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党的八大以后，毛泽东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考虑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上。为了使全党改正缺点纠正错误、在新形势下继续保持先锋模范作用，毛泽东在1957年4月提出整风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两条措施。

　　但在整风开始后，在极少数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的“轮流坐庄”的鼓噪下，引发了一些人的附和，出现了游行请愿、集会呼吁等现象，一度声势还闹得比较大。有的高校甚至挂出了要把蒋介石请回来的标语。这种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为什么就在不久前的八大上，各民主党派还坚定地表示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舟共济建设社会主义，现在却有个别民主党派的主要成员带头要共产党下台，而且还能带动那么多人发出这样的声音?这里除了其它的原因外，应该主要还是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没有跟上。

　　当时出现极少数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历史背景之一是1956年秋收后，不少地方发生了农民“闹社”“退社”的情况。到1957年上半年，一些地区的发展到农民闹事，搞请愿。搞农民运动出生的毛泽东，一直重视“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也是当时党中央领导层的一致认识。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邓小平起草的文件和胡耀邦的农村考察报告

　　在八大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于1957年8月14日代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内容如下：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在全国的农村中，正开始进行一场社会主义教育的大辩论。各地报纸、刊物、广播电台等宣传机关对于农村的这个报道，应着重于好的经验的介绍，正面道理的宣传(包括对于资本主义思想的驳斥)。在反映农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时，要恰如其分，不要使人感到漆黑一团。”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针对农村中出现的认为富裕中农是我们在农村中的依靠力量的思想，再次提出要在农村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在进行中毛泽东发现，农村干部中强迫命令、虚报浮夸、多吃多占、多记工分等方面的问题相当严重。接着又出现了“单干风”。这些都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忧虑。1962年7月18日下午，毛泽东同杨尚昆谈话。要点是：一、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二、对国家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杨尚昆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他在晚上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报告了周恩来。(《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5》以下简称《年谱》第115页)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把这一问题正式提了出来，但没有点名批评人。

　　在这段时间，毛泽东一直很注意倾听来自各方面，包括青年人对农村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1961年10月6日，毛泽东阅胡耀邦十月二日报送的农村考察报告《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原件退毛。”考察报告说：我带了三名工作人员，从九月四号到二十九号，在黄河、淮河平原农村跑了一趟，一路上，我们注意观察了生长的庄稼以及群众的劳动、体质和气色，有时候停下车来找群众作了一些访问。报告认为过去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五风”伤了元气，现在好转的原因，在于认真而具体地贯彻了 “农业六十条”，强调调动生产队小集体积极性的关键是实行分配大包干。报告认为在安徽实行的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是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年谱 》 第37页)

　　1962年8月20日 毛泽东批示将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8月2日关于团的三届七中全会情况的报告，印发中央工作会议。报告说：会议主要是根据中央一月工作会议和三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讨论如何适应目前形势，健全团的经常工作，学会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问题。在思想教育方面，目前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一些青年干部和青年对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生怀疑和动摇，一是对克服困难的信心不足。因此，建议在今冬展开一个深入的全民性教育运动。(《年谱》第139页)

　　胡耀邦的这两份报告，反映了当时党内对两个问题的代表性意见。一个是：“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是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一个是“展开一个深入的全民性教育运动。”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的广泛开展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528页》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196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严禁打人的通知》。2月11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3月1日正式发布)，确定以“五反”运动作为在城市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式。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在全国广泛开展起来。

　　毛泽东在阅读了一些汇报材料，例如保定地委的“事实再一次证明阶级和阶级斗争确实是存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激烈的”后，于1963年5月在杭州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草拟指导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并进行讨论。5月20日，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关于城市社会主义教育，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其中谈到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关于过思想关，周恩来表示：“要坚持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腐蚀。”关于官僚主义，周恩来列举了20种表现，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1964年3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华北局和中南局的两个文件，要求各地继续抓紧进行“五反”运动。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在讨论到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刘少奇在会上提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他不再强调依靠基层干部，而且认为有些“四不清”干部是抵抗“四清”(即“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的，这就是“反党”，破坏“四清”，就是“反革命”，要开除党籍。毛泽东在会上谈到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

　　会议赞同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看法，提出要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会后中央成立由刘少奇主管的“四清”“五反”指挥部。6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使运动“左”转，开始转向夺权斗争。在农村，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桃园经验”的报告。刘少奇和毛泽东先后表示同意报告内容。刘少奇代中央拟的批语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年谱》第394页)。后经中共中央同意，这个夸大农村阶级斗争的“桃园经验”，正式向全国推广，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央领导层在这段时间出现了分歧，主要是关于运动的性质和运动的搞法。关于性质，刘少奇认为，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或者说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毛泽东则认为“性质是反社会主义的嘛!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于搞法，毛泽东批评刘少奇说，“四清”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是搞人海战术;对干部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对干部的“四清”，是清少数人，有问题则清，无则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1965年1月14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正式下发。该文件宣布统一提法，今后全国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

　　毛泽东对陈正人的信的批示和批注

　　在这次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对时任八机部部长的陈正人信件作了批示和批注。从这件事，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初心。

　　1964年10月上旬，陈正人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调查研究。工厂领导考虑他是老同志、年龄大、身体有伤、蹲点时间较长，安排他住宾馆，他不同意;住招待所，他再次拒绝，自己把铺盖放进精密铸造车间生活间，和工人们住在一起。白天以装配车间工段作为劳动基地，一日三餐和工人一道排队吃大食堂，没有丝毫的特殊化。陈正人在工厂学会了开拖拉机、操作和修理机床，交上了不少工人朋友，深得工人们的爱戴和拥护。从亲身经历中，陈正人感悟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

　　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阅读了薄一波12月10日报送的陈正人12月4日给他的信和陈正人11月25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毛泽东批示：“送少奇、薄一波同志酌处。同意转发。”毛泽东对陈正人的信和报告写了一些批注。陈正人信中说：“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薄一波在这段文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批注：“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在信中谈到拖拉机厂的领导同志每星期劳动两个下午处，毛泽东批注：“为什么不可以劳动四个到五个下午呢?剩下还有两个整天和四个到五个上午做别的事。”信中谈到“目前我所注意的问题，主要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方面。有关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准备放到后一步来研究”。毛泽东批注：“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引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陈正人的报告谈到这个厂和农机工业部门相当多的 一部分干部中，尤其是在不少企业的领导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对于敌情估计不足，对于企业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毛泽东批注：“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年谱》第445页)

　　“二十三条”下发后，城乡“四清”运动逐步纠正前一阶段的偏差，大批基层干部获得解放，理顺了一些关系，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趋于平稳并向好的方面发展。

　　三年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克服官僚主义等现象、解决干部作风问题，起了积极作用;在净化社会风气、解决城乡基层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上，也起了一定作用。对于运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差，中共中央及时总结经验，注意纠偏，并一再强调不要因运动耽误生产，从而减少了负面影响。但是，由于对当时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在指导思想上持续受到“左”的干扰，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这是要引以为深刻教训的。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方面，毛泽东最早觉察到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号召共产党人提高警惕，同这种危险作斗争。同时，他又十分警惕党在执政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消极现象。为此，他提出：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地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群众行使这个权力，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平等待人;必须防止在共产党内、在干部队伍中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坚决地反对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必须切实解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见该书第640-641页)

　　党的十八大闭幕后，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2年11月17日上午就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我们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深深地感受到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当年的忧患意识。这在陈正人的信中和毛泽东对陈正人信的批示和批注中体现得特别鲜明。尽管这段史实不可避免地有时代烙印，但这段史实提出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高度自律，要经常深入实际去搞调查研究，这不但是一个干部作风转变的问题，更是党风中一个拒腐防变的极端重要问题。今日重温仍不失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