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科夫列夫于2005年10月18日，在备受病痛折磨后死去。戈尔巴乔夫说：“这是所有为了自由与民主斗争的人们的损失”。著名新自由主义斗士丘拜斯则哀叹：“一个时代终结了”。

　　兔死狐悲，其是之谓欤！

雅科夫列夫

雅科夫列夫其人其事

张捷

　　在谈到制造舆论的工作以及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破坏活动对苏联解体所起的作用时，不能不使人想起前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一度主管意识形态的雅科夫列夫。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出生于1923年。曾参加过卫国战争并在战争年代入党。战后毕业于雅罗斯拉夫师范学院和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从1953年起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1960年曾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历任视察员、局长、宣传鼓动部第一副部长等职，1973年调任驻加拿大大使。1983年回国后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1985年7月），雅科夫列夫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长，1986年2月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翌年1月当上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6月升为正式委员。此后还担任过苏共中央政治局国际政策委员会主席、平反委员会负责人、总统委员会委员等要职。

　　戈尔巴乔夫承认，雅科夫列夫是他“在改革年代提拔起来的”（《图书评论报》1995年11月7日）。他之所以重用雅科夫列夫，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改革”之初主管意识形态的利加乔夫常常与他唱不同的调子，有时甚至唱反调，在这种情况下，他想用雅科夫列夫来取代利加乔夫，这样就使得雅科夫列夫在短短的时间内连升几级，一跃而成为党内第2号人物。

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还承认他与雅科夫列夫“紧密合作过”（《图书评论报》1995年11月7日）。

　　根据《莫斯科新闻》刊登的一篇署名文章的说法，他们的“合作”方式通常是：雅科夫列夫“先在理论上提出先进的思想，然后这些思想成为戈尔巴乔夫发表的言论中的日常口号”（《莫斯科新闻》1990年第26期）。

　　因而有根据认为，“改革”开始后一系列政治口号（例如“民主化”、“公开性”、“新思维”、“全人类价值”、“多一些社会主义，多一些民主”、“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等等）以及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提出，不无雅科夫列夫的积极参与，甚至有的口号的“发明权”可能就是属于他的，至少他是一个“合作者”和权威的阐释者。这就确定了他在戈尔巴乔夫的智囊团中的首要地位，有人甚至称他为“改革”的“设计师”。

　　雅科夫列夫有着学者的头衔，他是历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后为院士），能说会道，会写文章，擅长进行理论上的阐释、论证和概括，因而被称为苏共党内的头号思想家和理论家。

　　雅科夫列夫掌握了主管意识形态的大权后，到处做报告、发表讲话和文章，宣传他的观点。

　　首先他鼓吹所谓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把两者说成是“革新社会主义的保证”。他反对为“公开性”确定某些界限，鼓动人们肆无忌惮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成果。他把民主说成是改革的“发动机”，是社会主义的“最高表现”，是管理社会生活的“最有效的形式”，实际上是宣扬极端民主化思想。这为否定一切的思潮的泛滥和无政府主义状态的出现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他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提倡“多元论”和反对“单一思想”的口号下动摇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

　　第三，他提出要“全面地”认识过去，要求揭露出“过去的全部真实情况”，从而为形形色色否定苏联人民经历过的历史道路和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奇谈怪论敞开了大门。

　　第四，他强调“革新社会主义”是“彻底的和根本上的改革”而不是“部分的改善”，这就为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依据”。

　　雅科夫列夫的种种说法，在搞乱人们的思想、动摇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从而使他们怀疑过去走过的历史道路的正确性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雅科夫列夫除了自己出面发表各种蛊惑性的言论外，还授意、鼓动别人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否定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他在1988年找当时任东欧和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的齐普科谈话，有意公开向他表明自己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齐普科为雅科夫列夫《崩塌》一书写的前言，见该书第7页）。齐普科摸到这个底后，有恃无恐，连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暴力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说什么这些基本原则是不好的，错误的；他赞成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对俄国过去“缺少修正主义”表示惋惜；他强调指出，否定列宁和斯大林还不够，应该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他咒骂布尔什维主义，否定十月革命。他的许多说法与雅科夫列夫后来发表出来的言论同出一辙。

　　在雅科夫列夫直接怂恿和鼓励下出现的种种奇谈怪论遭到了许多老党员、老战士、正直的学者和普通的工人农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纷纷起来进行批驳。这时雅科夫列夫就宣扬“宽容”，要求人们平心静气地进行“对话”，目的是阻止人们进行反击。可是他自己对他所认为的“异端”绝不宽容。这一点具体表现在他对列宁格勒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我不能放弃原则》的粗暴态度上。

　　根据熟悉内情的人透露，1988年4月5日《真理报》发表的那篇批判尼娜·安德烈耶娃的文章就出自他的手笔（著名评论家杰德科夫推测这篇文章是雅科夫列夫写的（见《自由思想》1995年第9期第125页）。而根据切尔尼亚耶夫的说法，它是由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助手们起草的）。他在这篇题为《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的长文中，给安德烈耶娃扣了不少政治帽子，说“她的文章的观点是与改革的基本方针完全不相容的和对立的”，说这篇文章是“反改革势力的思想纲领和宣言”，说文章作者“与国外反社会主义的人的立场结合起来了”，说她是“不懂得对死板的说教提出怀疑的盲目的顽固派”，“陷入了惊慌失措的和歇斯底里的境地”，是“在爱国主义概念上进行投机”，是为斯大林辩护，是要“保留斯大林所创造的‘解决’争论问题的方法、他所建立的社会结构和国家结构以及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准则”。

　　雅科夫列夫不仅批了安德烈耶娃，而且批了刊登这位女教师的信的《苏维埃俄罗斯报》，说那里工作的共产党员和编辑们“忘记了自己应负的责任”等等。在这里，雅科夫列夫摆出的完全是一副以势压人、抡起大棒打人的架式，用一位学者的话说，他实行的是“思想恐怖手段”。

尼娜·安德烈耶娃

　　雅科夫列夫深知舆论工具的重要性，把它称为“改革的支柱”。因此他的另一项工作是掌握和控制尽可能多的报刊和其它新闻媒体。他担任宣传部长后，就对报刊的领导班子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安排了一些自由派人士担任某些报刊的主编。

　　例如《星火画报》自从由他的朋友柯罗季奇接任主编（1986年6月）后，去掉了刊头的列宁勋章，改变了办刊方向，成为反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在贯彻“公开性”原则的口号下发表了大量歪曲历史事实、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苏联的历史发展道路和所取得成就的文章。又如他与当时由他的同姓者叶戈尔·雅科夫列夫任主编的《莫斯科新闻》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份报纸曾被人们称为“改革的先锋”，在宣扬自由化方面很卖力气。

　　雅科夫列夫还把手伸向文学报刊。在他直接间接的干预和影响下，10种主要大型文学杂志中的7种或主编换了人，或办刊方向被扭转，成为自由派的宣传工具。影响很大的《文学报》在一段时间内虽然暂时由以观点“保守”著称的恰科夫斯基任总编，但是政治方向发生了变化。这些报刊根据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为改革造舆论”的要求，在一场旨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宣传战中起了打头阵的作用。

　　由于文学艺术有其本身的特点，由于它可以进行虚构和夸张而无需严格地根据历史事实说话，敌对势力利用文学形式和文学阵地进行反社会主义宣传就有一定的便利之处。

　　因此“改革”年代许多所谓的政论家（例如切尔尼钦科、斯特列里亚內、科斯季科夫、瓦克斯贝格、布尔拉茨基等）、经济学家（加夫里尔·波波夫、什梅廖夫、谢留宁、利西奇金等）、历史学家（萨姆索诺夫、阿法纳西耶夫、梅德维杰夫、沃尔科戈诺夫、阿夫托尔哈诺夫等）、新闻工作者（拉齐斯等）一齐涌向文学报刊，发表大量所谓的“政论文”以及各种类型的著作，从各个不同方面攻击和否定社会主义。

　　不少作家不甘落后，抛出了过去未能发表的旧著和赶写出来的新作，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揭露和批判。过去那些受过批判、遭到禁止，后来流入地下或传到国外的作品，其中包括许多公开地、赤裸裸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在贯彻“公开性”、“恢复历史真相”的幌子下统统发表出来，形成了一股所谓的“回归文学”的浊浪。

索尔仁尼琴

　　1990年竟成为“索尔仁尼琴年”，在这一年，许多大型文学杂志连篇累牍地刊登这个凶恶的反共分子的各种作品，使得“回归文学”的浪潮达到了顶点。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改革”年代的情况可以发现，再次批判和否定斯大林的恶浪是由文学报刊掀起来的（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沙特罗夫的剧本《前进……前进……前进！》的发表起了重要作用）；把苏联的经济制度称为“行政命令体制”这一称谓，是由波波夫根据别克的长篇小说《新的任命》得出来的；60多年来在苏联国土上首次发动的对列宁的攻击，是在文学杂志《十月》上出现的；把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说成是两个极权主义政权之间的斗争的谬论，也是由文学报刊首次提出的（见《十月》杂志刊登的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人生与命运》）；公开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文章首先是在文学报刊上发表的（例如布尔京的文章《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致命弱点》、特罗斯特尼科夫的《“世界的科学图景”科学吗？》、齐普科的《我们的原则好吗？》等）；把苏联的整个社会说成是“古拉格”的说法，是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古拉格群岛》“回归”后开始流行起来的。

　　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是与雅科夫列夫的“工作”分不开的。

　　1992年，著名作家邦达列夫在第九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这样说到雅科夫列夫的活动及其造成的后果：“在几年的时间内，他为了进行破坏，在用一批报刊的编辑以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人员，经过周密考虑和精心安排撤换和调动一批，规定策略手段，灌输破坏各种联系的多元论思想，利用公开性的热情，也讲一点真实情况，讲完后马上加以歪曲，在千百万人当中煽风点火，毫无顾忌地散布怀疑情绪，破坏对人民的理智，对民族文化、历史和社会主义的信任。在6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和剑入侵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装备，但是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数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第九次作家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92年，第35页）

　　1993年邦达列夫在致雅科夫列夫的公开信里又说：在雅科夫列夫的鼓励和支使下，“大众传媒和电视在这种可怕的破坏、摧毁和出卖活动中起着主要的作用，因为它像撞击器一样，每日每时撞击着、破坏着和捣毁着强大国家的墙壁，用散发着恶臭的污蔑、虚假的口号、不道德的商人习气以及用发泄对我们独一无二的国家历史的难以排解的仇恨的方式毒害人们的灵魂，嘲笑我国人民的勇敢和所受的痛苦”（《文学俄罗斯报》1993年9月3日）。

　　著名批评家邦达连科还沉痛地说：“为什么在1991年8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站出来保卫自己的市委和区委？因为他们所有的人摇摆不定，感到失望，不再相信，都过着双重生活。”（《明天报》1996年第7期）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雅科夫列夫们在思想领域进行的破坏活动造成的。

　　在不少人的眼里，雅科夫列夫是一个变幻莫测的人物。

　　曾在“改革”时期担任过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的卡普托也觉得雅科夫列夫整个人不可捉摸。他说，雅科夫列夫什么人都当过，当过正统的共产党人，也当过党内自由派；当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当过反共分子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拥护者；当过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者，最后当了社会主义的掘墓人。他问道：在什么情况下这个人显示的是真面目呢？在什么情况下是用迷彩伪装起来的呢？如何才能揭示出事实的真相呢？最后，他把雅科夫列夫历年来的言行作了比较和综合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完全是“腐化堕落的产物”，是“毒害人们意识的尸毒”（《真理报》1995年12月2日）。

　　口是心非、说假话似乎已成为雅科夫列夫的第二天性。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承认。

　　1992年他在宪法法院回答传讯时说过：“我们过去说的是一套，想的是一套，在进行幕后活动时又是一套。我们传染上了虚伪和其他毛病。”这里说的“我们”，指的应该是雅科夫列夫及其同伙。他们在“改革”时期说尽了假话。

　　1985年底，雅科夫列夫当上宣传部长后不久，就上书戈尔巴乔夫，建议实行美国的民主的模式，把苏共分为两个党，以便开展竞争（雅科夫列夫：《崩塌》，第127~128页），可是在公开场合却大谈社会主义民主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必要性。

　　上面提到过，1988年他私下对人说：“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乌托邦，就是错误的”（雅科夫列夫：《崩塌》，第5页），而且当时已着手写一本全面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书，可是在讲话和文章里却引经据典，装出一副马克思主义信奉者的样子。他一直处心积虑地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为“自己能够搬掉旧制度这块大石头而自豪”（《独立报》1994年8月10日），可是几乎在整个“改革”期间他都在讲坚持社会主义思想和价值观念，讲“革新社会主义”，讲“多一些社会主义，多一些民主”。

　　总之，他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在时机未到之前决不暴露他的真实意图的。他有一句名言，叫做“可以在讲真话的同时撒谎，可以在骗人的同时讲真话”（《独立报》1994年8月10日）。这可以说是对他自己的言行的极妙说明。

　　雅科夫列夫不同于一般的谋士，他老谋深算，既有“理论”，又有“策略思想”。有人曾说，他与当过叶利钦的谋士、过去讲授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副教授的布尔布利斯相比，要高出许多。

　　他曾说过这样一段精彩的话：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如果采取简单的、直截了当的方法，轻视妥协和让步等等，那就一定要失败。这样的做法从表面上看是诚实的，从道德上说是高尚的，但是在与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具体条件下是利己主义的。需要说假话，有的事可采取有意不提的方法，需要耍手腕，施巧计，这样往往能够达到通过‘高尚’的斗争无法达到的目的”（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转引自1994年12月22日《真理报》）。

　　在“改革”年代，雅科夫列夫熟练地运用了这种策略，他说尽假话，根据形势和人们思想情绪的变化，不断改变口号，一步步把人们引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上面说过，在“改革”之初，雅科夫列夫在历次讲话中肯定苏联人民所作的社会主义选择是正确的，显然这是遮人耳目的假话。紧接着他强调今天摆在面前的是把社会主义建成什么样子的问题，大肆鼓吹“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时他还不敢抛掉手中的社会主义旗帜，但是已对社会主义的内容作了篡改。

　　在苏联混乱状态加剧、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已发生动摇的情况下，他及时改变了说法。他在同一个法国记者谈话时，提出不必拘泥于名称的问题。他说：“我不接受像‘我们正在走向社会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或走向别的什么的提法……首先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正常的’社会，那里人们有饭吃，每个人能买到想要买到的东西，能给自己选择住宅，有安全感。然后再坐下来考虑怎么称呼这个社会。”（雅科夫列夫：《我们愿意看到的苏联是什么样的？》，转引自1991年5月15日《文学报》）这段话表明，他已打算把社会主义当作无用之物抛弃了。

　　到苏联解体前后才图穷匕首见，雅科夫列夫开始公开地、直截了当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宣扬私有制，说什么“私有制、市场、民主三者是正常的文明的遗传代码”（《真理报》1994年12月22日）。

　　他提出，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实行私有制，“才能消除寄生现象”；“人没有财产就是奴隶”，“道路只有一条：‘劳动与资本的联盟’”（《文化报》1994年11月19日）等等。

　　雅科夫列夫还否定俄罗斯人们本世纪所经历的历史道路，他断言，本世纪初俄罗斯“在社会道路的选择上犯了错误，看中了疯狂的革命而没有选择自然的进化”。他对自己过去热情歌颂过的十月革命进行恶毒的攻击，说它是“俄罗斯一千年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是“魔鬼之歌的序曲”，从此“我们的大船在血和泪的海上航行”（《文化报》1994年11月19日）。

　　最近他在一本新作中集中火力猛烈攻击布尔什维主义，历数它的16条罪状，要求宣布这种“宣扬暴力的思想和实践”为非法，并且向俄罗斯总统、俄罗斯政府、总检察院和联邦会议发出呼吁，要求对“法西斯的布尔什维主义思想及其实际的体现者”提起诉讼（雅科夫列夫：《干尸也抹圣油》，转引自1995年12月9日《文化报》）。

克留奇科夫

　　雅科夫列夫这个人物的厉害之处，还在于他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运用了钻到政党内部、钻到领导核心内部进行破坏的策略。

　　他用总结经验的口气说：“极权主义制度应当通过极权主义的党来摧毁它，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只有利用这个党的那种表现为组织性和纪律的极权主义性质，才可以摧毁极权主义制度。”（雅科夫列夫：《干尸也抹圣油》，转引自1995年12月9日《文化报》）

　　也就是说，他认为要摧毁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从篡夺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入手，利用党的组织性和纪律由上而下地进行。具有70余年历史并且曾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坚强堡垒的苏联最后几乎在一夜之间迅速解体，可以说是雅科夫列夫所宣扬的策略的成功运用。

　　纵观雅科夫列夫一生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他在“改革”年代和苏联解体后的各种表现，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物。他反复无常，他的那种随气候和环境的变化而迅速改变颜色的本领令人惊讶：他阴一套，阳一套，两面三刀，为了达到既定目标说假话，施诡计，某些行为可以说出乎常人的想象。

　　这样一个人物的表现无法用一般的名利思想、追求高官厚禄的处世哲学来解释。在苏共二十八大上，许多代表批评他“虚伪”，“不诚实”。看起来确实如此，但是他的表现似乎又不是一般的个人品质问题。他的那种有些反常的活动使人觉得有更深层的原因。

　　1993年2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的回忆录《灾难的使者》的片段，揭示了雅科夫列夫的活动的另一方面。

　　克留奇科夫说，80年代下半期，他从几个可靠的来源获悉，雅科夫列夫196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期间为美国特工机关收买并在“改革”期间接受过美国方面的指示。当时克留奇科夫曾把雅科夫列夫“同外国勾结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的情况向戈尔巴乔夫作了汇报，可是后者未表态，也未采取任何措施，这样事情就被搁置了起来。

　　1995年12月1日，一批曾在国外工作过的情报人员在《俄罗斯真理报》上发表致雅科夫列夫的公开信，宣布他们手中握有雅科夫列夫进行叛国活动的可靠证据，准备到法院控告他。

　　1996年4月11日，《俄罗斯真理报》再次发表了克留奇科夫的回忆录中有关雅科夫列夫间谍嫌疑的片段。

　　从这些情况来看，说雅科夫列夫是美国间谍，并不完全是捕风捉影。如果情况属实，那么雅科夫列夫的的种种表现倒是比较容易理解了。原来这个窃据党内要职，披着学者外衣，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地进行说教，发布各种命令和指示的人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此人如同《公开信》所说的那样，干着“根据美国人的指挥棒从内部，而且不是从别的什么地方，而是从政治局内部破坏苏维埃制度”的勾当。

　　斗争真是尖锐复杂，它促使我们进一步从国际阶级斗争的背景上来观察和认识苏联解体的悲剧。看来著名学者和作家季诺维耶夫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他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不是由于制度本身内部的原因，它是被相互勾结在一起的国内外敌对势力人为地破坏的（《真理报》1995年1月12日）。

　　雅科夫列夫在进行他的活动时，表面上似乎显得比较镇静，其实是十分心虚的。

　　1990年他在和《莫斯科新闻》记者谈话时指着书架上他的那部全面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的手稿说：“我知道，如果发表出去，人们会在第一棵杨树上吊死我。”（《莫斯科新闻》1990年第28期）

　　确实，人们痛恨他的背叛行为，称他为俄国历史上“最令人憎恶的人物”。当他在萨拉托夫出席他的一本书的首发式时，一位女士在大庭广众之中赏了他一记耳光。

　　害怕惩罚的阴影一直伴随着他，使他坐立不安。于是他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不断写文章，连续出书，进一步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否定社会主义，攻击左派力量提出的政治纲领，妄图阻止左派力量的发展。

　　尤其是在最近，他看到共产党人得到愈来愈多的支持并有可能重新执政，更是显得加倍地疯狂。他还联合一些人，组织了一个社会民主党来与共产党对抗，并且号召“民主派”的各个派别捐弃前嫌，团结起来，把力量集中在“国家的非布尔什维主义化”（雅科夫列夫：《干尸也抹圣油》，转引自1995年12月9日《文化报》）上。也就是说，要求大家共同努力，彻底搞资本主义。

　　尽管最近雅科夫列夫表演得很卖力气，但是看来他的戏快要收场了。他像所有的叛徒一样，不会有好的结局。

　　未来的历史学家在写苏联解体这段历史时，大概不会忘记雅科夫列夫其人和他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破坏活动对苏联解体所起的重要作用，将会通过对他的活动的记叙说明意识形态工作对巩固和捍卫一个政权的极端重要性，提醒人们对雅科夫列夫这样的“政治怪物”保持高度警惕，及时识破他们的伪装，防止他们篡夺领导权。

　　1996年4月

　　（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号，原载《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