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铁索桥是一座古老的桥
在再现泸定桥当年的战斗场景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这座著名的桥先作一番了解。
今天的泸定桥，是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
其实，即使红军没来过这座桥，它也绝对是个省级以上重点保护文物。
此桥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位于泸定县城的西侧，横跨大渡河，东桥头与西城门相衔接。桥的两侧山峦起伏，高崖夹峙，一水中流，河水咆哮奔腾，宛如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桥身全长101.67米，宽2.67米，是用十三根粗铁索由东岸拉到西岸构成的。九根铁索做底索，两侧各有两根作桥栏。桥面横铺木板，以通行人。
当时，大渡河上千里的河道，这是唯一的桥梁。也是连接四川腹地和康藏高原的咽喉要道——号称“川康第一大桥”。关于建桥的成因、办法、结构以及管理与维修，文荣普先生曾作过相当详尽的考据与陈述。
- 关于建桥成因。
文荣普先生认为首先与茶马互市的发展有关：“明代以后，打箭炉（康定）发展起来，四川西部的茶叶源源不断地从打箭炉一线运入西藏。深切在二郎山和贡嘎山之间的大渡河，水流湍急，入藏道上的沈村、子牛、烹坝三渡口，只有靠溜索或牛皮船来解决交通问题。来往极不方便”[1]。如此，对改善茶马互市的交通状况的需求，当然就与日俱增了。
但清政府真正开始关注建桥事宜，还是始于1700～1701年（康熙三十九年～四十年）清政府平定“昌侧集烈之乱”[2]前后的政治和军事需求：
昌侧集烈之乱平定以后，打箭炉一下增加官兵三千余人。当地只产青稞、麦子、豌豆之类，粮价猛增。据《打箭厅志·筹边》载：“官兵未到打箭炉时，青棵、麦子每一京斗价银一钱五、六分，一钱八、九分，二钱不等。官兵入炉以后，青稞、麦子每一京斗价银二钱八、九分或三钱不等”。打箭炉系新复之地，急需驻兵，但驻多少为宜，粮饷的运输就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虽然后来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将大部队驻在大渡河东岸弹压，打箭炉只驻少量部队，但这始终不是长久之计。
1704年3月（康熙四十三年二月），能泰被任命为四川巡抚（《清文稿》卷八），上任后向康熙奏言：“泸河三渡口，高岩夹峙，一水中流，雷奔矢激，不可施舟楫，行人援索悬波，险莫甚焉！兹借提臣岳升龙相度形势，距化林营八十余里，山趾坦平，地名安乐，撤即其处仿铁索桥规制建桥，以便行旅。”康熙非常赞同这个意见，“谓从所请，于是鸠工构造”。（《御制泸定桥碑记》）[3]
㈡建桥的桥址选定在安乐坝。“安乐”不是汉语而是藏语译音，意即“山谷地带”。[4]译作为“安乐坝”，那是取其吉祥之意。任乃强在《泸定考察记》中称：泸定桥东岸与安乐坝原是连成一体的，都叫安乐，后因治水之故，河水“冲抵西岸崖壁，划安乐坝为上下二部。对岸之沙坝，变为农田。天主堂乘时购地，建筑教堂于此。自是以后，专称下坝为安乐坝，上坝曰桥上，安乐故名亦失矣”。[5]
- 关于建桥的时间和方法。
关于建桥时间：文荣普先生的考证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初至四十五年四月初四（1706年5月15日），历时一年多”；关于建桥办法：先拟用船载铁索过河，但舟轻索重，“未及对岸辄覆，久之不成”。后经当地一喇嘛建议，“巨绳先系两岸，每绳上用数十短竹筒贯之”，用青竹篾编结成起重组，把竹筒或木筒穿在起重绳的两端，中间套上篾圈，筒和篾圈上都系上绳子，吊上铁索，然后用七八十人在对岸用长绳把铁索拉过去。固定后解开绳子，再拉第二根铁索。全桥“十三根铁索共有12164个扣环，重约21吨。加上其他地方的用铁，总计约40余吨”。因泸定不冶铁，建桥修桥“所用之铁全部从荥经搬运”；泸定亦不产楠竹，建桥修桥之竹，是由马鞍山北麓的天全长河坝特辟的一片“皇林”提供。[6]
- 关于桥的结构。
泸定桥结构特殊，造形别致。大体可分为桥身、桥头台和桥头亭三个部分。
桥身由十三根铁索组成。九根作底链，余四根均分两边作拉手用。据实测，东西桥台之间净跨100米，铺桥板后桥面长（不包括桥台部分）101.67米；底链每根间距0.33米，总宽2.7米；底链上铺3米长，0.10米宽的横桥板，横桥板间隔相辅，形如栅栏；横桥板中间，再铺一条0.75米宽的纵形主走道板，两侧靠扶手处各铺一条0.2D米宽的辅走道板，人来人往，穿梭自如；在扶手与底链之间，每隔5米左右又用小铁链与底链相联，使桥身形成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人一踏上桥面，整个桥身一齐灵动起来，起伏荡漾如泛轻舟。
桥头台东西各一座.条石砌成，形如碉堡。西桥台建在坚硬的岩石上，高5.2米；东桥台建在乱石滩上，高14.5米（冬天枯水临水处）。东西桥台上，特有一落井。西落井长4.8米，宽2.85米，深4.7米；东落井长4.5米，宽1.6米，深4.9米。落井内埋着与桥身相平行的地龙桩。地龙桩在东落井内有7根，西落井内有8根。地龙桩下，横卧着一根与桥身相垂直的卧龙桩。卧龙桩直径20厘米，长33.5厘米。十三根铁索通过东西桥台，进入落井，用锣锅绊牢固地铺在卧龙桩上。为了加强桥台的坚固性，据说，条石与条石之间打有榫头，关键部位还灌注铁水。
1974年大维修时还发现，东桥台底部与岩心接触处，铺了一层栖木夹块石。有关人员认为，大概是由于当时缺乏凿平岩石的设备和能力，为了把压力均匀地传到岩层上而采用的。
桥头亭建在东西桥台上，起着保护落井内的铁索不受雨水浸蚀的作用。桥头亭为木结构建筑，飞檐翘角，古朴大方。据说，原来每一个檐角都系有铜铃。和风吹拂，叮冬作响，十分清脆悦耳。[7]
这样结构的桥头台，那是相当牢固的，要破坏，要炸毁，那也是相当困难的——没有相当数量的炸药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饶杰老先生在其关于泸定桥之战的口述中称李全山团长曾面示他炸桥，他撤离时也将“数百枚手榴弹捆在桥上（笔者注：饶老先生这里应该指的是桥头台，桥面上是不可能的），然后放火烧桥，想借助于手榴弹的爆炸而炸毁泸定桥”[8]，那就基本上可以判定为耸人听闻而刻意生造出来的“噱头”。
- 关于维修和管理：
为了延长桥的寿命，泸定桥还采取每年只开桥七个月的办法。在桥上游一里许，“设渡船二只，巡检专司之。水盛过桥，退则由（船）以渡”（《打箭炉厅志略·津渡》）。据当地老乡回忆，解放前，每年旧历三月初一至九月三十日为开桥时间，十月初一至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为封桥时间。封桥期间，凡运货的客商一律到船头乘渡船过河。
泸定桥铁链由生铁制成，极易锈蚀断裂，故采取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的办法。“沈、冷本天全部属，桥即成，檄天全功修葺”（《古今图书集成·天全六番部》）。维修内容包括“修紧及护桥墩、护堤洋圈工程、船修造”。维修款由“建昌道委天全州办理报销”（《打箭厅志略·津渡》）。民国年间，按殷之浩、王大淦《大渡河桥之探讨》文，维修由“天全担任督工之责，完成后由汉源担任验收，泸定县负责保养。平时之修理。均由三县会同办理”。[9]
“三县会同办理”，那是因为这座桥跟三县利益利害攸关！
“大修”与“小修”：“小修仅换铁链一部，大修每每拆桥另锻，有专工司之”。[10]
除去定例的“大修”与“小修”外，泸定桥还有过多次“抢修”，迄至1950年，有史可查的有：
- 1741年5月（乾隆六年四月），泸定桥被风吹拆，拨银七百六十两兴修。
⒉1776年8月9日（乾隆四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打箭炉（康定）海子山发大水，10日晚大渡河山水随发，高出桥面数尺，将铁索桥冲断。秋后动工修复。
- 1908年4月（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人行桥上，加以大风吹动，底链断裂。
- 1915年，泸定居民不警于火，东桥头亭被延烧。次年大体按原样修复。
- 1919年7月，桥链为风折其三，不数日，又再折其三。1920年修复。
⒍1935年5月29日，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敌二十四军四师五旅三十八团溃逃时，纵火焚烧东桥头亭。红军进城后迅速将火扑灭。次年修复如旧。
⒎1935年6月7日前后，红军长征后卫部队撤离泸定桥，为减缓敌军追击速度，锯断底链四根，次年修复。
⒏1942年2月，西岸民房失火，西桥头被焚毁，当年修一简易桥头保护落井。
⒐1944年冬，铁索桥底链断裂一根，当年修复。
⒑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经过泸定桥时，底链断裂一根。当即修复。[11]
任乃强先生在《泸定考察记》所言的“泸定八景”之“风塔凌云”一景，即与泸定桥安全性有关：“风塔凌云，治北五里山峰，上旧有塔，称为风塔。泸定多风，震撼铁索桥，时致断折。巡检年祭此塔，以禳风灾。民国以来，县知事亦如之。‘剿赤’之役，十六军（笔者注：即湘军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驻此，拆塔修碉，遂毁。祭祀亦罢”[12]。
“泸定多风，震撼铁索桥，时致断折”，那可不是任老先生编出来唬人的，而是有案例可资佐证的——1911年6月上旬，大渡河谷“突起大风”，泸定桥的九根底索中相继有三根被风吹断。有关情况，当时的泸定桥巡检宝琛、打箭炉同知武文源在给赵尔丰的报告中都分别有过描述或记录：
宝琛：讵五月初六日未刻，突起大风，扬沙走石，屋瓦皆飞，树木亦被吹折。桥身本属下坠，经风鼓为上拱。巡检当饬水手抽取桥板，以让风力：殊风势过狂，铁链上下起落，左右簸摇，竟将上流第二、第四底链折断二根，坠落河内；下流第三、第四底链虽未折断，竟扭绞于扶链之上，桥身偏侧，未抽之板先撬行落河漂汲（流），洵属异常疾烈奇风。
武文源：泸定桥于五月初六、十四两日，被狂风吹断铁链三根，一系左边第三支，一系右边第二、第四支。断属隔链，行人勉强可行，然桥身颇见歪斜。[13]
笔者需要在此特别说明的是，泸定桥无论是“大修”、“小修”还是“抢修”，哪怕只是更换一根铁链，桥面所有桥板都得拆除——也就是拆成“全裸”。至于桥板的更换，那就比更换铁索更为频繁：桥板是木质的，日晒雨淋，踩来踏去，更易腐朽和损坏。
现在的泸定桥，桥板下除了九根铁索外，还四根钢缆加固，比当年稳固多了。
[今昔泸定桥——图5-1-1（上）；当年泸定桥；图5-1-1（下）；今日泸定桥（（均占半幅））]
毋庸讳言，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作这些繁琐细碎的引述和引证，主要是想告诉海内外诸多未曾来过泸定桥，或虽来过泸定桥却对泸定桥不甚了解的朋友们：事不耳闻目见而臆断其有无，那是非常不可靠的！这些朋友因认知不足和缺乏调研，很容易根据“想当然”而轻信一些不负责任的传言乃至别有用心的蛊惑。如“泸定桥边的人打从生下来就没有见过桥板被拆得只剩下铁索”（暗示红军22勇士爬铁索夺桥是子虚乌有），如“红军是排着队走过泸定桥的”（暗示当年的泸定桥根本没有发生过战斗），如“红军是押着老百姓打头阵走过去的”（暗示红军让老百姓在前头送死）……
好了，现在让我们回到1935年5月29日的泸定桥。
二、谁的本钱足？谁的本事大？
我们再来看看泸定桥两岸的地形地貌和双方布阵情况，然后对双方本钱作一盘点。
川军第三十八团主力固守的泸定桥东岸，也是泸定县治所在，又称城关镇（俗称“桥上”），现名泸桥镇，是位于泸定桥东侧东灵山麓下的一小块平坝。这里当年建有城墙，泸定桥两侧临河一面俱为民居，桥头南侧地势稍高，临河一面为乱石峭岩，西南侧与对岸的沙坝天主教堂隔河相望，沙坝是一小块沙滩和平坝，当年是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沙坝村东南一侧又与东岸的一片沙滩和平坝安乐坝隔河相望。安乐坝与泸定桥之间的距离大约为两公里，可以视作县治泸桥镇的一个卫星村（当年只是一个小村）。
相较于东岸的低矮地形，红四团占领的泸定桥西则是另一番光景。
泸定桥西是一座高耸入云山势陡峭的大山，也叫海子山。山顶有一个被称作“灯盏窝”的小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可以俯瞰整个泸定城。这个位置从军事角度而言却意义不大：看得着却打不着，能“瞰”却不能“制”——超出了重机枪的火力控制范围，难以对对岸守军形成有效的火力压制。海子山脚下有一座叫作观音阁的寺庙，寺庙地形高出东岸桥楼和街面至少有十来米，可以瞰制东岸沿岸民居和部分街面，此处部署足够的机枪火力对守军也是很具威慑力的。
但西岸红军从地势上来说也有一些缺陷：泸定桥西桥头和两侧街道地形狭窄，难以集结大量兵力。从西桥头两侧延伸而出的道路都是陡峭山崖下开出的人行小道，东临河西靠山，没有什么遮蔽物。西桥楼距离红军集结地沙坝村差不多近一公里，这段距离恰恰就正对着东岸地势较高的部分，东岸守军此间的火力很容易对红军从沙坝向泸定桥西桥头运动兵力造成严重威胁。
沙坝村沿西岸下行约两三公里又是一小块叫作“上田坝”的平坝，也是东临河西靠山，山是海子山南麓坡度较缓且高度渐低的部分。红军在山坡上部署机枪火力，可以对安乐坝守军和有可能从冷碛、龙八埠来援的敌军实施有效火力控制。
目前关于泸定桥之战双方排兵布阵的史料文献十分稀缺，双方史料对这场重要战斗的陈述都只有梗概而缺乏细部——有细部也多是文学影视作品“艺术加工”后的文学性描绘。红军方面的史料和回忆文字大都是展示红军战士是如何英勇顽强创造奇迹的，川军方面的史料和回忆文字更是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最多也只是言及了桥上桥下战斗的一个大概齐。如此这般，双方乃至后人的目光乃至文学影视的视点，也就因此而仅仅聚焦于泸定桥那十三根光溜溜的铁索之上了。很少有人认认真真地从“技术流”的角度去探究这场战斗分出了胜负的具体成因——在很多后人看来这场战斗是不会有任何悬念的，而仅仅简单地将成因归为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勇气”，显然是难以言之成理，也是难以服众的：这是真刀真枪的战争，红军也不是义和团，虽然没有勇气是万万不能的，但仅凭勇气也不是万能的。就着一个具有传奇要素的素材作艺术性地夸张渲染是文学家的当然权利，但却不是史学家的当然权利。战争战斗的成败是多种因素矢量合成的结果，片面夸大某一个因素而忽视其他因素，都必定是有害无益的。这种单一方向的灌输会给越来越多的后人带来诸多难以释怀的疑惑不说，也给了如某些人乘隙炮制造谣蛊惑的“八卦”以极大的操作空间和传播空间……
[图5-2-1：孙明经先生拍摄的泸定桥东桥楼；图5-2-2：孙明经先生拍摄的泸定桥西桥楼（均占半幅）]
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困难，但笔者经过多年研究且尽可能完整地搜集了相关史料后，自认为还是可以尽可能贴近历史真实地将当年这场战斗的场景复原出一个“大概齐”：敌方史料（可靠的）+我方史料（可靠的）+群众口碑（可靠的）+实地踏勘+合理推断，只要工作做到家，这也不失为一种复原史实的途径。
下面笔者试着对当年这场战事的双方阵势和有关要素逐一作出解析。
- 双方参战主角谁先到场，何时到场？
因为没有原始文献史料，笔者只能根据双方参战人员的回忆来作研判：川军第三十八团在29日黎明前后，就全部到达泸定城并转入防御[14]；中央红军左纵队前卫红四团先头部队（一个营）晚于敌先头部队到达泸定桥西，而团主力则于下午才陆续到齐——晚于泸定守军李全山团主力到达。[15]
红四团先头分队到达泸定桥西后，“只派了一部分队伍，并附了一些轻机关枪”[16]，“以猛烈火力同敌人隔岸对射”[17]。川军第三十八团在下午夺桥战斗打响前与红四团的对射中，“伤亡约五十人”[18]。川军还使用了迫击炮炮击了在沙坝村天主教堂附近集结的红四团部队[19]，也造成了一定伤亡[20]。而红四团因为重火器分队没有赶到，没有对川军还以颜色。
这也是为什么黄开湘、杨成武早上赶到泸定桥西而下午才发起攻击的原因之一。
除了自己的准备动员工作，他们在等候——等候团主力到达。
更重要的，是等候重火器分队的到达。
- 红四团到达后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据时任红四团党总支书记的罗华生将军回忆，红四团到达后，“在王开湘团长、杨成武政委的主持下，召开了团干部会，观察了两岸的地形，配备了火力，布署了采竹扎竹排准备佯攻的任务”[21]。
配备火力，准备佯攻。那么火力是如何配备的？佯动地点在哪儿？
火力的问题。杨成武有过一个一笔带过很容易被人忽视的说明，在当天召开的全团干部大会上（有可能是午后开的），决定“由曾庆林指挥全团百余挺轻、重机枪，掩护夺桥和铺桥行动”[22]。
看见没有？百余挺轻、重机枪！——这在当年，是个什么概念？
与红四团相比，川军第三十八团就寒酸多啦！川军刘文辉部原本就是川军中的“破落大户”，装备的都是“川造老套筒”，部队的自动火器少得可怜。李团的机枪连也就是四至六挺水冷的重机枪——那会儿轻机枪在地方军阀中还很不普及，所谓“机枪”指的就是重机枪。据薛岳将军《剿匪军第二路军黔西—滇北—川南间地区追剿朱毛股匪经过详报》提供的“川康边防军”刘元璋部的实力统计，号称五个旅万余人枪的“川康边防军”，其编成内的机枪是“五十余挺”[23]。而中央红军仅在从瑞金出发时的不完整统计，全军就有轻重机枪六百五十余挺。[24]
当然，这“百余挺轻重机枪”也不全是红四团的：下午时分，在红四团后面跟进的陈光师长率红六团和军团教导营，也紧随红四团主力和重火器分队之后，陆续赶到了泸定桥西的沙坝村。从行程上估算，笔者认为陈光师长、军团教导营和红六团先头部队，应该能够在战斗发起前赶到泸定桥。目前经战斗指挥员杨成武本人予以确认的是：红一军团教导营赶到并受领了战斗任务[25]，如此，红六团先头分队也有可能担负了夺桥战斗的火力掩护任务。
佯攻的问题。采竹扎筏的佯攻没有别的地方，只能是沙坝河滩。泸定不产楠竹，采竹扎筏谈何容易，但样子功夫还是必须做足，估计就是在沙坝村征集木料门板并对东岸守军作火力试探。这个佯动应该还是发生了效力的，李团的迫击炮位于泸定桥南侧地势稍高处（解放后县粮食局的位置），机枪部署在稍下位置河岸边的“乱石堆”中[26]，射击方向主要是对准沙坝滩头和沙坝与泸定桥西桥头之间的小道。
红四团另一项准备工作是：征集门板，准备当桥板铺。但泸定桥西岸河西街当年居民不多，征集门板来铺设桥面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有大量的门板还得在沙坝村征集——根据目击群众的回忆，在沙坝村征集的门板并没有即刻送到河西街，而是在战斗打响后才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往泸定桥西桥头运送，估计这是为了隐蔽突击队准备从桥面攀铁索夺桥的企图以达成战斗的突然性。
这个“征集”是要付铜板的，群众很配合，完成得相当顺利。
- 红军和川军方面是如何进行战斗部署的？
川军方面的部署有关文献很少提及，张伯言等因不是第四旅人士，得到的都是第二手信息，而且也很简略：周营以守桥为主要任务，李营接周营左翼，机、炮各一连位于桥头高地，李全山的团部亦位于周营附近，饶杰连负责守桥，桥楼是一位姓虎的班长带的一个班……
完了？
太简单了。笔者不得不根据一般军事常识并参照当地地理来作一些辨析和补充。
泸定桥桥头高地？在哪儿？笔者去过泸定多次，始终没找到这个“桥头高地”，琢磨着是不是七十多年地形地貌变化的缘故，于是到处搜寻老照片，殊不知找来老照片后更加沮丧：摄影家孙明经老先生在红军过境四年后的1939年来过泸定，他老人家给泸定桥拍了两张照片，一个背景是桥西一个背景是桥东，桥西背景这张可以看出当年的观音阁生就的模样，的确与当今有很大区别。但地势较高是没有问题的，架机枪也好搁迫击炮也好，都不成问题。而桥东背景这张，笔者怎么瞅也瞅不出桥头正面有能架上机枪封锁桥面的“高地”，除非如电影上演的那样把机枪架进东桥楼，而这种玩儿法实际效果却是很糟糕的：如果这么着，这挺机枪将成为彼岸强大火力集火向心射击的靶标，根本没有抬头发言的任何机会——甚至也没有转移阵地的机会。
后来发生的事实的确也是这样的。
笔者比较认同目击群众的说法：打枪的地方是泸定桥南侧河岸边的乱石堆。[27]这一线位置应该是李团机枪连的主阵地编组：这个方向正对着沙坝，以及沙坝通往西桥头的人行小道这个“瓶颈”，最右侧的机枪同时也可以兼顾着对泸定桥桥面的侧射。当然，李团那几挺机枪不一定都搁在一个位置，除了东桥楼外，笔者认为安乐坝北侧至少应该有一个位置：如果红军要扎筏船渡，这个方向可以与“乱石堆中”机枪在两个方向上形成互为补充的火力，同时也可以应对红军从沙坝漂下来的船只或木筏。但这个位置也有一个要命之处，红军在西岸山坡上部署的机枪火力可以居高临下控制这个平坝——反正他们的机枪富裕得紧，摆几挺在这儿没有一点问题。
总而言之，红四团在沙坝的佯动动作，的确起到了分散川军注意力的作用：从一般的思维惯性来说，铁索桥既然拆去了桥板，那就没人会想到有人要冒着枪子儿爬铁索过桥——除非他疯了，或者不想活了！
我们能够得悉的红四团部署要稍微详细一点，可以概括为：⑴由第二连挑选二十二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夺桥突击队”，第二连连长廖大珠任队长。突击队每人装备一支驳壳枪或“花机关”、大刀与手榴弹，任务就是火力掩护下攀铁索夺桥。一个营紧随突击队铺桥并作预备队，其余两个营沿西岸展开，以火力掩护突击队夺桥。⑵由第三连组成铺桥突击队，第三连连长王友才任队长。⑶由第三营营长曾庆林组织火力掩护。⑷由赵章成组织迫击炮火，消灭敌炮兵阵地和主要火力点[28]。⑸由陈士榘率教导营主力前出小烹坝（今名咱里），准备阻击康定方向可能来援之敌。⑹下午4时发起攻击。
最后来盘一下点：川军和红军，守桥者与夺桥者，谁的本钱更足？
川军：地势上略为不利，家伙什不占优势，要想得到增援——没有可能！
只有把铁索桥扒成了“裸体”这一项，占了优势。
红军：地理上略占优势，家伙什占尽优势，此岸还有后续部队源源不断而来，彼岸还有兄弟部队在节节推进……
只有突击队冒险爬铁索夺桥这一条，太瘆人！——一掉下去，真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仔细想想，这反而可能是一种优势：勇悍无畏，对于对手来说，是有着强烈震撼力的！
还有双方的谋划和部署，看不出李全山有什么不妥，黄开湘、杨成武有什么不对。
这个因素就算双方持平吧。
各种因素盘点完毕，再来求取合成矢量——此战，谁能执牛耳？
其实，这个问题用不着今天的人们来回答，当年的那群造反奴隶，已经作出了回答！
[泸定桥战斗双方战前态势推测复原图]
注释
[1]文荣普：《泸定桥概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11页。
[2]昌侧集烈是西藏地方政权派驻打箭炉的营官，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侵占土司领地，盘剥商旅，并向大渡河沿岸扩张势力。清政府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派理蕃院侍郎满丕和四川提督唐希顺领兵进剿，唐率清军雪夜渡过大渡河，兵分三路击破昌侧集烈叛军，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正月进抵打箭炉，招抚打箭炉附近五十余部落，一万二千余户，将其纳入中央政府管辖。史称“西炉之役”。
[3]文荣普：《泸定桥概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12页。
[4]泸定县地名领导小姐：《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地名录》第19页，1987年6月印刷。
[5]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第25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6]文荣普：《泸定桥概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13～第16页。
[7]文荣普：《泸定桥概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14～第16页。
[8]饶杰口述、陈鑫整理：《我的军人生涯》，《南涧文史资料·第1辑》第61页。
[9]文荣普：《泸定桥概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16～第17页。
[10]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第22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11]文荣普：《泸定桥概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17页。
[12]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第25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13]《泸定桥巡检宝琛禀赵尔丰泸定桥铁链为风吹断，已垫款拖捞、理顺、铺板，暂通行旅文报，恳饬勘修复，并案报销（宣统三年五月初七日（1911.6.3））》、《打箭炉同知禀报赵尔丰泸定桥铁链被风吹断，已赶造篾索扎紧，桥身尚属稳固情形（宣统三年五月二十九日（1911.6 25））》，《近代康藏重大事件史料选编·第2编》第445～第446页，西藏古籍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
[14]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15]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革命历史调查小组王永模、梅俊怀、文荣普1975年7月24日访问罗华生记录，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16]罗华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经过》，《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刘统整理注释）第37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17]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革命历史调查小组王永模、梅俊怀、文荣普1975年7月24日访问罗华生记录，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18]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19]《杨成武将军自述》第6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20]1972年年3月13日曹本云（时任泸桥公社办公室主任）口述，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21]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革命历史调查小组王永模、梅俊怀、文荣普1975年7月24日访问罗华生记录，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22]《杨成武将军自述》第6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曾庆林，时任红四团第三营营长。
[23]《剿匪军第二路黔西-滇北-川南间地区追剿朱毛股匪经过详报（1935年4～8月）》，《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中央部分（上）》第499页，档案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
[24]《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1934年10月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5]《杨成武将军自述》第6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26]1972年年3月13日曹本云（时任泸桥公社办公室主任）口述，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27]1972年年3月13日曹本云（时任泸桥公社办公室主任）口述，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28]红一军团炮工营当时下辖两个炮兵连，其中一个炮兵连参加了泸定桥战斗，参见《炮兵·表册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第7页（红一方面军炮兵组织沿革），第111页表6·2（红一军团炮兵组织序列表），第624页（炮兵参加重要战役斗争统计表），长城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至于赵章成是否参加泸定桥战斗，目前仅见《杨成武回忆录》的一家之言，尚需其他证人证言或证据的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