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23日是我父亲葛叔平的祭日，河北省科工局在“河北省军民融合促进会”微信平台以“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我父亲荣立一等功”为题专门发文纪念我的父亲。并且引用了去年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城网”对我们兄弟和父亲当年助手的部分采访录像。推荐阅读登有我父亲事迹的：《罗布泊上空升腾的蘑菇云背后的峥嵘岁月》（《河北工人报》2019年5月31日）；《五十四人为你讲述：中国首枚原子弹的“大脑”如何诞生》（中国电科54所微信号）；《中国首枚原子弹的“大脑”如何诞生》（《环球时报》2019年9月19日）；《忆“两弹一星”元勋葛叔平与第一次核试验》（“长城网”2019年4月20日），不禁使我感慨万分。
父亲带领团队转辗各地参加了我国五次核试验（地上、地下、空中）。他不仅是第一次核试验遥控遥测自动控制系统的总设计师，核试验委员会委员，控制委员会主任，荣立一等功，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测控系统的主设计师，第一完成人。这两个项目都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父亲生前因为周总理有明确指示“主要研制人员，不能在电影和任何媒体上露面，以免遭遇不测。”因此知道父亲的人很少，他也甘愿默默无闻。没想到在他去世13周年之际还被纪念，又一次公开了他的事迹。
2019年4月“长城网”采访我们兄弟三人有关父亲情况时，我提出，不要只突出我父亲，你们应该采访我父亲的助手，他们了解的情况更多，他们用行动创造了“两弹一星精神”，应该突出“两弹一星精神”激励现在的科研工作者。因为父亲生前多次对来祝贺他立功的同志说：“你们注意了吗，电影一开始演的是农业丰收，工业生产的成就，人民生活欣欣向荣，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行核试验。核试验的成功，可以说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一次核试验要花多少钱啊！以爆心为圆心，每公里都修建了各种工事，摆放了各类武器、装备，还有动物，用来测试核爆炸的威力。国家没有一定的实力，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只是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当时国家的实力还不是特别强大，如果不成功，那将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啊！我们是抱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信念投入工作的，相信外国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事实证明我们一点也不比外国人差！”
父亲去世10周年的时候，我们兄弟三人就曾经和父亲的助手们座谈，请他们讲讲当年的情况，这次虽然有些同志去世了，但健在的同志还是讲了很多我们不了解的情况。综合两次听父亲的助手们的讲述，使我们更多的了解了父亲，也越发加深了对他的怀念。
一
为了完成中央下达的第一次核试验任务，国防科委第十研究院党委经过反复研究，要求第十九研究所组建遥控遥测研究室(代号12室)，并指定父亲担任室主任。国防科委要求父亲对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上将直接负责，每周向他汇报工作进度。去年已经76岁的崔国义是当时研究室最年轻的技术员，他回忆说：“我到设在一排小平房的十二室报到时，什么也没有。葛叔平主任已经到位，另有六名大学生也已经报到，加上我们六名军校学生共十三人。葛主任安排我们打扫卫生，搬桌椅、试验台、仪器、设备等基本办公用品。几天后，各工作间、实验室已井井有条、干干净净，具备了工作条件。”以后几个月由父亲点名又从所里各有关单位陆续抽调了一批精兵强将，开始了研制工作。研究队伍年轻，白手起家。去年已86岁高龄的李振魁回忆道：“我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学俄文的，当时让我和葛主任一起到院里去，是因为苏联专家留下了一堆俄文资料，要我去翻译。但那些资料根本没有用。”院领导交代任务后，要求他们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任务的内容，到国防科委接受具体安排。面对当时美国、苏联等有核国家对我国严密的技术封锁，国内没有任何核试验遥控遥测资料可参考和借鉴，也没有人员接触过的情况下，国防科委要求在一年内完成任务。作为总设计师，项目负责人，父亲当时就在国防科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立下了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
作为我军第一个侦查干扰（电子对抗）研究室主任，父亲的底气来源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多次科研任务完成积累的经验，尤其是研究外国设备与外国专家打交道中了解到他们的水平。更主要的是相信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用自己的行动建设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再也不受外国的侵略和压迫。
确定研制方案是完成任务的第一步，父亲作为系统总设计师、通信测控专家亲自挂帅总体组，组织研讨总体方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的法宝，发扬“军事民主”是我军的优良传统。讨论会上，没有上下级之分，没有尊卑之分，大家畅所欲言。去年77岁的蒋文修说：“63年我从军事院校毕业，参加 ‘四清’一年刚回来，看到葛主任为了技术方案，同所副总工程师争论的面红耳赤，真把我吓坏了。”
最后，根据可靠、可行的原则，父亲提出的频分制遥控方案获得通过，成为第一实施方案。
一次一个军校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晚饭后来到我家，慷慨激昂地讲了他的意见，父亲一直耐心地在听。他走后，我对父亲说，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也太狂了吧，他懂什么？父亲当即就批评我说，不能这么看，年轻人思想活跃，有时他们的一个思想亮点会对我们工作有启发。
没有工艺图纸，就大胆摸索，反复比对，有时为研发一个新部件反复试验，反复修改设计，每次修改都要在例行实验室做 24 小时温度试验，以及“震动”、“电磁干扰”等多项试验，由于程序装置是自动遥控遥测系统的心脏，为了万无一失他们提出三个方案交由三个工程小组研制，父亲的助手樊子麟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主控站一排排彩灯闪亮的控制屏，被控站一个个像礼帽似的接收终端，正是优选的葛叔平之构思和工程设计相结合的方案。”那时加班加点是12室的常态，每天睡眠只有五个小时。去年83岁的李雄飞曾是十二室科研人员之一，说起当时的工作状态依然感慨万千，“当时，时间紧迫，我们研究室全体人员加班加点是常态，大家经常一干就到了凌晨一两点。国家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国力有限，我们几乎是饿着肚子搞控制系统，那时候，夜晚加班同志能吃上一碗面条就觉得格外幸福。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没人叫苦，没人喊累，反而是凝心聚力一起干事。”
当时担任课题组长的樊子麟回忆说：“加班者要组长一个一个地往外赶。记得有一次，我赶走最后一个加班者，照例检查过工作台门窗后骑车回家，夜深、无人、天黑，我连人带车摔进了院内临时施工的沟里，一时竟爬不上去，只好在沟里稍事‘休息’。等有了精神挣扎回家，刚上床，起床号就吹响了”
“人心齐，泰山移”，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在父亲的带领下，整个科研团队的攻关热情却是斗志昂扬。76岁的崔国义说：“我那时候一毕业就到了十二室，跟葛主任工作的时间最长，一起参与的核试验遥控遥测任务，他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和严谨的科研精神影响了我的一生。” “葛主任对待工作就是精益求精，夯实核试验的遥控遥测任务的每个细节，以确保万无一失，一次成功。”因为葛主任对大家的要求非常高，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当时研究室的小伙子们对他既尊重又害怕，“在工作上严格把关的同时，葛主任与大家相处起来又非常平易近人，会耐心倾听年轻人的想法，悉心教导技术。”崔国义至今仍然感慨，“与葛主任工作的日子，他的作风和精神，滋养了我的一生。”
助手樊子麟说“葛叔平主任是个上了年纪的老一代专家，每天和我们一样加班到深夜。他平易近人，坦诚热情，又严格、认真，一丝不苟，十二室的小伙子们既亲近、尊重他，又有点‘怕’他。他能一眼看出你工作中的疏漏，能拿起镊子把你虚焊的元件拔出来批评得你哭鼻子，又会请你原谅他心急言重，说他年轻时还不如你有出息！引得你发笑，常听到：‘这样子，能过了葛主任那一关吗？’这使大家自觉把好质量关，也培养出了严谨、认真的战斗作风和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1961年2月毕业于西军电的余佩生回忆说：“我到室里报道后，葛主任率领我们这批新来的大学生从被作为废弃配件的螺丝堆里翻找螺丝钉，找出配套的螺母，去装配机箱。葛主任说，别小看找螺丝钉，这就是‘科研实践’你们在学校理论学多了，现在开始要学会做具体事了。” 他是用行动告诉我们，作为科研工作者，如果能用自身智慧为国家节省资金，也是在为国家做贡献。一个人的爱国情怀更应该在行动中体现。
在父亲的带领下，中国这群年轻科研人员凭着这股拼劲啃下了核试验控制系统研发中的一块块硬骨头。（他的这些助手，后来都成为了这方面的专家，在父亲的指导下参加了从火炮试验遥控系统，海上遥控爆破艇到中远程导弹发射安全遥控系统、新型远程潜-地导弹水下发射安全遥控系统、同步卫星安全遥控系统地面设备的研制，其中有的受到了国防科委的通令嘉奖，有的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防科委重大成果三等奖，有的荣获部级技术进步二等奖，有的被电子工业部授予锦旗。）
经过7个月的艰苦鏖战，成功研制出了核试验遥控遥测系统第一套试样，而且样机测试通过!
我国的遥控遥测系统研发工作是从零开始，周总理考虑到该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研究设备的短缺情况，因此特批了父亲的外汇使用权，但是父亲根据周总理在有关会议上曾经提出的：“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情都要精打细算，都要考虑到略有失误是否会加重人民负担。”的指示，精打细算，凡是能用国内产品替代的，一律用国产货，不动用外汇去购买外国产品。等到整个系统安装完成，为国家节省下几十万美元。有些人对此颇有微词，觉得他呆板木讷，认为应该借此机会装备一下研究所。他却任人评说，不争辩不解释，只顾埋头搞科研。父亲离休后，我问起此事，他说：“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国家还很穷，外汇资源很宝贵，其他行业领域用外汇的地方也很多，而且，我们国内生产的设备通过改进提高后也不比国外差多少，既然都能用，何必非要买国外产品呢？”
1964年6月初，父亲（为了安全不让他坐飞机）带队乘坐专列到试验基地参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专列经过四天四夜的行程，到达吐鲁番车站，第二天乘汽车向基地进发。随队的蒋文修说：“汽车经过天山时，由于山高气压低耳朵嗡嗡响，像坐飞机似的，到马兰后休息了两天，就直接向试验处开去，因为基地刚建设，还没有正规的道路，在戈壁滩上推土机推出一条路来行车，经过几天行车后，这条路就成了搓板路，所以坐在汽车上人员就等于作了低频冲击和震动试验，而且一坐就是八个小时。”
崔国义说“我们在吐鲁番站下车，换乘军用帆布卡车前往基地。卡车沿着由前车多次压出来的自然石子路上行驶，卡车过后车轮卷起浓浓灰沙直扑车内，我们在车上即使戴着口罩，但下车后满脸全是尘土，就是再熟悉的人谁也不认识谁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荒凉的地带，褐色的碎石片结结实实地插在时有起伏的地面上，形成黑压压的戈壁滩。远方望去无边无际，瓦蓝瓦蓝的天空飘浮着白云，与地面的褐色戈壁形成鲜明的对照，一副非常壮观的天然美景，让你难以忘怀。但天气很快变脸，狂风突起，卷着沙粒，呼呼叫响，已经干枯的零星野草随风摇摆，有时连根拔掉，给人一种非常凄凉无奈的感觉，选择这样的环境做原子弹爆炸试验真是太绝妙了。”
蒋文修说，我们刚一到场区的感觉就像是到了月球表面，戈壁的意思就是荒凉。那里没有水，没有植物，除了参试人员没有其它生物。天气炎热，空气干燥，我们在场区时正值夏季，气温在中午时基本都在38°~40°，所以每人的必备设备就是水壶，如果一天不喝水人就很难挺得过去，但是总觉得很奇怪，怎么也不出汗呢！当你用手摸一下手背、脸、好像矾沙，但仔细一看却是细盐粒，水蒸发了流下了盐份，喝的水盐碱含量极高，如果喝过海水的人就知道。戈壁滩的水和海水差不多，拉水车如果在晚上不注入水，水龙头滴水，第二天早上你会发现地面有一个拳头大的盐包。水份蒸发了，留下盐份。所以全体参试人员都拉肚子。
他说，64年8月份和叶良发同志到一个站联试，那天刮十一级沙尘暴，他们坐北京吉普行走，看不清道路，走的也很慢，飞沙走石，打的车窗玻璃啪啪作响（纪录电影有此镜头）。中午吃饭伙房给他们送的饭，饭桶用布包的很严实，但是打开布包，馒头和稀饭表面全是沙土，没有办法也只好去掉外层吃了。试验场区离城市几百公里，所以没有新鲜蔬菜吃，只能吃鱼干、海带、各种罐头。因为场区缺水，也没有地方和设备，在场区五个多月只洗过一次澡，这还是基地领导想了好多办法，在一个大帐篷内洗澡。葛主任那么大年纪和我们一样住帐篷，吃一样的饭，喝一样的水。他一直亲自保管着总控制台的钥匙，从不离身，就怕设备一经他人之手出现损坏的情况。“试验场地位于戈壁滩，天气冷，葛主任就把自己的毛线衣脱下来盖在机器上。”
这套系统要对以原子弹铁塔为中心，半径几十公里内，不同角度、距离的八个被控制站和主控站及地下装甲防护室，由有人操作的主控站对距中心22公里的地下装甲防护室实施遥控。遥控按可调整变更的程序，自动或手动发出若干遥控指令，对整个试验场包括原子弹及围绕它放置在各被控站内无人值守的各种测试设备进行全过程遥控。还要求各被控站对遥控指令的执行情况向主控站回答显示，特别是对原子弹本身除了进行控制、回答显示外还要对其某些参数进行遥测，并将测得的结果送回主控站显示出来。主控站能够根据遥控指令的发出、执行、回答显示和遥测结果，适时了解全场工作情况，从而作出是按原定程序自动进行下去，还是作出适时必要的人工干预、补充甚至中止试验的进行。
父亲的助手樊子麟回忆说，“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与他第一次见面，就拉着他的手说：“我的‘邱姑娘’（原子弹代号）很年轻，还不成熟，交给你控制和测量，我要她的血压、心跳、脉动！这些数据都正常了，我才能控制爆炸呢。” 为了保证可靠性，要求设备双套同时运行。能在原子弹爆中、 爆后产生各种影响下正常工作。
父亲作为核试验委员会委员，遥控系统技术总指导——控制委员会主任，负责总控站，本来可以待在那里，但为了全面了解设备安装和调试情况，确保核试验时万无一失。他除了检测好总控站，还会经常前往分布在罗布泊无人区中的各个被控站检查。戈壁滩上的道路崎岖不平，樊子麟说：“布满鹅卵石的路被车轮搓轧得像波浪一样，我们称之为搓板路，在车上颠得人心都要跳出来。可葛主任坐着吉普车在搓板路上奔波，车在大沙漠上一跑大半天，很多年轻人都被颠得受不了，下车都头晕，可葛主任没事，下车就开始工作。”他后来告诉我们，当时他脑子里全是各被控站应该达到的技术数据，是如何保证核试验百分百成功的措施，没有感觉到颠簸。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父亲抱怨基地的生活有多艰苦。父亲总是以非常乐观的态度，给我们讲在试验基地生活中的趣闻。
张爱萍上将作为现场总指挥，也经常深入实际，到各单位检查工作，他和所有参试人员一样，一个挎包一个水壶坐着吉普车到处跑。他和基地司令员张蕴玉中将也同样和参试人员一起进餐，一样住帐篷。
因为各被控站的控制对象、单位有几百家，设备上千套，要求各异。国防科委的几个研究所，国家科委、中科院的研究所，解放军三总部到各军兵种都对遥控控制系统提出自己的测量设备接口要求，从进场联试直到临试验前，一直在对整个系统进行增加和改动，每改一次就要对系统进行一次全面联调。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原子弹爆炸极为重视，毛主席专门做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项工作”的批示，周恩来总理亲任中央核试验协调小组组长，要求“万无一失，一次成功”，所有参试人员全都一丝不苟，研制程序和环节严格遵循“科研 14 条”，保证一次成功。但在系统联调到一百多次的时候，突然总站发出的信号分站收不到了。经过分析，是总站的设备出问题了，试验时间越来越近了，而毛主席指示“早试为宜”，指挥部特别着急。父亲的助手们说，我们检查后都没有能发现那里出了问题，大家都觉得束手无策的时候，葛主任亲自对设备进行了检查。从下午三点一直到凌晨二点多，一条一条线路的检查。终于发现由于不断开机、停机的震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金属毛刺扎穿了导线的外皮，造成了短路，使得信号发不出去。在这次故障的排除过程中，最使他感动的是，国防科委的秘书长张震寰将军亲自端着面条，一次次的催父亲吃饭。虽然父亲顾不上吃，但张震寰将军始终陪伴着他，直到故障排除。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科技专家的关心和爱护。
他的助手樊子麟说：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上将和基地的委员们商讨，试验后立即要给两家记功，别的回去总结后再说。他建议：一个给飞过蘑菇云的飞行员；另一个，他只提条件：“关系全局，成绩突出”。“国家核武器试验技术委员会”委员们异口同声地说“给遥控”。同为核试验委员会委员的父亲和在场的助手，当时愣住了。张爱萍上将开玩笑说，“你俩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荣誉，就在大家一片喜气的笑声中敲定了。
1964年10月17日，周总理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扩大的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听取杨成武汇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情况并讲话，周总理在讲话中特别指出：在进行核爆炸试验的时候，自动控制系统在十几秒的时间内，启动了上千台仪器，分秒不差地完成了爆炸。这证明了我们自己制造的各种材料、燃料、仪器、设备都是高质量的，高水平的，是过得硬的。周总理表扬的自动控制系统，就是父亲担任总设计师带领他的团队完成的。
周总理感慨地说：“我们能不能自力更生地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这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都是有人怀疑的。但是，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现在是应该扫清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
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1965年5月30日周总理在人大会堂设宴庆贺，父亲也接到了请柬，但是他没有去。事后我们特别奇怪，也不理解，因为那是多大的荣誉啊！很多年后我问他为什么没去？他说，当时高空、地下核试验即将开始，作为遥控遥测系统的技术总负责人，他必须要着手准备新的测控工作，所以没去。他的助手樊子麟说“这时我正陪着他在基地商讨明年空投核试验事宜，以及视察地下核试验施工现场。”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把党交给的工作看得比荣誉更重要的人。这张请柬我们至今保存着。
1965年，父亲又两次到青藏高原。第一次，是为空中核武器爆炸试验的遥测遥控工作做准备，按照他的说法是“选场”，选择测控设备的安放地点。当年跟随父亲去青海的参加这次任务的崔国义回忆：“我们乘坐的是北京至西宁的特别快车，由于所带控制箱是绝密设备，国防科委在北京安排了两个软包厢并进行了安检，21所的忻主任和我所葛主任住一个包厢，21所的曲参谋、彭光华和我带控制箱住另一个包厢，我们全程负责控制箱的安全。国家对此也特别重视，我记得，我们每到停车站，包房门口就有保安人员站岗，我们在车上吃饭都是由餐车人员送到包厢。在此，我想起最近看到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叫“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基本内容是描写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其中一段是说研制人员研制一台绝密检测仪器，送往北京做汇报实验。两人携带该仪器乘硬座车去北京，将仪器放在上边的行李架上，虽然两人不停的注视着控制箱，但最终还是被台湾特务雇佣的小偷给窃走了，然后惊动了上至公安部长罗瑞卿组织破案。试想，我们同处在一个时期，且共同执行同一个任务，怎么能这样不重视保密工作？不知电视剧的编导是根据什么如此编导的!我们经过两天两夜的行程，列车到达西宁车站，第二天十几辆小车组成车队前往基地，基地坐落在海拔3000多米高的青藏高原上。
警车开道，车队沿山路蜿蜒前行，一到目的地，葛主任因长途跋涉加高原缺氧导致呼吸困难，身体极度虚弱，同志们多次劝他休息两天，但他不同意，坚持马上开展联试工作。”
因为第一次核试验是对放在铁塔上的原子弹进行控制、引爆。这次空中核试验是对轰炸机上的弹仓进行控制，让原子弹能够自动脱钩，在指定的高度引爆，以便轰炸机脱离爆区，保证机组人员的安全。
从对固定目标的控制到对高速移动的目标进行控制，从有线控制到无线控制，改进后的设备是否能够完成任务，是对他们研制工作的检验，所以父亲坚持马上进行联试。全方位模拟空中爆炸演练，参练单位包括空投飞机、保证应急撤离的各种车辆、冲进试验场试验的坦克装甲部队、全副武装的回收人员、观察员、测量员以及测量风速风向的“阳平里”气象站等等，试验的目的一是演练全场所有单位协同作战，顺利完成保控、保响、保测的三保目标，二是考察所有参试单位的机动能力，协调能力以及组织性、纪律性，三是考验全场各级领导及管理部门的权威性和组织管理能力，暴露出各种问题，现场解决，及时改进，以保证按时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下达的任务。
崔国义回忆说：1965年5月14日“7：30主控站人员全部到位，按照定位，葛主任和樊组长分别作为遥控系统总指导和副总指导和首长在观测室，总参21所的史君文等同志为操作人员，我所的彭光华和我坐在他们旁边，彭光华为副操作手兼监视员，我为无线遥控发端负责人兼监视员。……指挥员发出了负 30秒倒计时准备，我们真的紧张极了，紧接着‘十、九、八、六、五、四、三、二、一’随着指挥员下达“起爆”声的同时，操作员狠狠地按下了‘起爆按钮’。我们在地下掩体内，微感大地震动，也听到微弱的爆炸声，心理知道遥控成功了，原子弹爆炸了。但设备依然在工作，我们也不敢多想，两眼仍注视着显示屏，因为起爆后还有许多指令继续发往被控站，还要监视是否正常。三分钟后，主站关机。于此同时，我们几个人便迫不及待的冲出地下室，到地面后，看到了磨菇云已直冲云霄在高空中开始分散，拖着长长的尾巴，随着微风的风向，向远方飘呀飘……遗憾的是原子弹爆炸瞬间，磨菇云在空中剧烈翻腾，多姿多彩的壮丽景观我们并没有看到。”
此次试验的圆满成功，再此证明父亲所带的团队研制遥控系统设备的能力和水平，在1965年5月19日将全部设备移交给总参21所的移交书中，国防科委高度评价我所的功绩：“19所参加工程的全体人员，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发挥了奋发图强、立足国内的革命精神……设备性能完全满足要求，保证了国家空中核试验的胜利完成”。
第二次，他去了不久，报纸就报道了我国进行了空中核试验。很快总参就又以机密文件给父亲寄来了现场爆炸的蘑菇云照片。后来父亲告诉我，这次他又是实地参加了空中核试验的测控，而且是准氢弹爆炸试验。
【“尖兵一号”成功发射瞬间。图源：人民网】
1975年11月26日，我国第一颗尖兵一号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这颗返回式卫星为可见光遥感卫星，它携带一台全景扫描相机，对预定地区进行摄影，并用一台星相机同时对天空摄影，以测定对地摄影时刻的姿态精度。卫星完成预定摄影任务后，将存放胶片的再入舱，在预定的地区回收。其控制信号（密码）是他和同志们反复研究后，由他拍板确定的，所以在卫星回收前，他天天提心吊胆，最担心的是被别的国家破译我们的控制信号，生怕出现什么意外。卫星上天后不久，我们已经监测到，我国的卫星受到了其他国家地面信号不断的干扰，明显是在探测我们的控制密码。控制密码一旦被别的国家破译，卫星就可能被他们控制了。卫星按预定计划11月29日返回地面时，父亲和他的助手们，彻夜守在电话机旁，一直到卫星照相舱平安回收的电话打来，他们才离开回去睡觉。
由于回收指令晚发了万分之几秒，使得卫星照相舱没有在预定的四川的降落场地降落，偏移，飘落到了中越边境。部队和当地民兵接到任务：必须将我国降落下来的回收卫星照相舱找到。对边境进行了拉网式的全面搜索。边境另一侧的越南部队和民兵在苏联人的带领下也在寻找。最后在我方一侧找到了。虽然第一颗卫星回收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但基本是成功的，使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回收技术的国家。
【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安全返回地面，图为回收现场】
卫星是根据遥控指令进行动作的，这次的偏差是遥控遥测没有可参考的数据和经验造成的。在总结第一次卫星回收中测控工作的基础上，父亲实事求是地对卫星遥控系统进行了改进，使得第二次卫星回收的精度得到极大提高。回收时，落地点距离理论计算中心只有不到一百米。对于六千四百公里半径的地球来说，误差只有百万分之七点八，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他离休后一谈起这件事就特别自豪。
1987年全国科技大会上，作为“尖兵一号返回型卫星和东方红一号”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父亲是“尖兵一号”的总体负责人和地面、卫星的发射，接收机的第一完成人。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准许部队院校和科研院所开展文化大革命，但当时父亲没有受到影响。66年8月份他从部队研究所所在地石家庄给在北京读书高三毕业19岁的我打电话说，我13岁的小弟弟把胳膊摔断了，母亲到保定看生病的姨姨去了，他接到国防科委的电话马上到北京开会（后来知道，是钱学森找他商量成立宇宙航行院），要我立刻回家看护小弟弟。
我立即回到石家庄的家里。已经在工厂学徒的17岁的大弟弟告诉我说，前些日子，研究所的几个人趁父亲去检查“小三线”工作时，把家里电话强行拆走了。他当时就和这些人吵了起来，告诉他们，电话是总参专门让给父亲装的，你们拆了也得给装上！没过几天他们又把电话装上了。原来总参打电话找不到我父亲了，他们挨了批评。
67年9、10月，母亲从石家庄打电话到学校问我，小弟弟是否在我这里，我说在。原来是小弟弟背着她私自坐火车来了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母亲告诉我说，父亲在北京开会（后来知道，是协调第一颗东方红人造卫星和返回式卫星的工作），她让所里通知我父亲，让他到学校来把小弟弟接走。父亲在会议结束后把小弟弟接走了，说明此时父亲仍然在正常工作。
1968年6月下旬，因为我一直反对“联动分子”在学校打老师、同学，搞武斗，被他们打伤了。6月底，母亲在小弟弟的引领下到学校把我接回石家庄养病（母亲没有来过我们学校）。小弟弟告诉我，他和母亲一起到北京国防科委五院一分院看望了在通信兵总部和我们家做邻居的吴伯伯和夫人，从他们那里知道了姚桐斌被无故打死的消息。平时话不多的吴伯伯对母亲说，要你们家老葛多注意安全。
养病期间看到研究所大院里贴有我父亲的大字报，说他是“日本汉奸”、“国民党特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第一次问父亲他的历史情况，父亲对我说，我抗日战争时期就给新四军修电台，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总政早就调查清楚了。不仅调查了你们的爷爷，连我的爷爷也调查了。否则怎么可能让我担任绝密工程，到绝密的导弹基地去？反动不反动，不由他们说，我为国家完成那么多科研项目，装备全军，能说是反动吗？没有权威能够工作吗？国防科委让我负责这项工作，我必须拍板。而且最后的拍板都是在大家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做出的。
7月下旬，一天下午父亲下班回来情绪很低落，晚上研究所附属工厂的几个老师傅到家里来，安慰父亲说，下午批斗，推搡你的都是刚进厂的小青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是有人在背后指使的。我们了解你，你经常下车间，指导工作，也没有架子，大家信任你。（父亲的助手们在记者采访时也说，葛主任平易近人，他有一个特点，即便是他带队去执行任务，也只说自己是技术负责人，从来不愿意让别人叫他“领导”，也从来不摆“领导”的架子。）
8月上旬，一天晚饭后，父亲领导的研究室的7、8个人突然到我家来抄家。把母亲和我们弟兄几个和父亲隔离开。我问和我一起坐在客厅沙发上的阿姨、叔叔，我父亲是什么问题？他们回答说，他们也不知道。而且我注意到了，来抄家的都是中专生，原来的少尉，没有大学生（中尉）。后来才了解到，两个领头的中专生是原单位的“反右积极分子”属于“调干生”到军事院校学习的，业务能力差。父亲出于对工作的负责，没有安排他们比较重要的工作。他们看到其他同志完成任务后立功受奖，就认为我父亲有意打压他们，带头对我父亲“造反”，他们利用了研究室工作中一般是中专生给大学生打下手的情况，煽动中专生到我家“抄家”。其实真实情况是，父亲对于中专生中业务能力突出的同样重用。第一次核试验进场的人员中就有一名中专生，并且经父亲提名立了三等功。
他们抄家，带走父亲后，我在整理父亲的书房时，第一次看到了由国防科委第十研究院（兵团级）院长罗舜初中将签署，任命我父亲担任我军第一个侦查干扰（电子对抗）室主任的任命书和国防部长直接签署的任命我父亲担任研究所副总工程师的任命书。（据我小弟弟说，他们一共抄我们家7次，什么也没抄出来）
没过几天，通知我们全家到部队大礼堂参加批斗会，台上站的是所长、政委、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等6、7个人。父亲位列其中第四位。
此后一天，我看到父亲神情自若的在部队大院扫马路，想上前问他情况，他摆摆手，不让我靠近他。
（“文革”结束后，我问父亲，当时他们把你弄到集体宿舍都要你交代什么问题？父亲说，他们找不到我政治历史问题，就要我交代完成的每个工号【项目代号】的情况。那都是保密的，我怎么能跟他们说。）
1968年9月我回到学校，11月份报名上山下乡。最后批准我到山西夏县插队，决定在12月20日出发。母亲在12月初到北京给我准备行装，我问母亲父亲的情况，她说只是让给父亲送了一次衣裳，别的情况就不知道了。我问她父亲会有问题吗？她说，我不相信他有问题。第一次国民党逼你父亲去台湾，他借口你们奶奶病了，回老家照顾，没有去。第二次又让去香港，你父亲花了五块大洋开了一个我马上临产，生你大弟弟的证明，不能坐飞机。他们不放过你父亲，特务上门，把机票拍在桌子上，手枪都掏出来了，威胁第二天必须走。连夜我们就搬家了。上海解放后没几天，就让你父亲到华东空军军区兵工厂上班去了。（后来才知道，从抗战胜利，到父亲考入中央航空公司，以及留在大陆，连夜搬家，这一切都是地下党安排的）后来又把你父亲调到华东军区，调到北京通信兵研究所，调到国防科委，都是组织安排的，国家经济建设困难的时候，他还主动给自己降了两级工资，能有什么问题。
我到农村插队一个多月，就是1969年春节，正月初十左右，大弟弟突然出现在我插队的农村。他告诉我，周总理让父亲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临走才知道我去插队了，就让他来看看我的情况。我问他父亲什么时候去北京的？他说，元旦前几天。还说，这个消息最早还是看管父亲的研究室的同志透露给父亲的。他们越来越看透了那两个领头“造反”的人目的不纯，还悄悄地买烧鸡给父亲吃。
后来父亲被送到国防科委在河南驻马店的“五·七干校”去保护起来了。1969年总参通信兵部派军管小组，接管了研究所。军管组的组长早就认识我父亲，对我们家进行了保护，不再受骚扰。
1971年9月13日发生林彪事件后，父亲在12月就被“解放”回到了单位。开始因为给我父亲的政治结论留了一个“尾巴”，使他无法参与一线科研工作，只担任了研究所“七·二一”大学的名誉校长，他每天就是到图书馆看书查资料。国防科委第十研究院专门派了院政治部的一个同志来担任研究所的政治部主任，他对我父亲说，他的任务就是将我父亲“彻底解放”。把我父亲“彻底解放”后，他就回去了。父亲立刻投入到“高弹道导弹”的试验工作中去了。
1972年夏，我在农村生病了，回家养病。这是我时隔近4年第一次见到父亲。他询问我在农村的情况，我讲了以后，他认为，年轻人就应该去吃苦、锻炼。我认为他在干校吃苦了，就问他在干校的情况。他说，在干校挺好的。干校的领导依然叫他们首长，除了传达文件要集中，平时让他们自己学习，找一项适合自己的劳动去干，没人看管他们。开始他帮助炊事班磨豆浆做豆腐。头天晚上把黄豆泡上，第二天早上4、5点起床，用机器磨豆浆，不能耽误开早饭。然后就是自己学习。后来他觉得还应该在多干一点，就主动要求用豆渣喂鸡鸭，领导同意了。他说，我小时候被送去当过学徒，现在这些劳动对我来说没问题，不累。还挺有感慨地说，解放后每年都有两三个科研任务，非常紧张（我小时候确实看到过医院给他开的“脑维素”等营养大脑的药），在干校的两年我是休息了两年。
一次他说起到靶场试验“高弹道导弹”，钱学森也去了，还非要和他在招待所住同一间房间。晚上两个人聊天时，父亲问他，白天和你们一起来到那个年轻的女同志是谁啊？你对她那么客气。钱学森说，那是毛主席在国防科委工作的女儿李敏。前几次试验失败了，毛主席很关心，这次就派他的女儿来了解情况。父亲和钱学森开玩笑说，林彪倒台了，你这个中央候补委员也应该转正了吧？钱学森说，在庐山我也起哄要设国家主席来着。不过毛主席，周总理知道我的稿子是他们写好了让我念的，所以保留了我的候补委员。（这段文字不一定要发表）
1967年确定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和“尖兵一号”返回式卫星的测控研制工作一直没有停顿。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尖兵一号”返回式卫星的测控研制工作提上了日程。父亲暂时离开科研岗位的这段时间，他的助手们依然按照他设计的技术方案，“抓革命，促生产”群策群力，完成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遥控系统的初步工作。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后只要信号清晰和地球保持联系就可以了。而“尖兵一号”卫星需要返回，进行二次点火，改变飞行状态，向地球靠拢，并且在指定高度打开回收舱，使它在预定地点降落，回收，这一切都要由地面发出指令，比“东方红一号”卫星难度大许多。父亲作为主设计师亲自指导了地面和卫星之间的信号发射机和接收机的完成，并且确定了通信密码，保证了信号的安全可靠。1975年成功发射和回收了“尖兵一号”卫星，使得我们国家成为了全世界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
“文革”结束后，清理“三种人”，上级派人来了解父亲在“文革”中被批斗的情况。问他有谁打过他，父亲说记不清了。当问到那两个“造反派”头头时，父亲说，他们是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不一定要给处分，但一定要让他们检讨，认识自己的错误。都是年轻人，今后还要团结他们工作。要是按照“十六条”办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
90年代初，父亲离休了，我和大弟弟分别从太原和石家庄坐同一次列车去上海看望父母。因为带了不少当地的土特产品，上车前就给父亲打电话，请他按对离休干部规定，派单位的小车来接站。
我和大弟弟费劲的把东西拿出站后，看到父亲一个人站在出站口。我问：“车呢？”父亲说：“私事，用什么公家的车？打车！”
我临回太原那天，下起了小雨，发愁买的不少东西怎么拿到火车站。父母住的小区不通公共汽车，要走很远一段路。我和母亲商量怎么办。母亲对父亲说，下雨，公共汽车站离得远，总不能让孩子冒雨在路边打车吧？，你给小车队打个电话，要一下车吧。父亲坐在那里不说话。我看着母亲。母亲说，你要是不打，我就打了。说着拿起了电话。父亲见状说，还是我来吧。过了一会儿，车来了停在楼下，父亲见我放好了东西，先坐进了车里。我对他说：“下雨，你就别去了。”父亲说：“车是给老干部用的， 不是给家属用的。我不去，群众会有什么反映！”他考虑的是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不能因为自己的行为给破坏了。
1993年我根据政策调回北京时，为了工作安排，想请父亲给张爱萍或钱学森写封信，帮助我安排一下。父亲不同意，他说，不能动用工作关系办私事。自己的问题自己想办法解决。
父亲一辈子钟情国防科研事业，75岁高龄时，总装备部发给他一摞“机密”文件，向他征询适合我军装备的意见。他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耗费几天时间，工工整整写出了意见和建议，然后按照要求，通过“机要”途径发出去。至于写的什么内容，他严格按照保密条例，一个字也不透露给其他人。他说：“按照国家要求办事，是国防科研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原则。”
在家庭生活中，也用科研精神要我们，教育我们做事要认真，学会坚持到底，不断超越自我。
2004年春节期间88岁的父亲因为肺部感染严重，住进了上海中山医院高干病房。经过几次抢救后，身体越来越差。2007年开始只能靠鼻饲维持生命。在法国留学的我的女儿听到爷爷病重，回来看望爷爷。当时父亲除了家人已经不能够识别其他人了。可他听到是在国外留学的孙女来看他，睁开了一直闭着的眼睛，用慈祥的目光看着她，流露出怜爱和期望的眼神，摸索着拉住孩子的手，用极度虚弱的声音说：“要好好读书。”然后放开手，又闭上了眼睛。
在他2007年8月去世前几个月，护理他的护士对我小弟弟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因为高干病房紧张，在我父亲的单人病房内临时安排了一个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文汇报》编辑。一次这个编辑的老伴来看望他。两个人一直在谩骂毛主席，赌咒共产党。突然听到父亲声嘶力竭地怒吼道：“没有毛主席，共产党，中国能有今天吗！”在场的护士吓了一跳，她完全没有想到这是从一个身体极度虚弱，长久不说话，以为丧失了语言功能的老人嘴里发出的声音。护士认为父亲是竭尽全力才喊出来的。那个编辑也被立即移出了病房。此后父亲的身体状况急剧下降，直到去世。
“没有毛主席，共产党，中国能有今天吗！”这是父亲用一生的经历，凭借着仅存的生命之火留在人世间最后的一句话！
【本文作者葛元仁为记者讲述父亲的故事。记者 于仕越 摄】
父亲在第一次核试验中荣立一等功，又获得两个“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这在科技界是少有的。直到父亲去世，我们才从父亲所属研究所的悼词中知道，父亲一生先后参加了一百多项重大尖端军事工程的研制工作，获得了26项科研成果，填补了不少军事科研的空白。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四次、三等功一次，总部通令嘉奖一次。 “两弹一星”元勋和工程院院士中有的人就是父亲的同事，我们家的邻居，他们都没有我父亲完成的任务多而且重要，只因为他们有国外留学的经历。直到屠呦呦因为没有国外留学经历，几次没有评上院士，我才明白个中的原因。毛泽东时代在能力和学历上更加重视能力，如同战争年代，不管你是什么学历，能够打胜仗的干部才能受到重用。作为工人出身，党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父亲到是很不在意，他认为那些都是虚名，自己实实在在地为国家的强大做出了贡献就行了。还告诫我们，要多做实事，少图虚名。毛主席说过“科学家是老实人”。
父亲一生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在科研工作中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处处为国家着想，不图名利的思想作风，永远是我们的榜样，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20.8.25 修改稿
（作者系“两弹一星”元勋之一葛叔平之子；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