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华：学子毛泽东奇友之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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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不是那种孤独清高、孤芳自赏的迂腐书生，而是一个广交天下奇杰的热血青年。在他看来，人不可能单独一个人取得成就，交结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奋斗，是至关重要的大事。他不但重交友，更为特别的是交友之奇，朋友间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只愿意谈论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他认为，这样的人不在官府庙堂之上，也不一定在自命不凡的精英圈子中，那些一无所有的贫寒学子，那些被看不起的下层百姓，往往隐匿着一些非常之人，能做非常之事，能创非常之业。一师毕业时，毛泽东周围真地聚集起一批奇友，看起来无特别之处，但却个个胸怀远大，有救苦救难、救国救民之志。这些年轻人虽然人生道路各异，却以改变中国和世界的伟业永载史册。

为庆祝建党百年，我们连载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王立华同志著作《一师毛泽东要为天下奇》中“交奇友”部分内容。该系列文章内容精彩、领悟独到，既可从中学习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也可得到刻骨铭心的事业人生启迪。已发第一至五篇（见文后【相关阅读】），此为第六篇。

学子毛泽东奇友之六 ——蔡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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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1895.3.30-1931.8.4）】

蔡和森，曾用名蔡林彬，湖南湘乡（今双峰县）人，比毛泽东小两岁。他是毛泽东最要好的朋友，都是一师学生，都是新民学会主要发起人，都是杨昌济临终举荐的“海内人才，前途远大”的得意弟子，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人、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

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在湖南的先进青年中，就盛传毛蔡之名而奉之为表率【1】。但遗憾的是，他没能走到革命胜利的日子，就极其壮烈地把生命献给了共产主义的神圣信仰。

他与毛泽东出身不同，父亲曾是小官吏，后来家道中落，母亲家族显赫，外祖父是曾国藩部将，做过近于副省级干部的道台。

但两人有相似的少年经历，读过私塾，中间辍学，再到小学读书，而且都与父亲的关系十分对立。

蔡和森幼时在私塾伴读，13岁到辣酱店当学徒，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16岁入初小读书，因年龄大被嘲笑为“太学生”，一个学期后跳级上高小，一年后到长沙报考湖南铁路专门学校，虽然只上过一年半小学，竟以作文105分的优异成绩被录取，但没过多长时间学校停办，他不得不回到家中。这年秋，父亲收了一位老财主500元光洋聘礼，要把13岁的“毛妹子”蔡咸熙【2】送去当小媳妇，导致家庭矛盾激化。蔡和森索性动员全家出走，带上年近半百的母亲、被变相卖掉的妹妹、出嫁后丧夫的姐姐和一个小外甥女，一起离家来到长沙。母亲原名葛兰英，进城后改名葛健豪，报考“湖南女子教育养习所”，学校因为她年龄大不给报名，她便一纸状子告到了县衙，要求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长沙知县见后深为感动，在呈文上批了“奇志可嘉”4字，派人通知学校破格录取，蔡母因此成为长沙年龄最大的学生。同时，蔡和森考入湖南一师，妹妹考入周南女校，姐姐考入自治女校缝衣班，外甥女进了幼稚园。一家三代人到省城长沙求学，成为轰动一时的传奇佳话。

1914年春，毛泽东从四师并入一师，与蔡和森同一年级，从此两人成为交往最密的挚友。但他们同窗读书只一年半，1915年秋蔡和森就离开一师，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高师在湘江西岸的岳麓书院旧址，一师在湘江东岸的城南书院旧址，两校只有一江相隔，两人往来于湘江两岸，保持着密切联系。

700年前，宋代的朱熹和张栻两位大儒，分别在岳麓书院、城南书院设坛论学，经常同舟往返于湘江，留下不朽诗句：

“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

他们哪里想到，时过700年后，两位救世伟人在这里成长，成就了一番前无古人的伟业，远远超越他们期待的壮士和君子。

蔡和森与毛泽东有许多共同点。他们的思想兴趣与众不同，最关注的是如何挽救国家和民族，热心于社会问题，而对自己生活却很不在意，生活不修边幅。如果手里有两个铜板儿，蔡和森一定用其中的一个铜板儿买点东西充饥，留着另一个买书；要是只有一个铜板，他宁可饿着肚子关在房子里读书，甚至一两天不吃东西也不叫苦。寒冬腊月只穿几件单衣，有时用加剧运动量防冷，有时用长啸浩歌驱寒，有时用纸屑和废稿纸取火暖手。冬日里学校教室内设置有炭火盆，同学们常围炉聊天，他却很少参加，终日凝坐，手不释卷，阅读又多又精，且过目不忘。校里发的笔记本，别人积压盈尺，他却嫌不够用【3】。他读书心不外驰，每每忘记上课，尤其体操、拳术、雅乐那些课多半缺席，甚至管理人员催促也不去，以致到年终甄别时，学校要给他除名处分。杨昌济老师得知后坚决反对，严词质问：

“这样的好学生不要，到底你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学生？”【4】

学校最后的处罚只好打折扣，定他为假执行的半费生。毛泽东也有类似表现和经历，有几次差点被开除，都是因杨昌济等老师抵制反对最后才不了了之。

每逢周末或假日，他们常到杨昌济家谈学问道，纵论天下，评古说今。一位常去杨家，偶尔旁听他们讨论的女生说，蔡和森穿一身青色学生装，理着平头，目光敏锐，气宇轩昂，看上去非常朴素且富有才华，庄重而不矜持，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志气、有作为的青年。因有这样的学生，杨昌济非常自豪，听他不止一次地夸赞：

“毛泽东、蔡和森是天下奇才，将来必是国家栋梁。”

两人都写一手好文章，见解独特，词高意远，全校闻名。萧子升曾评价说，蔡和森欠缺演说才能，但他能很好地表达于文章上，甚至比毛泽东还表达得好。还有同学也说，林彬（蔡和森）是思想家，润之是实践家。众所周知，毛泽东的如椽巨笔横扫天下，可见蔡和森笔杆子功夫也十分了得。

在古人中，对蔡和森影响最大的是墨子，谈起来滔滔不绝。他认为，墨子不仅是先秦诸子唯一的科学家、工程家、实行家，而且还是伟大的哲学思想家。他倡导的兼爱，就是要众生平等，无富贵贫贱及男尊女卑之分；非攻，就是反对武力欺侮弱小；主张摩顶放踵【5】以利天下，就是要为全人类服务，而不是追求学而优则仕，只为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他一生苦行俭朴，是自己学习的模范。当今社会之所以动荡不安，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乱者不得治，是由于缺乏兼爱思想所致。他还给毛泽东写信说，要让天下人过上饱食暖衣、和平幸福的生活，就要像墨子那样兼爱。

毛泽东很佩服蔡和森，思想受其影响甚大，当时也非常推崇墨子的主张，但对墨子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他说：

“墨子之兼爱系互助，并非弃吾重大利益而供他人之小利，乃损己利人而果有利于人也。”【6】

他认为“兼爱”是相互帮助，并非牺牲自己重大利益使别人得到小利，而是一定程度上牺牲自己，使别人增进重大利益。

在择友方面，蔡和森亦如毛泽东一样，标准甚严。

一次，与同学谈起一个熟悉的人，他说此辈悬梁剌股，钻故纸堆，为的是猎取功名，升官发财，不是我们要走的路，我们读书为的是改造社会。那种视功名如尘土、视富贵如浮云的品质，让接触的人印象极深。

他对毛泽东极为推崇，常发自内心地对大家说：

毛泽东是了不起的人物，坐定如山，意坚如铁，言不及私，只为天下大事。

他还有个重要见识，认为人生中，少年时的结合至为重要。因此常劝自己的好友，必须与毛泽东也成为好友，似若毛泽东已是大家的首领，有的尚未见毛泽东一面，因受蔡和森一再推崇，心目中好像与毛泽东已交深多年，早已认为是同道知己。【7】

1917年秋，蔡家住处迁到刘家台子，与一师只有一江之隔。当时坐船过江不用花钱，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去他家。毛泽东穿一件灰布长衫，手里拿一份报纸，每次去了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卷起袖子就到菜地除草、挑水、浇粪，然后一起吃饭，有时就住在蔡家，没有床铺与蔡和森挤一挤。他们一起畅谈个人抱负，点评国家大事，常常谈到深夜。为了锻炼身体，他们还一起在外面露宿、游泳、晒太阳，有时到岳麓山中的爱晚亭，一聊就是一个通宵，也不怕蚊虫叮咬。1918年初，毛泽东的母亲扁桃腺发炎，到长沙看病就住在蔡家，与蔡母住一个房间，去医院看病上药都是蔡和森的姐姐蔡庆熙陪着。

当时蔡家日子很清苦。只有蔡畅在周南女校教体育，全家靠她一人的收入生活。有时没米下锅怕邻居笑话，就把蒸笼放在灶上蒸汽，表示家里还在做饭。他们曾实验用米粥打米糖，据说吃了可几天不吃饭，结果吃了还是要吃饭，那个实验没有成功。

有一天，毛泽东突然去找萧子升，对他说蔡家已经断炊了，蔡和森带着一篮子书去了爱晚亭。萧子升与蔡和森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当时在两所学校任课，得知情况后立即请假赶去，在爱晚亭找到蔡和森，然后一起去了他家。蔡母端上一碗白开水对他说，没功夫进城买茶叶，请别见怪。萧子升给她递上一个信封，里面装着4块钱，还邀请蔡和森去他学校一起吃住，使蔡家从窘迫中暂时解脱出来。【8】

蔡和森比毛泽东早毕业一年，本来很想当教员，但因无人推荐，即使小学教员的工作也找不到，只好闲居在家。面对现实他深切感到，这绝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失业及其他种种问题都无法解决。想通这个道理后，郁闷和懊恼一扫而光，他不再为了找工作奔波，家里的事也不管，把大量时间用在读书和研究社会问题上。

尽管如此，这时的蔡和森，人生理想基本还是做学问。

他的思想认识敏锐新潮，切中学术领域的时弊，准备循序做几件学术研究的大工程：

1. 中国的社会学无专书，他要研究中国社会自古至今的风俗，包括其中变迁的事实和不变常存的真理。

2. 中国还没有一部完全的史书，二十四史及通鉴等书所记载的多是天子和卿大夫的事，他拟从省志县志等书中一一考察，以平民社会的事为主编成一部史书。

3. 中国的文与言不统一，他想研究文言统一的方法，以求社会民智的普及。

1918年春，长沙又起战乱。段祺瑞发动第二次南北战争，北军占领长沙，军阀张敬尧成为湖南督军，他弟弟张敬汤的一个旅驻进一师，学校变成了兵营，老师不能上课，停课两个月，学生纷纷离校。此时毛泽东没有回家，而是与蔡和森一起，做了几件极有意义的事。

一是徒步游学调查。两人各带一把雨伞，脚穿草鞋，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做社会调查，半个多月时间走了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游学回来后蔡母问，身无分文怎么生活？他们说到一处吃一处，遇着寺庙就进去找和尚谈天，遇着机关学校就去给人家送字，用游学先生的办法解决吃饭问题。农民说他们不像游学先生，但也摸不清究竟是什么人，有的说他们有点像算八字的，但接触后很欢迎他们，招待他们住宿吃饭。此行还得到一个经验：

天下贫苦农民是一家，只要乐于助人，走遍天下也不难。【9】

二是成立新民学会。蔡家是进步青年的聚会场所，据蔡和森的外甥女刘昂回忆说，1918年4月的一天，十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到我们家来，说要成立一个团体叫新民学会，他们议来议去搞了一个上午，我外婆和母亲赶紧做饭给他们吃，家里虽然没有钱，但这一天是一定是要招待好的，家前面不就是菜园子吗，就拔了些新鲜蔬菜，弄了点肉，也算是很丰盛了，吃饭以后就散会了。

三是发起留法运动。此事以前湖南曾有人发起过，但没能搞成。这时，萧子升在楚怡小学任课，蔡和森也住那里，两人天天筹议，后来毛泽东等也加入讨论，大家逐渐形成共识。1918年6月，毛泽东等从一师毕业，专门召集新民学会开会，讨论会友向外发展的问题，大家认为留法勤工俭学很有必要，应当尽力进行，推举蔡和森和萧子升专负进行之责，并派蔡和森先到北京联络，搞清情况后大家再跟进。此举对新民学会极为重要，从此他们走出家乡湖南，走进京城，走向世界，事业人生开辟了崭新的广阔天地。

这年6月23日，蔡和森乘船驶离长沙，24日到汉口搭车，25日晚抵达北京，行程三日三夜，一路晴雨参半。过洞庭湖时，面对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的景色，他感触万端，写下了一首气壮山河的诗歌《少年行》：

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

乡国骚扰尽，风雨送征船。

世乱吾自治，为学志转坚。

从师万里外，访友人文渊。

……【10】

这个雄心勃勃、万里求学的年轻俊杰，满怀万丈豪情走出湖南，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寄予无限的期望。

但蔡和森到北京后发现，负责赴法留学的华法教育会，尽管提出“勤于做工，俭以求学”原则设想，却没有具体措施和安排，筹措赴法经费、办理出国护照、组织补习法文等，有许多复杂问题亟待解决，需要有人在北京做这项工作。他觉得毛泽东最合适，只要来而能安，安而能久，种种问题都可得到解决。因而几次写信给毛泽东，促其下决心北上，还提出“多人打水始有饱鱼吃”，要毛泽东组织更多人到北京去，以造成一种很大的声势。他说杨昌济老师也支持这个想法。

从北京到长沙，蔡和森与毛泽东的多次通信，除留学事宜外还讨论了一些重大问题，大都是一无所有而又志向远大的青年人开拓前行时常遇到的思想纠结，涉及事业人生的一些大原则，具有穿越时空的价值与意义。他提出观点如下：

其一，要普渡众生，非入地狱不可。

蔡和森曾对杨昌济老师讲，自己打算一面办报、一面学习。老师很赞同此想法，并说起自己遇到的一件事，曾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鼓吹的《亚细亚报》负责人薛可大，现在要重整旗鼓，聘请他担任学术撰述，因自己羞与为伍而推辞了，但如果有了这个职位就可推荐作者和文章，现在看来只好“屈节”去做了。

对老师所说的“屈节”蔡和森有不同看法。他说：

“弟思大仁大勇，普渡众生，非入地狱不行，究无所谓屈节。”【11】

一个大仁大勇的有志之士，发誓要拯救天下众生，自己不入地狱怎能做到？从时下的形势看，即使是娼妓和盗贼群中也要加入正人君子，何况那个薛可大还是一个报界元勋？老师到他那里做事算不上是屈节。

毛泽东回信认为，那只是暂时的手段，就如借路过身、一入地狱而已。

蔡和森说，从自己的观察看，不能说那报社就是地狱。世上君子因种种舆论和道德束缚，只会做伪善之事，不能做伪恶之事，所以小人才能积极横行。自己主张枉尺直寻，小处委屈一些以求得较大好处。人不能有善无恶，正人君子的恶，恰恰是善的变相表现，过于求全难免不为乡愿，变成那种貌似谨厚的伪善者。只要自己心正，即使被人看作恶行也绝不回避，而是勇敢地去做。现在去做这样的恶，将来能得10倍善的结果，有什么顾恤而不能为之？

蔡和森继续论证说：

“吾人若从一身之利害及名誉计算，诚有不易屈节者，若从全体之利害计算，可以杀身成仁，况不可行伪恶以得权乎（兄以时未至为言，我以为此正其时，此时稍为一枉，其所直不知几万万也）。”【12】

要是只从个人的利害着想，肯定有许多不能做的恶事，但要从全体的利益考虑，杀身成仁都可选择，为什么不能以所谓的恶去争取自己阶级应有的权利呢？

针对毛泽东说的时机未到，蔡和森强调现在正当其时。他认为，如果此时稍改那些学生时期的清高想法，将来能得不知几万万的利益。应有一班正人君子，立下杀坏人的恶志，说恶话，行恶事，打恶仗，争恶权，夺恶位，加入恶界，时时与恶为缘，时时与恶战，时时与恶和，操纵由我们出，支配由我们生，演进由我们发，然后将万恶纳入袖中，玩于掌上。难道这是小人吗？将所谓的万恶，顶在头上以为护符，散遍天下以为走狗，也没什么不可以的。难道这不是君子吗？将世间所谓的万恶，捣碎它、烧熔它、锻炼它、碎磨和神化它，使之成为美好质地的原子，又新又明，转变成优秀国民，更是没什么不可的。

“若天下治乱，其转迻【13】在于一心，人之贡献于人道，其功过不在形迹之上。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14】

要拯救这个世界，关键在于改变人心，对一个人功过贡献的评价，更应看其实际行动的结果。若果真是仁人君子，为达到目的什么都可为，衡量标准应是对社会全体是否有益，不能只看个人的利害得失。

蔡和森还对毛泽东说，墨子倡导的理念，近来俄国的列宁能实现了，自己愿效仿他们为榜样。虽然你认为这未必恰当，但我却能理解那种狂热感觉。至于蔡松坡，如果他少时不屈节为清廷官僚，怎能取得后来的地位？怎能发挥护国之战的作用？我的所有这些梦呓你都可以驳骂痛斥，但先不要看成马上做事，只当作学问来讨论这还可以吧？

从无所谓屈节，到非入地狱不可，到可做伪恶之事，再到无恶不可为，其中贯穿着一条思想主线，就是普渡众生、救苦救难。为实现这个神圣目的，不能过于清高自许，不能只计个人利害和名誉，要从全体的利益看问题，从行动效果来论功过是非。这样就可进入自己原先鄙弃的政治领域，可去争夺权力和利益，可与恶势力打交道，甚至诉诸暴力去杀坏人、打恶仗……

克服清高自恋的书生之见，才能放下身段做大事业。蔡和森先到京城后先知先觉，成为这群杰出青年的思想先行者。

其二，储养与练习，同时兼顾最好。

蔡和森到北京后写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就对如何求学提出独到见解。他说，我们现在最急的事：

“一方要有适当之储养，一方要有适当之练习；得同时行之者，上也；一先一后者，次也；终于一才者下也。”【15】

他认为求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储养学识，一是实践练习。两种方式同时兼顾进行最好，一先一后进行稍次，始终只读书不练习，或只练习不读书，是最不好的选择。所以最急的是明确求学思想，一定要储养与练习并重。

因为，放眼看那些前辈名人，一事无成的太多了，他们并非才气不足，也不是智力不逮，而是没有经过充分练习，缺乏办实事的能力。自己这一年来深为此惧怕，但形格势禁环境难以改变，亟欲先改变自己也不可得。蔡和森还对毛泽东说，我们都有进大学的必要，进大学后又有兼做事情的必要，这样才能打下可大可久之基，储养和练习同时并得。

此时虽然正在为大家赴法留学奔走，但他却对这一选择产生了一种另类思考，认为不但本国学校没有进的必要，外国学校也无进的必要。他说，对自身及同辈有几句直觉的谬语：

“往京考公费学校，乃随俗的迷梦也，于吾辈并无甚么必要；往西洋进大学，亦随俗的迷梦也，于吾辈并无甚么必要；必要只在通其语文，悉其种种之真相耳。”【16】

蔡和森认为，进京考公费大学，或是到外国去留学，都是一些随俗的迷梦，对大家并没有什么必要性。到西洋去留学，也只是能学会他们的语言，了解一些外国的实际情况而已。

大家趋之若鹜、正在奋力去实现的事情，竟然都没有什么必要了，都失去存在价值了。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想法？

他以恩师杨昌济为例说，他东奔西走十几年，到现在仍不过是能读他的书而已，其他究竟还有什么所得？真的没有什么了！所以如果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能免去勤工俭学这类随俗迷梦，自己一定极力怂恿赞同。所谓的先立己、后立人是很荒谬的，先为学、后为事则更加荒谬！眼前的实例，就是前辈恩师的空疏无用。如果受那些荒谬思想的影响，会使小人都跑到前面，处于有权有利的地位。而我们这些人呢？结果必然会是：

“盖事不素练，情不熟悉，徒恃其空疏无用之学，以自怡自喜，舍却山林僻隅，安有其立足存在之地哉！曰鸿炉大冶不可入，曰鸟兽不可与同群，皆隋性无能之遁词，经千古之士君子‘兢兢拘拘’而不自觉者也。”【17】

没有练习做事的能力，也不熟悉社会情况，只有一些空疏无用的书本知识，自己还在那里陶醉自满，这样的人除了能呆在偏僻角落里自娱自乐说空话，哪里还有他们的立足之地？说什么不能进入社会的大火炉大染缸，还有与那些鸟兽之类不可同群等，都是对自己惰性无能的遁词，自古以来的所谓文人君子，大都存在这样谨小慎微、拘束畏缩的毛病而不自觉。

蔡和森对毛泽东感叹，自己对这种情况感受极深，也知之极切，用多少话都说不尽，这些你也是清楚洞悉的。我们的愿望是什么？就是期盼今日的中国，多出一些做事之人：

“其未做事时，稳立做事之根基，不妨与鸡鹜争食，不妨与猪狗同槽；对于首恶则奋斗，对于从恶则收容，以万恶为肥料，为化学原料，而我辈为农夫为化学家；失败则于志无伤，成功则万世蒙其利。”【18】

为了立稳做事的根基，要敢于走进最底层，甚至可与鸡鸭去争食、可与猪狗同槽。对大恶要敢于斗争，对小恶要善于改造，能把恶的转化为善的。即使失败了也不丧志，一旦奋斗成功，则会给子孙万代带来福泽。

想干一番事业的人，一定要摆脱文人的迂腐思维，不能满足于空疏无用之学，要培养做实事的能力，在求学中注重实践练习，要有高度的灵活性，扎扎实实从底层奋斗，不惧恶劣环境和失败。没这种深刻的思想转变，怎能成为叱咤风云的一代豪杰？蔡和森此时的反思领悟，切中年轻学子的要害，意味悠远深长。

时至今日，这仍是成大事业者要认真解决的。

其三，才、财、学，最急是一个财字。

毛泽东给蔡和森写信时讲到才、财、学三事，蔡和森对此极表赞成。他也认为，对刚进入社会的学子来说，最急于解决的是钱财支持，个人才能次之，而学问则无处不有，学问知识随时可通过自学得到。但反过来说，不继续求学深造，就不会有更大的才能；无有才之士，就不会得到急需的钱财。所以，要多物色招收一些学会会员，但不能任其自然。中国存在的万恶万罪，以及不发展不进化的落后状态，皆起于任其自然。不任其自然该怎么办？要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如何解决最急迫的“财”？蔡和森认为应分几个方向：

一是要有二三人在长沙经营基础，再有一些人四出寻觅供大家求学的钱财；

二是自己带一些人赴法勤工俭学，落实后可得一些收入；

三是组织一些人去吉林、黑龙江、新疆等地，这些地方可发财；

四是部分人到南洋和广东，这些地方也有生财发展机会。应多想一些办法和出路，目前是人数太少实现不了。

至于求“才”【19】方法，蔡和森讲了三种：

一是遇。就是遇到那种一见倾心、志同道合的人才，但这属于很特别的少数。

二是访。就是在访求中得人才，这往往有不确定性，自身吸引力和同化力大的所得人才就多，访求不成的反而不少，而且交往中旷日持久也很不经济。一个短期有效的方法，就是多与其说话谈心，多与其进行尝试，多邀请一起做事，虽不一定马上答应，但也必定不会很远。现在要访求已成德的好人简直是凤毛麟角，湖南之外尤其难得。

三是造。就是造就人才，这是最必要且较可靠的聚才方法。造分两号：一是造相遇相处之同辈，希望毛泽东来京时，顺便施行对随行学友的改造；二是教育改造幼龄学生，甚望同辈中多出几个小学教员，不能以个人暂时不经济而忘却将来远大之举。

他引用毛泽东信中的话：

“失此不为，后虽为之，我等之地位不同，势不顺而机不畅，效难比于此日矣”。【20】

毛泽东的信早已无处可寻，但从这了了几句中可以看出，他真的是从整体和长远着想，站在更高层面上思考发展的大问题。大家都在考虑如何留学发展时，他却提出如何从娃娃抓起培养后续人才的问题，如果现在放弃了这个方面工作，将来即使再去做，所处地位和优势也会不同，工作效果会大打折扣。蔡和森深表赞同，举历史人物为例说，胡林翼不及曾国藩，只因为他从来不讲学授徒，所以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这次会友分途四出，或做闲散的事情，或情愿去经商，自己却忧虑没有从教的，希望邹彝鼎、何叔衡等略为牺牲一些，去当教员培养后续人才，以屈就看似不经济而实经济的事业。新民学会要考虑周全，把握确定的志向，从现在布局立一可大可久的基础，以为后来活动留下回旋余地。

他还提出，毛泽东如离开长沙这个基础，必须有一个补救的办法，最好是让邹彝鼎留下来，发挥自己才智，广泛联络高小中学学生，介绍在京湘之间常常通信。这不只一方，不只一事，也不只几人，大家必须熔成一片，才能互助共进、宏济宏成，作始时就宜运思周到。目的就是：

“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21】

蔡和森的这些独到见识，都是着眼新民学会长远发展和做可大可久事业的战略思考，深刻而又隽永。团队中有这样的思想家登高引路，才有后来那样的群星璀璨啊！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他们在探索思考中前行。

不久，毛泽东带着20余名湖南青年到北京，与蔡和森、萧子升一起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工作。尽管毛泽东最有条件先出国，但最终他却没选择走，而是在送走一些同学和会友后，毅然决然地留在了国内。几个月后，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以一个小学教员的身份坚守阵地，迅速发展扩大了新民学会，创办了国内影响很大的《湘江评论》，组织开展学生运动，领导了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搞得有声有色。

【蔡和森向警予等在法国留学油画】

蔡和森则与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一起，登上远洋邮轮，开始艰难的赴法留学。也如事前所想，他到法国后没去学校上课，也没进工厂做工，而是手持字典猛看猛译，靠“蛮力”阅读完上百种马克思主义著作，还有各国革命运动和思潮的小册子，很快变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兴奋地写信对毛泽东说：

“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22】

蔡和森为这个发现心花怒放，并激起孩提般的狂喜。经过多年含辛茹苦的追寻，他终于找到了人类自我解放的真理，成为一个具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新人，这是洪秀全、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等人所没找到的。

他希望毛泽东在国内做十月革命的准备，并系统阐释了建党理论，提出字字烁金的五点主张：

一是必须无产阶级专政；

二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三是要彻底革命反对改良；

四是要发动工农等一切群众；

五是必须有铁的纪律。国也不能外此。”【22】

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还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国际组织的必要，主张明目张胆地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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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的书信】

毛泽东收信后异常兴奋，复信说：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23】

1921年底蔡和森回国，由陈独秀亲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中共二大，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妻子向警予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妇女部部长，蔡和森负责主办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中共三大共选出9名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得40票排第一，蔡和森以37票与李大钊并列第二，毛泽东得34票排第三，毛泽东任中共中央秘书兼组织部部长，蔡和森任教育宣传委员会书记。党的三大以后，曾是新民学会核心人员的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都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都是中共中央核心领导人。他们同住在上海闸北，蔡和森一家住楼下后厢房，毛泽东一家住楼下前厢房，罗章龙住楼上，这座楼被称为“三户楼”。在前厢房，蔡和森和毛泽东经常在一起研究《向导》稿子；在后厢房，向警予和杨开慧经常一起为女工夜校编写教材，经常并肩携手去女工夜校授课。

【第二届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

1925年党的四大上，蔡和森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任中央宣传部委员，毛泽东却未能参加这次会议，只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负责人，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蔡和森曾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秘书。

1927年党的五大上，蔡和森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部长，并代理中央秘书长工作。毛泽东只是候补中央委员，主持全国农民运动。当时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革命处在危急关头，毛蔡在会上共同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出要以革命暴动对付反革命暴动，但被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拒绝。

在稍后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成立新的中央领导班子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中却没有毛泽东。蔡和森批评说，不能一切皆是旧人，毛泽东应进入新的中央政治局从事党中央领导工作。有的说政治局名额有限不能增加，他甚至宁肯自己退出来也坚持要把毛泽东选进政治局。由于蔡和森毫不动摇地坚持，毛泽东最终被选为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改变了派他去四川的决定，让他回湖南组织秋收起义，这才有了后来的井冈山革命道路。

有人攻击说，蔡和森是在拉“左派”。他说，自己和毛泽东的关系，绝不是什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毛泽东一向反对中央的农民政策，1926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自己十分了解毛泽东，他深思熟虑远见卓识，具有未来领袖人物的非凡品质。

1928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市郊召开，蔡和森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任中宣部部长。毛泽东是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正在井冈山浴血奋战，没有参加会议，但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六大后，蔡和森遭到时任总书记向忠发、还有老朋友李立三的打击，被开除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撤销中宣部长职务，腾出的位置由李立三取而代之。被罢官后，他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在莫斯科赋闲了两年。1931年初从苏联回国后，他提出想去毛泽东领导的江西苏区工作，但中央没有批准，派他去恢复刚被破坏的广东省委。

不料，几个月后，蔡和森被叛徒顾顺章发现而被捕。

狱中，蔡和森软硬不吃。敌人恼羞成怒，十分残忍地将他的四肢钉到墙上，用刺刀在他身上乱戳，最后刺穿了他的胸膛，牺牲时年仅36岁，殉难状况之惨烈是很久后才打探出来的。毛泽东闻知后极为痛心地说：

“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蔡和森与毛泽东这一对挚友，从学生时期的共同探索到建党奋斗，再到同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他们在一切关键问题上几乎都是一拍即合，观点惊人的相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他的妹妹蔡畅说，想来想去道理只有一个：

“他们确实是志同道合、同甘共苦、相互切磋、‘与立与权’的好同志、好战友。他们的‘志’，就是改造中国和世界，就是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他们只有这一个‘志’，没有任何其他私心杂念。这个‘志’是他们一切言论行动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他们的‘道’，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实践大道。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忠实地同时又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忠于马列主义的指导原则，敢于突破‘本本’的个别条文，敢于突破共产国际所派遣的个别权威的某些既背离理论、又脱离实际的‘号令’和‘指示’，正是毛泽东、蔡和森等这一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就已脱颖而出的中国马列主义者的共同特点。”【24】

诚哉斯言！这个从小就追随毛泽东和蔡和森的小妹，从“志”和“道”两个方面，深刻揭示了两位革命伟人认识和实践并行不悖的真谛，也深刻揭示了他们献身的事业为何能够成功。那一代革命家的高尚志向和情怀，是当今那些狭隘卑微的人，特别是那些以私心私利度量伟人的人无论如何都理解不了的。

【蔡和森和向警予】

蔡和森端庄秀丽的妻子向警予，是新民学会首批女会员，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中央委员、第一任妇女部长。1928年３月由于叛徒出卖，在汉口的法租界被捕。几位留法女同学去看望她，劝她说出同党以免死，但她毫不为动冷然回答：

死算什么？我早决定必死，只为主义牺牲，视死如归！【25】

引渡那天，街道两旁聚集的劳苦群众人山人海，想最后再见一面将要永别的这位妇女领袖。向警予沿路向群众高声演说，不断高呼革命口号，宪兵想使她不说话，便穷凶极恶地殴打她，往她嘴里塞石头，又用皮带缚住她的双颊，街上许多人看了都哭泣起来。那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受尽酷刑的她被残酷杀害，年仅33岁。毛泽东高度评价向警予说：

“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

1939年5月，一架为中国运输抗战物资的苏联运输机上，坐着蔡和森与向警予的儿子蔡博，他是被中共地下党从湖南双峰老家接出来，准备送往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的。这时，六届六中全会开过，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已经巩固。爸爸妈妈都为革命壮烈牺牲了，好好培养他们的孩子，去完成未竟的事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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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的母亲葛建豪】

具有传奇色彩的蔡母葛健豪，先是率子女赴长沙求学，后又随儿女远渡重洋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又一道参加革命工作。她虽非中共党员，却破例被立传于《中共党史人物传》。因为，她不仅是蔡和森、蔡畅、向警予、李富春这4位杰出革命家的母亲，也是一代革命英豪共同的母亲和同志，毛泽东等许多中共领导人，都尊称她为“大家长”、“蔡伯母”。1943年，她78岁时在家乡病逝。临终还十分挂念地问长女蔡庆熙：和森、咸熙（蔡畅）有信回没有，要写信告诉他们，母亲看不到他们的事业成功了，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但她哪里想到，爱子蔡和森早已壮烈牺牲，母子再会时都已是天国英魂。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得知蔡母逝世，亲写挽联悼念：

“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

差点以500块大洋卖掉的小妹蔡畅，在蔡和森、毛泽东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嫂子向警予牺牲后她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也是少数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女红军，新中国建立后一直担任全国妇联主席近30年。“文革”之初，天安门曾出现打倒蔡畅的标语，毛泽东得知后说，蔡畅是老实人，连蔡畅也要打倒，那就洪洞县里没好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