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那位被誉为所谓“国学大师”的季羡林发明了“牛棚”一词以后，我国一些媒体也就习惯地将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甚至下去农村劳动锻练，一概诬为关进“牛棚”或“劳改”。
其实，这是莫大的曲解、攻击和污蔑!这些人无视了一个铁一样的基本事实，那就是毛主席自己就第一个把子女送到农村或五七干校劳动磨练。
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长金诚同志有过这样的回忆：
那是抗战胜利之初，毛主席离开长达二十来年的长子毛岸英，终于从苏联回到了自己的身边。杨尚昆同志考虑到岸英刚从苏联回来，生活上还不习惯。那时延安的生活，虽然经过大生产运动比抗战最困难的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总的来讲还比较困难。比如，一般大灶油、肉、蔬菜比过去增加了很多，各种粗粮也可以任你吃饱，但大米白面还是不充裕，往往一个星期只能吃一二次。
考虑到这种情况，岸英同志回国以后，杨尚昆同志把他安排到交际处暂住。因为交际处是接待外来客人的地方，客人们的伙食比一般机关大灶的伙食好得多。但毛岸英住交际处的事没有告诉主席，怕他不同意。
哪知事有巧合。1946年2月的一天，毛主席来交际处看望他青年时代的老师、原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符定一先生和国民党联络参谋等人，正好看到岸英和交际处的其他客人在谈话。事毕，我送毛主席下山时，主席问我：“岸英也住在这里”?
“是的”，我回答。
“为什么住在这里?”主席又问。
我回答：“这是尚昆同志的意思。尚昆同志考虑到岸英刚从苏联回来，生活上还不太习惯，让他在这里适应一段时间。反正很快就要分配工作了，上班前在这里住几天吧!”
毛主席摇摇头，只“唔”了一声。过后不久，就把岸英接回去。(《真实的毛泽东》第55、56页)。
毛主席把岸英接回去家住几天后，就严肃认真地对岸英说：
“你在苏联学了革命理论，现在回到中国，如果你不了解农民，不了解农村，你就不懂得怎样革命。中国的农民在全国的人口中占百分之八十，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首先了解农民，向农民学习，只有懂得了农村的现状，才能担当起革命的重担。”
岸英满口答应，高高兴兴回答说：“我也想到农村参加劳动，向农民学习，好好锻练锻练。”
随即，毛主席请来吴家花园枣园村村长郝光华，同毛岸英一起坐在在王家坪住处前面的石桌边。他和蔼而亲切地对郝光华说：
“我想叫岸英到你那里，上一段劳动大学。你就当他的教授。”
郝光华听后一惊，连忙说：“我斗大的字识不了几布袋，咋能当教授呢?”
毛主席和蔼地问：你会掏地吧?郝答：会。又问：你会种庄稼吧?回答仍是：会。他便高兴地说，好!就让岸英跟你学这个。郝光华笑着说，自己明白了!
于是，毛岸英就这样进了吴家枣园“劳动大学”，学习、磨练了一年半。从“第一课”学开荒，到学“吆毛驴送糞”，再学种洋芋，直至种玉米。他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髒，什么都争着干。只因蒋介石调动大军进犯延安，才不得不提前“结业”。(郝光发：《陕西日报》于1977年5月4日)
四十年后，毛主席在文革中号召广大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其时，他与江青生下的唯一女儿李纳自北大历史系毕业后正在解放军报社任职编辑，工作好好的。他却以身垂范，把李纳送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练。
谢静宜的回忆录是这么记载着的:
1970年的夏天，主席对我说：“小谢，你和李纳交过朋友吧。”然后，主席向我交待任务说：你去江西一趟，同李纳談谈(当时李纳和广大干部一样，正在江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锻练)我没有时间管她，她不要自认自己的父亲是主席就不求进步……”这当然是主席 对女儿要求严、标准高的感情流露。俗话说，爱之深，责之切。主席 爱拿高干子女和一般干部子女相比较，总不希望他们有优越感和特殊化。事实上，李纳是一个俭朴、好学的人。
稍停，对我谈了李纳要求去农村插队的事。他说：“她现在在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劳动锻练，是我让她去的。我同她说过，不要再在解放军报社了，下放到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劳动锻练吧!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办报啊!她同意我的意见，很高兴地去了。已经一年半了，她说在‘五七’干校接触的都是干部，锻练不大，她要求去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同意她的意见。”
主席思考片刻继续说：“看看到什么地方去，你同她商量一下，帮她选过地点。你带上李纳去看看好。选定后再让她搬去。”
最后，主席深情地说：“你们要向江西人民学习，学习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优良传统，爱护江西人民的一草一木。”我深深记下老人家的殷切期望。
我准备动身走时，主席给李纳写了一封亲笔信。主席先让我看了信，我深为信的内容所感动。其中使我最难忘的是：“李纳儿，爸爸老了，你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
我们在江西省委的帮助下，到江西一个农村插队去了。
后来，听说李纳病了，我受主席之讬，又去江西看望过她。她当时正在地里同农民一起砍甘蔗，我去河边给她挑了一担水。河水浅且混，是用葫芦瓢一勺一勺舀起做倒在水桶里的，物质生活条件自然艰苦，但李纳的精神生活是充实的。除了劳动经外，她看了许多书。不过，她的身体不太好，经常发烧不退，但她自己从未提出回北京的要求。
我回来后，对主席谈了李纳的病情。主席说：“她没有什么大病，在家时也常这样。没有什么要紧的。”
我看主席对子女要求这样严，就说：“主席，李纳还是有病，让她回北京治疗一段再回去吧。”
主席说：“不，人在哪里，就在哪里治病。”
我说：“江西那里的同志也提出让她回北京治病。”
主席还是不同意。说：“不，不让她回来。难道江西人民有了病，都要来北京治疗吗?她在乡下，就在乡下治，乡下治不好，到县里治，县里治不好，到省里治，不要回北京。”(谢静宜的回忆《真实的毛泽东》第46页)
从这里我们看到，毛主席凡事严于律已，率先垂范，要求干部做的，自己总先做到，他的子女观与别人是多么不同!早在解放战争之初，他就把刚刚从苏联回来的岸英送去“农业大学”劳动锻练。其时，他并未要求别的干部也下放农村劳动锻练。如果说下放农村劳动锻练，是进“牛棚”，那仅只毛岸英一个人呀!只是解放后，毛泽东鉴于党执政后面临“逐渐蜕变”与“和平演变”的严重危险，才号召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劳动锻练，以此作为反腐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举措之一。李纳也同广大干部一样，下放“五七干校”劳动锻练。怎能肆意曲解、诋毁成“进牛棚”、“发配劳改”呢?
大家不妨想想，毛岸英从小跟母亲坐牢，后被地下党荣救出狱后，又在上海流浪，历经折磨，小小年纪，受尽了苦难。到苏联长大、学习后，参加过残酷的对德作战，英勇地打到柏林，受到斯大林的奖赏。他好不容易回到延安父亲身边，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留在身边，更没有放到党政军什么机关，当个什么官呀长呀，一旦发现被安排在接待处暂住，随即喊回家，并把他派送到“农业大学”劳动锻练。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后继者谁吃得苦能比得上他?
不仅如此，毛主席把子女送到农村或“五七干校”劳动锻练，不是做“做秀”，不是“镀金”，而是要求他们硬同普通干部、农民人一样。李纳在江西农村劳动确实病了，毛主席也心疼，派人前去看望。在回报李纳病情后，建议让李纳回京治疗一段，再回农村，这也是情理中事，而毛主席却坚决不许，要她像普通人一样，“在那里病，就在那里治”，还教育工作人员“难道农民病的都到北京来治?在乡里病了，就在乡里治，乡里治不好，到县里治，县里治不好，到省里治。”这就是毛主席的精神风范，这就是毛主席的子女观!
可见，毛主席的子女观、干部观就是要把教育、培养他们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有用之才，决不是为“当官”、为“发财”。他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依靠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真心实意”地把农民群众看成是“真正的英雄”，是“老师”，并且确认干部“学了理论知识”，还不等于就有了完整的知识，还得“进劳动大学”，参加劳动，学习生产知识，懂得农村，熟习农民，了解农业，“才能担当起革命的重任”，也只有亲身参加劳动，才能真正懂得劳动的艰辛和伟大，磨练意志、思想、品德，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毛主席教育子女常说：“过了劳动关，你会终身受益的”!这是他自己早年在农村长期参加生产劳动的深刻体验。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只要回顾并比较一下 “改开”前后两个时代的干部、知识分子的状况、表现，谁都会强烈地感到反差实太大、太大!为什么毛时代全党干部能做到以清正廉洁著称于世呢?又为什么改开这些年后我国官员腐败得愈演愈烈，使党面临着严重的亡党亡国的危险?
按2017年10月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的杨晓渡提供的数据，18大以来，中央坚决反腐，共立案审查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其中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有43人，中央纪委委员有9人。纪律处分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处分县处级干部6.3万多人。我们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共处分基层党员干部27.8万人。我们共追回外逃人员3453人。
触目惊心，令人发指。造成这种强烈反差，原因固然多多，而毛主席坚持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方针和提倡干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不能不说是一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