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枪一枝，打得妻离子散，未闻炮声震地；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廊，不见烟火冲天！”

　　上面这副对联在新中国成立前广为流传，反映的是旧中国鸦片泛滥成灾的场景。

　　尽管从清政府到民国政府也曾多次下决心开展禁毒运动，但雷声大雨点小，一旦涉及权贵利益，就不了了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就下定决心以最快的速度铲除为祸我国百余年的鸦片毒品，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发动人民的力量。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1次政务会议通过并发布了《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严厉禁种罂粟。

　　政务院禁毒通令发布后，各级人民政府立即行动，纷纷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在各地进行轰轰烈烈的禁毒工作。

　　在具体查办毒品的时候，新中国广泛动员群众。在整个禁毒运动期间，共有130多万人进行了检举揭发。尤其是，当时非常重视贩毒人员的检举揭发工作。

　　像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当中就明确指出，要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特别提倡检举立功：

　　对于运动中被揭发或自动坦白的毒犯，在处理上应采取严厉惩办与改造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即：制造者、集体大量贩卖者从严，个别少量贩卖者从宽；主犯从严，从犯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拒不坦白者从严，彻底坦白者从宽；今后从严，过去从宽。打击的重点放在集体大量的制毒、贩毒犯与严重违法的工作人员。对情节不是特别严重，只要彻底坦白，真诚悔过，检举立功者，可减轻或免予处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三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06,第134页

　　当时，全国禁毒斗争初见成效。

　　针对毒品的种、运、制、贩、吸等环节的实际情况，人民政府及公安机关采取“力劝两头，断斩中间”的策略，即规劝吸毒者不吸、种者不种（包括强制铲除），重点卡断流通环节，着重打击制毒贩毒。

　　此法在当时被称为“拦腰一棍”，使得种罂粟的不易卖出，吸食者也不易买到，除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偏僻山区尚有零星种植罂粟外，全国大部分地区先后实现了禁种。

　　但是，由于巨大的毒品地下市场依然存在，不法之徒为牟取暴利更铤而走险；产地禁种使得存货“浮出水面”及境外货走私入境，所以禁毒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

　　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5月21日，政务院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7月30日，中央批准了公安部《关于开展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的报告》。

　　1952年8月10日，公安部一声令下，全国1202个禁毒重点地方和重点部门同时大规模地搜查缉捕毒品案犯，毒犯们纷纷落入法网，全国查出毒贩近37万人，逮捕82056人。

　　在具体执行当中，那时更是充分落实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

　　一般来说，只要有检举立功表现的贩毒人员就不再追究刑事责任，而如果死硬到底则要受到严惩。于是在这种形势下，绝大多数毒贩一落网就积极检举，公安部门顺藤摸瓜，毒品交易网络便顷刻土崩瓦解。

　　全国的禁毒运动也取得了巨大胜利。

　　据中共中央转发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关于全国禁毒运动的总结报告》称，运动于1952年11月底结束，共查出毒犯369705名，共逮捕82056名；处理51627名，其中判处各种徒刑（包括死刑、无期徒刑）33786名，劳改的2138名，管制的6843名，释放3534名，已处决880名；共缴获毒品3996056两，制毒机235部又15716套，贩运藏毒工具263459件。

　　短短的两三年时间，新中国就基本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奇迹。

　　此后，中央政府对鸦片毒品的打击依然没有放松，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发布数道禁毒的法律，并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与毒品做斗争。

　　196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央关于严禁鸦片、吗啡毒害的通知》

　　《通知》规定严惩私藏毒品、吸食毒品、种植罂粟、私没地下烟馆和贩卖毒品等犯罪行为；规定对吸毒犯应强制戒毒，对已吸食鸦片或打吗啡针等毒品成瘾者，必须指定专门机构严加管制，在群众监督下，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限期强制戒除，在吸毒严重的地区可以集中戒除；规定凡自己吸食毒品，但自动交出毒品并坦白交代其犯罪行为者，可从宽处理。

　　1973年1月13日，国务院又颁发了《关于严禁私种罂粟和贩卖、吸食鸦片等毒品的通知》。

　　该通知重申1950年《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发动群众同私种罂粟和贩卖、吸食鸦片等毒品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规定严惩偷运、贩运毒品的犯罪行为，对吸毒者实行强制戒毒。

　　至此，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我国以“无毒国”享誉世界近三十年。近些年来，海洛因、冰毒、麻古等新一代毒品又卷土重来，但我国禁毒的态度依然没变，贩毒必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