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离开后，您觉得身后会是什么样？”

　　“我想，无非是和苏联一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这是毛主席晚年与护士的一个对话。

　　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在北京正式创刊，这是毛主席首倡的。

　　早在那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那次成都会议也是毛主席为扎稳三面红旗而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三十年之后，由邓力群主管的书记处研究室被扫进历史尘埃，紧随着的就是1988年6月16日，《红旗》杂志在改革开放大潮的要求下宣告停刊，终刊于1988年7月1日，共计出版544期。

1.

　　从建国后的党会追溯，在1955年1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曾明确指出过“各省市要办好刊物”。

　　三年后，毛主席又在南宁会议上提出讨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得到了各方积极的反馈。

　　那年的3月8日，成都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主席提出了25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其中第24个问题就是关于“出版理论刊物问题”。

　　后来在3月22日，他又着重强调了“要办好刊物”，直言：“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

　　设立党刊党报，对内提振理论、对外参与舆战，这是我们党从建党初始就牢牢树立的笔杆子方针。

　　对抗封建军阀、对抗日本人、对抗蒋记国府、对抗美帝阵营、对抗苏修阵营、乃至对抗内部的肘子派，毛主席无不纯熟运用笔墨大杀四方、与敌人公开对垒。

　　一部理论功底深厚且阶级立场坚定的刊物，对于党的生死、国家的前途、人民的福祉，实在太重要。

　　纵观我党的中央机关报刊史，光是在创立初期与大革命时期创办的，即有《新青年》、《共产党》、《向导》、《前锋》、《中国共产党党报》、《热血日报》、《中央政治通讯》等。

　　其中1920年11月7日中共上海发起组所创办的《共产党》月刊，最为知名。它由李达主编，16开本，共出版过7期。

　　虽然量少命舛，但这是中国境内历史上第一个鲜明举起共产党旗帜的刊物。

　　该刊当时选定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的日子创刊，以表明它的历史使命和阶级目标：宣传在中国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走十月革命的路。

　　《共产党》在第5号的《短言》中明确宣布过：“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我们用光明正大的态度，挺身出来，硬起铁肩，当担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的大责任”。

　　后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又创办了如《布尔塞维克》、《红旗》、《党的生活》、《实话》、《党的建设》、《红色中华》、《红星报》、《斗争》等;

　　其中秘密创办的机关报《红旗》，可谓“第一份《红旗》”，在1928年11月20日于上海创刊。

　　那份《红旗》初为周报，后改三日报，由罗绮园任主编。后在1930年8月2日停刊，共出版126期。

　　之后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在毛泽东领导下创办了《新中华报》、《解放》、《群众》、《新华日报》、《共产党人》、《华商报》、《解放日报》等一大批在敌后区声名远扬的抗战刊物，极大提振了全国军民抗击日寇的信心，并大大加速了中国的赤化。

　　这其中，1939年10月中央在延安创办的《共产党人》就是一部水准颇高的内部刊物，总编辑为张闻天，编辑主任为李维汉，毛泽东还亲自为该刊撰写了发刊词：“专门的党报”。

　　毛泽东当时评论这份刊物的使命时如此落笔：“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

　　《共产党人》于1941年8月终刊，共出19期。

　　抗战结束后，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创办了北平《解放》报、《新华周刊》、《人民日报》、《学习》等;

　　这里面最有名的当然就是人日了，1948年6月15日，作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在河北省平山县里庄创刊，为代中共中央机关报。

　　1949年8月1日，《人民日报》由代中共中央机关报转为正式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一直至今。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创办的，主要就是1958年的《红旗》，以及1988年夏天作为《红旗》替代品、如今已成“赤红孤品”的《求是》了。

2.

　　对《红旗》杂志的创办，毛主席本人对其是非常重视的，因为彼时《人民日报》等所谓机关刊物，已经不在他的掌握下(否则也不会诞生“人有多大胆…”那堆破事)，至于掌握在谁手里，答案藏在1956年的八大上，此处不多说。

　　党物水准一降再降，党内同志的理论功底良莠不齐、干部队伍对马列主义的认识难言清晰，这让毛主席深感忧虑。

　　毛主席曾亲口批评过高级领导：“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

　　舆论阵地的被反扑、被反噬，这往往比刀光剑影的战场还要迅猛，最终只会动摇共和国的根基。

　　1958年成都会议召开，毛主席正式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

　　1958年5月24日，即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公布出版《红旗》杂志的前一天，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红旗》发刊词，并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可用。”

　　毛泽东一共为《红旗》题写了20多幅刊头，后来从中选出两字作为《红旗》杂志的正式刊头。

　　后来，在《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泽东决定的。

　　创办初始，《红旗》编委会的阵容便是精挑细选产生，第一任编委会班子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张闻天、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舒同、陶铸、王任重、李达、周扬、许立群、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

　　这个编委名单是毛泽东一个一个逐一拟定的。

　　所以，说《红旗》这本杂志是老人家的心头肉，一点不为过。

　　在《红旗》初年的版面上，经常出现几个“作者”的名字引人注目。

　　比如写国际评论的“于兆力”、写思想文化评论的“施东向”、写经济评论的“许辛学”。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是三个集体笔名。

　　“于兆力”是由乔冠华、姚臻、王力组成;“施东向”是以副总编辑胡绳为首，中央政治研究室王忍之、丁伟志、郑惠等同志参加的写作小组的笔名，取自《思想界动态》这份内部刊物刊名的谐音;“许辛学”是由“虚心学”演化而来，由副总编辑邓力群牵头，梅行、马洪参加的写作小组笔名。

　　在大跃进和WG期间，应该说《红旗》杂志的作用不可小觑，它成为了党内党外一份与人日等报物“分庭抗礼”的核心理论阵地。

　　直到，八十年代。

3.

　　1987年的上半年，暗流涌动。

　　这一年，全党都在为9月份即将展开的十三大做着准备，这背后也是两路人马，对HU离去后所空缺出的总书记之位的觊觎和争夺。

　　1987年初HU被迫辞职后，小平同志提议由ZHAO代理总书记，这表示了在小平同志心目中，十三大上总书记这个职务非ZHAO莫属。

　　但是，陈云、王震、李先念等“老人物”另有人选：邓力群。

　　ZHAO后来在《改革历程》中回忆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力群每有困难或不便讲的话，常常让王震出来。大约在1987年夏季，叶选宁打电话给我，说王震想找我谈一次话，于是我就去了王家。王震劝我说，你不要接任总书记，国务院的工作很多，离不开你。书记处的事不多，可让姚依林去搞就行了。”

　　书记处，也就是本文开篇提到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管中央意识形态工作，当时由邓力群担任一把手。

　　那一年的5月13日，ZHAO在小平同志的支持下，发表了著名的“5.13讲话”，使陈云和王震领导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被迫来了个急刹车，改革开放再次成为宣传主流，也为中共十三大的顺利召开创造了舆论与人事的条件。

　　此后的7月1日，小平同志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即1980年8月18日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被重新发表，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开始在新闻媒体上有计划地进行，各种关于经济、政治改革的宣传文章逐步多了起来。

　　从表面上看，到了1987年的夏季，一个有利于十三大向着“宣传改开”而召开的政治环境，正在一步步形成。

　　然而就在这年盛夏的一天，时任小平办公室主任的王瑞林，给ZHAO转来了一封北京市副市长王大明的信。

　　信中反映了中宣部的一些局长得知小平讲“今后主要是反左”之后，情绪很不正常，比如说“要坚持顶住呀!”、“现在胜负未分呀!”等等。

　　ZHAO则由此明白了。

　　7月11日，ZHAO找来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和常务副部长王维澄，根据这封信严厉地批评了他们。

　　他还教育道：“中宣部的精神状态不好，听到讲反左就觉得大势不好、如丧考妣，你们这种状态如何能正确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的路线呢？”

　　ZHAO认为，中宣部这种状态的根子不在于两个部长，而在于主管中宣部工作的邓力群。

　　当时距离十三大的召开只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ZHAO决定“扭转乾坤”。

　　首要之务，就是改变邓力群主持思想战线工作的地位，他要由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来接管。

　　其实在1987年3月间ZHAO就曾向小平同志提议，应当调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到中宣部“协助”邓力群主持意识形态的工作，当时得到了邓的同意。

　　对于这个调动，站在陈云一方的李先念提出了反对：“邓力群是个好同志，还要很好地发挥他的作用。”

　　但老李并不方便直接逆于ZHAO的动作，故而最后，邓力群终究是“没保住”。

　　1987年9月14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ZHAO宣布，由胡启立正式主管意识形态，成立所谓的“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由胡启立任组长，成员有鲍彤(中央政改办负责人)、陈俊生(国务院秘书长)、王忍之(中宣部长)、钱李仁(人民日报社社长)和WEN(中央办公厅主任)等。

　　十三大后，这个小组又增加了一个副组长，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

　　同时，ZHAO还撤消了邓力群任主任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

　　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可以说是邓力群组织的赤红思想笔秆子大本营，这个大本营的被撤销，也就为《红旗》杂志的消亡敲响了丧钟。

4.

　　早在1985年底，HU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由于邓力群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不明确”，中央书记处就曾经以调整工作分工的名义，决定邓力群只分管意识形态，不再兼任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职务，这个职务交由王兆国担任。

　　但在会后，邓力群向陈云汇报，陈云震怒，给HU打电话说，“这事不能这么干吧！”幸而决定被收回，邓力群仍任原职。

　　回想八十年代初期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当时所有中央媒体都参加了讨论，唯有《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按照汪东兴的意见按兵不动。

　　这遭到小平同志的批评，说“不卷入就是卷入”，意指《红旗》站到了“两个凡是”的一边。

　　ZHAO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是他向小平同志提出了撤销《红旗》杂志的建议，并得到了支持。

　　《红旗》杂志的撤销没有像书记处研究室被取缔那样立竿见影，而是采取了分几步走的方式，前后经历近一年的时间。

　　1987年8月1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了《中央组织部关于〈红旗〉杂志社领导班子调整的请示》，宣布《红旗》总编辑熊复辞职，一副总编和一顾问同时被免职，杂志社的工作暂由副总编辑苏星主持。

　　12月23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开会讨论《红旗》杂志问题，胡启立传达了12月16日中央通过《中央机构改革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有关《红旗》的决定：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由中央书记处组织实施。

　　1988年1月5日，中央办公厅起草《关于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的理论刊物的实施方案》，报中央书记处，12日经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同意后，又经政治局常委审阅同意。

　　这期间，胡启立还到杂志社讲过一次话：“从中央来说，继续办中央一级权威性的理论刊物，而且还继续叫《红旗》，这值得研究。刊物代表中央的声音，有权威性，人家就不大好讨论，很难发表不同意见，有顾虑。放在中央党校，作为重要理论阵地，更便于理论探讨。”

　　于是1988年5月30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创办<求是>和撤销<红旗>杂志社的决定》。

　　1988年6月16日，《红旗》出版了最后一期。

　　半个月之后的7月1日，挂在中央党校名下的《求是》正式创刊，小平同志题写了刊名……

跋.

　　时间走到今天，《红旗》落地以降，已逾三十个年头。

　　红旗落地，“红旗出版社”也改名为了“大地出版社”，负责《求是》期刊的出版。

　　1999年11月25日，小平同志离开两年后，在长者的领导下，《求是》杂志确定了“坚持政治家办刊原则，高举旗帜，贴近实际，提高质量，办出特色”的办刊方针。

　　2004年，《求是》宣布取消了商业广告，深耕理论。

　　2012年的十八大前，通常《求是》要发表常委的文章，新华社就要作为常委活动、提前一天发消息通稿;但是十八大后，常委再在《求是》发表的文章，未见新华社有消息通稿。

　　《求是》已成了最后的独立阵地。

　　希望同志们可以守护好、坚稳住。

　　《红旗》已不在，红旗依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