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电视剧《红旗渠》正在热播。

　　全剧以河南省北部山区的林县（今林州市）两村取水争执开篇，展现了水资源的重要和短缺：有人为了多接一罐水给其他村民下跪，嫁过来的新媳妇对彩礼的唯一的要求是带一罐水回娘家，一位母亲失手打翻一罐水后，内疚地上吊自杀了……

　　由此，引出了林县人“修渠引水”的壮举。

　　在随后的剧情中，我们会看到10年间，10万人仅凭简单又原始的工具，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间，开凿了一条大渠，把滚滚河水从山西引入林县。最终，一条1500公里长的水渠被建成，宛如一条玉带，由西北向东南，横跨晋豫两省。

　　这就是被称为“人工天河”“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红旗渠。

　　在那样一个吃饭都困难的年代，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上万人，在崇山峻岭之间开凿水渠呢？他们又是如何在没有大型抽水设备和精确测量仪器的情况下，实现河水完全依靠重力自流的设想的呢？

　　今天，库叔就来聊一聊引世人赞叹的红旗渠，重温红旗渠精神。

　　图为红旗渠总干渠从村庄旁绕过 新华网/李安，无人机摄于2019年7月4日

　　1

　　缺水

　　从地理上看，连绵800里的太行山逶迤于河北、山西和河南三省之间，像一堵突如其来的墙，屹立在一马平川的华北大平原西部，是我国最重要的地理坐标之一。

　　图为太行山的地理位置

　　林县位于河南省最北部的太行山东麓，地处豫、晋、冀三省交界处，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由安阳市代管。

　　历史上，林县是一个自然灾害发生比较频繁的地方。翻开县志，从1435年到1949年的514年里，有记载的旱情就有104次，其中大旱绝收38次，“人相食”现象更是达到5次之多。

　　红旗渠纪念馆中就记录了其中一些惨状：

　　*明万历十五年，地震一日三次，夏大旱，秋无禾，冬饥，人相食；

　　*明崇祯十三年，大荒，斗米银一两三钱，人相食；

　　*清乾隆二十三至二十五年，大旱，人相食；

　　*清道光十四至十七年，连年荒旱，人相食：

　　*清光绪二年至四年，自二年以来岁已不丰，三年春日无雨，麦未种。四年春始雨谷禾方生。受饥，人相食，人之死者，大约十之有七矣……

　　合涧镇小寨村有两块分别立于大明正德二年和清光绪六年的石碑，虽相隔三百七十五年，记述的内容却都是当地旱灾的景象。

　　“人口无食，十室之邑存二三。

　　夫卖其妻，昨张今李。

　　父弃其子，此东彼西。

　　食人肉而疗饥，死道路而尸皆无肉。

　　冬至春，春而夏。

　　人之死者十分有七矣。”

　　背靠自然资源丰富的太行山，林县为何如此缺水？

　　林县境内有淇河、淅河、洹河和漳河四条河流，按理说不缺水。但这几条河流都属于山地型，不仅径流短、集水面小，而且都是季节性河流，也就是说大部分时间里，河床是没有水的。

　　地表水难以利用，那地下水呢？

　　林县境内的太行山脉自西向东倾斜，断层地貌这种特殊地质构造使得林县形如一个漏斗，形不成稳定、良好的隔水层和蓄水层，流水漏失比较严重。即使在一些盆地地带，地下水埋藏也比较深，不利于开采。

　　图为太行山的断层地貌 图源：中国国家地理|杨孝

　　地下水开采不出来，那蓄雨水呢？

　　也不行。从气候方面来看，林县山高沟深，气候比较复杂，全年降水量极不均匀，7、8月份的降水量占全年的70%到80%，春秋冬三个季节的降水量不到全年的三分之一。

　　此外，水一下来，山高坡陡，根本留不住，因此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天旱把雨盼，雨大冲一片，卷走黄沙土，留下石头蛋。”

　　在这种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根深蒂固的水危机意识，深刻影响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那时，林县人很少洗脸和洗衣服，一盆水往往是老人洗了孩子洗，男人洗了女人洗，洗来洗去还是舍不得倒掉，放到一边澄清，留着下次再用。大多数人只有在过年过节、走亲串友时才洗手、洗脸，换上件干净的衣服。

　　因为缺水，很多姑娘都嫁到了山下，很多小伙子娶不上媳妇。

　　村里谁家添人进口，给孩子取名也要带上一个水字，希望可以沾点水气。

　　为了生存，许多林县人不得不扶老携幼，离开家园。虽然路上时不时会有人倒下，但是逃荒的人还是前仆后继，他们不知道哪里是尽头，只知道哪里有水哪里就是家。

　　2

　　抗争

　　林县人的困苦境地，在1954年开始出现转变，这一年，26岁的杨贵来到林县任县委书记。谁都没想到，这位被分配来的退伍小伙会改变林县的命运。

　　杨贵资料图

　　刚刚入职，杨贵就听当地老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林县西北有个小村叫桑耳庄，全村没有一口井，吃水只能到五六公里外的黄崖泉去挑。1920年的一天，桑林茂老汉挑着水桶蹒跚在山间小路上，他小心挪动着脚步，生怕桶里的水洒出来。这时，天已经渐渐黑了，过门不久的儿媳妇出村去接公爹，可是她接过担子还没走几步就被脚下的石头绊倒了，一担水洒了个精光。

　　看着包好的饺子没水下锅，儿媳妇哭成了一个泪人，婆婆只好到邻居家去借水煮饺子。没想到，当饺子端上桌，儿媳妇却已悬梁自尽。

　　仅仅一担水，就把一个年轻人逼上了绝路。

　　这个故事，让杨贵深感震撼。他直言，在林县吃饭，比在前线打仗还困难。

　　杨贵开始走村串户，踏遍了林县大大小小的地方。在实际走访与调查中，他发现，林县之所以落后，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就是缺水。没有水就打不下粮食，修不了路，此外没有办法讲卫生，必然要生病。

　　1956年冬天，在中共林县第二届二次会议上，杨贵代表县委发出了“苦战五年，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口号。

　　此后，全县水利建设高潮迭起，社社队队劈山凿洞，家家户户打井修渠。在两年的时间里，全县建成许多中小型水库、渠道和池塘，不仅缓解了一部分村人畜吃水的问题，还有效增加了灌溉面积。

　　这其中，天桥渠的作用尤为突出。

　　1955年底，任村镇组织2000多名村民在浊漳河沿岸动工修建天桥渠。这条长17.7公里的水渠沿线地质非常复杂，施工难度很大。但伴着“头可断血可流，不修成天桥渠誓不休”的誓言，历时2年半的苦战，天桥渠的河水终于流进了干涸的土地，沿渠5000多亩土地都得到了灌溉。

　　图为天桥渠

　　天桥渠的意义还在于，为红旗渠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3

　　大旱

　　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让林县发生了许多变化。当时，多少人都认为，只要充分利用河里的水，挖掘地下的水，蓄住天上的水，林县人民就可以解决吃水困难的问题。

　　然而，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了这些憧憬。

　　1959年，全国性大旱席卷而来。这一年林县河水断流，井塘干涸，已经建成的水渠根本无水可引；掘山泉打水井，地下不出水；砌旱池挖水窖，天上不给水；修水渠建水库，依然蓄不住水。

　　严酷的现实，逼着林县政府重新考虑解决当地缺水的根本办法。

　　要彻底解决缺水问题，必须寻找新的可靠水源，林县政府派出三个调查组逆流而上去寻找，很快就锁定了山西省平顺县境内的浊漳河。

　　浊漳河最大流量为每秒7000立方米，一般流量每秒30立方米，最小流量为每秒13.02立方米，即使在中等旱年枯水期，其流量也能达到每秒八九立方米，是个理想的水源。如果能把浊漳河水引到林州，缺水局面将从根上得到解决。

　　引漳入林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林县政府面临着技术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要知道，当时我国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三令五申不允许建设大型工程，以减轻农民负担。

　　但是不修渠，林县就没有出路，杨贵只能硬着头皮向上请示。在省委领导的帮助下，山西方面同意引水。

　　林县人民带着“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信念，开始了自力更生的修渠之旅。

　　4

　　修渠

　　经过多次考察、测量，引水点被定在了山西省平顺县侯壁断。

　　从侯壁断引水到林县境内最高的分水岭，渠线必须要绕着太行山的半山腰过去，全程70多公里。在那个没有抽水设备的年代，如何实现完全依靠河水重力自流，将漳河水引到林县境内是个大难题。

　　侯壁断的海拔是464.75米，仅比分水岭高出14.7米，如果在不依靠任何机械劳动的条件下实现河水自流，就必须保证从渠首到分水岭70多公里的渠线，纵坡比不大于八千分之一。也就是说，渠道每前进8公里，落差只允许下降1米。

　　理论上看，引水是可以实现的，但对测量数据的精确度提出了极高要求。杨贵最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这么大的工程，万一技术数据有误，最终渠修成了，水却引不过来，劳民伤财，如何向60多万父老乡亲交待？

　　这时，有人向他推荐了一个年轻人——吴祖太。

　　吴祖太资料图

　　吴祖太毕业于河南省黄河水利学校，是当时林县唯一一个科班出身的技术人员。接到任务后，吴祖太带领测量小组多次翻山越岭，徒步勘测，先后进行了选线测量、定线测量、三条干渠和渠道纵断面的测量等工作，最终，短短两个月就交出了第一份设计蓝图。

　　设计图有了，修渠的人从何而来？

　　按照县里规定，劳动力由各公社根据通水后的受益面积，按比例分摊。当时在林县大大小小的几十个村庄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想打胜仗，孩子老婆一起上。于是，修渠路上，父子同行，夫妻相伴成了常态。

　　1960年2月11日，37000多人浩浩荡荡出发，走向太行山。

　　修渠的路上刷有“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标语

　　问题又来了，37000多人一下子来到70多公里长的渠线上，住哪里？

　　平顺县的老百姓们帮了忙，虽然五十多年前，这个小县城满打满算也就十几万人，但他们还是尽其所能，为修渠大军提供了230多间房子。

　　不过队伍庞大，现成的房子远远不够。

　　林县人只能自己动手解决困难。在悬崖边、石洞里和山缝中，他们用石块简单垒一下，拿绳子在外面一拦，把铺盖卷放进去就成了临时的家。

　　上面这个被称为“神工铺”的悬崖下，就是当时林县人住的地方。没有防潮用品，有人就把随身携带的凉席裁成小块，分给大家，垫在身下。为了防止睡着后滚落到山底，大家睡觉时都脚冲外、头朝里。可以说，林县人在哪里施工，家就安在哪里。

　　“神工铺”悬崖下的休息还原图

　　找好安顿的地方，引漳入林的建设就开始了。当时，林县的县委班子设想“大干80天，引来漳河水”，没想到，这一修就是十年。

　　5

　　奋战

　　工程刚开始不久，各种问题接踵而至。

　　为赶进度，上万人一上来就在70多公里的渠线上全面铺开。由于技术人员严重短缺，指导跟不上，而村民们大多数看不懂图纸又各自为营，这就导致有的人挖错了地方，有的人炸坏了渠底。

　　时任指挥部工程股副股长的李天德在回忆当时的情景

　　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1960年3月6日，林县县委“引漳入林”委员会在县下的盘阳村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及时调整了修渠布局，把全面展开、速战速决，改变为收缩战线、分段突击，干一段通水一段，让群众看到成绩，以此来增强必胜信心。

　　除此之外，这次会议还正式把引漳入林这条渠道命名为“红旗渠”。

　　方案改变了，许多困难依旧存在。设备短缺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工程的建设，因为全县仅有两台测量仪和一台水平仪，都投到工地上去，也是不够的。这时，合涧分指挥部一位叫路银的施工员提出了一种叫做“水鸭子”的测量工具。

　　路银是个石匠，从小跟着父亲打石头、干工程，有着一手漂亮绝活。在与修渠砌墙打交道的过程中，他还掌握了许多水利工程方面的知识，当大家都在为缺少测量仪器一筹莫展的时候，他想到了“水鸭子”。

　　“水鸭子”的制作方法很简单，它由三块木板组成，横板用来掌握水平，垂直木板上系两根细绳，把它放到装满水的脸盆里，用前后两条细绳对准标杆，就可以测量出所需要的数据。

　　“水鸭子”的原理和制式水平仪大致相同，只是外形看起来有些简陋和土气。用它来测量渠线，不仅可以节省大笔资金，而且简便易行，容易掌握。

　　路银和他提出的“水鸭子”示意图

　　除了制造工具，林县人还开起了各种工厂，为工程提供辅助材料。

　　修建总干渠时，水泥炸药都不够用，林县人决定没有炸药自己造。国家分配了农业上用的硝酸铵，群众就找来锯末，套上牲口用自己的碾子碾炸药，仅自制炸药一项就节省下140多万元。

　　修渠需要大量的石灰、水泥，群众就自己烧石灰，办水泥厂。大量的抬筐，是人们从山上割来荆条自己编成的。在施工中，大家都注意节约材料，修旧利废，一物多用，他们把炸药箱子做成水桶、灰斗、车厢，用的杠子折了就当镐把用，再不行了就当锤把用。

　　奋战10年，整个红旗渠工程下来，花了多少钱？

　　6865.64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025.98万元，占总投资的14.94%，林县自筹资金5839.66万元，占总投资的85.06%。对于当年财政资金只有290万元的林县来说，这些数字就是当地人血汗和智慧的见证。

　　6

　　牺牲

　　修渠的工程中有发明创造，也有流血牺牲。

　　上文提到的红旗渠工程选线测量完成后，许久未归家的吴祖太与他的未婚妻薄惠贞举办了婚礼。婚后仅四天，吴祖太就回到了工地，不承想，这一走就是永别。

　　1960年3月28日傍晚，刚下工的吴祖太端起碗筷准备吃饭，一位村民急匆匆地跑来说王家庄隧洞顶部出现了裂缝，吴祖太放下碗筷就走。没想到，当吴祖太和姚村卫生院院长李茂德刚进洞不久，塌方忽然发生。当时正在洞里施工的杨文昌因为被吴祖太喊了出来，躲过一劫。

　　这个为红旗渠建设贡献了毕生所学的年轻人，牺牲时只有27岁。吴祖太牺牲后，整个渠线上的村民们三天没有碰水米，只埋头苦干。最后，红旗渠指挥部决定把两人牺牲的隧洞命名为“安全洞”，以作纪念。

　　令人难过的是，这样的牺牲不止一次。

　　鸻鹉崖位于林县与平顺县交界处的山西境内，地势险恶。这里有谷堆寺、鸡冠山、鸻鹉崖三个险峰耸立于浊漳河南岸，是红旗渠的必过之地。

　　为了打通这道天险，施工队在山顶打下3根钢钎组成的绳桩，人系绳索，在上无寸物可攀、下无立足之地的峭壁上，凌空施工，抡锤打钎，连续打出39个20米深的炮眼。

　　在这段工程中，一共出现3起重大伤亡事故。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60年6月12日。那时，该段工程已经接近尾声，在谷堆寺山下城关公社槐树池大队工地，村民们正在紧张地施工，连长向大家宣布“经请示分指挥部同意，今天大干一天，明天我们全连下工回家收割小麦”。

　　没想到上午9时许，山上一块巨石突然坍塌，从施工的人群中冲出一条“血路”滚下山来，当场砸死9名村民，另有3名重伤致残。

　　城关公社社长、分指挥部指挥长史炳福从其他连的工地赶来，看到现场惨状，难过得痛哭流涕，用手拍打着自己的头说：“我怎么向乡亲们交代呀！”

　　总指挥部指挥人员、医生急速前往出事工段抢救伤员，大家来不及绕路从渠岸上走，就跳到水流湍急的漳河里趟水过来，伴着时不时哗哗落下的石碴，挖石救人……场面十分悲壮。

　　最终，经过50多天的大会战，一条雄伟的大渠，终于通过了鸻鹉崖的半山腰。

　　据红旗渠志记载，十年工程期间，先后有81位村民牺牲，最大的60岁，最小的17岁，许多人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

　　鸻鹉崖的重大事故给人们敲了警钟。如果继续施工，必须想办法除掉山崖上松动的石头。然而，块块巨石悬在直上直下的峭壁上，普通人如何上得去？

　　这时候，一个叫任羊成的党员主动请缨，成立除险队，为太行山上的修渠村民排除艰险。

　　这些除险队的成员，每个人身上都系着两根几十斤重的绳索，手上拿着特制的铁钩，如同荡秋千一样在悬崖上荡来荡去，寻找松动的石块。而除下来的石块往往顺着手中的铁钩往头上走，一不留神，就会砸到自己。此外，稍有闪失，身体与崖壁发生撞击，后果也不堪设想。

　　任羊成就多次遇到危险，有一次，一块滚落的石块正好砸在他的嘴里，四颗牙齿被砸得躺在了嘴里，鲜血直流。由于当时在除险，未完全脱落的牙齿卡住了任羊成的舌头，他喊不出话来就无法跟上面拉绳子的人配合，为了继续除险，他硬生生地用钳子把自己的4颗牙齿连根拔下，继续在悬崖上工作了6个小时。

　　任羊成资料图

　　这样“只为工程，不顾自己”的事件，在红旗渠的修建过程中，不胜枚举。

　　青年洞是红旗渠的咽喉工程，必须凿通600米的隧道，才能将漳河水引入林县。不过，青年洞的山体组成是坚硬如刚的石英砂石，一锤下去，只能留下一个斑点。为了尽早突破这个难关，林县组织了300多名村民突击，在那个年代，他们因吃不饱饭得了浮肿病，但依旧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仅凭双手和钢钎、铁锤创造出一个作业面日掘进2.8米的奇迹。

　　1年5个月后，隧洞终于打通，因为这个工程的凿洞村民都是清一色的青年，所以这个隧洞被命名为“青年洞”。

　　图为青年洞

　　7

　　通水

　　1969年7月6日，参与村民达10万人，历时10年的红旗渠工程全部建成通水。

　　通水的那天，负责工程爆破的炮手张买江记得：10多万人聚集在干渠边哭成一团，边哭边喊“毛主席万岁”。

　　图为红旗渠通水当天的情景

　　红旗渠工程总计削平山头1250座，沿渠兴建了“长藤结果”式的小型一、二类水库48座，塘堰346座，水利库容2381万立方米。修建提灌站45座，并利用居高临下的自然落差，兴建小型水电站45座。形成了以红旗渠为主体，南谷洞、引上水库及其他引、蓄水工程作补充和调节，能引、能灌、能排、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灌溉网。

　　林县14个乡镇410个行政村受益，67万人口和3.7万家禽家畜饮水有了可靠保证，54万亩耕地得到了有效灌溉。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历史自此终结。

　　同时，红旗渠还带动了牧业、工业、乡镇企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旅游业、第三产业及其他事业发展，被林县人民自豪地称为“生命渠”“幸福渠”。

　　1998年10月8日，杨贵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对红旗渠精神进行了集中概括：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红旗渠精神的根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红旗渠的灵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是红旗渠精神的具体体现；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是红旗渠精神的有力保障。

　　的确，红旗渠精神一直激励着林县人民。

　　林县南部的深山里有一个白泉村，险恶的自然环境阻碍了村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大山深处过着自给却不自足的生活。

　　1966年，26岁的张福根当选白泉村党支部书记，当时红旗渠的建设如火如荼，他受此感染，也升腾起改变家乡贫困面貌的理想。

　　要致富，先修路。红旗渠全线竣工后的1969年冬天，在张福根的带领下，刚从工地回村的民工征衣未脱，就开始了劈山筑路。山区不比平原，开路无异于撼山。没有资金，张福根就四处化缘，没有炸药，他发动群众自己碾，修建红旗渠时的许多土办法都派上了用场。

　　靠着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全村百姓一把锄头一张铁锹，5年的工程量只苦战了124天，修成了长达12.5公里的村级公路。从此，全村有了一条走出大山的路。

　　8

　　反哺

　　红旗渠精神不仅哺育了全县，还走向了全国，甚至世界。

　　1974年，新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时，放映的第一部电影就是纪录片《红旗渠》。

　　改革开放初期，林县青年在前辈们的指导下，组成了一支林县建筑大军走出太行山，奔市场闯天下。祖父和父亲都参与过修建红旗渠的李林安就是其中一员，1982年的一天，他和20多个同伴一道离开了村庄。

　　进城以后，李林安曾在一个同乡的工地上扛水泥、砌墙砖、做小工、当工队长，还学会了做电工和技工。1984年，他离开同乡的工地，来到北京。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带领着从太行山中走来的兄弟们，以工期短、质量高和重信守约在北京建筑市场树起了一面林县的大旗。

　　1989年，李林安出任了原林州第三建筑公司总经理，公司改制后，他把企业改名为河南红旗渠建设集团，他说无论企业怎么改，涌动在脉管里的血液时刻都在提醒他，永远是红旗渠的人。

　　2003年，河南红旗渠建设集团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拿下了北京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和水立方建设的部分工程，2013年承包了科威特的学校工程，第一次走出了国门。

　　现在，在全国各省份的建筑工地上，到处都可以见到林县人的身影。而在异地积累的收益与经验，现在正在慢慢回归林县，很多人开始回乡创办乡镇企业，渐渐壮大当地的工业基础。

　　建筑业也成为林县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农民中有60%的劳动力在从事建筑，农民纯收入的60%来自建筑业，全市居民储蓄存款的60%同样得益于建筑业。

　　除了建筑经验，铁匠铺是红旗渠的另一个遗产。工程结束后，很多锻造修渠工具的作坊保留了下来，与之相关的钢铁、重工、汽配慢慢成为林县的支柱产业。

　　林州重机集团董事长郭现生就表示，“没有红旗渠，就没有我的今天。”

　　当年得知红旗渠开工，他父亲辞掉了太原钢铁厂的正式工作，回来当铁匠。两年后，郭现生出生。

　　1982年，郭父承包了大队的铁匠铺，郭现生也回到铁匠铺跟父亲学打铁，此后父子俩摸索着为煤机厂做配件。慢慢地，父子俩赚了钱，组建了林州重机。

　　从一个铁匠铺起家，到现在的林州第一家民营上市企业，郭氏父子从修建红旗渠中发现了自己的创造力，走出大山、发展企业，靠的都是吃苦耐劳和创新精神。

　　图为红旗渠的分水闸 新华网|李安，无人机摄于2019年7月4日

　　现在，升级为林州市的林县，经济稳定在河南省前十的位置，2018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为590.9亿元，是修渠时的8400多倍。2018年12月，林州入选全国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100强。

　　红旗渠带给林县人的，是太行山深处的一段记忆，更是为改变命运而不屈抗争的精神。

　　50多年过去了，这种精神依然光芒四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