为表里，相互为用，因为二者发射所需的火箭技术基本是一回事。中国第一颗卫星工程伴随着十年规划被初步提出，一开始就包括系列卫星和宇宙飞船项目。

　　1963年1月，钱学森从上海机电设计院抽调朱毅麟、李颐黎、褚桂柏和孔祥言四人，亲自指导，开展人造卫星研究设计的先期准备工作。收集和学习国外“泰罗斯”气象卫星、“发现者”返回式侦察卫星、“子午仪”导航卫星、“回声”无源气球通信卫星、“电信”通信卫星和GEO通信卫星“辛康”等卫星和其他航天器技术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编制我国卫星和空间技术的发展规划。四人小组在同年秋完成了《中国1964～1973年空间技术发展规划(草案)》。

　　1965年1月8日，钱学森提出报告，建议制订卫星研究计划。认为“人造卫星有以下几种已经明确的用途：测地卫星、通讯及广播卫星、预警卫星、气象卫星、导航卫星、侦察卫星;4月29日，国防科委提交70-71年发射第一颗卫星的报告;5月6日，中央专门委员会第12次会议决定上马卫星，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任务正式启动，卫星总体组组长何正华提议第一颗卫星叫东方红一号;7月1日，中央专委批复报告，卫星工程代号定为651任务，国防科委负责组织协调。

　　在东方红一号研制进展顺利的情况下，1967年，海军提出发展导航卫星的建议;1968年，灯塔一号(DT-1)导航卫星正式上马，进入项目论证阶段;1970年，灯塔一号正式开始研制;

　　灯塔一号使用了重力梯度杆，壳式叠瓦太阳电池阵(1969年就已研制成功)，在当时来讲，有着极强的前瞻性。重力梯度杆是一种简单的定位装置，卫星能始终指向地球，灯塔一号重力梯度杆12米长，可伸缩，顶端一个天平动阻尼器，对地精度5到7度，类似美国子午仪卫星，上千公里极轨，4-5颗就能组成全球导航网络。

　　1972年-1979年，灯塔一号完成了模型星、初样星、热控星、结构星、电性星的模装和试验。按照我国航天卫星研制的流程，灯塔一号的地面研制和试验基本上已经做完了，就等着打试验星上天了。

　　然而，1978年8月，根据xxx的意见，停止导航卫星计划;1980年12月，“灯塔”导航项目正式下马。一句话就让项目下马，让无数人的心血付之东流……

　　说句老实话，一颗已经完成全部研制工作，就等着上天的卫星能花多少钱，真的出不起这个钱了吗?

　　美国现在使用的GPS导航系统也是70年代开始研制，1994年才全面建成;整个工程耗时20余年，耗资200亿美元;灯塔一号花的钱还不到GPS系统的一个零头，如果整个项目能够坚持下来，通过更新迭代，我们又岂会被美国的GPS压制这么多年?

　　当年运十大飞机的下马过程几乎一模一样。最后的试飞定型只需要再追加3000万，八九十年代从国外买飞机花了几百亿，真的是没钱吗?

　　中国出了毛主席这样站得高、看得远的决策者是我们的国家之幸、民族之幸、人民之幸;而一切“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自私、短视行为，都是在对国家、对人民犯罪!

　　切不可再让悲剧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