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90年前，日本发动侵吞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绝非关东军偶然或权宜之举，而是近代日本国家战略的“满蒙因素”使然，是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侵吞中国东北各种权益，继而图谋割裂中国版图、独占中国东北的切实步骤，也是日本为了摆脱19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冲击，转嫁各种社会矛盾，公然对中国大陆侵略扩张之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揭开了长达14年之久对华侵略战争的序幕。日本之所以选择中国东北作为侵略扩张的突破口，绝非偶然、临机或权宜之举，而是明治以来日本国家战略酝酿已久的“满蒙因素”使然，是日本历经25年之久的殖民经营积淀、再升级到武力割裂中国版图、军事占领东北的必然结果，也是1930年代前后日本面临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以及政局混乱等危局，为转移视线和缓解矛盾做出的军事冒险举动。
概言之，维护和扩大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是近代日本压倒一切的战略抉择，但凡一切大政方针、对外关系等莫不以此为第一要义。换言之，“满蒙因素”是制约近代日本国家战略走向、外交决策乃至对华交涉原则的第一要素。
江户幕府末期至明治政府成立初期，日本一些经世学家就把殖民中国东北作为大陆侵略扩张的首选目标。其中，本多利明的“北方殖民地构想”颇具代表性。
本多主张，将日本“本都迁至堪察加，在西唐太岛（库页岛西部地区，即今俄罗斯的远东和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一大城郭，通过与山丹（沿海洲地区）、满洲的互通有无，特别是建州江宁府（库页岛以西地域）盛产大人参，又是邻国，获取容易，以充国用”，“在千岛群岛、库页岛、沿海洲、堪察加等地域建立一大殖民地”。
有学者认为，本多的“北方殖民地构想”“把朝鲜和中国东北囊括其中”，“本多著作问世20—30年后，从满洲到朝鲜，再到中国大陆的侵略，说明本多的构想决不是什么空想，而是缜密和具体的成型货色”。
稍晚于本多利明时代的佐藤信渊提出“支那征服说”，他在《混同秘策》里设计了“优先侵略满洲”的缜密扩张规划。
他主张：“皇国易取之土地非支那国的满洲莫属，满洲之地与我山阴及北陆、奥羽、松前等地海水相隔八百余里”，“皇国征服其地，仅百六七十里海路，顺风扬帆一天一夜即可抵达其南岸，且向东向西舟行方便，从黑龙江流域到吉林，鞑靼（蒙古）、沈阳顺次攻略后，对满洲及日本东北地方的虾夷（北海道）进行殖民地经营。”
佐藤进而强调：“不只是获取满洲，支那全国衰败将从此开始，再取鞑靼，进而图朝鲜和支那”，“若支那纳入我版图，其他西域、爪哇、印度尼西亚等国，渐而慕德畏威，必臣服于我，故，皇国混同（统一）万国并非难事。”
佐藤的侵略扩张计划看似狂妄，但后来的事实证实，日本继发动中日甲午战争、攫取中国台湾及澎湖列岛后，又通过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和太平洋战争，占据了中国东北和大半个中国，以及东南亚和南太平洋诸岛，可见佐藤的“支那征服说”绝非纸上谈兵。
【2021年9月10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图为日本发行的反映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画报（左）和九一八事变日军从军纪念章（右）。刘卫东摄（图源：“前线理论圈”）】
全面继承和“光大”本多、佐藤的“学说”，并对明治政府的扩张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当属长州藩士吉田松阴的“海外扩张补偿论”。吉田松阴著文称：“当今之急是修武备，一旦舰炮略有充实，遂开拓虾夷（北海道），封建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和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朝觐……责使朝鲜奉贡，再向北割据满洲之地，南取台湾及吕宋（菲律宾）群岛。”
他进而主张：“我与俄美媾和已成定局，不可由我方背约失去信义，为今之计，需抓紧时机开拓虾夷，收琉球，取朝鲜，并满洲，压支那，临印度，张进取之势，固退守之基。”此即吉田松阴“失之俄美，取之满鲜”的“海外扩张补偿论”。
吉田虽然只是一名藩士，但是，他创办有松下村塾，许多下级武士、藩士受教其门下，包括后来维新运动的骨干以及明治政府要员多是他的弟子。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吉田的“海外扩张补偿论”以及扩张思想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明治政府。
果然，明治政府成立后不久，他的弟子、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就在《施政方针演说》中抛出“利益线”论，宣称“利益线则指与我主权线之安危有紧密关系之区域……当今立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惟独守卫主权线绝非充分，亦必须保护其利益线”。
接着，山县又提出《军备意见书》，强调“目前急需强化军备，购置军舰和大炮……趁机夺取堪察加和鄂霍次克……促朝鲜奉贡，北割据满洲，南取台湾和吕宋诸岛，以显示渐次进取之势”。山县有朋的《施政方针演说》和《军备意见书》获得内阁和帝国议会的批准，表明中国东北地区已经被日本列为国家战略的“利益线”，至于如何攫取、何时动手只是运筹和时机问题。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警卫战士一部（图源：中国军网）】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叩开殖民经营中国东北的大门。1897年，日本在营口设立领事馆，同时开辟航线，鼓励财阀、会社、商家等以掠取资源为目的涌进中国东北。到日俄战争前，日本在营口的船舶运输量升至营口港进出船舶总量的41.7%，已经超过英国（34.7%），居各国（包括中国）在营口港船舶运输量之首。而在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日本进出营口船舶量仅占总量的6.2%。
日俄战争后，日本攫取了中东铁路南部线的经营权，成立带有“国策会社”和“殖民会社”双重性质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始在南满地区有计划、有目的地殖民经营。
日本官民资本从扩大满铁附属地入手，采取各种手段巧取豪夺，不断扩张。到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满铁附属地从成立之初的280.09平方公里扩张至482.9平方公里。在这些附属地内，日本政府无视中国主权，非法授权满铁行使包括警察权、司法权、课税权、教育权等在内的行政管理权，俨然成为凌驾于中国主权之上的“独立王国”。
除铁路运营外，满铁还攫取了抚顺、阜新、鞍山等80余处矿山开采权，几乎垄断了东北的采矿业。另外开辟和扩建了大连、旅顺、安东以及营口港，逐渐垄断了东北的出海口。同时涉足工、农、商、贸、金融、保险、服务以及有色金属、制油、食品加工、电气、水泥、砖瓦、化学、窑业、旅馆等各行各业。至1931年3月，满铁在这些领域投资总额达9.0465亿日元。
与此同时，日本各财阀、金融寡头、产业和商业资本等也一窝蜂般涌向东北。其间，先后有三井物产会社、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大仓财阀以及东洋拓殖、王子制纸、日清豆粕、川崎造船厂、小野田水泥、大阪商船、古河矿业、铃木商店等财团或产业巨头进入中国东北。
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对东北的投资占海外总投资的70%，仅满铁就占日本海外投资总额的58%。此外，日本官民资本还通过合办或借款形式插手东北各经济领域。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的投资总额和金融机构存额均大幅增长。
1917年，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出兵干涉俄国革命，日本趁机把触角伸向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地区。日本军事机构先后在黑河、满洲里、绥芬河、海林、哈尔滨等地设置了多处特务机关，以哈尔滨为特务机关总部，直接受参谋本部和关东军指挥。这些特务机关以“合法”的身份存在，刺探苏俄以及北满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情报，为日本全面占据中国东北提供“战场谋略和武装谋略”。
在经济方面，满铁在哈尔滨投资设立松花银行和哈尔滨信托交易所，以此两家财团为背景，与苏俄势力角逐抢夺中东路货运资源。到1929年2月，在日方的压力下，中东铁路方不得不同意“北满特产（大豆、小麦等）的东行及南下比例各占一半”。这样，满铁从中东铁路方的嘴里又抢来了一半货源。
满铁的北进，也推动了日本资本向北满及中东路沿线流动，诸如横滨正金银行、小寺银行、梅原洋行、协信银行以及三井物产会社等财团纷纷在哈尔滨开设本店或设立分店，其他制粉、油坊、医药等商业资本也纷纷拥进北满。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不仅在南满占据强势，也把触角延伸到北满以及中东路沿线，并占了相当多的市场份额。
不难看出，从1906年满铁成立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了长达25年之久的殖民经营，日本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掌控了东北的经济命脉，并在东北交通、海港、金融、外贸、资源、工矿业等经济领域抢占了制高点，中国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以及其他欧美列强资本无法抗衡。
【“满铁”设在大连市的办公地（图源：“中国档案杂志”）】
1920年代中后期至1930年代初期，正是日本史称的“昭和恐慌”时期。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日本经济困顿，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社会矛盾尖锐。维护和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借以挽救国内经济危机，转嫁社会和阶级矛盾，成为日本对华外交的重中之重，进而上升为日本国家战略中压倒一切的不二抉择，此即“满蒙因素决定论”。
尤其是1927年田中义一组阁后，抛出“满蒙第一主义”和“积极满蒙政策”，推行对华强硬外交，“满蒙因素”越发引起朝野上下的极度关注。田中内阁强硬敦促张作霖当局签字赋予日本“满蒙新五路”的筑路权以及其他两条铁路的借款筑路权。同时指责东北当局自行修筑的打（虎山）通（辽）、吉（林）海（龙）等两条铁路为“满铁平行线”，严重影响满铁的运营，要求东北当局立即停止筑路。此外，还有商租权、课税权、帽儿山设置领事分馆等问题。这些统称为“满蒙悬案”。
7月20日，日本内阁出台《促进满蒙问题第一实行案》，内称：“解决东三省违反条约及其他不法措置乃当前最急之要务……尤其（东三省当局）不顾帝国屡次之抗议，无视条约之权利和利益，继续进行海龙吉林间及打虎山通辽间铁路，暴力阻止设置帽儿山分馆等。首先应以强硬态度敦促支那方面反省。”该案还指示有关部门“紧急部署，实现我方希望之各（铁路）线”。
同日，田中首相发出《关于满蒙交涉之训令》，指责东三省当局“违反条约及其他不法措置日甚一日……阻碍我在满蒙的经济发展”，要求驻外公领馆“当表明断然态度，解决诸个悬案，或者诱之以利，所谓软硬兼施之政策”，指示各部门“严重提醒东三省方面，今后在各方面将采取不利于东三省之措置”。
据此，日本外交、军部、关东厅、关东军以及满铁等机关纷纷出动，对张作霖等展开逼宫式“外交谈判”。然而，由于日方的狮子大开口毕竟触犯了东北当政者的权益，加之国内收回国权、抵制日货的群众运动方兴未艾，张作霖当局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轻易签字，因此采取敷衍搪塞、虚与委蛇策略，“满蒙悬案”也就一拖再拖，悬而未决。
1928年5月16日，借国民党军兵逼京津、张作霖的统治岌岌可危之机，日本内阁出台《关于维持满洲治安措置案》，指出“战乱一旦波及京津方面，不论南北军队决心阻止其武装部队进入满洲”。18日，日本政府又出台“极秘”级别的《关于解除进入关外南北两军武装的方针》，强调：“表面上对南北两军绝对公平严正，但在实行时由驻地军司令官酌情考虑。”外务省也发出训电指示关东军：“只要北伐军不追击至关外，没有必要解除奉军武装。”
但是，关东军却主张趁奉军退回关外之机除掉张作霖，然后借东北局面混乱之机出兵占据东北，彻底解决“满蒙悬案”。为此，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擅自决定采取“非常手段”除掉张作霖。
【1928年6月，辽宁沈阳，皇姑屯三洞桥炸车现场（图源：视觉中国）】
1928年6月4日，关东军在华北驻屯军的协同下，精心策划并制造皇姑屯事件，张作霖死于非命。皇姑屯事件后，围绕事件处理问题，田中内阁首鼠两端，莫衷一是，引起天皇不满和训斥，不得不宣布内阁总辞职。然而，田中内阁的“满蒙第一主义”和“积极满蒙政策”，却引领朝野上下把关注和觊觎的目光盯向中国东北。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节点，“满蒙生命线论”应运而生。1931年1月24日，满铁总裁松冈洋右（后外相）在第59次国会上抛出“满蒙生命线论”。他称：“满蒙问题关系到我国的存亡问题，是我国民的生命线，无论在国防上、经济上我都是这么认为的。考虑满蒙问题，不仅是那里居住有20万日本人，也不仅仅是铁路经营，这都不是对满蒙问题的全盘考虑，而应该认识到满蒙问题如同我国的生命线一样。”
需要阐明的是，“满蒙生命线论”绝非松冈洋右的“独家法器”，而是“满蒙第一主义”的升级版，并且出台后立即获得朝野内外的一致推崇、赞许和张扬。这表明日本举国上下已将中国东北视同自身的生命一般。于是，困扰日本列岛的各种危机风暴打着捍卫“生命线”的幌子，席卷到中国东北，预示日本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大幕即将拉开。
【2021年9月10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图为东北民众反日救国会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王德林的委任状。刘卫东摄（图源：“前线理论圈”）】
在“昭和恐慌”的窘况下，一部分军人和社会右翼势力秘密组织串联起来，掀起一场“国家改造”运动，目标是铲除政党内阁、树立军人政权，大正以来日本的宪政体制面临极大挑战。
“国家改造”运动的前奏曲是军部发起的“统帅权论争”。1930年，日本政府代表奉命签署了伦敦裁军条约，海军军令部长加藤宽治首先发难，他向昭和天皇递呈一份《上奏文》，强调裁军条约“包藏着让帝国海军作战时出现重大缺欠的内容”“实质是使日本的兵力及比率低下……务须慎重审议”。
加藤还拜会滨口首相，指责“政府专断决定，事态重大”。这以后，加藤“呈现出一种歇斯底里般的状态……非难滨口首相的行为是干犯统帅权，并通过末次信正等身边之人传递给新闻记者和政友会。当年春以来，掀起了干犯统帅权的波澜”。
继海军军令部长发难后，陆军参谋本部也发表声明，指责内阁“干犯统帅权”，拒绝接受政府外交机关与西方签订的伦敦裁军条约。随之，陆海军人、右翼社会纷纷组织起各种形式的反裁军条约团体。如由海军预备后备役将官组成的“洋洋会”，指责内阁批准裁军条约，“明显违反国体精神”“无视直属天皇的军事辅弼及咨询机关，即可谓干犯大权”。
右翼头面人物头山满、内田良平等人也纠集徒众成立“海军军缩国民同志会”，攻击内阁的软弱外交。其他如“军缩问题同盟”“伦敦条约反对同盟”“全日本学生革正联盟”“反对卖国条约全国学生同盟”等团体也纷纷出台，发表声明，召开讲演会，聚众示威游行等，助推“统帅权论争”风波。
1930年11月14日，“统帅权论争”风波升级为恐怖暴力行动。这一天，日本右翼团体成员在东京车站行刺首相滨口雄幸（滨口重伤，翌年死去）。滨口事件意味着日本“国家改造”运动开始向军事政变和暴力恐怖性质转化，日本宪政体制在一波又一波的军事政变及暴力恐怖活动冲击下岌岌可危。
1931年初，参谋本部要员桥本欣五郎串通部分同僚以及右翼巨头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策划于当年3月19日“以陆军为中心……利用第58次议会开会之机包围议会，发动政变”，然后树立军人执政的“举国一致”体制。
然而，由于各方面原因，这一事件在秘密筹划中自行流产，但日本当局对此次事件心知肚明，却采取宽宥容忍、不予追究的态度，仅对桥本欣五郎予以“反省”15天的处分，其他涉案者均未受到任何惩处，无异于助纣为虐，为后来的军事叛乱活动注射了一支催化剂。
【2021年9月10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图为1931年10月2日，因抗议日本侵占东北入狱的中国留日学生苟吉堂出狱后在毛巾上书写的反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抗议书。刘卫东摄（图源：“前线理论圈”）】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为策应关东军炮制伪满洲国，同时也为了加速宪政体制的覆灭，桥本欣五郎及社会右翼势力再次蠢动，决定调集部队和右翼势力掀起叛乱，斩杀首相以下所有阁僚，然后组建军人内阁。1931年10月初，这一计划被警宪部门查知，东京警宪机关出动抓获了12名暴动主谋者，“十月事件”宣告流产。然而，当局继续采取偏袒态度，没有对主谋者予以任何实质性处分。
“十月事件”后，“血盟团”“爱乡塾”等右翼团体展开“一人一杀”的恐怖活动。1932年2月9日和3月5日，民政党领导人、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以及三井合名会社董事长团琢磨先后倒在“血盟团”成员的枪口下。更有甚之，1932年5月15日，陆海军少壮派以及右翼团伙纠集4路人马突袭首相官邸等重要机关，刺杀了首相犬养毅等人，史称“五一五事件”。
从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初，日本共经历滨口、若槻和犬养三届内阁。岂料，三届内阁首相先后有滨口和犬养遭到恐怖袭击，表明军权上位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直接导致国家行政权运转失灵或举步维艰。在政权与军权明显失衡的大势下，日本又面临经济萧条、社会动荡、民生困顿、社会矛盾尖锐等众多棘手问题，三届内阁将附和或趋同军权作为唯一出路。
滨口遇刺后，外相币原喜重郎代理首相，他在国会会议上称：“关于满洲的铁路问题，数年来未能解决，政府依据历来的方针正致力适当调整之……我们并非无视（中华）民国的正当立场，但危及我满铁利益的计谋不可能轻易得以实现。”1931年7月，若槻礼次郎在一次讲演中强调：“为了我国的生存防卫线，即使任何牺牲也必须奋然崛起！”
九一八事变后，犬养毅接替若槻组阁，他在国会讲演中称：“我国寄希望的是对既存条约的尊重，对既得利益的拥护，此乃我国策之基础……我国军将士为实现安定此根基之大目的，正在严寒环境下饱尝艰辛，对此，我政府及全体国民向他们表示深厚的敬意。”更严重的是，维护和扩大“满蒙特殊权益”，早已成为日本军政以及社会各界之共识，同时又是转嫁国内危机以及社会矛盾的“最佳”路径。
【2021年9月10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图为日本出版的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画报。刘卫东摄（图源：“前线理论圈”）】
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后，尽管日本政府出台了“不扩大方针”，参谋总长也发电指示关东军“宜遵从阁议决定，此后关东军的行动应遵循此旨善处之”，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不仅与日本政府的“不扩大方针”背道而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变爆发当日，关东军司令部非法从旅顺迁至奉天，本庄繁司令官随即追认并肯定石原等人之举为“自卫行动”。朝鲜驻屯军无视军令和政令擅自出兵越境增援关东军。日本内阁会议却追认朝鲜驻屯军擅自越界的军费，天皇也跟进下达“越境支援关东军”的命令。
这以后，内阁公然出台表彰关东军的决议，授权关东军“讨伐辽西匪贼”，赞同出兵齐齐哈尔，支持轰炸锦州，阁议批准增兵东北，制造一·二八事变等，直至最后拒绝国联调停，抛出退出国联、死硬到底的“焦土外交”方针。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积极附和关东军及军部侵略扩张行径，恰恰说明关东军侵吞中国东北、并造成既定事实迎合了日本明治以来侵略扩张的既定国策。同时也证实，“满蒙因素决定论”是近代日本国家战略压倒一切的不二抉择。
（作者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前线理论圈”，原刊于《前线》杂志2021年第9期，原标题“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绝非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