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关决定释放全部在押台湾国民党派遣入侵大陆的美蒋特务，再一次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对于打击顽固不化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和告慰台湾人民具有深远影响。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被赶出大陆后，不甘心失败，时刻图谋反攻大陆。1962年，国民党集团成立了以蒋介石亲自挂帅的“五人小组”，加紧反攻大陆军事部署，利用台湾及盘踞的一些沿海岛屿为据点，以反攻大陆为目标，制定“海威”“班超”等计划，不断窜扰大陆。台湾当局招兵买马，训练数以千计的武装特务人员，妄图对中国大陆逐步实行武装占领，建立“游击走廊”“反攻根据地”。为此，蒋介石提出“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同时，对国民党各特务系统进行整顿，宣布成立“国家安全局”，为最高特务领导机构；改组专门对大陆进行破坏活动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专门从事军事系统、党务系统情报工作的“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建立反间谍机构“司法部调查室”和监视国民党海军舰艇官兵思想和搜集中共海军情报的“海军总司令部情报署”。此外，设立“海外工作组”，在海外华侨中开展破坏活动。蒋介石指派蒋经国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叶翔之任“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局长”。
为了实现“反攻”大陆，“国家安全局”立即在台湾、香港、澳门等地招募训练武装特务，从台湾国民党军队中挑选军官为骨干，充当司令、支队长、监督官、指挥官等；从情报人员中选择一批特工人员任纵队、支队副司令、副支队长和电台台长；招募从大陆逃往台湾的人当特务“打回老家去”；此外从港澳等地招募青年学生和失业者，约5000余人。分别集中在台湾各特务机构所属桃峰、玉山、沙琅、莲花岛、小洲岛等训练基地，进行射击、格斗、游泳、驾驶、测绘、爆破、绑架、跳伞等科目训练，学习化装、语言、简化字、收发报、跟踪、暗杀等专门技能。经过二年多精心训练，蒋介石亲自出席毕业庆典并发表讲话，称这些武装特务是“反攻先锋”“光复大陆的精英”“党国之天之骄子”“国军栋才”。随后，国防部军事情报局长叶翔之发布命令，所有武装特务均授予少尉以上军衔（原授予军衔者均上调一级军衔）。
1962年夏，国民党集团特务机关和美国特务机关共同制定向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大规模派遣武装特务计划，妄图建立“游击走廊”。利用广播电台，昼夜不停向大陆广播，煽惑群众，鼓动闹事，指挥潜伏特务和策动残余反革命分子进行暴乱破坏活动。国民党集团乘印度在中印边境对中国领土进行武装蚕食、苏联策动新疆伊犁培城暴乱之际，成批次、连续不断在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空投或者从海上偷渡登陆，妄图里应外合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在台湾“国大”年会上宣布“1962年为反攻成败决定年”，发表“告全体军民书”。陈诚发表“施政演说”，提出征收“国防特别捐”，从日本购买血浆。利用文痞在美国开展万人签名运动，实现战时反攻大陆总动员。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彻底粉碎美蒋武装特务窜犯大陆。1962年6月9日，公安部给福建、广东、浙江、江苏、江西、上海等六省市公安厅局发出通知；6月23日召开西北、东北、华北、西南、中南地区18省区市公安厅局长座谈会，作出周密部署。沿海军民紧张备战，在15000公里海岸线布下天罗地网。
从1962年10月至1966年底，蒋介石集团多次对我东南沿海派遣武装特务袭拢。
1962年10月7日，广东惠阳县港口公社民兵班长李灶在小星山岛击毙台湾“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二纵队”武装特务，少校通讯组长周俊义成为反攻大陆第一个俘虏。该纵队在不到24小时内被全歼，“纵队司令”袁祖逐被俘后说：“说是大陆同胞欢迎我们，确实是‘欢迎’，是用机关枪、大炮欢迎我们当俘虏”。“独立第一纵队”司令吴纯林带队在惠来县神泉公社附近海滩登陆，即被我军民发现，14名武装特务四处逃散，吴纯林变为“光杆司令”。第一纵队周一敏在爵山公社下村登陆被包围，12名武装特务纷纷投降。12月4日午夜，美蒋飞机飞临广东阳江县石磊山区，空降武装特务中校通讯组组长李华常、电台台长王作亭、张忠君和部分军事物资。我公安干警、驻军、民兵和人民群众把石磊山区围得水泄不通，化装成公社干部的张忠君无可奈何，同李华常、王作亭缴械投降。我公安机关利用缴获的敌特电台，制造假象，引诱在公海的敌特上岸，一举歼灭。
1962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表广东沿海军民全歼九股武装特务公报，各地召开庆功大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蒋帮窜犯大陆进行声讨和谴责。
国民党集团窜犯大陆的“西部突破”计划失败。1963年，开始实施“中部占领”计划。国民党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派遣“反共挺进军31纵队”在福建大渔湾登陆，数小时后全部被歼。电白县“电白03—0204”号渔船在福建海面作业时被台湾“反共救国军独立31纵队”劫持，船长赖传机智果断，经过两昼夜海上周旋搏斗，将劫船的武装特务捕获，创造“海上伏魔”奇迹。
1963年秋，国民党集团采用“东西夹击”袭扰大陆计划，策划利用鹿岛等岛屿作为向山东、广东、海南等地进行武装偷渡登陆的跳板。1963年11月2日6点，台湾派遣的“山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12纵队”16名武装特务，在司令张吉元带领下乘国民党海军“永庆”号军舰，在鹿岛登陆，休整三天后，于11月5日18时携带武器装备乘坐伪装的日本渔船“明石丸一号”“明石丸二号”乘黑夜在山东海阳地区登陆。11月7日下午被我军民全歼，2名被击毙、14名被活捉。
为配合武装特务在东南沿海窜犯大陆，蒋介石派台湾联军总司令刘安琪中将前往缅甸、泰国、老挝等地“视察”和“宣慰”蒋帮残军，指挥对我云南边境潞西、镇康、沦源、孟连等地区进行了8次小规模窜扰。
从1962年10月至1965年9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先后从海上和空中向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省派遣43股617名武装特务。这些特务一踏上中国大陆，立刻陷入天罗地网之中，迅即被彻底干净全部歼灭，其中447人被活捉。截止到1966年11月，大陆军民共歼灭蒋帮偷运武装特务船只30艘，击沉击伤敌舰4艘，击落U－2型间谍飞机5架，击落击伤其他类型运输武装特务飞机多架，蒋介石历时4年“反攻大陆”计划彻底破产。
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对投诚起义的武装特务举行授奖仪式。对投诚的国民党“广东反共救国军第5纵队”司令周一敏、电台台长戴继武各颁发奖金1万元；对李华常、王作亭、张忠君等人各颁发奖金5千元。人民政府为他们安排适当工作。同时，公安部还释放了被骗运输武装特务的台湾竹藏渔业公司“协进”八号渔船11名台湾船工。
台湾派遣武装特务全部被歼，但蒋介石集团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海内外宣传反共义士“全部阵亡”，并在台湾召开追悼会，为家属发放抚恤金，追认烈士，借以骗人。然而，被台湾称为“烈士”的武装特务尚在人间，被抓获的国民党特务分别关押在东南沿海五省的看守所中。
1965年初，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到华东地区视察工作，各地领导汇报：台湾武装特务属于台湾军事部门，都有军籍、军衔，到大陆活动都带有军事性质，是按“俘虏”还是按“罪犯”对待，是交地方司法机关还是交军队保卫部门处理等问题，叶帅同意按俘虏对待。当汇报到武装特务不相信我党政策时，叶帅说：“他们都是从台湾来的，从蒋介石集团那里来的，他们听到的都是污蔑我们的宣传，又接受了特务训练和反共教育，指望他们看看电影、幻灯、看看报纸、听听报告，就能彻底改变他们的反动思想，转换立场，这是不现实的。我们共产党人要以事实说话，以理服人，我们可以让被俘人员外出转一转，参观大陆建设成就，看人民生活状况，这样做可能麻烦些，但效果肯定要好些。”
叶帅返回北京后，将被俘台湾武装特务情况向朱德元帅汇报，朱德元帅说：“我看这样做很好。过去，我同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我们的力量很小，整天打游击，当敌人、土匪、地主武装大举进犯之时，我们红军抓住俘虏尚且能放回去，不怕他回去‘反水’，再捉再放，后来许多俘虏当了红军，调过枪口打蒋介石……特别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抓住日本鬼子一个不杀，抓住制造反共磨擦的蒋介石军队的官兵不但不杀，而且不搜腰包，不打不驾，不虐待，如愿意回家的，发足路费，原意参加我军的就欢迎。当时，有许多俘虏官兵投降了红军，参加了八路军以至后来的人民解放军。为了作好俘虏工作，各部队还专门成立管理教育俘虏工作的‘解救教导团’。毛主席当时就指出：‘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说明优待俘虏政策对士兵影响力，变成了打败日本鬼子、蒋介石的物质力量’。现在我们夺取了政权，发展了，强大了，982名侵华日本战犯，我们全部特赦释放了。许多战犯变成了友好使者、和平战士；对国民党战犯从1959年起已经释放了5批，今后还要分批释放。对台湾武装特务，更应当有这种宽容和气魄！”
毛泽东非常赞同两位老帅的意见，表示：“蒋介石同我打交道已经是几十年了，真可以说是老朋友了。我的老朋友一天不反共他就活不了。今天我的‘老朋友’给我送来这么多的‘客人’，我们一定要接待好，要改造好。”毛主席建议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宽大释放一批有悔改表现的国民党武装特务。
根据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叶剑英元帅指示，公安部安排东南沿海五省公安机关，组织各自关押的国民党武装特务，参观工厂、农场和富裕农家接受教育。
1965年12月14日，中国司法机关宽大释放了有悔改表现的76名武装特务和船员。《人民日报》报道并配发《改恶从善就有前途》评论员文章。
接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关于将台湾武装特务及武装特务船员全部交公安机关关押改造的批示后，公安部立即召开党组会，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将此项任务交给劳改局局长李石生。李石生领命后，当即部署业务处提出落实措施。公安部党组同意该措施并指示：我们对台湾派遣武装特务的改造工作，是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具体指示，运用改造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的工作经验，坚持“不杀、不判、分批释放”的政策办。他们在台湾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蒋帮特务头子接见过，都是校尉级军官，要从他们的实际情况出发，传达好中央的指示精神，抓好关押场所、教育看守人员、管好财物资金，落实改造教育工作。随即，公安部召集东南沿海五省公安厅和劳改局领导开会，具体部署改造工作任务。
1975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指示，中国司法机关决定释放全部在押台湾武装特务。9月24日，获准释放的台湾特务人员来到北京，住进和平饭店。9月27日下午，国民党武装特务整齐坐在公安部大礼堂里，受到中央领导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接见。
公安部于桑副部长宣布：遵照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全部释放台湾武装特务人员，并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回不了台湾的，还可以回来，人民政府安置就业。希望你们早日同在台湾家属亲友愉快团聚。也希望你们为台湾的解放、祖国的统一作一些有益的工作。
回台人员代表袁祖逐发言：“衷心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今天又给了我们公民权，批准回台湾与家人团聚，这种革命人道主义，只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祖国才有这种奇迹，我们一定重新做人，为人民多做好事。”
参加接见的还有台湾籍同胞，爱国人士，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起义、投诚的国民党派遣武装特务代表。公安部设便宴招待全体回台人员，并组织参观故宫、长城及工厂和人民公社，还参加了第三届全运会闭幕式。
1975年9月27日，新华社发表中央领导在北京接见全体释放回台人员的情况后，台湾当局很快做出反映——“拒绝接纳”。宽释人员宫村清、仁和久、贝金郎均为日本国冲绳县人，家住台湾，经外交途径，拟先回日本暂住。他们在日本驻华使馆三等秘书和我国有关方面代表陪同下，由上海虹桥机场乘中国民航飞机返回日本。登机前，他们向中方人员深深鞠躬，感谢中国政府给予的人道主义待遇。宽释人员牟伍源、李佳达原系台湾武装特务船轮机长和大副，是从鹿岛用高价收买派来我山东、辽宁的武装特务，宽释后，台湾当局拒绝接纳，后由韩国驻香港领事馆人员陪同从深圳罗湖口岸出境，前往韩国驻香港领事馆暂住。宽释人员尹万润、罗德光家住香港、澳门，于10月5日经深圳到达香港与家人团聚。此外，被国民党称为“烈士”的陈良辉、袁祖逐、张清彬抵达香港后办理去台湾的手续，于10月18日下午乘华航班机到达台北。
1975年10月5日，60名宽大释放人员由北京到达福州，参观了漆器厂、农业机械厂和闽候县杨厝大队。10月8日14时许，全体回台人员来到厦门市和平港客运码头，登上回台船只。14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用高音喇叭对金门广播：“蒋军官兵们：现在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宽大释放的原美蒋武装特务共60人，马上就要乘船回到金门了，希望你们作好接待，使他们早日回台湾与家人团聚。”随后，拖船马达轰响，汽笛长鸣，一艘汽船拖着一艘木帆船离开厦门和平客运港，向蒋军盘踞的金门岛方向驶去。乘坐在木帆船上的60名宽释人员，频频向码头上送别的人们挥手致意。
从1975年4月起，共有4批特赦释放人员被批准回台湾。第一批是1975年4月13日，原国民党将领王秉铖、蔡省三等10人经香港赴台后滞留香港；第二批是1975年10月8日，宽大释放原国民党武装特务及武装特务船员60名送往金门回台，3名经香港回台，4名取道上海回日本和经香港去韩国；第三批是1976年2月1日，被宽大释放的原国民党逃缅残部一军二师政治部中校主任邱陵、原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驻甘孜军事谍报组组长林懋、原国民党政府统计局专员厉慕涛、蒋介石伪国防部“罗汉特遣队”祥顺二号船中尉电台台长王力民、队员陈伟兴和“罗汉特遣队”经纬二号船船员陈玉福等人，从福建厦门港口乘船回台湾；第四批是1978年11月，被特赦宽大释放的24人中，有6人经香港赴台，有18人由厦门取道金门回台。
摘编自中国警察网
来源：九里松人（美篇） 转自总字部队子弟微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