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省情网 发布时间：2007-08-01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前半期，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制造的白色恐怖中，从1929年初至1933年7月，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员会，先后11次遭国民党破坏，数百名党的干部和普通党员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特别是1933年7月的那次破坏特别严重，损失特大，以至于中央与山东党组织失去联系达二三年之久，直到1936年4月，中共中央才派黎玉同志来恢复山东省委的工作。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大革命失败，全国被白色恐怖笼罩。但当时全国尚未统一，山东仍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控制。1928年5月，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北伐，赶走张宗昌，进入山东。为了镇压革命，南京方面立即派党务人员到山东接管国民党山东党部，成立山东党务整理委员会，改组国民党山东地方党部，加强特务组织，对付共产党人。再加上中共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意志薄弱者，经受不住白色恐怖的考验，变节投敌，背叛革命，出卖党的组织和革命同志，使党的组织雪上加霜，处境困难。
1928年底，中共早期党员、曾在中共山东省委担任过组织工作等重要职务的王复元、王天生(王用章)兄弟叛变投敌，充当了国民党的鹰犬。1929年1月，王复元带领敌人秘密逮捕了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何志深(何自声)、山东学联负责人朱霄、省委机关干部杨一辰及前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正在济南的淄博地区党的负责人邓恩铭等10余人，使中共山东省委遭到自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破坏。
中共山东省委遭第一次破坏后，幸存的中共山东省委有关同志迅速采取了应急措施：一是尽快将与王复元、王天生认识的重要领导干部调离山东送往上海，由党中央另行分配工作，并向中央报告山东情况。二是对各地党的干部进行调整并组建中共山东临时省委，以便开展工作。决定以原省委工人部长傅书堂临时代理省委书记。不久，由于傅书堂与巡视员王元昌被派往苏联学习，而改由中共青岛市委组织部长武胡景到济南主持省委工作。
中央对山东的情况十分重视，立即作出了解决叛徒问题的指示，制定了锄奸方案，并派精干人员王昭功和张英到山东执行锄奸任务。
王复元、王天生兄弟叛变，在带领敌人秘密逮捕了我党一批党员、干部之后，变本加厉，开始纠集一些叛党分子和被清除出党的渣滓，成立了“清共委员会”和“捕共队”，死心塌地地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进一步破坏共产党的组织。1929年3月～4月，继共青团山东省委遭破坏后，中共山东省委也遭破坏。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宋占一，团省委宣传部长刘一梦被捕后，临时主持中共山东省委工作的武胡景、秘书长蓝志政、秘书张子英等相继被捕。王复元还从未烧尽的省委文件中，查到了中共中央派来锄奸人员的住址，使张英、王昭功等12人也遭敌手。同时，中共济南、泰安、张店、淄川、潍县、沂水、鲁北等地方组织也遭到一些破坏。
中共山东省委再次遭破坏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山东籍干部、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刘谦初和爱人陈孟君(张文秋)、曾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刘晓浦(刘泰和)和夫人曹更新先后来山东，到济南组建山东省委。新省委由刘谦初任书记兼宣传部长，王进仁任组织部长，刘晓浦任秘书长，陈孟君任妇女部长等。新省委在刘谦初等的领导下迅速开展工作，他们先后到济南、青岛、淄川、博山、潍县等地巡视，整顿地方党组织，听取汇报，了解情况，分析形势，制定工作计划和对敌策略，还专门制定了军运工作计划，决定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做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工作，瓦解军心，策动兵变。要各地党组织经常选派失业工人、贫苦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当兵服役，为发动和夺取武装做准备。在昌邑、潍县、青岛等地的国民党军队如杨虎城部及民团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已发展了党员。
但是工作刚刚起步不久，由于叛徒王天生的告密，7月2日，刘谦初夫妇、刘晓浦夫妇等8人先后被捕。省委在青岛的两处机关也遭破坏，5人被捕。中共山东省委第三次遭敌人破坏。
中共山东省委第三次遭破坏后，为了工作不致中断，幸运逃脱敌手的共青团省委和中共青岛市委领导人紧急磋商，决定以曹克明、党维蓉、徐宝铎三人组成中共山东临时省委，机关设在青岛，继续开展工作。1929年8月，中共中央派陈潭秋同志到青岛，主持改组临时山东省委，决定以王进仁、曹克明、党维蓉三人组成临时省委，王进仁任书记兼组织部长，党维蓉任宣传部长兼青岛市委书记，曹克明任巡视员。陈潭秋要求山东临时省委直接指导青岛市的工作，开展工厂日常斗争，整顿恢复和建立各中心区域工作，尽快恢复济南的组织和工作，以便把临时省委迁回济南。9月初，山东临时省委制定出《目前工作大纲》，提出工作任务是：领导与扩大群众的日常斗争，建立党的群众基础，团聚广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
10月，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党维蓉、秘书长孟介人等被捕，临时省委撤往济南。中共中央派吴丽实(化名卢一之)和雷晋笙(化名李克平)来山东工作，12月组成新的临时省委，吴丽实任书记，雷晋笙任秘书长，曹克明、王进仁为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牟鸿礼任候补常委。临时省委组成后，他们立即到青州、潍县、淄博、泰安、德州等地巡视，了解党的组织情况，决定开展斗争，打破敌人的白色恐怖，在胶济沿线恢复发展党的基层组织。但工作开展不到两个月，秘书长雷晋笙刚到任几天，1930年2月8日，中共山东临时省委和共青团省委便遭敌人破坏，雷晋笙等8人被捕。
雷晋笙等被捕后，3月，中共中央又派汤汝贤、任国桢同志来山东青岛重新组建中共山东临时省委。任国桢任书记，汤汝贤、牟鸿礼任委员。不久，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倒蒋的中原大战爆发，冯部占领济南，冯部韩复榘占据淄博一带，举棋不定。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将省政府迁往青岛。山东局势动荡复杂，中共山东临时省委亦迁往青岛，直接领导青岛市委开展工作，发动工人运动，组织赤色工会和妇女互济会等，工作开展较快。6月，经中央批准，撤销中共山东临时省委，成立山东省委。任国桢任常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张若臣任常委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汤汝贤任常委兼军委书记和青岛市委书记。省委与青岛、烟台、蓬莱、潍县、寿光、广饶、益都、博山等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开展工作。但是，由于省委执行的是李立三(时李立三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认为当前的政治任务是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和暴动，于是立即着手各条战线的同盟罢工，举行飞行集会，发动城市武装暴动。中央为了加强山东党的领导力量，特派郭隆真同志到青岛市委工作(后又担任省委的妇委书记)。青岛市委决定组织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但8月15日和20日两次计划行动均因准备不足，没有群众基础而失败。8月20日的集会和游行示威，仅到了13人。失败之后，不是接受教训，分析形势，而是贸然在大英烟草公司门前，乘工厂工人收工之机，竖起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红旗，并燃放鞭炮，发表演讲，散发传单，向工人群众宣传鼓动。这一行动把党领导的工、团、妇等组织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20日集会之后，立即招致敌人连续几天的大搜捕，至11月，郭隆真等20余位中共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的党员干部落入敌手，省委书记任国桢等遭敌人通缉，被迫调离山东。中共山东省委第五次遭到破坏。
中共山东省委遭破坏后，1930年9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会议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2月中共中央派吴亚鲁，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张含辉、王青士(汪实秋)来山东，以张含辉为首，在青岛组成中共山东临时省委。张含辉任临时省委书记，吴亚鲁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王青士任组织部长，赵一航任军委书记。但不久，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把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当做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并把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更“左”的王明路线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1931年2月，中央决定撤销中共山东临时省委，以张含辉、吴亚鲁、赵一航三人为常委组成中共山东省委。张含辉任书记兼组织部长、吴亚鲁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赵一航任军委书记，委员有王公博(即王稱仁、曲秋、王学忠)、彭湘(即王玉珍)、周铁真。不久中央派颜世彬(又名王仲文、尹发汤)为常委，周铁真任妇委书记，王公博任工联秘书。该届省委贯彻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接受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制定了脱离山东实际的《山东省委工作计划大纲》。《大纲》在总任务中提出了“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进攻苏维埃的宣传，积极号召群众斗争，起来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拥护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等15项没有可能做到或不宜做的工作任务。在组织工作上，《大纲》要求“坚决执行农村党组织上的改造，驱逐富农出党，限制介绍中农分子，吸收大批贫雇农到党内来”，并突击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在宣传工作上则要求把“关于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反对帝国主义借款中国，进攻苏联”等脱离山东实际的东西作为首要任务。对这些“左”的东西，《大纲》还特别要求“省委要以百分之百的力量去执行”。
当时山东形势的实际情况是：中原大战中原为冯玉祥部下的韩复榘叛冯拥蒋后，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对蒋介石虽怀有二心，但在对付共产党方面却与其完全一致。拥护蒋“灭共剿匪”，残忍而疯狂。上任不久便大开杀戒，杀害了关在监狱中的中共一大代表、前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前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前山东省临时省委书记吴丽实，前省委常委党维蓉、雷晋笙、刘晓浦及前省委妇委书记郭隆真等共产党的重要干部22人，且这22人中有6人是未判刑或已判有期徒和无期徒刑的，其余也大多是临时改判死刑的。韩复榘的残忍、野蛮，连国民党其他省区的反动当局都看不下去，指斥他肆意践踏民国律条。
韩复榘还和与他明争暗斗的国民党CC组织的重要分子、国民党山东党部主任委员张苇村联手组织了遍布山东城乡以叛徒为主干的庞大的特务网络，专门破坏共产党山东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4月，韩复榘等组织了一次大搜捕。4月13日，青岛市委秘书尹竹山去青岛港与从上海来的交通员姜发(又名孟发)交接文件时，二人被捕，尹竹山自首叛变，导致敌人大肆搜捕。于是，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赵一航、省委常委兼青岛市委书记颜世彬、省委委员彭湘及青岛市委领导人等21人被捕，并于8月19日全部被杀害于济南。中共山东省委及青岛市委均被破坏。
中共山东省委4月遭破坏时，遭通缉而幸运脱险的省委书记张含辉，在危急之中机智地通知未被捕的其他同志，召开紧急会议，向全省各地党组织通报了省委被破坏的情况，指示依旧进行斗争。会议决定，由张含辉到上海向中央报告情况，由吴亚鲁暂时负责省委工作，由省委委员王公博、孙振华、朱长春暂时负责青岛市委工作。
1931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张含辉的报告和建议，派滕英斋(又名陈逵)到青岛。24日滕英斋在崂山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新省委组成。7月上旬，省委在青岛召开常委会，根据中央指示对省委常委班子进行调整，由原来4人改为3人(滕英斋、吴亚鲁、张鸿礼)，执委除了3位常委外还有孙令华、汤美亭、胡萍舟、刘凤来共7人。滕英斋任书记，吴亚鲁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张鸿礼任军委书记兼巡视员，孙令华任工委书记，汤美亭兼烟台市委书记，胡萍舟兼济南市委书记。会议制定的行动方针是：抓住中心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联系政治斗争，走向同盟罢工;发动广大农民开展游击战争，截断胶济、津浦铁路;反对军阀战争，创建苏维埃政权。会议把这种“左”倾错误的方针作为山东党组织的总任务。
在国民党特务密布的山东，这种“左”的行动方针，极易引起敌人注意。以滕英斋为首的中共山东省委，工作开展不到两个月，即再次遭到破坏。8月19日，国民党反动派在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将颜世彬、彭湘、陈道威、王公博、许端云、徐子兴等21名共产党员枪杀之后，20日将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滕英斋逮捕杀害。
滕英斋被捕牺牲后，驻青几位省委负责人紧急集会，共举胡萍舟为代理省委书记，主持工作。1931年10月，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批准山东省委人员组成：胡萍舟任书记，裴光任宣传部长，吴亚鲁任秘书长，张鸿礼任军委书记，孙令华任工委书记，并决定省委机关由青岛迁往济南。
1932年3月，胡萍舟被调离山东，中央另派武平(又名老柳、黎中天)来山东任省委书记。裴光仍任宣传部长，汤美亭任组织部长，张鸿礼任军委书记。5月，山东省委军委书记张鸿礼在青州、潍县、博兴三县布置武装暴动。6月，山东省委书记武平去上海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北方落后论”，否认全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提出不切实际的创造北方苏区，以最快的速度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取得胜利的口号。在这一错误思想指导下，中共山东省委发动了一系列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和农村的武装暴动。9月还借军阀韩复榘与刘珍年战争之机，发表《反对军阀战争宣言》，通知各地党支部，加紧发动工人斗争，组织士兵哗变，夺取武器，准备游击战争。10月5日，省委书记武平和组织部长汤美亭去青岛召开鲁东各县党代会时被捕并自首。山东省委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陷入危机。
在山东党组织陷入危机之时，党中央派任作民和中央巡视员高文华来山东成立了山东临时省委。任作民任书记，王仲和(即向明)任组织部长，张子健任宣传部长，祝刚任军委书记，张北华(又名张恩堂)任秘书长。在省委领导下，各地党组织迅速得到了恢复。
由于党中央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使白区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损失惨重，中央在上海无法工作，1933年1月迁往中央苏区，上海成立中共中央执行局(亦称上海中央局)。在此形势下，山东党组织也同样陷入了危机。
1933年2月28日，由于共青团山东省特委书记陈衡舟被捕后叛变，使省委及团省特委均遭破坏，省委书记任作民、组织部长王仲和、团省特委代理书记孙善帅及济南市委和参加训练班的干部29人被捕，青州、泰安、济宁等地方的党组织也相继遭到破坏。
在十分危急的关头，在中央未派人来山东的紧急情况下，原省委秘书长张恩堂(张北华)挺身而出，于3月在济南联络其他同志成立了中共山东临时省委，张恩堂任书记，宋鸣时任组织部长，曹仲三任宣传部长。不久，中共北方局派刘泽如、上海中央局派蔡泽民来山东工作，党的基层组织又有所恢复。
但7月2日，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投敌，出卖党的机密和组织关系，使中共山东省委和各级组织遭到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大破坏。自7月2日当夜起，临时省委书记张恩堂、组织干事唐玉清(田海山)、上海中央局派来山东的蔡泽民、省委交通员马振声、北方局派来的刘泽如、团省特委书记宋澄等20多人被捕。
宋鸣时投敌后，乘各地尚不知其叛变之机，仍诈以省委组织部长身份到各地巡视，召开地方党组织会议，诱捕地方党的干部。只是由于他不了解省委印刷厂的地址，住在印刷厂的省委宣传部长曹仲三暂得免遭被捕，与中央北方代表取得了联系。10月，印刷厂也遭破坏，曹仲三被捕。至此，自张恩堂以下山东300多名党员及革命群众落入敌人魔掌，各地方党组织亦遭破坏。山东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长达近3年之久。后经赵健民等同志在白色恐怖下，坚持秘密工作，艰苦寻找，终于于1935年底与中共河北省委代表、直南特委书记黎玉接上关系，1936年4月北方局派黎玉同志来山东，5月在济南成立中共山东省委，山东党组织才得以恢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