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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武装的壮举——十万农军围攻长沙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处于危急关头。
 
 
五月二十一日,汪精卫指使其驻长沙的反动军官许克祥,发动了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马”是二十一日的代号,因此许克祥叛变事件,称为“马日事变”)。当晚,许克祥叛军向湖南省党部、省市总工会、农民自卫军总部、省党校、特别法庭等机关和工人纠察队发动了猖狂进攻,并“查封”了这些革命机关,夺去了纠察队的枪支,放走了在押的全部土豪劣绅等人犯,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自此,长沙陷于反革命的血腥恐怖之中。
 
 
“马日事变”后,湖南省各地也先后重演了“马日事变”的惨剧。许克祥派兵袭击了湘潭、常德各县的革命群,将湘潭总工会委员长杀死后,还把煤油注进腹内点火焚烧。广大群众对许克祥叛军这种惨无人道的罪行,恨之入骨,强烈要求向长沙的敌人发起进攻,并提出“打到长沙去,活捉许克祥”的战斗口号。事变之后,许多革命群众从长沙赶到武汉,毛泽东同志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号召他们拿起武器,坚持斗争,保卫革命。柳直荀、杨昭植同志分别在湘乡、湘潭等地发动群众,整顿工农武装。各地党组织和工会、农协,也日以继夜,加紧准备夺取长沙。湘潭县委集合农民自卫军两三千人,千余支枪。韶山特别区党组织,集合农军一千多人,二百多支枪。湘乡组织了军事委员会,将全县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编成湘乡县工农义勇队。长沙县的工农武装,也做了从四面封锁长沙城的准备。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同志,很快组织一支六百余人枪的工农义勇队和持有梭镖、大刀的数万农民自卫军。醴陵县委书记罗学瓒同志,动员了两万农军,筹集了数万斤粮食。衡山农运特派员贺尔康同志,指令全县五百多个乡的农民协会,各派青壮年二十名,带梭镖二十支,到护湘关待命。攸县、茶陵等县,也组织战斗队、宣传队、运输队、破路队,配合进攻长沙。安源铁路工人准备了三个火车头和八十节车厢,以便运载工农战士上前线。株洲特区农协调集缝纫工,赶制农民自卫军的旗帜和绑腿。浏阳、平江、衡山、宁乡、长沙等县农民协会,集中铁匠打制梭镖、大刀。浏阳北盛仓区,奋战七昼夜,制成梭镖、大刀千余件。
 
 
据柳直荀同志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写的《马日事变的回忆》中说:“长沙附近数县有一个于五月三十一日进攻长沙的计划,同时屯驻了万余工农义勇队于湘潭近三十里的姜地方。”五月下旬,通往长沙的几条大道,战旗飘扬,梭镖林立。沿途成千上万的男女农民,推着土车,挑着箩筐,为农军运送粮食、弹药。工农战士个个怀着“投镖(梭镖)断流”,“灭此朝食”的胜利信心,直指长沙城下,准备“活捉许克祥,回去过端阳”。这时,长沙已成一座孤城,陷入工农武装的重重包围之中。城内敌人,吓得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
 
 
二十九日,集中在湘潭姜一带的农民自卫军,迎头痛击了来犯的许克祥部,揭开了十万农军围攻长沙的序幕。同日,湘潭东区和株洲农民自卫军,在白马垄与敌接火,敌军败退易家湾。三十日,醴陵和安源的工农武装,赶至易家湾,又与叛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集中在姜待命的数万农军,从浏阳东乡至北乡约二百里,络绎不绝地向永安市集中。三十日,抵达黄花市。三十一日,在向长沙进攻时,浏阳工农义勇队和农民自卫军,高举红旗,勇猛冲杀,表现最为坚决勇敢。他们兵分两路:第一路农军由彭兰徽率领,有枪二百余支,从黄花市经东南渡渡河,向小吴门一带进攻;另一路农军由苏先骏率领,有枪四百余支,由永安市经郎犁市河桥渡河,直攻长沙浏阳门及南门口。当时,许克祥叛军在长沙只有一千人枪,是完全可以把敌人消灭的。但是,由于其他各路农军接到了陈独秀发出的“农军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湖南问题须静候国民政府解决”,强迫工农武装撤退的命令,停止了向长沙的军,从而解除了敌人四面楚歌的困境。由于敌人得到了喘息机会,向攻入长沙的农军进行了疯狂反扑,致使十万农军夺取长沙的战斗,令人痛心地失败了。
 
 
十万农军攻长沙这一壮举,是湖南工农群众革命热情异常高涨的表现,同时也是对蒋介石、汪精卫、何键、许克祥之流镇压革命的坚决回击。它以共产党领导农民举行大规模武装起义的英勇尝试而载入史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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