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新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经组织起来就创造的奇迹。在它的家乡，人们叫它天渠。它与红旗渠引来漳河水不同，它在贵州喀斯特地貌的半山拦截天降甘霖，引来灌溉土地和滋养人畜。红旗渠是当年林县一县人民修的。毕节在悬崖绝壁上修通的“卫星渠”，是一个合作社的农民在1956年动工1958年修通的。1958年底卫星渠荣获国务院“最高水利建设成果奖”，对全国兴修水利产生重要影响。1960年红旗渠在中原动工。
在它的家乡，人们记得为修天渠献出生命的人。2020年夏，我寻访当年的建设者，他们异口同声讲到一个名字：徐荣。
“徐荣是干什么的？”我问。
“领导打沟沟的。”一个老人说。
他87岁了，叫刘显荣。坐在我面前的还有82岁的许光福和80岁的单怀忠。他们甚至记得徐荣的妻子叫顾尚英。“她带着一岁多的女儿来的。光顾了修渠，孩子感冒发烧，死了。”刘显荣说。我顿觉这里面有不寻常的往事。
刘显荣讲述修天渠的经历
“徐荣的妻子还在吗？”
“很多年没见到了。”
8月下旬，问询到了徐荣妻。毕节市委书记周建琨去看望徐荣家人。我也去了。顾尚英已82岁，同二女儿一起住在七星关一个小区。听说市领导来看她，顾尚英眼圈红了。周建琨说：“对不起，我们不知道，我们来晚了。”
62年过去了，徐荣在顾尚英心里永远是年轻的。问起往事，渐渐，屋里的气息仿佛回到从前……我听到了马蹄声，一个年轻人骑一匹黑马在村路上由远而近。那时刻顾尚英正在割猪草，她也直起身来看，看到那人勒马停下，让马停候在路上。那人向她走来，走到不近不远，站住了，盯住她看。
“这人怎么这样？”这是顾尚英对徐荣的第一印象。
这年顾尚英16周岁，她不割猪草跑回家了。没几天有人上门说亲，来人是顾尚英的堂哥，堂哥来帮那个骑黑马的人说亲。这时知道了那人叫徐荣，是本乡小龙村的。来人说，徐荣参加过抗美援朝，刚从部队回来，在撒拉溪乡政府当文书，那天他是骑着黑马去乡政府上班……我不禁想，这简直是一部电影的画面，一个“黑马王子”骑马走过春天的田野，忽然看见一个美丽的村姑……然后有人上门说亲来了。
“一说就成了吧。”
“我不同意。”顾尚英说。
“啊，为什么？”
“他自己跟别人说，他跟我好了。我听了很生气。我都没同意，他怎么能这么说？我更不同意了。”
“那后来怎么办？”
“他这个人，想做什么一定要做成。他想娶我，也是这样。”顾老太太脸上掠过一抹飞红。
这是1954年，徐荣到顾家当了上门女婿。1956年9月，徐荣分配到毕节县农田水利局工作，这就要走进“天渠”的故事了。
这个故事发生在镰刀湾村，该村大山谷里有个叫松树岩的地方，那里有一股清水倾泻而下落向赤水河，不知多少代人看着这一股天水白白流失。据说清代有个土司曾想引那一股天水，但望崖兴叹。1955年的镰刀湾村农民不但敢想，还提出要干。县农田水利局先后派了两批技术员来勘察，说修不成。第二年徐荣来了，他带人进山再勘察，回来说：“修得成。”
方案上报后，当时县委组织部有位女主任找到徐荣，对他说：去了几批人都说修不成，你也不要冒失。徐荣说：“我说修得成就是修得成。”
顾尚英说：“这就是他的脾气。”
今天仰望那绝壁天渠，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徐荣认为能修成，为什么这件事出现在1956年？
1952年1月毕节县土改刚结束，县政府给农民免费发放了大量农具，帮助少数民族农民摆脱“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12月，省政府给毕节等5个高寒贫困山区发放冬衣15万套，这是当时的扶贫。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出现阶段党在农村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促进农民联合起来，把农业从落后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合作经济，使农民摆脱贫困创造共同富裕。
1956年春，毕节县加入初级社的农户已占到总户数的99.47%。年底初级社相继合并为高级社，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由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组织起来的农民同过去散落山野的农民今非昔比。这是徐荣在1956年带领镰刀湾村农民开凿天渠不可缺少的基础。
徐荣第一次听到镰刀湾村人对修渠的强烈愿望是在1956年9月。毕节县农田水利局召开水利工作会议听取群众意见，有个镰刀湾村民代表把本村合作社社员的声音带到会上来了。
“水就是粮食，水就是幸福！”
“有共产党的领导，花工再多，我们不怕！”
“经济困难，每家喂个猪也要修。”
“我们坚决要干，一年干不了干两年，两年干不了干三年……一定要把松树岩的水引来！”
这个镰刀湾村民叫吴兴孔，他带来的社员声音记载在1958年10月28日毕节县委一份打印的文件里。这份文件保藏在毕节市七星关区档案馆，我才得以窥见那个年代的某种氛围。文档里记载着农民的声音，农民说的“每家喂个猪也要修”，意思是每家喂个猪捐给集体去卖钱，这是筹集资金的一种办法。
文件里记载着徐荣当即“表示赞同吴兴孔的发言”。徐荣说：“群众的热情这么高，再加上有党的坚强领导，任何困难都能克服。”我由此看到，组织起来的群众相信党，徐荣相信群众力量。需要追寻的是，徐荣为什么相信群众力量？
我在徐荣的档案里看到，他1929年生于毕节县沙坝乡小龙村，雇农出身，1948年参加共产党的游击队，第二年成为人民解放军某部工兵营战士。1950年参加志愿军26军工兵营，1951年到侦察营二连当侦察兵，曾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毕节这片红色土地，在红军长征时期有5000子弟参加红军，在抗美援朝时期仅毕节县（注意是一个县）就有15476人在部队服现役，126人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其中在上甘岭战斗中牺牲的有吴道明等六烈士。
顾尚英说徐荣身上有好多弹片伤疤，“他能回来就是命大”。1954年转业回乡的徐荣骑一匹黑马去上班似乎有点异样，却是仿佛还在战场上的感觉。听听他当年的声音：“志愿军在上甘岭能修出那么多坑道，今天头顶上没有飞机大炮炸我们，我们修不成一条沟沟！”这是从战场上带回来的英雄气概。
1956年国庆刚过，徐荣来了，他在镰刀湾村住下来。此时镰刀湾村的合作社共有315户1328人，可耕地2939亩，旱地占94%。这已是一个“村社一体”的合作社，没有这种组织化程度，要在悬崖绝壁上修渠是不可能的。
当晚，合作社社员踊跃报名参加勘察，左遗轩选择了12名社员。第二天早晨，徐荣、左遗轩就领着这支队伍出发了。
没有资金。有技术吗？如果说有，徐荣当过工兵。要在悬崖上凿渠引水，在重重大山中转个弯，这边就看不到那边了，全线要在什么位置施工？如果凿出渠来，要靠水的自然力才能在同一水平线的渠道里流畅，如果测量不准，到时候水流不过去怎么办？今天，我们仰望那高悬在崖壁上的天渠，遥想他们当年到底是怎么测量、怎么定位、怎么做成的，仍感到是个谜。
有测量工具吗？有，用铜钱和吊线。有打仗的那种望远镜，有军用水壶和装水的竹筒，还有开路的柴刀、攀崖的绳索和搭钩。除了望远镜、军用水壶，差不多都是祖先用过的工具。
修渠一景
但是，他们已经有了合作社。
有组织起来的男女社员。
有毛主席说的“自力更生”！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轰动世界。镰刀湾渠被命名为“卫星渠”，这里有新中国农民的凌云壮志。我在卫星渠中段的一个山洞前看到一个断碑，在下半截碑上还能看到修这条渠的三个组织者姓名：徐荣、左遗轩和吴兴孔。吴兴孔就是那个在水利座谈会上强烈发言的人。
今天有人说吴兴孔是生产队长。其实不是。他是合作社会计。当徐荣、左遗轩带着强壮男劳力去开山修渠的时候，会计吴兴孔不仅是算账的，还要操持后勤。想一下楚汉战争中管后勤的萧何，就大致理解吴兴孔的重要了。
吴兴孔要组织合作社的农业生产，还组织妇女到山里去割藤编筐、养猪，千方百计搞副业赚点钱，支持修渠一线所需的生产生活之用，那里有很多温暖人心的故事只有那一代人自己知道。这就是组织起来的分工合作。1956年农历腊月二十，当这支开渠的队伍在晨光中出发时，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两双草鞋，那是社里的妇女们打的。
合作社的男女老少都来送他们出征。徐荣和左遗轩带领的这支队伍共有68人，其中有6名党员，12名共青团员，还有两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他们是两位石匠：曾洪光和王相金。
两位石匠极其重要！这是去凿岩开渠，卫星渠要经过1365米绝壁，最难的还是要经过一个叫“老虎嘴”的地方，它在悬崖绝壁最险峻的部位，向外凸出去的巨大山体下面是悬空的。要通过它，只能从山岩内部打通一条隧道，这条隧道近百米，在当时技术和工具都受限的条件下，要征服“老虎嘴”这个拦路虎，是不可想象的。在1958年毕节县委那份档案里记载着，要通过这段绝壁，“单石工就需要三万多个，可是全乡只有三个石工”，现在能出行的只有两个。两石匠虽然是凿石磨盘、石碾子的好手，但那是在平地上干，没在悬崖上干过。严重缺石匠，悬岩上的活儿怎么干得成？
没有人细说过徐荣当年是怎么下决心的，或许他想过，自己没当工兵之前也不知工兵是干啥的，抗美援朝时志愿军战士建桥抢修大桥，很多人以前都没干过。干起来学吧！不管徐荣是怎么想的，他就是这么安排的。两位老石匠在干中培训了一大批石匠。
悬崖上作业
没炸药，怎么办？打过仗的徐荣感到这事自己有责任去想办法。他领人去找硝土，熬出芒硝，再加硫磺等物试制出一种黑炸药。威力不大，可没它不行。它能炸出少量石块和震松岩石。2020年已89岁的左遗朝老人说：“吊在悬岩打沟沟，那不是打，是抠，一天干到黑只能抠出10公分（厘米）左右。”他说的“抠”，就是指在震松的崖壁上“抠”出石块。
“吊在半空中打钎放炮，先用黑炸药爆破，打出一个能站脚的台面，才好施展。”
“有站脚的地方了，望一眼崖底，头就发昏，脚就发软。”
从这些叙述中可知，今天我们去看绝壁天渠，脚能走去的地方原先是崖壁，是没路的。卫星渠要打穿的隧道，当时的修渠队员们称它“黑洞”。今已87岁的黄元刚老人说：“那时我和谭志文正在黑洞里打沟，一块大石头突然落下来，我脑壳上的血啊，簌簌簌地飙……”这件事修渠队员都记忆深刻。徐荣就此要求大家把安全放第一位。今天还能看到当年写在岩壁上的字：“同志们注意安全。”
当年留下的安全标语
“我跟他吵架了。”今天的顾尚英说。
她说，大女儿出生的时候徐荣就没回家。女儿半岁了，他回来一次，又半年不回家。再回来我们就吵架了。他说工作需要。我说我晓得。他说没办法，工地上离不开。他走后，她就想，“那就只能我带着孩子去找他。”
1957年那个夏天，顾尚英带着女儿从沙坝乡沙乐村出发，去大渡乡的镰刀湾村找徐荣。那是毕节北部最边远的乡，母女天蒙蒙亮开始走，有车的地方坐车，没车了接着走，直走到天黑，才到镰刀湾村。村里的妇女们相邀来看徐荣媳妇，都说：哎呀，徐荣媳妇真漂亮啊，怎么放在家里，早就该带来呀！
顾尚英母女安顿在村里的王铁匠家。修渠队员食宿都在山里，徐荣还是经常没回家。这年冬天，他们的女儿高烧不退，生命有危险。徐荣接到消息赶回来，女儿已经停止了呼吸。据说徐荣哭得用头撞地。女儿才两岁半，按当地习俗是不用棺材的。左遗轩找人做了一口小棺材。
今天有人说徐荣草草地埋葬了女儿，继续去修渠。不是的。当年修渠的老人告诉我，左遗轩主持，郑重地把孩子安葬在镰刀湾村的山梁上。那一天，村里很多妇女都陪着顾尚英去送孩子，感伤震撼了整个镰刀湾村的人们。
1958年毕节县委那份文档里还记载着卫星渠队员们当年唱的一支歌，不知作者是谁，一看就知道是农民自己创作的。
过去山水淌下河，如今叫它爬山坡。
大家坚持来苦干，子孙永远享快乐。
封建压迫几千年，毛主席领导见青天。
我们大家坚决干，硬叫荒山变良田。
镰刀湾村梯田
1958年3月1日（农历正月二十），卫星天渠正式通水，四面八方来了很多人，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牵着走的孩子。顾尚英说：“徐荣、左遗轩都追着那水，顺渠看了一天，用双手掬那水喝呀，喝了又喝。”这条天渠总长23公里，有了水，开荒造田造地，可耕地扩大到4446亩，另造出水田1360亩。
在七星关区档案馆里还有一份1966年3月打印的《大渡公社发展史》，记载卫星渠通水后，“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了一百二十一万多斤，比土改后将近增产一倍。”还写道，“耕牛由土改时的一百多头发展到二百五十四头，羊由六百多只上升到一千四百多只，生猪由二百多头增加到九百一十七头。解放前喂不起猪的农民，几乎家家户户喂上了肥猪。”
拦截天降甘霖修渠于崖壁，这是在悬崖绝壁上开先河的壮举。更宏伟的“开先河”，则是新中国农民走上合作化、集体化道路。
丰收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