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谈及苏联的历史时，经常引用的一个例子是：

苏共在20万人的时候，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苏共在200万人的时候，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苏共在2000万人的时候，却迎来的是苏联的解体。

革命尚未成功之时，苏共确实如自己所宣传的那样，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外，没有一点儿自身的私利。十月革命胜利后，内有敌对势力的反扑，外有帝国主义的封锁，形势非常紧张，物资极度匮乏。当时担任粮食人民委员（相当于粮食部长）的瞿鲁巴在一次人民委员会议上因饥饿而晕倒，真可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饥荒时期，他拥有调拨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却从没有截留过一粒粮食。他的崇高品质为大家所动容，列宁亲自倡议为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设立“疗养食堂”。这样做，是在饥荒年代保障党和国家领导人员承受超负荷工作重压的必要措施，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理解。

但是，苏联经济形势好转后，“疗养食堂”并没有取消，反而逐渐演变为苏共干部的特殊食品配给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待遇。再后来，特殊待遇慢慢蜕变为特权，一种根据级别不同而待遇不同的特权，并向社会的其他阶层保密。由此，不但导致党内“向上爬”的官本位意识，而且逐渐把党和人民隔离开来。

赫鲁晓夫当政时，苏共内部已经形成一个明显的官僚特权阶层。赫鲁晓夫与中央部门和地方干部之间，在保持稳定的口号下和维护各自权力利益的基础上形成某种“社会契约”关系：赫鲁晓夫允许这些干部拥有更大的权力和利益以取得他们对自己的支持；后者需要赫鲁晓夫这样“爱护干部”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

于是，在赫鲁晓夫干部政策稳定改革的保护下，这些干部成为各部门、各地方的“领主”，他们下面又有若干级的“小领主”，他们和他们周围的人形成一个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特殊观念、特殊生活方式的、同群众越来越疏远的社会集团——权贵阶层。

权贵阶层的形成是苏共干部特权利益膨胀的必然结果，它直接导致了苏共形象在人民心中一落千丈。权贵阶层的形成也使党内普通党员边缘化，苏共失去了凝聚力和战斗力。更为可怕的是，他们侵吞国有资产，巴不得早点解体化”公有“为”私有“。

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中，大部分人是原来的党政干部。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兹认为“苏联体制的瓦解”，“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苏共是唯一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在1991年的某事件中，当苏共的几名中央委员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想力挽狂澜时，苏共上下基本无人响应。最终落得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解体下场！

国人当以史为鉴，早在1964年毛主席就对社会主义社会消亡的本质原因和内在逻辑有所预见。

1964年5月的的一天，王卓超回忆，那天毛主席反复强调这些。毛主席还问他们，认真读过“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篇文章没有！这篇文章中有段讲“苏联特权阶层”的话是他自己加写的，对苏联修正主义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你们下山后，找一找，看一看，就了解中国为什么要反修防修了。

主席说的这段文字在山上就找到了。毛主席讲的是这么一段：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记得5月25日那天下午，汪东兴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

【转自微信公众号：奔流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