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1954.05~2011.12.26）】
海内外名噪一时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已然故去，但其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仍继续受到某些人吹捧和网络引用，特别是该书第一章关于赣西南肃AB团与富田事变部分，成为全书诋毁毛泽东的奠基之石，也是当今有的网络有意或无意诋毁毛泽东及中共这段历史的代表之论。笔者将高华论肃AB团与富田事变的学术硬伤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初步梳理。
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一章第二节的标题是“毛泽东在‘肃AB团’问题上的极端行为与中共中央的反应”。高华在此一起笔即释放一团似是而非的迷雾：
“在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诸多矛盾中，有关肃反问题引起的对毛的反感和猜疑占有突出的地位，但是这个问题又十分敏感，无论是毛，抑或是中共中央，都未将各自在肃反问题上的责任言深说透。相反，毛和中共中央出自不同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还说了许多言不及义的话，造成了大量假说的流行。事实上，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毛出于极左的肃反观和复杂的个人目的，直接参与领导了1930~1931年镇压‘AB团’的行动。”（[1]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9页）
何谓“事实上，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高华接下来的直接依据是：
“江西苏区的‘肃反’运动渊源久远，它最早萌发于1928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洗党’。以清除‘投机分子’为目标的‘洗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整党运动，它创造了将整党与肃反相结合、以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为清洗对象的整党肃反模式的最初形态。”（[2]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9~10页）
高华在此虽然客观指出湘赣边界这次洗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一次整党运动，但却主观断言，这次“洗党是以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为清洗对象”，缺少对湘赣边界这段历史的基本调研和了解。
湘赣边界的“洗党”，起因于1928年4月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形势振奋人心。5月后，党组织在宁冈一带公开，红军所到之处开始公开建党建团。“当时是召开群众大会，挂起公开征收党员的牌子，由群众报名”参加，有的还“采取串联发展法”或“拉夫式”的方法，一个人就“发展了十几个”；宁冈有的基层党组织，甚至采取分配任务，限七天至十天一个人要发展两个。大一点的乡，“每个乡发展有二百多党员”。据甘纪犹回忆，宁冈乔林乡就有二百多党员（[3]宁冈凌登云、甘纪犹访问记录，转引自宁冈县委党史办编《宁冈苏区志》69页，赣出吉字（93）第20号，同时参见《宁冈革命斗争资料丛书》第261-270页“湘赣边界的洗党运动”专题）。
随着党员的公开征收，确实存在许多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的情况。“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4]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5页）又如，柏露乡“支部书记吴祥吉组织委员吴柄吉，这两家有钱，吴祥吉在1928年8月，毛主席离开宁冈到湖南以后，就反水。”（[5]宁冈吴永吉访问记录，转引自宁冈县委党史办编《宁冈苏区志》70页，赣出吉字（93）第20号。同时参见《宁冈革命斗争资料丛书》第261-270页“湘赣边界的洗党运动”专题）这些人出卖同志，有的同志被关，有的被杀，当地党组织遭到了很大破坏。
鉴于这种情况，湘赣特委决定对边界厉行洗党。边界洗党部署：（一）进行组织整顿；（二）加强党的思想教育；（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组织整顿的对象有以下几种：（1）不起党员作用，不服从指挥，不愿革命的；（2）投敌叛变的或被敌人抓去，问题没有弄清楚的；（3）出身不好，革命又不积极的。（[6]宁冈赖机光访问记录。转引自宁冈县委党史办编《宁冈苏区志》70页，赣出吉字（93）第20号。同时参见《宁冈革命斗争资料丛书》第261-270页“湘赣边界的洗党运动”专题）洗党的重点放在开除叛变投敌分子上。有的要清除他们的罪行，予以处决。洗党的方法比较温和：秘密召开支部会议，凡属以上三种人，不通知他本人开会，宣布他们的问题，支部会上除名，被洗刷的党员当时本人不知道，也不公开宣布，开会不叫他参加，这样就算清洗出去了。没有清洗的党员，重新填表造册登记，逐级上报。（[7] 1972年4月宁冈甘纪犹回忆。转引自宁冈县委党史办编《宁冈苏区志》71-72页，赣出吉字（93）第20号）宁冈大垅乡洗党前有四五十名党员，洗党后只剩下九名党员。柏露乡洗党前七十二名党员，洗党后十二名。大垅区“全区有四百多个党员，洗党洗掉二百多，剩下一百多人”。（[8] 同上）
通过“洗党”，湘赣地区党的队伍精炼了，战斗堡垒作用突出了。何时出现了像高华所言将打击矛头集中于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呢？在历史资料中，尚未发现一名被开除的知识分子。相反，在这次“洗党”中，毫发无损留下了一批赫赫有名的知识分子党员。譬如：
龙超清，1905年出生于宁冈官宦之家。毕业于省立南昌二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毛泽东上井冈山时，为宁冈区委书记。1930年2月，任赣西南特委委员。（[9]宁冈县委党史办编《宁冈苏区志》223-225页，赣出吉字（93）第20号）
刘辉霄，1900年出生于宁冈一个富裕家庭，1922年考入南昌私立法政学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任中共宁冈县委宣传部长。1929年1月调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1930年9月在攻克长沙战斗中牺牲。（[10]宁冈县委党史办编《宁冈苏区志》225-228页，赣出吉字（93）第20号）
还有1929年3月任湘赣临时特委常委的刘真、1930年8月任江西省行委委员兼赣西行委书记的王怀。（[11]吉安地委党史办编著《吉安英烈》21-2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1月版）
湘赣边界这四个知识分子党员，各具典型。宁冈永新“洗党”并没有伤害开除他们，而是进一步为这些知识分子党员的发展夯实了基础。这哪里有一点高华书中所认定的：“‘洗党’将打击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12]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10页）的历史依据？即使高华亲自抄录引用的历史资料，也是对高华此论的驳斥。高华书云：
“根据若干资料记载，清洗对象除了叛变、投降国民党者外，主要为知识分子党员：‘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须上级批准）。’‘凡是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办事的、当兵的、不服从指挥的、不愿干革命的、社会关系不好的，就尽量洗刷。洗刷的党员不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册。对犯错误的党员有几种处分：警告、留党察看、开除党籍。’”（[13]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10页。参见高华原注11刘克犹：《回忆宁冈县的党组织》，载余伯流、夏道汉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高华原注12，朱开卷：《宁冈区乡政权和党的建设情况》，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307页）
高华引用的这些资料并不能说明其段首提示“清洗对象除了叛变、投降国民党者外，主要为知识分子党员”，而是在叙述和肯定“洗党”的基本做法，不知高华结论“‘洗党’将打击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从何而来？高华教授所言“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剑锋首指宁冈永新“洗党”的历史依据，何以存在？！
“如果说1928年9月在井冈山地区开展的‘洗党’规模较小，为时较短，那么1930年2月以后席卷赣西南的‘肃AB团’则是一场大规模的残酷的党内清洗运动，它直接导致了1930年12月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的爆发。”（[14]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10页）
高华此段文字巧妙地将赣西南肃AB团的时间上限提前至1930年2月。迄今研究者多以1930年5至6月为赣西南肃AB团之始（[15]参见戴向青、罗惠兰的《肃AB团与富田事变》、余伯流《中央苏区史》、戴向青、余伯流、夏道汉、陈衍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有关部分），但高华却前移至毛泽东主持的1930年二七会议召开之时。高华在此明确指出“以此通告（[16]1930年2月16日《前委通告（第一号）——联席会议的结论并宣告前委成立》）发布为标志，江西苏区开始了持续两年的‘肃AB团’的斗争，很快‘肃AB团’的野火就迅速在赣西南蔓延开来。江西苏区的‘肃AB团’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年春至1931年1月……”。（[17]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13页）高华的分析，表面看起来井井有条，但略一分析，似乎缺少或回避了对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背景及中心内容的基本把握。由此形成系列学术硬伤。
硬伤之一：二七会议对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无论是被开除党籍的江汉波还是高华认定的李文林，都没有像高华书中反复所讲的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
“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出主力部队，转任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及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18]同上）
二七会议认为江汉波犯了取消主义的严重错误而将他开除党籍。且看历史文献《前委开除江汉波党籍决议》中的分析：
省巡视员江汉波转变攻取吉安的政治口号，取消为攻吉而组织的总行委及红军总司令部，并没有更进一步的领导群众的口号，引起群众的失望，犯了严重取消主义的错误。在土地问题上反对群众热望的没收一切土地平分，不知道争取群众是当前任务，而认为发展生产是当前任务，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从他“土地革命不是目的，社会革命才是目的”的议论中，证明他忽视现时阶级的革命性质，足以动摇同志们领导土地斗争的信念，降低当前热烈的土地斗争的勇气（由火焰上泼一瓢冷水）)。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洛斯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19]引自《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二册，第38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7月版）
开除江汉波党籍，从今天的角度看可能太“左”了，但这当时确实是贯彻中共中央反对取消派文件的需要和落实，而非高华认定的毛泽东“‘洗党’将打击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
1929年l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90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议特别提到“最近陈独秀同志致中央的信”，“他这信的观点，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极可耻的取消主义!”中共中央在组织上同时作出了三条决定：（1）各级党部如果发现了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对于参加的同志须以组织上的制裁；（2）经过讨论以后，仍然固执他的取消主义的思想，不执行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豫的开除出党；（3）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活动。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接着，党中央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对取消派和改组派的斗争。1930年2月，《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和《指示信》传达到闽赣苏区，毛泽东主持陂头“二七会议”，在讨论政权、土地、武装、组织问题等中心议题中，贯彻中央精神，开除了当时认为的赣西南取消派代表江汉波。会议认为“总之江汉波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极端取消主义的倾向，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谁也不会否认的。”（[20]引自《刘士奇同志给曾觉非同志信——党内斗争与开除江汉波的党籍》，参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573-574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哪里是高华反复强调的什么毛泽东个人“要做江西苏区的列宁，由于此时毛尚未成为中国党的列宁，不具号令全党的法理权威，他才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党内的反对派。”（[21]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11页）回归历史，开除江汉波党籍与其后赣西南肃AB团没有直接关联。
硬伤之二：二七会议时，李文林并没有像高华所说的此时调出主力部队。
根据1930年1月18日中共红军第5军临时军委、赣西特委、湘赣边界特委联席会议决定，江西红军独立第2、3、4、5团，赣西工农游击第2大队和湘赣宿迁部分赤卫队合编组建红军第六军。军长黄公略、政委刘士奇。第一旅由独立第2、3团编成，旅长柯武东，政委李文林，下辖原独立2、3团；直至1930年6月，第六军编入第一军团，7月改称第三军，军长仍是黄公略，政委由刘士奇改为陈毅，刘士奇和李文林同时离开军队，李韶九和柯武东搭档，分别担任第一纵队政委和纵队长。（[2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序列表（1）》第66-74页，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12月版）高华为了突出毛泽东与李文林的矛盾，不惜随意改变李文林离开军队的真实时间，以强加于毛泽东所谓“打击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势力”的罪名。
硬伤之三：二七会议时及后，李文林并没有像高华所讲的转任赣西南特委军委书记和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
赣西南特委于1930年3月第一次赣西南党代会中选举产生，李文林虽任常委，但军委书记是后任红二十军党代表的曾炳春（[23]参见吉安地委党史办、吉安县委党史办、吉安师专政史系合编：《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第56页，赣出内吉字（93）第31号）；而非李文林。高华所说李文林二七会议后调任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一职更是所述时间及职务均有大的“失误”。1930年8月，二七会议半年后，李文林担任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当时江西省按照中央要求，党团组织合并为行动委员会，指定李文林为书记，掌控地方肃AB团大权。高华对李文林1930年的实际任职的时间与职务，频频发生诸多错误，真不知他对李文林相关的经历及其赣西南肃AB团的历史准确把握有多少。以这样的历史资料基础作研究，真实性准确性能够有多少，不得不有所怀疑。
硬伤之四：高华说，1930年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这是对前委通告（第一号）“党的主要任务”的“不经意”混淆或歪曲。
前委通告（第一号）宣布，联席会议在上述政治估量之下规定着党的主要任务是：（1）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2）深入土地革命；（3）扩大工农武装。（[24]引自1930年2月16日《前委通告（第一号）——联席会议的结论并宣告前委成立》，参见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办、吉安市委党史办等主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7月版）而非仅仅为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
查阅1930年2月16日前委通告（第一号），整篇内容中虽然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肃AB团之事，但也提到：“赣西赣南党内有一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这是备受高华攻击的一点，也是与当年中央有关文件精神高度吻合的一点。参阅中央1929年10月5日文件、1929年11月13日《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谈到的党的组织问题：“党树立在这一个基础上在斗争中坚决的逐渐将富农以及小地主的成分肃清出去，并应坚决的排斥富农小地主等入党。”（[25]1929年11月13日《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引自江西省委党史办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1）6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30年2月“中央通知第八十四号”特别强调的“右倾危险”：“在倾向上，党内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斗争中的尾巴主义倾向，城市黄色倾向，农村富农路线，干部中留恋旧的基础与调和倾向是目前政治上组织上最右倾的表现。”
由此可见， 红四军前委通告（第一号）与当时中央的认识完全一致，并没有任何与赣西南肃AB团直接相连的一字一句，怎么能成为高华所认定的赣西南肃AB团的标志和时间上限呢？ 研究历史必须首先回归历史环境、历史语境，舍此前提的“分析认定”很容易走向认知的歧路，走向以个人看法为出发点，而非历史事实为出发点，这就离开了研究历史追求真相、追求真理的本质。
高华作为历史学教授，缺少把握1928年宁冈“洗党”要旨的基本历史依据，却可以大书特书“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同样，1930年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与赣西南肃AB团没有直接关系，相反是落实当时中央文件精神的一种体现。高华却毫无历史顾忌地将二七会议与赣西南肃AB团捏在一起，主观为江汉波戴上“富农分子”帽子，接踵认定二七会议开除江汉波党籍为赣西南肃AB团的标志，表述了一种与当时史实完全不相符的结论性语言。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过，任何真理“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的一小步，便会变成错误。”同一个道理，重要历史事件，如宁冈永新“洗党”要旨、赣西南肃AB团的时间上限，主观推前或置后一小步，构筑的“史实”无疑脱离了历史的原点。用高华书中攻击毛泽东的话回赠，容易“造成了大量假说的流行”。
章太炎有一段名言：“清末妄人，欲以罗马字易汉字，谓为易从，不知文字亡而种姓失，暴者乘之，举族胥为奴虏而不复也。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高华以清理毛泽东“厉行肃反始作俑者”大学者姿势，在立论与史实上随意嫁接，文字亡而种姓失，著史乱而思想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党史国史的某些混乱，影响了学界治学方法治学风气的某种随性或随意，而这正是当今治学治史之毒瘤，治国隐形之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江汉大学特聘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原刊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内部资料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