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胡新民。本文讲述的是一个悲痛而憋屈的故事，淞沪会战期间，国民党派出一架飞机去轰炸日本军舰“出云号”。但是这架飞机没能到达任务地点时就遭到日本战斗机的攻击，负伤严重，而且不得不丢弃其携带的炸弹提前返航。就是这两颗炸弹导致了淞沪会战期间最惨绝人寰的平民伤亡事件。本文所描述的故事，是作者在阅读《在中国二十五年：上海密靳氏评论报主持人鲍惠尔回忆录》一书时发现的，本文算是借用一位美国记者的视角，部分展现淞沪会战的一个场景，同时也在侧面反映出昏庸的国民党政府，外不能御强敌，内不愿安民生，甚至还残害中国自己的老百姓。
《密勒氏评论报》是美国人1917年6月创办于上海的一份重要英文报纸，1953年6月停刊，其中1941年12月6日到1945年10月20日间由于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报纸被迫停刊。《密勒氏评论报》的办报宗旨是“将远东局势之发展，使本国明了，同时将西方的发展，使东方明了”，落实到中国，就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
这份报纸见证了日本侵略中国、袭击上海时的种种暴行，并以积极的姿态反对日本、支持中国，比较完整且真实地保留了1937年7月-1941年12月间中国的抗战记忆。
《在中国二十五年：上海密靳氏评论报主持人鲍惠尔回忆录》（约翰·本杰明·鲍惠尔作 尹雪曼 李宇晖 雷颐 译 黄山书社出版 2008年9月）描述了淞沪会战中最惨绝人寰的一幕：
当我在回想当年八月初上海的紧张情势时，我对于那时我们对“黑色的星期六”——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注：即淞沪会战开始第二天）的悲剧一无准备，感到莫大的惊异!
这一期的《密勒氏评论报》内，有一篇关于日军炮轰上海的综合报道。据统计，大约有两千人被炸死，两千五百余人被炸伤。而所有这些死伤的不幸者，几乎全都是中国的平民——男人、女人和小孩——这些人因为日军侵略中国，进攻上海，为了逃避恐怖、灾难而到上海。但是，这些死难者的死亡，一大部分无可奈何地要由一架飞越公共租界上空的，受伤的中国飞机来负责。据估计，当时约有一百五十万人逃入上海的公共租界，这些人差不多全是农人、工人和乡下人。因此，公共租界里的大街小巷，桥上桥下，到处都挤满了中国人。他们携带着他们全部的家当，包括无数的儿童在内;而最多的，还是被抱在怀里的婴儿。中国的一些慈善团体，在公共租界里设立了许多救济站。炸弹掉落在救济站或其附近，当然应该对重大伤亡的后果负责。何况，那些炸弹掉落的地方，正是当时平民集中最多的地方。
但最凄惨的死亡悲剧，却发生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叉的一条街上，距外滩大约有一里之遥。在那儿，约有五千名难民聚集着，等候领取米饭，这是由上海一家著名的娱乐公司“大世界”所供应。这条街是一条有名的大街，叫做虞洽卿路（即西藏路）。街口的红绿灯，这时恰巧由绿转红，一辆坐着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女孩的汽车，于是停下来，等候绿灯亮了再走。由于听见一架飞机飞得很低，就好像在头顶上，越过那座商业大楼飞过来似的;这辆汽车的主人，于是打开车门，站在街上向空中一看究竟。但是当他的一只脚刚落地，只听他大叫一声，两手向外一扑，便倒在人行道上死去!一粒机枪子弹射穿了他的胸膛!
中国的一架飞机，携带着两枚重磅炸弹，准备去轰炸停泊在大马路对面黄浦江中的日本军舰“出云”号。但是在这架中国飞机还没有到达投弹的地位时，便受到一架日本战斗机的攻击。这架中国飞机于是受伤了，驾驶员打算折回上海附近的仍在中国国军手中的虹桥机场。但因飞机损坏得很严重，加上又载着两枚重磅炸弹，这架中国飞机的驾驶员发觉在这种情况下，回到基地的可能性不大，于是，他就计划先把两枚重磅炸弹抛弃。这时他正飞临上海跑马厅的上空，但是，当这两枚重磅炸弹掉下来的时候，却没有掉在跑马厅，掉在距跑马厅大约有三百码的街口，正好在街口广场的中间爆炸。在这个街口，一方面正挤满中午时分最多的交通车辆，包括汽车、黄包车以及无数的行人，再加上正在等候领取茶饭的数千名中国难民。
第一枚炸弹，在柏油路面的大街上炸开来，但是第二枚炸弹，显然是在距大街路面数英尺的空中爆炸，因此，死伤的人数因弹片的喷射而特别多。数十辆的汽车，以及乘坐在车厢内的人，受到碎弹片的爆伤，或者因车子油箱的爆炸燃烧而被烧死。至于街上的行人们，被炸得尸首四分五裂，满天横飞，有掉在另一条街上的。但最惨不忍睹的伤亡，则发生在“大世界”游乐场的前面广场上;数千难民的群众中，因为这时正是施粥的时候，被炸裂的男人、女人和小孩的尸体，大多数的衣服都被烧光，最后则被堆在这幢建筑物的旁边高达五英尺。
当中国飞机和日本飞机在上海上空作战，炸弹从空而降，掉落在“大世界”游乐场大门外附近时，我正站在“美国俱乐部”（American Club）的屋顶上观看空战。炸弹掉落的地点，距“美国俱乐部”大约相隔十条街。这两枚炸弹意外的爆炸，使整个的大上海为之震动。当时，我立刻赶往出事的现场。我虽然采访过不少战争的新闻，但是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人血汩汩地流入下水道的情景。那天为了采访这件新闻，晚上很晚才回到家里。这时，我的鞋子、袜子、裤子，都沾满了斑斑的血迹。这是因为我曾协助警察和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从汽车上搬运很多被烧焦了的尸体。这些车子，在炸弹掉下来时，正围绕着那个圆环转。有一辆福特车，曾引起我特别的注意。它大概停在距炸弹爆炸点的二十英尺处，车里有三具烧焦了的尸体，两具在前座，一具在后座。车子的驾驶人，或者说一个被烧焦了的骨架，仍旧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一双烧得只剩下黑色骨骼的手，还抓着汽车的方向盘。当这些尸体从车上被搬下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一张驾驶执照，因为被压在驾驶人的屁股下，所以没有被烧毁。从这张驾驶执照上，我们知道这位死亡者是上海一位相当有名的美国商人。另外两具尸体，一具是这位美国商人的太太，另一具是他的中国司机。当警察和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把最后一具尸体从现场运走了以后，他们又派了一辆卡车前来。在这一辆车上，装载的都是这些人胳膊和人腿。这些手臂和人腿是被炸弹炸开，散落在各处的。在这些死亡者当中，有基督教安息日会所属的一本杂志的印刷工人九十人。这本杂志总共雇用了一百名印刷工人，这一下竟一次死了九十人!这本杂志的社址原设在上海的中国地界，为了安全的关系，他们是在这件炸弹案发生的前一天，才搬到租界中来。
黑色的礼拜六的第二件悲剧，发生在第一次爆炸后数分钟。这一次的炸弹，共有五枚，从中国飞行员驾驶的“诺斯拉普”（Northrop）轰炸机上掉下来。中国飞行员轰炸的目标，本来是黄浦江中的“出云”号，但因为定位错了五百码，因此炸弹掉落在上海最繁盛的南京路上，在两座最著名的大旅馆——汇中饭店（Palace）和华懋饭店（Cathay）的大门前爆炸。当时的南京路上正挤满了逃入租界的中国难民，因此，死伤了数百人，包括一些外国人。
据《在中国二十五年：上海密靳氏评论报主持人鲍惠尔回忆录》，黑色的礼拜六过去后第二天晚上，鲍惠尔在办公室工作时，一位美国妇人，艾莲娜·罗斯福（Mrs.Eleanor B. Roosevelt），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J.）太太走了进来。她说她因为正在上海访问，看到很多无辜的平民，被天上突然掉下来的炸弹炸死，所以急急忙忙地跑来会我，不知道能不能有办法说服交战双方，把他们的战斗部队以及海军舰艇撤离公共租界的边界。当我跟她研讨一番后，她决定向中日两方的领袖们拍发电报，说明她个人曾亲眼看见无辜的、毫无防卫能力的平民百姓，惨遭不忍目睹的杀戮和毁灭!因此，她呼吁他们下令停止轰炸公共租界。她的电报有一封发给蒋夫人，请求蒋夫人把这件事转告蒋委员长。他们商量后把给日本的发给了日本首相。在给日本首相的电报的结尾写道：“我今天致电蒋夫人，希望在上海租界无辜平民的生命获得保障前，暂停轰炸上海。因为逾量的日本陆海军出现于上海公共租界边界的内外，中国人于是认为他们必须采取必要的军事措施和预防。我请求阁下设法使上海中立化，使非战斗人员获得安全。我因为鉴于你们皇室过去对我的友谊，所以乃致电向你请求。”
日本政府虽然没有答复罗斯福夫人，但是第二天日本的海军司令却命令“出云”舰驶离它原停泊的地点——上海市的正面。而由于“出云”舰的移动，中国飞行员轰炸的主要目标亦从上海市中心区的边沿移开。但是，日本海军仍继续用军舰上的大炮，越过上海市区轰击中国军队，使居住在上海郊区的平民，继续受到严重的伤害。此外，一架日本飞机曾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营的营房丢了一枚炸弹，幸亏没有任何伤亡。另一架日本飞机，向美国人经营的棉纺厂丢了一枚炸弹。这家棉纺厂有一队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扎，负保护该厂之责，但也幸而没有死亡。
蒋夫人在她的复电中说，蒋委员长已下令调查上海发生的意外事件，而且要对伤亡的民众予以适当的抚恤。
（来源：“淮左徐郎”微信公号，资料来源：《在中国二十五年：上海密靳氏评论报主持人鲍惠尔回忆录》280页至287页；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