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景生、范承秀夫妇晚年合影。（张雁之提供）】

　　豫晋大地尽承秀文武双全皆景生

　　——悼念敬爱的范承秀阿姨和谷景生叔叔

　　刘立强

　　【范承秀同志（1922.2.17-2021.11.23）（张雁之提供）】

　　11月23日，又一位“白寿”老人、99岁高龄的范承秀阿姨驾鹤西去。12月8日上午，组织和家人举行了庄严肃穆的悼念仪式。众多老战友和太行后代近千余人来到北京301医院向老人家告别，为老人家送行。

　　随后，我和好友陶晓东等一行人，陪同家属将范阿姨的灵柩护送至八宝山革命公墓。

　　【范承秀告别仪式大厅（张雁之提供）】

　　范承秀阿姨和谷景生叔叔是来自豫晋大地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他们文武双全、奋斗毕生，成就了自己壮美的生命美景。

　　这些天来，一想起父辈间的故事逸闻，我就思绪翻卷、难以入眠。反复修改后遂成此文，谨以纪念敬爱的范承秀阿姨和谷景生叔叔。

　　父母亲恋爱的“联系人”

　　范承秀阿姨比母亲小十岁，谷景生叔叔与父亲同岁。我们打小就按父母的要求，称二老为“小范阿姨”和“谷叔叔”。

　　小范阿姨是河南修武人，她的祖上范仲淹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地方治理和守边御敌俱有政声佳绩。他所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的思想理念和“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灵鸟赋）的品德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

　　1937年11月，豆蔻年华的小范阿姨携弟投身革命，1940年4月，她在武乡中心县的妇救会担任秘书。（引自《范承秀同志生平》）

　　5月，母亲陈舜英由榆社县委书记调任武乡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父亲刘建勋时任中心县委书记。

　　他们是在之前参加各县的县委书记联席会上初识的。

　　几十年后，父亲告诉我，他第一眼看到母亲的时候，母亲正斜坐在一匹小毛驴上，沿着崎岖山道，驴蹄哒哒、铜铃叮咚，由远而近，向自己走来……

　　此时，一旁侧耳静听的母亲面露红润，腼腆地微笑着。

　　原来，他们也都曾经年轻过。

　　不久后，父母亲开始谈恋爱了。联系人正是小范阿姨。

　　小范阿姨不止一次告诉三女儿谷丹，父亲请小范阿姨帮忙，先给母亲打通电话，然后再让她一来二去地传话，最后，才好意思让母亲过来接电话。

　　借用古代文人夸赞小红娘的话，小范阿姨那时真的是“慨然将千金（斤）一担，两肩独挑”，最后，到底是促成了父母亲的终身姻缘。

　　【1945年3月26日，刘建勋、陈舜英夫妇在涉县赤岸村合影】

　　小范阿姨当时年方十八，加上电话又是个新鲜玩意。所以，她对扮演“红娘”的角色和经过印象特深。

　　时光荏苒，小范阿姨的热心肠依然不改如故，历经磨难二十载后终获平反。在1981年担任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时，她“关心爱护干部，解决实际问题”（引自《范承秀同志生平》），先后为人民音乐家、有“西部歌王”之称的王洛宾和被迫中断创作二十多年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诗人艾青的平反问题四下奔走、仗义执言。后来，艾青的夫人高瑛每当提及此事，常常潸然泪下。

　　父母亲令小范阿姨印象很深的“小事”还有不少。

　　譬如，她就曾告诉孩子们说：“‘老健’（太行老战友们对父亲的昵称）不时还会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去食堂，名义是帮助打扫‘战场’，实则是不愿浪费任何饭菜，希望年轻人多吃点，趁机让大家伙也‘打打牙祭’（红军年代流行下来的俚语）。”

　　艰难岁月战友情深志坚

　　写罢上面这段文字，我意犹未尽。决定将多年收集的资料一并引用，借以缅怀我们的革命前辈们。所写内容可详见《刘建勋纪念文集》和《刘建勋 陈舜英画传》：

　　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朝气蓬勃、乐观豁达，铁马金戈、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最终，他们以笑容见证了敌酋的灭亡，用苦难铸就了信念的辉煌。

　　当时，太行根据地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开始是一斤四两（按老秤一斤16两计）。后来减为11两，仅合今天的6两多。大家常常吃稀粥，可还是吃不饱。于是就掺上糠、麻籽、棉花籽榨油后的油饼磨成的面，甚至还有玉米棒芯磨的面。

　　父亲晚年告诉年轻干部，那时人们还调侃地总结了盛饭时要：“一碗平，二碗尖，三碗赛过太行山”的顺口溜。

　　太行老战士黎颖阿姨则详细回忆说，后来“好多人都浮肿了，肿的头有多大，眼睛只剩一条缝儿了……当时生活情况，不是经历过的人是很难想象的……那时生活是苦了点，但精神是愉快的，没有闹升级、调资的事。”下午四点吃完饭是自由活动时间。大家打篮球、散步，活蹦乱跳的。惹得村里老太太们议论纷纷：“那么大的人了，大家抢一个球，一个人买一个玩不就行了？”

　　当时，部队的津贴从普通战士到刘伯承师长，每人每月都是五元。地方干部无论职务高低，津贴一律都是二元。而那时买一个烧饼的市价是五角钱。

　　于是，有的单位就发明了自愿“打拼伙”的办法，“每人出一元钱买点面、肉、油、盐、酱、醋等，吃一顿汤面，算改善生活，有时吃两顿。”

　　那时，就连地里的蚂蚱、长虫，甚至老乡丢弃的牛蹄子，都是大家解馋的好东西。

　　女同志怀孕了“害口”，想吃酸的东西，只好拿乡亲们堆在房檐下准备沤烂后卖杏仁的山杏解馋。最后，这些阿姨还会自觉地用上衣大襟把杏核包好，给老乡送回去。

　　由于敌人的封锁，许多日用品都十分匮乏，只好纷纷找来了代用品：刷牙用的是细盐和木炭灰；洗头用的是点豆腐压的水；洗衣服用的是灰灰菜或柴草灰过滤的水；解大便后就用洋姜叶擦拭……

　　当时，大家不仅吃的差、用的差，住的也差。几乎人人身上都有虱子、跳蚤。可是谁也不在乎。直到建国后许多老战友在久别重逢或彼此串门时，见面的第一句话还常以此互相取笑开心，然后才落座叙旧。

　　他们甚至在相聚时也毫不避讳，就连“长虱子”照样会成为忆峥嵘、助酒兴的话题。

　　1964年3月底，毛主席准备在郑州接见柬埔寨军事代表团，自诩是毛主席大警卫员的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提前来检查安全工作，父亲在省委第二招待所请他吃便饭。

　　席间，罗瑞卿对父亲说：“那个年代，从身上一摸就是一个虱子……”父亲感慨地接茬道：“哎！那时咱们都一样啊！……”

　　他俩这番“不雅”的议论着实让在场年轻的警卫、接待人员都大感意外。殊不知对那一代革命者来说，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当时工作条件同样艰苦、拮据。晚上点油灯用的植物油都是定量的，根本不够加班用的。于是人们就时常在“下了办公”（那时不叫下班）后，互相“偷灯盏”来用。

　　从1941年到1943年，太行根据地连续三年遭遇灾荒。在区党委书记李雪峰等同志的领导下，党政军民齐上阵，开展了生产度荒运动。每人的任务要上交150斤干野菜，而十斤鲜菜才能晒出一斤干菜。再就是大家从供销社领回羊毛，自己先捻毛线，再用核桃的外皮染色，最后织成袜子、手套、背心等，统一由供销社回收。到后来，有的男同志练就的技术甚至比女同志还好。

　　父亲有一段日子病得连路都走不了，全靠身高体胖的陶健叔叔（建国后曾任山西省公安厅长）抱着上坡下坡、坚持工作，累得陶叔叔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的。可他们还是非常乐观。大家清楚记得，刘建勋“很能说笑话，常常引得我们捧腹大笑，他却一点也不笑。”

　　1942年春节后，区党委调查研究室秘书李友九叔叔（福建人）夜间利用一个破水缸底作火盆，生火取暖，不慎将衣裤鞋袜几乎全部烧光，万幸人没受伤，同志们听说了都笑得前仰后合。

　　左权县委组织部长张玲阿姨（向守志叔叔的夫人）在开会途中经过云头底村时，因马受惊从桥上摔到河里。父亲就把这两件事串在一起，按照旧章回小说的格式，编了一个题目叫：“笨老九调查室失火，俏张玲云头底落水”，个中细节任由大家添枝加叶、口口相传，颇有一番以苦为乐的情趣。

　　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坚定、勇敢、乐观、豁达和廉洁都来自于对理想信仰的忠贞，这也感染和影响了许多优秀的社会贤达、民主人士。

　　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的杨秀峰伯伯当时在太行根据地的身份和影响，相当于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先生。他在自己的一边口袋装上用供给制津贴买的便宜烟，自己和同志们抽；另一边口袋装的是公家发的稍好点的烟，那是对外招待客人的“外事烟”。杨伯伯公私分明，决不混淆。父亲这些抽烟的人，有时故意开玩笑找他要支尝尝。杨伯伯二话不说，给的全是自己买的烟，从来不动用公家的“外事”烟。这件事虽小，却被太行山的不少干部群众传为美谈。

　　“文革”前我已上初中。一天晚上，家里来了一位又高又瘦的伯伯，父母亲对他非常的尊重、客气，还破例让我出来见了见他。这位老者就是杨秀峰伯伯。在父母亲与其交谈时，他们又都提到了此事。

　　到了晚年，父母仍然常用这个“吾贵坚廉是宝身，自有不贪身内宝”的小故事教育我。

　　谷、彭、刘三家之间的故事

　　小范阿姨的丈夫谷景生叔叔是山西省临猗县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2年入团，同年入党。

　　彭涛（我和姐姐刘小冬都称其为“小彭爸爸”；称高惠如为“小高妈妈”，缘由见后文）是江西省鄱阳县人，生于1913年，1927年入团，1932入党，1934年考入与“清华”、“北大”、“燕京”并称为北平四大名校的辅仁大学。当时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只有几个党员。到1935年初开始恢复活动时，全市党员仅十来人，连共青团员也不过二十人左右。

　　1935年初，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谷景生为书记，彭涛为组织部长，周小舟为宣传部长。为了加强联系和工作，中共河北省委后又派来李常青为特派员。

　　为了防止叛徒的出卖和敌人的抓捕，我党地下工作的制度、纪律也越来越严格和完善。由谷景生和师大女附中的学生高惠如在什刹海附近租了一间民房“住机关”，他们二人假扮“夫妻”，以应对邻居和警特的查问。高惠如同时还担任“北平临委交通员，并负责传单的刻板油印工作”。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谷景生（左)、彭涛（中）、刘北斗（右）合影。（张雁之提供）】

　　冷楚、黄敬、李昌、姚依林、谷牧、郭明秋、孙敬文、高锦明和霍泛等许许多多的老前辈们都先后参加了伟大的一二·九运动。后来，他们大多成为了党、军队和国家的各级重要领导人。

　　仅举一例：担任过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谷牧，原名刘家语。谷景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平左联时期曾是他的上级领导。刘家语因在北平左联发表文学作品用谷牧这个笔名比较多，慢慢人们就叫他谷牧了。这也暗含了谷景生的名字，可见他们当时的关系，这是真实的历史。（引自《新京报》记者采访谷牧之子刘会远的文章）

　　【插彭涛、高惠如夫妇合影】

　　今年12月，由李昌叔叔之子李炎历时5年主编，北京出版集团出版发行了《唤起全民族的抗战——“一二·九”运动人物记》，为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主席就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多次高度评价了这场爱国学生运动。他说道：

　　“‘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在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的基础上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也为日后的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党政军文各方面的骨干。

　　这次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的爱国学生运动。它冲破了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的黑暗统治。促进了中华民族觉悟，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成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起点。

　　这次运动在我国学生革命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又一次证明，青年学生是革命斗争的先锋。青年学生与工农运动相结合，代表了我国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

　　自此，我党也顺势及时调整了党的组织路线，更加重视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

　　我母亲陈舜英和学姐贾庭修在上大学时就都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她俩也正是在“一二·九运动”之后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才由北方局领导彭真同志亲自谈话批准，经李雪峰伯伯再次谈话并主持入党仪式，最终加入的党组织。两人不仅均无候补期，而且党龄也是自1935年起计算的。

　　十七年前的2004年12月22日，薄一波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悼念战友谷景生同志》文章中也曾写到：

　　“谷景生同志是在中国革命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一二·九’运动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当时地下斗争的特点，作为临时市委书记的谷景生处于一种很隐蔽的状况，以至后来在人们的回忆和党史著作中他的作用被埋没了。对此，谷景生同志长时间三缄其口，坦然处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崇高的思想境界。”

　　谷景生叔叔曾与彭涛是高中同学，因参加革命活动，他们一同被学校开除。后受党委派，他们又一同进入我党推动、领导，由冯玉祥、吉鸿昌将军组织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他们是终身的亲密战友。

　　1957年前后，“一二·九”运动的四位主要领导人中有三位陆续受到牵连。

　　【1944年，谷景生与范承秀结婚，相伴终生。（张雁之提供）】

　　先是李常青因“高饶事件”遭受错误处分，下放到内蒙古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不久遇车祸去世；继而是在反右时，时任北京市委党校党建教研室副主任的小范阿姨坚持不同意将其下属无端打成“右派”，结果自己反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北京南郊农场，直至二十年后的1978年12月方获平反。她也是全军唯一的将军夫人遭此厄运的。而有情有义、刚直不阿的谷景生叔叔因为严词拒绝与小范阿姨离婚，被调离国防部五院政治委员的重要岗位，降职（改任总政治部群工部长）使用。“文革”中他再遭诬陷、迫害，被监禁关押十二年之久。最后是周小舟，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到了批判和撤职处分。

　　时任国防部五院院长、我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在后来曾回忆说，自己与谷景生同志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

　　谷景生叔叔在任期间，“顶住各种压力，使五院几十位高级知识分子，没有一个被打成右派”，国防科研事业得以顺利进行。多年后，许多老科学家动情地说：讲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个人——谷景生，称他是我国导弹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引自薄一波回忆文章）

　　顺带一提，2006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就出版发行了《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一书。这是一部关于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的研究专著。全书分为“一二·九”追溯及史料中的谷景生和丰碑下的沉思两个部分，详细介绍了将军的生平事迹，非常适合党史工作者和后人参考学习。

　　【《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封面】

　　为该书题写书名的是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这在同类书籍中实属少见。恰恰正是谷景生叔叔与众多著名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终生交往友谊的一个明证。

　　在一个又一个大的历史节点上都留下了足迹的谷景生叔叔，自己从未加入进撰写回忆录的潮流。他读书破万卷，笔记百万字，没有发表过任何个人回忆录，没出版过一本文集。

　　据谷景生叔叔的日记所载：1960年前后，彭涛曾拿着两本从书店购买的《一二·九运动回忆录》找到谷景生，非常生气地批评作者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有心要向中央报告。但经两人反复商量，决定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任由别人书写，而他们则不去争论。

　　1961年11月14日，“八大”中央候补委员、化工部部长彭涛患癌症逝世，享年48岁。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审定了彭涛的生平。

　　当谷景生叔叔看到生平中没有提到彭涛在“一二·九”运动中的作用时，沉浸于失友之痛中的他非常激动，随即向周总理报告：彭涛是“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一重要历史没有写上。总理听后非常惊讶，立即向谷景生细问了情况，并当场决定在生平中增加：“彭涛是‘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时命令谷景生叔叔参加了彭涛的治丧委员会。

　　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实事求是、细致周到、体贴入微，令人景仰、永远缅怀。

　　“小彭爸爸”（彭涛）弥留之际，周总理前去医院看望，得知他昏迷之中多次呼唤我姐姐刘小冬的名字，待问清原委后，就特别批准：立即通知远在哈尔滨郊区三机部某军工厂实习的姐姐（北航二年级学生）速速返回北京。

　　遗憾的是，父女俩还是没有见上最后一面。姐姐刘小冬作为五个女儿中的大姐，捧着小彭爸爸的遗像送了最后一程。

　　刘少奇、朱德、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和许多老战友们都前来给小彭爸爸送行。

　　【1961年10月，彭涛、高惠如夫妇与五个女儿在香山公园，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张合影。（彭华提供）】

　　多说一句的是，彭涛去世后，鉴于同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前两年也是因癌症不治，享年未满47岁，党中央和国务院愈发认识到癌症对人民身体健康的危害。周总理批准从全国各地抽调专家进京，集中力量加大对癌症的研究、预防和治疗工作，从而为今天我国的防癌、治癌事业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姐姐刘小冬生于1939年，出生不久，党组织派小彭爸爸和小高妈妈重回白区开展地下工作。他们夫妇就将姐姐托付给了父母亲抚养，待如己出、恩重如山。

　　他们夫妇重回根据地后，父母亲希望将姐姐认为女儿，留在身边。他们爽快地答应了。据知情的太行老前辈回忆，四位老人还半玩笑地写了一个简短的“契约”。这也充分体现了那一代老前辈们性格中豁达和幽默的一面。

　　【1947年8月刘建勋南下前，与妻子陈舜英、女儿刘小冬合影。】

　　小彭爸爸走后，小高妈妈的身体和精神很差。父母经过商量，决定由母亲专门陪小高妈妈到广西休养了好长时间，就住在南宁市邕江畔的西园。我和小高妈妈的小女儿彭华利用放寒假都去看望过她们。

　　由于小彭爸爸走了，小高妈妈独自一人抚育几个女儿，另外还有老人和亲戚需要赡养照顾，经济负担挺重的。可她是一个非常刚强、自律的人，从不向组织伸手。时任中办主任杨尚昆伯伯在抗战期间曾在太行领导中共北方局工作。他对此了然于心，就在回京时，特别让刚上小学的彭华搭乘他的便机回去上的学。

　　小高妈妈“文革”初期受到了冲击。后来化工部大批下放干部和专家，父亲得知后，因河南缺少技术人才，就抢先报请中央同意，将不少人、其中就有小高妈妈，从“五七干校”直接要到河南工作。他们都为河南省的化工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在今年四月所写纪念朱霖阿姨的文章里有较详细的记述。

　　小高妈妈1970年恢复工作后，平级担任了河南省煤化局副局长，后来曾任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副局长，由她组建了我国制药行业的第一家大型合资企业，并担任了首任董事长。

　　无私无畏却重情重义的老前辈

　　关于谷景生叔叔、范承秀阿姨的生平业绩在媒体上都有连篇累牍的回忆和报道，看罢令人泪目。在此，我只想写写与老人有关的两组数字和一段题词。

　　1、两组数字

　　抗战初期，山西“牺盟会”会员达到300万人——1936年，我党派薄一波、徐向前、程子华、谷景生、南汉宸、裴丽生等赴山西，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经过反复磋商，于9月18日成立了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一年后，会员迅速发展到300万人，而当时山西全省人口也不过1100余万人。

　　谷景生叔叔是第二批由中共北方局派来的，先后担任了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委员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纵队民运部部长。他将工作重点放在建立抗日政权上，将晋东南的旧政权彻底改造成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有青壮年农民7000多人参军，为决死第一纵队原有人数的一倍多，极大地壮大了部队的力量。

　　上甘岭上，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十五军就涌现出了黄继光、邱少云两位名列我军战史的“挂像七大英模”，另外还有“一级战斗英雄”孙占元和一万三千四百五十五名战斗英雄，是抗美援朝战场上英模最多的一个军！

　　“一支部队会不会打仗，与军事指挥员关系最大，而一支部队有没有昂扬的士气，有没有一股革命精神，与政治工作干部关系最大。”谷景生叔叔作为十五军的军政委，全力协助军长秦基伟叔叔，充分发挥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产生了巨大的“滚雪球效应”。在十二军等兄弟部队的通力配合下，他们最终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敌人。

　　2、一段题词

　　父亲去世十五年之际，因党史部门拟为他出版纪念文集，我去信请谷景生叔叔和范承秀阿姨为父亲撰写下题词：

　　沉痛怀念建勋同志

　　建勋同志才华横溢，建设太行根据地成绩显著；南下开辟新区卓有成效，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家；建勋同志作风艰苦朴素、关心群众，深受广大干部群众之拥护爱戴。

　　建勋同志永垂不朽！

　　谷景生

　　范承秀

　　1998、4、28

　　收到这份珍贵的题词时，我并不知道谷叔叔是用伤残的左手写下的。

　　1933年夏秋，年仅20岁的谷景生叔叔受党派遣，担任了抗日英雄吉鸿昌将军麾下主力“黑马团”的团政委，率部以血肉之躯奋战于长城一线，宁死不屈、直至全军覆没。他自己被击中左胸，子弹从心脏边擦过，倒在了血泊之中……

　　重伤造成谷叔叔的左臂终生残疾。晚年，他患上脑血栓半身不遂后，老英雄竟然用70年前伤残的左臂顽强地练习写字，并且写出了令人惊愕的好字来！

　　写到此，我止不住地为老一辈间的战友情谊、更为谷叔叔的超人毅力感动得热泪盈眶！

　　3、父亲离世当天，谷景生叔叔两次看望、告别

　　1983年1月7日晨，父亲的老战友、国务院副秘书长郑思远叔叔将父亲第三次给党中央暨中纪委的报告转呈给了中央领导同志。当晚，北京医院向中组部第一次报告父亲病危。

　　9日上午，负责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的习仲勋同志来到父亲的病床前探望。

　　十天后的1月19日下午，父亲第二次病危。晚上九点，习仲勋同志办公室来电询问，说：如果危险，习仲勋同志马上就来。钱贻简主任（后曾任北京医院名誉院长）答道：“估计可以挺过去。”

　　第二天一大早，习仲勋与中纪委常务书记王鹤寿一同赶到医院，当面向父亲传达了中央对他的结论。

　　据在场的父亲保健医生李士峰主任回忆：“习仲勋同志微弯下腰，听着建勋说话，他面对建勋同志说：‘建勋同志，文化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谁在台上，谁都要犯错误，我要在台上，我也会犯错误。’临走时，习仲勋同志又对建勋同志说：‘今天我们两个是代表耀邦同志来看你的，你不要有思想包袱，要把病治好。’”

　　为什么远在河南的李士峰主任能够来到北京呢？这多亏了习仲勋同志！

　　这个插曲或许值得细说一下：

　　父亲病情不断加重时，得知李士峰主任已被停职工作达七年，还被派到153医院的门诊部当了七个月的挂号员。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党中央查处河南“信阳事件”前后，习仲勋同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他做了大量的工作。父亲到任后，他也给予父亲许多的指导和帮助，彼此之间相当熟识。这位历尽磨难的老前辈非常了解父亲，也理解父亲。

　　于是，父亲就让我直接给习仲勋同志办公室打电话，转达他的请求，希望能够安排李士峰主任来京参与治疗。我姐姐刘小冬也曾为此找过河南省委的某位主要负责同志，不料竟被他一口回绝。

　　当天，习仲勋同志让办公室直接通知河南省委：立即安排李士峰进京！当李主任赶到火车站时，车票已售罄且列车就要进站了。工作人员听说他是奉习仲勋同志之命赴京抢救父亲，就非常热情地破例送他了上车、补了票。

　　正是在习仲勋同志的亲自关心下，父亲不仅见上了老朋友，李士峰主任也很快得到了解脱。

　　【李士峰主任到北京医院看望刘建勋。（林琳提供）】

　　当习仲勋同志走出病房后，他还特意交代我们要多多劝慰父亲安心养病。

　　李先念伯伯和林佳楣阿姨在此前后都来看望了父亲。他们还曾经多次派人前来慰问和探视。

　　3月中旬，父亲再次病危。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习仲勋、宋任穷、段君毅、伍修权等中央领导同志纷纷又来到了医院探视。（引自《刘建勋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发行）

　　北京老战友们来医院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外埠老战友们专程来京的也越来越多。

　　父亲嘴上不说、心里有数。等到老同志走后，他伤感地对我和我爱人耿西林说：“他们这都是来送我的啊！”

　　往往在讲完这句话后，父亲还一遍遍地叮嘱道：“我死后，你们要替我和妈妈常去看看他们。记住！不许提任何要求。只能逢年过节，替我们去看看他们！”

　　此时的父亲常是话音未落，却早已老泪夺眶而出、呜咽喘息不已。

　　之后的数十年里，我们始终是按父亲的话去做的。

　　4月17日下午，完全丧失自理能力、瘫痪在床的父亲侧卧在病床上，颤微微地在他最后一封给党中央的信上签下了名字。

　　六天后的4月23日下午，李雪峰伯伯和翟英阿姨夫妇，还有谷景生叔叔、杜润生叔叔等都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医院。

　　临别时，父亲断断续续地对他们说：“我给耀邦写了一封信……我身体这一关不好过，要搏斗！”

　　帮助父亲表述的西林将“搏斗”二字误听为“波动”，而爸爸神智格外地清醒。他连连纠正说：“不是波动。是搏斗！”直到大家都听真切为止。

　　杜润生叔叔因为开会来得迟了，所以一直呆到很晚才走。这位太行老搭档是父亲生前最后见到的战友。

　　看见老领导和老战友们要走时，父亲尽管连抬手致意的力气都没有了，但他还是分别充满希望地道了一声：“回头见！”

　　这句话竟成为了父亲与他们之间的永别。

　　晚上七点半左右，父亲的血压降到70/30，钱主任立即开始组织抢救。

　　在抢救的过程中，再一次赶到医院的李雪峰伯伯和翟英阿姨、杜润生叔叔，还有杨珏叔叔、小高妈妈等全都来了。他们始终守在父亲的病床前。

　　三个小时后，十点三十四分，随着父亲长长的一声如释重负的叹息吐气：“唉……” 仪器显示父亲的呼吸戛然停止。一分钟后，父亲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大约半个小时后，因为患腰疾，连国事出访都推迟了的李先念伯伯手拄拐杖，在林佳楣阿姨的陪伴下赶到医院。他们在父亲的遗体前静静地伫立，默默地行了鞠躬礼。然后转身对我和西林说道：“爸爸已经耗干了……你们尽心了……也要注意身体……”

　　其余的话，我们那时已然是一个字都听不清、也记不住啦。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叔叔受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之命，也来到了病房，代表他致意并慰问了我们。

　　在父亲的遗体推往医院太平间途中，大风陡起，卷起漫天的落叶和沙尘劈头盖脸打了过来……

　　重新又赶回医院的谷景生叔叔和范承秀阿姨，还有杨珏叔叔、小高妈妈率孩子们……他们陪着我们夫妇，护送父亲的遗体到了太平间。

　　5月3日上午10点，来八宝山参加父亲告别仪式的人如此之多。用李雪峰伯伯日记里的话就是：“去者甚众……”（同上引自《刘建勋纪念文集》）

　　其中，当然有谷景生叔叔和小范阿姨的身影。在工作人员抓拍的照片里，谷景生叔叔依然那么低调地站在其他老战友们的旁边。

　　【参加刘建勋遗体告别仪式的部分老同志。从左至右：张平化、金明、李雪峰、段君毅、高扬、杨珏、黄镇、谷景生。（林琳提供）】

　　这就是我们无限敬仰的革命前辈！

　　历史和后人必当铭记他们！

　　丰碑永存遗言警世

　　谷景生叔叔“1978年11月，他刚刚平反，回家住了八天就飞赴广州，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协助许世友司令员和向仲华政委，指挥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许世友同志后来多次这样说：谷景生有胆有识，能文能武，认我非常省心。

　　1981年，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抬头……如何保持边疆的稳定，是一件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在这紧要关头，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调谷景生同志到新疆就任区党委第二书记和乌鲁木齐军区政委，主持新疆的全面工作……”（引自薄一波著文《悼念战友谷景生同志》）

　　据我所知，谷景生叔叔在自卫反击战时，就因身先士卒、深入前线，险些再次被子弹击中。在赴新疆工作时，他抽时间阅读、研究了大量的有关宗教书籍，就是为进一步掌握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这在一般人是难以做到的。

　　谷景生叔叔不仅是我军的一员战将、勇将和儒将，也是我党在党政地方工作和尖端科研战线上一位全能的优秀领导干部。

　　2004年11月28日，就在“一二·九”运动69周年纪念日来临的前十天，谷景生叔叔因突发的医疗事故，不幸于北京猝然去世。享年91岁。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苍松翠柏、鲜花绿植间，谷景生叔叔墓志铭的碑文可谓是字字似珠玑、句句皆箴言，格外地醒目亮眼。令人感慨无限、肃然起敬：

　　“我是谁？这不重要。我做过什么，也不重要。我的经历、我的职务、我的待遇等等，都不重要。人，就是人，光荣的人，神圣的人，即共产党人。”

　　【位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谷景生墓地和墓志铭。】

　　他在生前还曾语重心长地告诉后人：“历次运动的目的都是想要纯洁共产党，因为党内和社会一样，确有一些思想不正派的人，需要被整肃。但是，历次运动，都会上演坏人整好人的悲剧……”

　　我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必将坚如磐石、兴旺发达。

　　我祈愿，来年清明、春暖花开，小范阿姨和谷叔叔的忠骨英魂必会合瘗团聚，天堂安息。

　　敬爱的谷叔叔、小范阿姨

　　到那时，我们也一定要去拜谒、祭奠您们的！

　　【终稿于2021年12月18日，

　　即范承秀阿姨的“四七”之际。】

　　（作者系老一辈革命家、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