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是可贵的史料，但引用者必须加以分析、研判，检视与日记作者同时代人的看法，尤其是与他接近之人的看法，并参考当时的政治、社会与思想氛围，才能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不能偏听偏信。
国人书写日记的习惯，其来甚久，近年大量历史人物日记的问世，毫不意外。传世的日记中，其初衷不在于流传后世的，一般所写较无顾忌;有意传世者，必有顾忌。蒋介石发迹较早，其经历关系到20世纪诸多重大史事，其手写日记由其家属寄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2004年向公众开放后，引起中外学者的浓厚兴趣，查阅者络绎于途，欲一探“宝藏”。
蒋介石工作之余勤写日记，在政治人物中虽属罕见，但绝非偶然。自早年起，蒋的行事资料就由其亲信如毛思诚、陈布雷及所谓“奉化三先生”—王宇高、孙诒、袁惠常等人掌管。结合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陈布雷《蒋介石先生年表》以及《事略稿本》，一直到蒋败退台湾后的“大溪档案”，可见蒋氏的生平资料早已体系化，加之较完整的手写日记，可视为他生平资料体系建设的完成。蒋介石日记在其生前就有专人摘抄，死后由其家属公之于世，都是蒋氏一家之言。若有人说“蒋氏日记是仅供他个人参考的私密空间、无意传世”，则纯属昧于事实。
对于蒋介石“勤于”记录自身言行的行为，正如黄倩茹女士所指出的，古之帝王由别人记载起居注，而蒋由其本人亲写“起居注”，以便日后写“正史”之需。古之史官的实录虽未必尽实，但尚有“天子不观史”的传统;而蒋以自身日记为实录，怎能不令我们对其日记的真实性产生疑虑?黄女士在这里所要提醒的，正是要注意分辨“真实的蒋”(person)与蒋“要我们知道的蒋”(persona)。蒋日记显然是蒋“要我们知道的蒋”，我们如何从日记中读出“真实的蒋”，才是学问。
蒋介石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中心长达数十年，记录他每日所见、所闻、所思、所行，当然有参考与引用的价值。日记须及时记一日之事，但即使再有恒心的作者，也不可能一天不漏。后来补记或改写，则有损日记的意义，因敏感议题而涂改，颇有前例，更属等而下之!蒋氏日记有无此等问题呢?有人通览蒋介石日记手稿发现，“蒋先生每每在关键处或予省略或用词含混。因而读此日记，我们应当注意到蒋先生省略掉或没有明白写出来的事项，不能只以日记中的记载为标准”。蒋氏日记在公开之前，无疑经过家人的编辑与删节，也有黑墨涂抹之处。当蒋氏“大溪档案”移交台北“国史馆”时，笔者听闻“国史馆”负责人提及，“其中缺件甚多，因档案经过秦孝仪的过滤，‘国史馆’皆登录有据，以免负缺件之责”。于此可见，蒋氏的资料包括日记在内，既不完整，也很不真实。我们可举几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互相对照来评判蒋介石的日记。
其一为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此事件号称是“谜”，根本是蒋在故弄玄虚。他于事件后不久的孙中山纪念周会上演说称，“若要三月二十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出来。那时一切公案，自然可以大白于天下了”。此话即已证明他的日记是要留给后人看的。他的考虑是，事件的秘密藏在他的日记里，当时不能说是因没有人会相信;等他死后，时过境迁，死无对证，其日记所说就成为定案。其实，1926年3月10日蒋的日记已呈现出其心理状态，如“委屈”、“受辱”、“遭迫害”、“被遣送”，所谓“疑我、谤我、嫉我、诬我、排我、害我”等，无非暗示汪精卫与苏联顾问想要害他，但又提不出任何实证，显然是他为发难找借口而已。事实很清楚，在事件发生之前，蒋介石是汪精卫的手下，但在事件后，蒋即取汪而代之;蒋之所以得逞，是因苏联顾问受斯大林之命，支持蒋“这位红色将军”(苏联档案记—引者注)，这导致汪愤而离粤赴法。正基于此，蒋甘冒以下犯上的风险，精心策划了这场大戏，并得其所愿，成为事件的“最大赢家”，可称一场得逞的豪赌。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利用“中山”号军舰调动一事，诬陷共产党人阴谋暴动，借机打击共产党人，迫使汪精卫去职，为其攫取在国民党内的最高权力扫清道路。图为修复后陈列于武汉市中山舰博物馆的中山舰 楚林/ 供图
若将此事件说成“右派乘虚而入，利用蒋介石多疑的心里，制造谣言与事端，以进一步挑起蒋介石与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未免本末倒置。明明是蒋在日记中无端指控共产党挑拨：“十九日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宴客，痛恨共产党挑拨离间与其买空卖空之卑劣行动，其欲陷害本党，篡夺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于此当机立断，何以救党?何以自救?乃决心牺牲个人，不顾一切，誓报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蒋于事发当晚，还去汪府探视，留下一段日记，“傍晚，访汪病，见其怒气犹未息也”。这一段还是经过修饰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未删原文是，“见其怒气冲天，感情冲动，不可一世。因叹曰，政治势力恶劣，至于此极，尚何信义之可言乎”。试想一个阴谋害人之人，与被害人相见，不显露窘态已属罕见，哪可能“怒气冲天”、“不可一世”?接下去一句则更值得玩味，无异于蒋氏承认，因为“政治势力恶劣”，就可以不讲道义。汪之所以“怒气冲天，感情冲动”，岂不即因蒋不讲道义?蒋在日记中居然如此颠倒，将自己由加害人伪装成被害人，他日记中的中山舰事件还有可能是真相吗?完全不可能!其中颇多他故意扭曲的真相，目的在于误导世人。
其二，西安事变的真相在蒋日记里吗？显然不是。《西安半月记》根本不是蒋在西安期间的日记，而是事后出自陈布雷之手。除陈自述外，蒋也透露他本人曾据陈布雷撰写的《西安半月记》继续修改日记。他在1937年2月12日记道：“晚修订西安半月记。”翌日又记曰：“上午修正半月记完。”实则尚未完，隔了两天，于2月15日又说，“改正半月记甚费力也……夜以修正半月记未妥，几不成寐也”，足见他煞费苦心在事后建构他自以为是的西安事变。他刻意修饰，必然为扭曲事实，以至于《西安半月记》被改得面目全非，无非为颜面掩盖真相。其实，早在当年事发后傅斯年的密函中，真相已基本呈现：(1)蒋确与周恩来在西安见过两次面，并答应不剿共，中共方面也因抗日答应红军接受中央指挥。蒋更保证今后不再进剿红军，而且可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此已可确证蒋之所以被释放是因为有承诺在先。然而在1956年出版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虽有陶希圣等人执笔，蒋仍要亲笔增补，谎称“我们终于无条件的脱险回京”。(2)蒋之被释放，确实由中共方面主持方得实现;傅氏特加括号注明：此事亦已证实，并且说，“共党之主张放蒋，坚谓不赞成张之扣蒋是事实”。(3)蒋在西安虽未签字，但确曾口头同意。傅氏据西安友人谓，“西安遍传蒋云终身不内战”。(4)蒋回南京后，不仅未如约撤兵，反而增兵。傅氏写道，“又有确切消息，除原有军队未撤外，又运去六师连夜前往，我听这消息大为兴奋”。(5)张学良在受审时，确有强烈表现，傅氏说，“张作一个政治演说，大骂南京政府及蒋先生左右，自何(应钦)至政学系，银行家等等谓蒋好而南京太坏，彼如在一日，必拥护蒋，亦必打倒南京政府云云，此演说把审判长greatly impressed(大大地感动了)。事为Generalissimo(委员长)所闻，甚气，谓不放这小子回去!所谓管束有三端，即居处、见客、通信皆不得自由也”。此外，张学良发起西安事变的动机，纯为逼蒋抗日以救国已无可疑，但事变后20年，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虽已无《西安半月记》所谓张学良之转变系因看到蒋日记的“神话”，但仍不承认答应任何条件，说张学良是在其八项主张被拒，南京下令讨伐，才决定将其释放。蒋甚至借宋美龄之口，将其西安“蒙难”与孙中山广州蒙难相比拟。由此可见，蒋要我们知道的西安事变，绝非历史真相。
其三，蒋在西安事变后转变对日方针，胜利后成为英雄，汪精卫因公开降日成为汉奸，孰知战后日方公布或泄露出来的文件，证明蒋日之间也有不少秘密接触。唯一不同的是，汪是明通日本，而蒋则暗通日本。蒋介石一直宣传抗日到底，在日记里还说日本向他求和，而他严词拒绝云云，无非想要掩藏通敌的暗盘。读史者若以日记为据，证明蒋阻止或拒绝和谈，即被蒋所骗。蒋难道会在日记里留下为后世骂名的痕迹?他的日记故作义正辞严，留给后人看而已。他在1940年9月15日的日记中说，“汪奸派张治平伪造我中央函件与伪状以欺敌人，敌人信之”，但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明明是代表蒋方之人，蒋却将张之所为公然嫁祸于“汪奸”，显然又是欺蒙世人的谎言。蒋在日记里说，日本向他求和八个月没有效果，他没有授权任何人和谈，委任状是由别人伪造。读蒋日记者，若轻易信之，无异于盲从。
其四，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在美苏的支持下，策划重庆会谈。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自延安来重庆，名为共商大计，实要逼毛就范，以统一政令与军令为名，要求中共交出政权与军权。他以为有美、苏两大强权支持，凭其政治优势与军事实力，再以“宽大待遇”，就可“解决”中共。毛泽东决定接受邀请赴渝，蒋以为得计，于1945年8月31日记下，“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毛应邀前来，虽为德威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但是两人会谈并不顺利，蒋欲“招抚”不成，情绪益发激动，在日记里发泄，出语不逊，想要“扣留”毛泽东。如果把蒋日记里的这些气话当真，就是不幸地被日记牵着鼻子走了。因为在美、苏的保证与国际的众目睽睽下，蒋若“扣留”或“审治”毛，必然会动摇他在国内外的合法地位，所以他不能也不敢像扣留和审治张学良那样做，实因风险太大，代价难以承担。所以读蒋介石日记，不能随其起舞，而应洞见其复杂的心思。
蒋氏日记对上述四大关键史事的认知，毫无助益，不见其真，反见其伪。我们不禁要问，大量的蒋氏日记，材料丰富，牵涉甚广，其中到底有何精彩的发现，可发百年之覆呢?似乎没有。日记不是没有颜色的史料，其中有情绪、主观、偏见、谎言，更有不切实际的异想。谁也不能保证日记里没有“骗人”的话、自恋的话，更没有人能保证日记里所说的、所以为然的、所判断的都是正确的，想做的事都能落实。日记是可贵的史料，但引用者必须加以分析、研判，检视与日记作者同时代人的看法，尤其是与他接近之人的看法，并参考当时的政治、社会与思想氛围，才能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不能偏听偏信。我们引用蒋之日记，如果不假思索，一味抄录、编排、复述，被他所说左右，随其情绪起伏，则要史家何用?
其实，引用任何日记都必须注意其中有“鬼”，既有“不立文字”以自讳其迹，也有“专立文字”以自我掩饰。所谓“不立文字”，就是口头答应，而不立下字据，如“何梅协定”、西安事变各方商谈结果，都是口头答应，皆未立文字，故而不留痕迹;而所谓“专立文字”，就是虽白纸黑字表述明白，却是不能兑现或故意留给后人看的材料。例如蒋介石批准释放军事家蒋百里，事实上仍旧关着;又如蒋介石骂史迪威的批示，史迪威看不到，是留给史家看的。
“档案”中的文字，有的就难称历史事实，“只是专门用来骗人的，尤其用来骗后来之人和历史家”。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斯(Natalie Z. Davis)在《档案中的虚构》中提出，16世纪法国司法部的赎罪档案所载故事纯属虚构，史家不可据此以重建历史。读者如果被材料牵着鼻子走，就如跳进如来佛的掌心而不得翻身。档案尚且如此，何况日记?我们引用包括日记在内的任何史料，若不细察其中的狡猾处，则所得之所谓真相，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已。蒋在日记中大谈宋明理学，以修身养心、自我勉励。读者如据此相信他是“一个新儒家青年”，遂下结论：儒学对青年蒋介石最大的影响是“自律”与“品格的培养”，便由此认为蒋是一负责任、很勇敢、讲荣誉、非常积极之人，则是随蒋起舞的莽汉。须知，蒋介石日记不同于一般人的日记，不仅仅是其个人在一日空间里的“自说自话”，更不是他个人的私密空间。他写日记作为反省与励志，经常提醒自己“知耻”成常态，显然效果不彰，反而令人觉得是无感的俗套。他“知耻”了吗?好像没有，不然何以一败涂地?他检讨自己，语焉不详，但骂别人十分具体而恶毒，甚至离谱。他说胆大包天的张学良“怕死胆小，狡猾糊涂”;他指责陆军总司令孙立人是“匪谍”;他痛斥驻美大使叶公超是“汉奸”，都是口不择言、虚妄不实的话。
蒋介石日记最大的用处，应该是从他的每日所记之中，细察他有意或无意透露出来的内心世界，以便深入分析他的性格，作为分析史事的一定依凭。他从小在乡里就有“瑞元无赖”的绰号，论者多不以为意，认为是年少轻狂，但他的无赖性格在后来的诸多行事中时而复现。无赖或流氓若有气度，未尝不能成为有为之主。无奈蒋介石的无赖与心胸狭窄兼而有之，例不胜举。如他谎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显示他在心理上缺少安全感;他为了与宋美龄结婚，骗妻子陈洁如出国5年，随即悍然否认与陈存有婚约，显示他毫无信义;他押禁张学良，终其一生不肯释张，显然是背信与毫无气度之举;他捉弄李宗仁，甚至在就职典礼上，在着装上占尽李的小便宜;他将“外蒙入会案”的失败甩锅给叶公超，骗他回台北，软禁终生。做这些事的蒋介石，岂不很无赖吗?读蒋日记者，能不慎乎?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