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在世界军事史和经济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三线建设思路，做出决策并付诸实施的。
在核威胁情况下中国作战的新思路
1964年，中国的国际环境很不好，可以说，中国已经处在五方面的威胁当中。
首先威胁中国的是苏联。60年代初，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扩大到了国家关系的领域，两国的边界争端也不断发生。当时毛泽东就已经预见到中苏之间的矛盾将要发展到武装对抗的程度。果然不出毛泽东的预料，1964年勃列日涅夫当政后，强化了赫鲁晓夫在台上就奉行的中苏关系政策。他不仅继续与中国为敌，而且变本加厉，向中苏边界大量派兵。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不久，就把苏联驻中苏边界的军队增至100万人，苏联的一部分战略导弹也指向了我国几个大城市和重要军事设施。苏联还派兵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并且试图对我国正在搞的核设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第二个威胁中国的是美国。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失败后，仍然把中国当作它在亚洲的主要敌人。从6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对我国实行了紧缩包围圈的政策。从60年到64年，美国和我国周边不少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条约，结成了反华同盟。美国还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数十个军事基地，对我国形成了“半月形”包围圈，威胁我国的国家安全。1964年8月，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把战火烧到了我国南大门。
第三个威胁来自台湾的国民党当局。60年代初，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嚣要“反攻大陆”。蒋介石加紧派遣武装特务对我东南和其他沿海地区进行袭击，妄图在我东南地区建立大规模进攻大陆的“游击战走廊”。
第四个威胁来自印度。当时，中印边境也很紧张，印度军队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向我发动武装进攻。
第五个威胁来自日本和南朝鲜。日本与美国结盟，其国内有美国的驻军，日本本国也加紧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而且，日本并不反省其侵略罪行；南朝鲜也与美国结盟，其国内也有美国驻军。南朝鲜政府同样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
面临五方面威胁的中国，真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而在这五方面的威胁当中，手中握有核武器的苏联和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最大。中国当时没有核武器，在遇到核打击时，是没有任何回击能力的。核武器毕竟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中国受到核打击，正在建设中的中国会遇到巨大损失。
面对这些威胁，毛泽东并不害怕。他自己“不怕鬼”，也激励全党“不怕鬼”。他在1959年5月6日写道：“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客观存在好呢，不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他在1961年修改《不怕鬼的故事》一书时写道：世界上什么都不可怕。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被打倒的阶级实行复辟或企图复辟，特大的天灾，以及一般工作和斗争中的困难、挫折等等，一切都不可怕。“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他还说，“你越怕鬼，那个鬼就越来。”因此我们不要怕鬼，要和鬼斗争。那么，原子弹可不可怕？毛泽东说，也不可怕。1961年9月24日，他在同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因此，“原子弹是纸老虎”，不可怕。
同时，毛泽东也认真地对付“鬼”。为了对付“鬼”，毛泽东做出了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中国也要搞一点原子弹。他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他在1961年9月24日同蒙哥马利的谈话时说：我们也准备搞一点原子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中国要用很少一点钱搞试验。毛泽东形容中国搞原子弹，“像穷人、叫花子，穿上漂亮衣服，到外边跑一跑。”毛泽东认为，重点应该放在扎扎实实搞三线建设上，因此，他的第二个选择，就是搞三线建设，而搞原子弹也是合并到三线建设这一大框架之中的，是在三线搞原子弹。所以，三线建设处于毛泽东战略决策的核心地位。
毛泽东是着重从战争、特别是打核战争的角度来考虑三线建设布局问题的。他看到：我国东北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全部在苏联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短程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打击范围之内，沿海工业城市也处在美蒋航空兵力打击范围之内。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在苏美核武器打击之下。一旦战争爆发，即使敌方不使用核武器，我国大部分工业基础也将毁于一旦，而如果敌方使用核武器，后果会更加严重。而西部地区则处苏联和美蒋军事火力打击之外，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美蒋的武器装备，都还打不到西部地区，特别是打不到西南地区。
毛泽东的这个考虑，正好与军委总参谋部的考虑不谋而合。1964年4月，军委总参谋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我国经济布局不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报告。报告认为，我国工业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大城市，易遭敌机轰炸；我国围绕大城市建设的枢纽和水库等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旦打起仗来，我国经济将受到巨大损害。这份报告印证了毛泽东原来就存在的担忧，自然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就是从那时起，毛泽东把他原来的发展西部的思路进一步强化，形成了把我国工业建设的布局全面铺开，造成沿海的一线、中部的二线、西部和西北部的三线并存，而把三线作为建设重点的新思路。从1964年5月起，他多次就三线建设问题发表谈话。他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战争。在世界上存在原子弹时期，中国没有后方不行。现在沿海地区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搬家是大搬家，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大学、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总之，一线要搬家，三线、二线要加强。他还具体谈到：要在四川的攀枝花建设一个钢铁生产基地，相应地建设起交通、电力、煤炭基地。“建不建攀枝花，不是钢铁厂的问题，是战略问题。”当时有一些同志对搞三线建设不十分理解。毛泽东则下了很大决心，并且认为，没有等待的时间了，必须抓紧。为了促使中央尽快下决心，毛泽东说了两句“将”计划部门一“军”的话：“你们不安排，我要骑毛驴下西昌”；“如果没有投资，可以把我的稿费拿出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做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当年８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三线。中央的决心一下，全国立即行动起来。从1965年起，我国开始把沿海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地区搬迁，当年新建项目则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区。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快在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建立起一个敌人战略核武器打不到的，能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实行工农结合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基地，进而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这是我国三线建设大规模进行的阶段。
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思路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对军事问题的考虑上来了。他是从中国国家安全出发决定搞三线建设的。他做出这个决定时，不仅考虑到了当时中国所受到的现实威胁，而且借鉴了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他多次谈到，苏联在卫国战争中一开始吃了亏，就是开始没有准备，工业不搬家。后来打胜了，也是靠在战争当中迅速实行了工业大搬家，很快在后方建立了支撑战争的工业基地。但当时毛泽东除了主要考虑军事需要外，也把我国经济建设布局问题考虑在内，因此，他要求在搞三线建设时，要把西部地区的钢铁、交通、煤炭、电力统统搞起来，逐步达到与沿海差不多的水平。
三线建设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成效。到1965年4月，中国的战略资源大多已经向西部和西南地区转移完毕。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怕打大规模战争了，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腰杆更硬了。1965年4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传话说：“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中国将奋起抵抗，战斗到底。不管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进得来，出不去，必将被消灭在中国。”周恩来的这个话，是说给美国人的，也是说给苏联人的，更是说给蒋介石集团、南朝鲜和日本的。
中央决定搞三线建设不久，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全国很快就陷入了动乱之中。那时，也有一些造反派组织到三线建设地区搞串联，三线建设地区也有一些人要打倒三线建设指挥部和党委。在这种干扰下，三线建设中除少数项目仍坚持施工外，大多数建设项目处于停工和半停工状态。1967年，三线建设完成基本建设投资减少了三分之一，1968年又下降了百分之二十。
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珍宝岛冲突发生后，毛泽东把关注的目光又转回到三线建设上来。他更重视三线建设了。为了排除造反派的干扰，保证三线建设顺利进行，他决定对一些重点三线建设基地和工程实行军管，甚至直接派军队去施工。对这种由解放军直接管甚至直接施工的单位，造反派是不敢来胡闹的。
当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苏联，因此，毛泽东把三线建设的重点放在了西南部，同时，考虑到战争的威胁已经临近，为了抢时间，他要求三线建设的速度也要加快。中央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提出了三线建设要与帝、修、反抢时间，争速度的口号。
当时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最大。为了对付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小三线”建设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各省特别是进行三线建设的各省，再建设成本省自成体系的“三线”，这样，既可以使“大三线”与“小三线”两个体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大系统，也可以将三线建设深入到中小城市、县城乃至乡村，使我国形成支持长期战争的工业基础。为了贯彻毛泽东这个思路，我国从1970年起开始对三线建设项目实行优先安排、重点保证、抓紧抢修的原则。在此原则指导下，全国的三线工程建设全面铺开，各省的三线建设也随之全面铺开了，县一级的工业建设项目铺的摊子也相当大，一时间，国家的投资规模急剧膨胀。毛泽东此时的三线建设思路，几乎完全集中到准备打仗、准备打长期的战争上来。因此，他对三线建设投资偏重的程度，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到1971年，我国三线建设的投资总额达到了340.8亿元。（《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这还没有把各省自筹资金搞“小三线”建设的投资计算在内。他这样关注三线建设这一经济问题，说明毛泽东对三线建设的重视，是基于对极有可能发生的中苏战争的考虑的。
正是从这时起，毛泽东形成了这样一个总的思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建设一个后方大基地，这个基地要成为有利于安排好我国经济建设布局以便在总体上实现我国经济的良性循环，又能形成一个大纵深、高强度的支撑战争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体系，既利于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以加快经济建设，又能够充分发挥地方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以形成中央与地方的紧密联系、工业与农业的紧密结合的全面建设的局面。
“大分散、小集中”，“依山傍水扎大营”
毛泽东是有战备眼光和勇气的。建国初期，他能在156项建设项目中考虑到把一部分项目安排在西部地区，就很了不起。如果没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是考虑不到这一点的。如果没有勇气，在苏联意见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候，是不能下这个决心的。而毛泽东的眼光和勇气，来自他的精心研究和缜密思考。这里面自然倾注着他的大量心血。
1956年，毛泽东虽然还没有决定搞三线建设，但他已经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西部。他倾注心血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方面的问题，特别对西部建设问题给予高度重视。他亲自到外地去搞调查研究，回北京后又找了很多高级干部开调查会，认真研究西部地区建设问题。从他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对我国西部地区建设问题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倾注了多少心血！对于毛泽东当年对中国经济建设问题包括西部经济建设问题所倾注的心血，薄一波曾回忆道：“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情况确实是这样。”当时，毛泽东经常是从每天早晨9点40分开始听汇报，一直到下午。下午处理完党政事务后，到晚上19点10分继续听汇报，一直到22时10分才结束，然后研究这些汇报材料，继续工作到深夜。
1958年，毛泽东已经下定了中国要搞原子弹的决心。一开始，中国还寄希望于苏联的援助。当年的7、8月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时，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了苏联援助中国搞原子弹的问题。但是，赫鲁晓夫却有他的考虑。他害怕与美国搞僵，怕美国用原子弹威胁他。他还考虑，中国没有原子弹，就会投到苏联的核保护之下，苏联就能够控制中国。他还对中国拥有原子弹怀有忧虑之心，担心中国也会构成对苏联的威胁。因此，当毛泽东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明确表示了对中国搞原子弹的消极态度。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并没有动摇搞原子弹的决心，他决定，中国独立自主搞原子弹，并且把这个决定与发展西部地区经济结合起来。此时，他对西部地区建设的思考中，已经有了很大的军事因素。
【攀枝花建设之初，来自祖国各地的建设者们在平整土地。】
1964年党中央正式做出进行三线建设的决策后，毛泽东对三线建设问题更加关心了。当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三线建设的重要性。他说：必须把三线的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搞起来，这样，军事工业才有基础。他甚至说，如果不把攀枝花的钢铁厂搞起来，我睡不着觉。
三线建设需要大量投资。为了保证三线建设的投资，毛泽东指示，今后新建项目大多要摆在西部地区，现在就要搞勘探设计，不要耽误时间。对沿海地区所有要求增加投资的部门，都不批，把钱大部用到三线建设上去。
毛泽东依据他对于三线建设的总构想，确定了三线建设的方针，这就是：三线建设要“大分散、小集中”，要“依山傍水扎大营”。要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条件确定建设项目，要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要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
1964年，也是我国搞原子弹最关键的一年。围绕这一重点军事工程，毛泽东在过去已经调派了很多军队和科技骨干到西部地区的基础上，又调派了大批军队和科技精英奔赴三线，加强核研制基地建设。核研制基地在三线地区的建成，为三线建设描上了最浓重的一笔。
【1958年3月下旬，毛泽东参观重庆钢铁公司。图为毛泽东在大型轧钢车间参观。】
毛泽东还亲自选将搞三线建设。他在做出搞三线建设的决策之后，曾选派聂荣臻及不少将军去三线搞建设，一批国内最优秀的科学家如钱三强、邓稼先等也被选派到三线地区搞建设。他曾选派彭德怀到三线去领导建设工作。此外，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在中央，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主持三线建设的日常工作。在地方，先后成立了西南、西北、中南三个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均由该地方中央局第一书记担任。三线建设的大项目，均设领导小组，其他三线建设项目，也设立了指挥部。
1973年后，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中国已经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两国开始接近，世界政治“大三角”相互制衡的格局基本形成。在此情况下，三线建设已经初具规模，确实达到了建立稳固的后方基地的目的。从当时世界军事格局和技术水平来看，如果中国受到外来侵略，中国就已经具备了打不垮、炸不烂、能长期支持战争的牢固后方基地。同时，也达到了使国家经济布局大体合理的目的。工业片面集中于沿海城市的状况得到了改变，并且形成了地方工业的完整、配套的体系。
任何人都会看到，毛泽东搞三线建设，为我们留下了大批物质遗产。对这些物质遗产，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看。
从宏观上看，如果不算1964年中央作出三线建设决策之前中央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仅从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间，中央向三线建设投入的资金为2052亿元。通过三线建设，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业交通企业、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基本形成了交通、电力、煤炭、化工、石油、建材、钢铁等生产部门相互配套的体系，并且与地方中小企业连成了一个生产系统，同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生产指挥系统。
【在三线建设中，航空工业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工程之一。】
从微观上看，在铁路建设方面，从1964年8月中央决定修建成昆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等6条铁路线算起，到1980年，三线建设共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焦柳铁路、襄渝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在使整个西北、西南地区自身连成交通网络之外，还使西南地区与华中地区、西北地区和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交通网络连为一体。同时，还配合铁路建设，建成许多公路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西部地区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为西部地区的矿产开发、产品流转、工业建设、国防建设创造了交通条件。在国防工业建设方面，通过三线建设，我国在重庆地区建成了常规兵器工业生产基地，在四川和贵州建成了电子工业生产基地，在四川和陕西建成了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在贵州和陕西、鄂西地区建成了航空和航天工业生产基地，在长江上、中游地区建成了船舶工业科研、生产基地，在西昌建成了卫星试验、发射中心。通过三线建设，将东北、华北地区老军事工业企业的一部分搬迁到西部地区建新厂，基本上达到了将重要军工企业“一分为二”的目的。电子工业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兼容、生产和科研相结合的体系。航天工业实现了地区配套，建成了完整的战略和战术导弹研制基地，形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射中心；航空工业生产体系也在西部地区形成，在西部地区形成了几个歼击机、运输机生产中心，生产能力占全国航空工业的三分之二。船舶工业在西部地区形成了完整的生产系统。较高水平的核工业科研生产系统几乎全部放在西部地区。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机械工业方面，通过三线建设，在西部地区形成了大中小相结合的原材料工业体系，建成了攀枝花钢铁基地、重庆钢铁基地、成都地区钢铁工厂、贵州水城钢铁厂等大型企业。
毛泽东搞三线建设为我国留下的上述实实在在的物质遗产，至今仍是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基础。
毛泽东搞三线建设，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大规模三线建设是在我们国家刚刚从三年困境中走出来的1964年开始的，在这种情况下搞三线建设，毛泽东特别强调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当年的三线建设参加者们，从条件较好的沿海大城市来到环境艰苦、交通不便的西部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人还住进了山沟，他们吃干咸菜、住帐篷、住席棚、住山洞，却都有着高昂的热情和很大干劲，在较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这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三线建设一开始，正是毛泽东倡导人要有一点精神之时，也是全国学雷锋掀起热潮之时。而三线建设者身上最突出的就是奉献精神。他们到西部地区几十年，“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许多三线建设者为三线建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三线建设还体现了顾全大局的精神。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决定后，国家放慢或减少了向沿海城市的投资，但沿海地区党政干部都以大局为重，不但毫无怨言，而且以全国一盘棋的精神支援三线建设。当时，中央决定沿海一些企业搬迁到西部地区，重要的先进企业设备，全国有两套的，必有一套放在三线，全国只有一套的，这一套必放在三线。对此，沿海地区干部、群众都大力支持，用最快的速度将重要企业搬迁到西部地区，同时调去大批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随企业到西部地区。能做到这一点，没有顾全大局的精神，是不可想象的。
毛泽东搞三线建设所留下的这种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奉献精神，顾全大局的精神，至今仍鼓舞着我国各行各业的人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 作者：霞飞；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党史博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