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比较有些“另类”，对一些事常常不愿人云亦云，而爱从另外一些角度去思考。这种思维方式，常常招来不少非议，也惹起过不少矛盾，但也成就了我在事业上特别是学说上的一些创新与突破。正是这种经历，使我对这种“另类”一直“执迷不悟”，痴心不改。
有关方面要收集关于插队的一些纪念文章。我想，既然是纪念文章，就应该留下那个时代的一些特征以及我们这些亲身经历着的一些真实感受，以便后人知晓甚至研究。为此，我想针对社会上对插队这一历史一概贬损的一些思潮，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谈谈对插队的一些“另类”感悟。
我们于1974年1月高中毕业后，2月22日便由学校集体组织去插队。当时我们柳中高二届的县城知青共分了4个集体插队点，分别为庄上公社曹家山村、龙花垣公社韩家峪村、军渡公社李家垣村、杨家峪公社桃墕村，另外还有一些同学零星插队到其他地方。我和其他7个同学，被分配到庄上公社曹家山村插队，到1976年6月正式分配工作为止，共插队二年多。虽然时间不算太长，但对我而言，可以说是终身受益。其中，主要的感悟是：
1.从政治视野看，插队的深远意义在于打破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特权思想。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官本位”的国家；毛泽东是一位敢于“改天换地”的伟人。其中这种“改”“换”，就包括对中国传统痼疾的“改”“换”。毛泽东的许多言行说明，其对“官本位”导致的特权思想有一种骨子里的厌恶。如1965年，毛泽东在召见其表侄孙女王海容时曾谈到：“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而要完全靠自己”。因此我认为，尽管毛泽东在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时，主要初衷可能并不在于打破“官本位”的特权思想，而在于使年轻人得到锻炼，增强自立精神，但至少在“潜意识”中有打破“官本位”的思想折射——至于后来一些报道分析说“插队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压力和防止狂热的学生红卫兵给城市带来动乱”，笔者感到那只是一些“现实主义者”的自我臆猜，很难表示赞同。
回顾总结历史，可以说，插队这一举措，首先是在客观上从体制上打破了传统的官民界限。不管你是领导干部子弟还是“黑五类”，都一视同仁，谁也不能有特殊。与我们同时插队的，既有县委书记和武装部政委的儿子，也有其他领导干部的子女。这些同学，丝毫没有什么特殊，也得和我们一样一起去插队，并且还得积极带头报名。到农村后，参加生产劳动，大家看重的并不是谁的力气大，谁做的多，而更在于各尽所能，看的是劳动态度。不管你是领导干部子弟还是平民百姓子女，人人平等，躲前缩后就会被大家所鄙夷，就会有人说三道四。年轻人正处于争强好胜的年龄段，在整体氛围下，大多数同学在劳动中都是争着抢着干。我曾经看过一个资料，当时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儿子在云南插场时，因为有优越感，表现不太好，照样在知情中受到集体批判与批评教育。陈伯达知道这一情况后，照样对知青批判其儿子的行动表示“坚决支持”。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也亲自动员侄儿周秉和及侄女周秉建分别到延安和内蒙古插队，周秉建还和蒙古族青年结为伉俪。
我们插队的年龄，正是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在这个关键时刻，外围环境迫使领导干部的子女和大家打成一片，自然会使这些干部子弟的“特权思想”“优越感”减弱许多，对其终身世界观、价值观是有深刻影响的。而毛泽东逝世后，社会情况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领导干部及子弟“特权思想”“优越感”又重新滋长，以致出现“我爸是李岗”这种鲜而不鲜的事，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孰是孰非，事实是最好的结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孽债》《年轮》为代表的一批贬损插队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纷纷出笼，对插队进行了全面否定甚至声讨；一些记载“老干部”文革遭遇的文章也把干部下放农村或让子女插队描述成是“受迫害”。作为一个平民子弟，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心里感到极不舒服，也感到很可笑。
我记得当时对干部下放农村，有一种提法叫做“思想改造为主，劳动锻炼为辅”。就我有限的见闻而言，大多数淳朴善良的农村老百姓，对下放干部还是十分关怀和照顾的。我从未见过或听过我们周围的农村老百姓像影视作品或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对“阶级敌人”横眉冷对，毫无人性地摧残。在现实中，大多数善良的老百姓往往不会管你是什么派，走的是什么路，而更是看重你的人品人性。在我们插队的曹家山村，曾经有一位叫定xx的干部被下放。此人是外地人，后来曾回到县里一个局当过局长。定xx在曹家山下放时，由于“人性好”，曹家山全村都把他当做自家人，备受关怀和厚爱。因此复职后，对曹家山村及村民也建立了特别感情，特殊关怀爱戴。
我的两个本家长辈在文革中，也先后下放回到我们老家，一家对人谦和，因此很受老百姓爱戴，平反后老百姓敲锣打鼓送出村。另一家妻子比较霸道，甚至蛮不讲理，老百姓不买账，常常有村里的群众包括本家族的人和他们生事打架。当然，这样的人再复出后，说是“受迫害”也无所不可，因为笔杆子在这些人手里握着，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老百姓根本没有在舆论阵地的话语权，官方又谁也不会去认真调查落实。但我认为，如果把这种情况说成是一种“迫害”，在一定程度上不正好证明了这是几千年来对权势逆来顺受的老百姓，对“特权”、“霸道”的一种挑战吗？
农村生活就是鸡叫狗咬人纷争。退一万步说，即使老百姓是把这些人当做普通老百姓对待，和你平起平坐，和对待其他乡邻那样，有一些矛盾或纷争，又有什么不可以——共产党的宗旨不就是为人民服务吗？党员不就是人民的公仆吗？让你和群众平等了就是受迫害了吗？如果把领导干部下放农村或子女插队看成是一种“迫害”，那几亿农村老百姓多少年在农村吃苦受累，又是受了谁的“迫害”？几千万一般职工子弟到农村插队是受谁的迫害？
因此，这种“高超”的逻辑思维，恰恰暴露了一些人骨子里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特权思想！再进一步推论，以及许多事实与史料证明，毛泽东与一些人的思想分歧，其中就包含有维护特权还是反特权的矛盾，是执政党为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的矛盾。
2.劳动和插队培养了我们吃苦耐劳的品德和意志力，使我终身受益。现代许多年轻人不了解我们这代人所处的时代，即使我们是过来人，当时也难以想象到社会在今天会发展的如此迅速。我想，即使是伟人，也未必能够预料到。
我们这代人出生于建国初期，到我们读高中时，建国才二十多年。按现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二十多年应该有一个很大的飞跃，但那个时代，世界整体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下，中国更甚。中国共产党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过多年战乱，农业生产资料大部被毁坏，工业基础全无。据有关历史资料显示，在1949年，中国工农业国民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为466亿元人民币（相当于现在的GDP），按照当时5.4亿人口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6.3元；到1952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虽然达到中国历史上最高水平，但也仅为810亿元，按当时5.75亿人口计算，人均也仅为140.87元；即使到1976 年，中国工农业国民生产总值也仅达2943.70 亿，按照9.32亿人口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仅为315.85元。
面对这样一个大国、穷国，面对西方国家的联合围剿，面对战争的威胁不断，面对赶超发达国家的历史使命，中国必须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国策，培养国民艰苦奋斗的意识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自然也就成为治国之重大要务。而我们这些生活在城里的青年，虽然在当时吃苦也不少，比如像我一样的平民子弟，大多数同学每天放学后要到水井或田家沟、石家沟担水，礼拜日要到锄沟担碳，假期里还要背砖或跟工补贴家用。但比起农村，比起农民，我们的艰苦还相差甚远。而插队锻炼，才使我们真正感受到什么叫艰苦！春播秋收，酷日下一弯三折锄地；修梯田时累的直不起腰；寒冬腊月挑灯夜战深翻地，衣服上流出来的汗又结成冰碴；这些都让我们对艰辛艰苦有了一种刻骨铭心的体会！但正是在这种体会，才使我们得到锻炼，也成就了我们。
我儿时一贯身小体弱，插队那年不到十八周岁，身高不足1.6米，体重最多也就80斤左右。记得74年夏收时，我第一次担麦子，我们要从对面山上把麦子担到村里的打麦场，前半截下坡路还好说，后半截路要上近半里地的一道陡坡。我担着的是最小的两捆麦子，到半坡就感到精疲力尽。但担麦子是不允许中途放下的，否则成熟的麦粒就会掉到地上形成粮食浪费。我咬着牙关，自己给自己定目标鼓劲，再走100步...再走50步...再走30步...凭着年轻人不服输的好胜心，自己终于一步步地挪到打麦场……正是通过这样的不断锻炼，自己才力气渐增，意志力也就变得越来越坚强！
农村插队培养起的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意志力，就我而言是感到终身受益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的每一次进步以及最终取得一定成就，都与这种吃苦耐劳与意志力有关。就自己的性格而言，有许多是常人没有的缺陷，性格直爽、脾气暴躁、固执己见、争强好胜，不爱屈从，不随大流，不懂也不愿妥协等等，属于世俗中不少人并不爱见的类型。但也正是学校及插队期间培养起的那些精神和品格，弥补了自己的性格缺陷，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和人生。自己能从一个毫无背景、也从来不愿在领导面前说恭维话的平民子弟，成长为一名正县级干部；能从一个只有高中的基础学历，努力成为全省仅有的两名反腐倡廉理论政策研究专家之一，成为中央纪委、监察部专家组2成员，并在三次代表山西省出席全国反腐倡廉理论研讨会时，被推荐为与中央领导座谈的对象等等，与插队培养了自己坚毅的性格密不可分。因此，在后来我曾写过一首反映插队生活的诗歌，里边有这样几句话：“我们苦吗？当然苦！我们累吗？当然累！我们后悔吗？我们不后悔！”这确实是自己人生的真实感悟。
我多次和人谈到，对于像我这样的草根阶层而言，从政就像农民种地，“耕耘未必收获，收获必须耕耘”。耕耘还有一线希望，不耕耘，永远不会有希望。在任何政治常态下，一个地方，一个单位，都需要一批踏实肯干的人来支撑局面，干出成绩，否则，主要领导不仅难以出政绩，就连常规工作也难以向上级交账。而支撑这种局面的人，往往都是我们这样的平民子弟，都是具有吃苦耐劳精神的人。而自己能做到这一点，不能说和插队锻炼的经历无关。自己难以忘记当别人下棋打扑克的时候，自己还在加班加点；难以忘记为了攻克理论高峰，成年累月的挑灯夜战；难以忘记一些领导把好做的、风光的事让别人去做，而把硬骨头留给自己啃；难以忘记为了做好一项工作，几个月呆在基层深入调研；更难以忘记自己曾经创造了吕梁纪检监察史上前无古人的七项荣誉之最所付出的一切......在这之中，自然免不了艰难困苦，免不了酸甜苦辣，而每当此时，自己就常常想到插队时担麦子的感受和体会，坚持坚持再坚持，不相信达不到希望的顶点......因此，插队生涯给我带来的这种宝贵精神财富，使我最终受益，更让我终身难忘！
3.劳动和插队使我们体会到农民的艰辛，增进了和老百姓的感情。说实话，在未到农村以前，我们常常感觉到自己够苦的，也常常怨天尤人。心里也非常羡慕那些家庭条件优越的同学。可当我们到了农村后，见到农民的日常生活时，心灵还是受到了一种极大的震撼！
记得我们在高一时去梨树洼劳动，看到我们住的房东家孩子们在吃一种黑乎乎的馍馍，我不知道是什么做的，盯着那东西看主人吃，房东以为我想吃，掰了一块让我尝，我推让不过，接住未进嘴就感到有一股霉味，吃到嘴里，感到又苦又涩又霉味，恶心的想吐，当着房东面不好意思，强闭住气吃进口，但实在难以咽下。隔了一会跑到门外，吐了好一会。插队后，更对老百姓的艰辛有了深入了解。平时吃穿及劳动付出自不必细说，单就我们房东家两个八九岁的小孩，每天放学后除要负责全家七八口人和牲畜的全部用水外，还要负责给驴及羊切草，然后才能去做作业。为此我回家时还专门向弟弟妹妹讲过这两个孩子的艰辛故事。
人本性中都有向善的一面，但这种善与其所见所闻、所经所历有很大关系。记得曾在山西任职的一位老领导，面对一件老百姓的冤案曾经说过一句铿锵有力的话：“当官避事生平耻”！我想，如果这位老领导不是出生于平民阶层，就不会面对老百姓有那样的感情，也不会发出这样的“豪言”。倘若自己没有对农村生活的亲自体会，也许就会感到生活本来就是如此，就应该是如此！但当自己对农村生活有了切身体会后，才感到老百姓的艰辛与不易。年轻时形成的这种记忆，刻骨铭心，永难挥去，也影响到自己一生的为人准则。多年前，自己将自己为人处事的准则归纳为 “遇恶不怕，遇善不欺，不媚权贵，不亏百姓”。这种准则的形成，除天生的性格外，与劳动及插队期间对老百姓艰辛的深刻认识有很大关系。
有不少熟悉的同志常说我乐于帮助大家，其实这话只说对一半。我不仅对有困难的熟人帮助，只要是弱者，只要是正义的事，不管自己认识还是不认识的，自己遇到了就尽力去帮助。自己从骨子里感到，老百姓是善良的，是不易的。现在自己有能力帮助老百姓而不帮助，对不起天理良心！我常把山西哪位老领导的那句话作为自己处理群众事务的座右铭。只要自己有能力帮助，就尽力去。但是非正义的事，特别是伤天害理的事，即使是最亲近的人，自己绝对会毫不客气地回绝。虽然为此也惹来了一些亲戚或朋友的不满，但自己毫不后悔。
自己曾经在吕梁市纪委工作十八年，其中担任两届常委。十八年中，一直负责或分管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自然会有大量的官民纠纷问题需要处理；作为一名班子成员，自己也曾经有六年多分管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处理过近千起农村案件。在自己工作中，凡遇到官民相争，潜意识中就感到老百姓是对的，是冤的；当官的或有背景的是仗势欺人的——尽管这种想法不完全对——因此，不管是自己处理问题，还是要求下属，甚至在全市性的会议上，都要求一定要体谅到老百姓的不易，一定要注意维护老百姓的正当权益。为此，也惹起内部一些领导和同事的不满，甚至在常委会上，为了维护弱势者的利益，和其他人领导不惜拍桌子瞪眼，也为此影响到对自己的正常使用，但想到老百姓给自己送来的一面面旌旗和给领导的一封封表扬信，想到老百姓为感激在自己面前下跪，自己就感到无怨无悔。这种结果，不能不说与插队生活形成了对老百姓的天然感情无关。
另外，插队还把城市较为先进的理念即习惯带到农村，改变了农村人的一些意识和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等。如我们刚到村里时，早晨起来刷牙，农村孩子感到稀奇，围着一大圈看。但当我们离开时，村里也有不少年轻人开始学着刷牙。还有好多事例，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总之，多少年生活经历让自己感悟到：心中光明的人眼前总是一片光明；心中黑暗的人眼前充满一片黑暗。心中有了光明，看待一切事情就会积极向上，做起来也会不懈进取；反之亦然。因此，自己的上述观点，虽然对一些人来讲可能“另类”，但见仁见智，任由历史去评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