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认识到的问题，往往等于问题解决了一半;只有“认错”，才能“纠错”。或许，作为中共党史中一条历史规律，越是标榜自己一贯正确和绝对正确，越是不准别人说话，越是搞“一言堂”，越是“死不认错”，越是一错再错!回顾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最沉痛的教训就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自认“绝对没错”，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最可恶、最恐怖、最要命的，恰恰就是“死不认错”。

　　一、毛泽东的旗帜是胜利的旗帜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南昌起义的主力军在南移中撤到海陆丰，广州起义的主力后来也撤到海陆丰。但在1928年以后的反围剿斗争中，海陆丰根据地失陷了。1928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会师汇集留存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火种。统一举工农红军的旗，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

　　1.毛泽东创建了中央苏区。由于井冈山地区人口稀少、经济贫弱，没办法支撑红军大部队的生存和发展。1929年春天，朱毛就带领部队下山，寻求到地方广阔，人口密度大，经济实力强的闽西，红军在此发展起来。

　　1930年的春天，朱毛红军的部队发展成一军团，包括赣南闽西一部红军，有将近两万人规模。彭德怀带领的军队在湘鄂赣发展成三军团。这两个部队在八月联合起来，组成的红一方面军有三万多人。

　　建立了全国13块革命根据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以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简称“中央苏区”。中央苏区面积多大?2013年7月23日，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式下发《关于原中央苏区范围认定的有关情况》(中史字[2013]51号)文件，确认中央苏区范围为97个县：江西省49个、福建省37个、广东省11个。

　　2.诱敌深入取得前4次反围剿胜利。在毛泽东正确路线指引下，红军和中央苏区大发展的时候。蒋介石“中原大战”取得胜利，形式上统一了国民党党政军的权利。1930年10月以后，开始对中共进行大规模围剿。

　　面对国民党的围剿，红一方面军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是彭德怀三军团的少壮派，此前他们打下过长沙，认为自己力量强大，可以沿赣江夹江而进。毛泽东提出另一种意见：退到赣南，实行诱敌深入。

　　赣南地理位置独特，西边是江面宽阔的赣江为天然屏障，东边是武夷山，南边是陈济棠领导的，不受蒋介石控制粤军。在前四次反围剿，红军一直坚持毛主席诱敌深入的战略指导方针，连连胜利。

　　二、打正规战“御敌于国门之外”愚蠢至极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明确指出：“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也同样是蒋介石通过左倾机会主义而起的作用。

　　1933年9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采取“堡垒推进、步步为营”的战术，在中央苏区周围修筑近3000座碉堡，疯狂发动了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刚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的“海归”认为：退到赣南、退到山沟沟里，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山沟沟里没有工人、山沟沟里没有马列主义。于是他们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根据自己的意志钦定领袖，让博古、李德等人指导战争，博古当时才二十几岁，刚从莫斯科学习回来。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军进攻，王明的追随者们竟然照搬了苏联红军的正规战、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制定的战略方针是打正规战，“御敌于国门之外”，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

　　红军转入阵地防御，与国民党军进行消耗战红军在北线进攻受挫后，中共临时中央转而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要求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制止国民党军的"围剿"。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结果是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最后，不得不在1934年10月10日夜间，放弃了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左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客观损失，即毛泽东所说的，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 。造成如此巨大惨烈的损失，它既来自于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悬殊，更多的来自于中共自身政策的过多错误。从内因起决定性作用的角度看，可以说，客观上“左倾机会主义”起的作用，比蒋介石都坏!

　　三、毛泽东“四出奇计”被置若罔闻痛断肝肠

　　在第五次反围剿重兵压境，甚至反围剿连连失利，毛泽东“四出奇计”。如果按毛泽东的建议，第五次反围剿不仅能避免失败，还能赢得胜利，绝不会有“恐怕是全世界逃跑中，最可笑的一次逃跑”，也不会有万里长征。

　　奇计一：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尽管毛泽东军事上已经没有发言权，但他仍屡向中央建议：面对强敌，红军必须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而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们拒绝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极力主张实行消极防御的方针，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命令红军“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红军虽经近2个月浴血苦战，却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奇计二：主力部队突进苏浙赣皖地区。11月间，发生了“福建事变”。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同时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达成抗日反蒋的停战协议。毛泽东几次找到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博古和共产国际派驻中央苏区的代表李德，积极提出建议：红军主力部队要出动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赣皖地区去，将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机会。而博古和李德等人根本不听，反把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看成是“中间派”，认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

　　毛泽东不由得仰天长叹：“竖子不足与谋!”

　　奇计三：集中兵力打侧面的一路。蒋介石集重兵打败第十九路军后，迅速调转部队继续向中央苏区猛扑过来。4月中旬，蒋介石调集11个师的兵力向广昌城发动了猛攻。敌人每天用三四十架飞机对广昌进行狂轰滥炸，致使红军伤亡惨重。进入8月，蒋介石的100万军队和200架飞机一齐出动，四面八方向中央苏区进逼。在此万分危机关头，毛泽东再次建议：“敌人从一路来，我们应避开他的先头部队，也不打他的后续部队，而只需打他最后的接应部队，敌人从几路来，我们同样不打他的先头部队，只要集中兵力打他侧面的一路，敌人必败!”可是博古、李德竟然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形成“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红军进一步陷入被动挨打。

　　9月初，中央苏区已濒临绝境!毛泽东在宁都患了严重的恶性疟疾，连续高烧40，不禁咬牙垂泪道：“天亡我也!”

　　奇计四：向湖南中部前进。9月下旬，病情刚刚好转的毛泽东紧急建议红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歼灭之”，以打破敌人的“围剿”。但又被中央“左”倾领导者所拒绝，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最后希望破灭。

　　结束语：那么，对毛泽东的建议，博古、李德们为什么置若罔闻?因为，如果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无疑就肯定了受“左倾”打击排斥，甚至不断清算的毛泽东和毛泽东路线的正确，就挑战了“左倾机会主义”“绝对正确”的权威，就证明“左倾机会主义”错了。为此，“左倾机会主义”无论如何也不会“认错”，甚至有谁质疑“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都要被杀头!而 “左倾机会主义”最可恶、最恐怖、最要命、最遭千夫所指的，恰恰不是犯错，而是“死不认错”，并一错再错!

　　中共的党史已反复证明：历史上无论自己怎么标榜“绝对正确”，甚至不惜动用家人伪造历史树碑立传吹嘘自己一贯正确，可凡是不准置疑的，更不许争论的，都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最可怕的，都是最具破坏力的，也都对中国革命危害最深的!

　　(文中配图,忠新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