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自古以来，建章立制为人称道，革故鼎新却毁誉参半。对于历朝历代的改革家，后人的评价并不统一。张居正，正是处于争议中的历史人物。
在本文中，作者朱永嘉先生将张居正视作古之良相代表，并试图通过对历史的重述与提炼，更好地回应现实问题与发展困境。文章对张居正如何克服官僚主义，以真正贯彻执行政策的论述，以及考察官吏，以真正选贤举能的论述，都秉具洞穿历史与现实的眼光。
与本文的主角张居正类似，作者朱永嘉先生在20世纪的历史中，同样颇具争议。朱先生正是张居正之口，表达出“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的实践精神与勇气。如今，朱先生遽归道山，留下的依然是无边谤誉。也许，这也正是历史的意蕴所在。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2期（4月刊），原题为《张居正是什么样的改革家？》。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
朱永嘉|张居正是什么样的改革家？
明代十七个皇帝，执政时间比较长的是嘉靖和万历，嘉靖在位四十五年，万历在位四十八年，中间有穆宗隆庆在位的六年，加在一起九十九年。这两个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书是读过一些，但治理国家的能力很难完全从书本上来，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照搬书本的条条，弄不好会误国误民。万历以后天启在位七年，崇祯在位十七年，一共二十四年，明朝便亡了。
张居正参政执政，经嘉靖末至隆庆到万历十年，前后不过十六年时间。明朝后期这一百多年，只有张居正执政这十多年形势好一些，之前内忧外患不断，之后明王朝一直走下坡路。万历后期党争起来了，内外矛盾重重，政治腐败，决策错误，终使明朝走向灭亡。为什么张居正那十多年与其前后两个时期不同？严格意义上讲，张居正在制度框架上没有大的建树，但他在原有制度框架内，从实际矛盾出发，厉行治理，取得了实效。他只是明王朝的一个好管家，他在严格管理的基础上，正确地应对内外的矛盾和危机，从而使明王朝在嘉靖时期内外矛盾的积弱困境中走出一片天地来。
强调朝廷政策必须真正贯彻执行
从隆庆到万历十年，这十六年间的施政，实际上是前后连贯的，都是在着力解决嘉靖晚年留下的许多问题，改变那时对上下官吏放任自流的状况。《明史·张居正传》称：
帝虚己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丰采。居正劝帝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更，至讲学、亲贤、爱民、节用皆急务。（按：这是对神宗而言，要遵守祖制，要亲贤臣远小人，要爱民节用，也就是约束宫廷的奢靡消费。）帝称善。大计廷臣，斥诸不职及附丽拱者。复具诏召群臣廷饬之（按：这是张居正《陈六事疏》中的第一条，即“省议论”，换句话说便是“多指乱视，多言乱听”，要“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言官不要议论纷纷，干扰时政），百僚皆惕息。
“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这就是他提出六事疏中的第二条“振纪纲”。第四条“核名实”，他强调“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遵照祖宗旧制，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满，毋得概行复职，滥给恩典，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以为殿最”。“至于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这讲的是根据朝廷政策推行的实际情况考核官吏的政绩，以此决定黜陟。
张居正执政的基本观念，是强调考成之法：“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他指出：“近年以来，章奏繁多，各衙门题覆，殆无虚日，然敷奏虽勤，而实效盖少。”“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请自今伊始，申明旧章。”这个“旧章”，就是具体考察官员实际执行朝廷政策的政绩，不仅听其言，而且考察其如何执行以及执行的实际效果；不必纷更旧制，关键是要循名责实。他主持会试时曾说：“夫高皇帝之始为法也，律令三易而后成，官制晚年而始定，一时名臣英佐，相与持筹而算之，其利害审矣！后虽有智巧，蔑以逾之矣！”
这是认为朱元璋所定的律令已很完美了，现在没有人能超过他的成算，问题出在如何贯彻执行上面。故其云：天下之治，始乎严，常卒乎弛。而人之情，始乎奋，常卒乎怠，今固已怠矣。
一令下，曰：“何烦苛也？”一事兴，曰：“何操切也？”相与务为无所事事之老成，而崇尚夫坐啸画诺之惇大，以此求理，不亦难乎！此病在积习者，一也。（按：这是讲官僚主义作风，拖拖拉拉，不办实事。）
天下之势，上常重而下常轻，则运之为易。今法之所行，常在于卑寡。势之所阻，常在于众强，下挟其众而威乎上，上恐见议而畏乎下，陵替之风渐成，指臂之势难使，此病在纪纲者，二也。（按：这是讲中央的号令在贯彻过程中常常受阻于基层的习惯势力、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这样的话重则政令不出朝堂，轻则等因奉此，用官话套话应付过去，政令不收实效，官员没有纪纲的约束。）
夫多指乱视，多言乱德，言贵定也。今或一事未建，而论者盈庭；一利未兴，而议者踵至。是以任事者多却顾之虞，而善宦者工遁藏之术，此病在议论者，三也。（按：议论过滥，莫衷一是，结果往往是互相推诿，议而不决，观望不定，如此条件下，办事没有效率可言。）
夫屡省考成，所以兴事也，故采其名，必稽其实，作于始，必考其终，则人无隐衷而事可底绩。今一制之立，若曰：“著为令矣。”曾不崇朝，而遽闻停罢。一令之施，若曰：“布海内矣。”而畿辅之内且格不行。利害不究其归，而赏罚莫必其后，此病在名实者，四也。（按：这里有三个问题，一是重诏令，即政令要郑重，不能朝令夕改。如果政令常出现反复和自相矛盾，下面就无法执行。二是政令要明晰，不能含混不清，否则下面只能等因奉此地应付。三是政令要雷厉风行，否则看起来是号令全国，实际上连京师也格而不行，那怎能在全国推行？所以政令颁布以后，要限期考成，才能看到有没有实效。名实一致，要由考核来明确，否则只是一阵风，过去这一阵就没了。）
四者之弊，熟于人之耳目，而入于人之心志，非一日矣。今不祛四者之弊以决其壅，疏其窒，而欲法之行，虽日更制而月易令，何益乎？（按：这些积习，要改也难。其本质还是官僚作风问题，而作风的背后则是一个人的理想和追求的问题。如此一来，一心只惦记个人的仕途，忙着走门路、托关系，哪里会有干劲去做几件实事呢？故关键还是人的精神面貌的问题。）
张居正执政的目标是什么呢？说到底还是孔子在《论语》中讲的“足食”“足兵”，富国与强兵这两条。然而形势的发展有其自然的趋势，要改变既成的发展趋势很难，从嘉靖到隆庆，明代积弱和萎靡不振的趋势已经形成。张居正说：“天下之势最患于成，成则未可以骤反。治之势成，欲变而之乱难；乱之势成，欲变而之治难。”这是他对当时形势的一个基本认识，积弱的趋势已经成形了，要扭转这个趋势很艰难，他只能耐心地慢慢改变。
通过京察考核官吏
张居正的方略是整饬纪纲，先整顿官僚队伍的作风，他借着京察来澄清吏治，整肃官风。在接任首辅的隆庆六年（1572）七月，张居正便奏请举行京察，五品以下由吏部、都察院会同考察，四品以上责令自陈。
明代的监察制度有京察、外察之分，京察是每六年一次，是对京官的考察；外察是每三年一次。如果京察与外察同时举行，那便是大计，凡大计论处的便永不叙用。张居正在原来京察和外察的基础上，要考核过去下达的政令是否付诸实施，实施的效果究竟如何，政务是否仅停留在公文的履行上。
张居正在万历元年（1573）规定了各个衙门分置三个账本。一本是底册，记载一切收发文、相关的章程和计划的要求。一本是各部送六科之备注，即底册相关的事项，完成一件，注销一件，有积久尚未实行，即由该科具奏候旨。一本送内阁考查。这样便能综核名实，考成的结论可以有账本核实，公事不再停留在纸面的公文上。政令不能仅仅通过置邮传之四方就行了，关键是要认真付诸实施。六科有了账本，便可以随时检查，内阁亦可随时核查，这样“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而参验综核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言要以行之效果来检验了，那么言也会很慎重。关于张居正考成法的奏疏，神宗有一段上谕称：“事不考成，何由底绩?这所奏，都依议行。其节年未完事件，系紧要的著该部院另立期限，责令完报。若不系钱粮紧要，及年远难完的，明白奏请开除，毋费文移烦扰。”
这样可以大大减轻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对于一帮坐食靡费、不能办事的官僚主义者来说，这一切当然是刚狠苛刻，他们混日子就比较难了。张居正这一套实打实的考核办法，对今天考核政绩还有参考意义，政绩不是只有GDP一个指标，更应通过一件一件实事来审计。
张居正考成法实施后，首先在赋税的整理方面收到了实效。隆庆初年，国家的收入每年是二百五十余万两，支出是四百余万两，这样的财政收支状况是难以为继的。隆庆三年（1569），穆宗向户部要三十万两银子，内阁把财政收支的账摊给穆宗，请求其了解收支情况后，再考虑能支取多少银两。为了改善财政状况，节流为先，穆宗只要了十万两。隆庆六年下半年，张居正执政以后，首先设法限制宫廷的开支。如要修穆宗的实录，依例应赐宴开馆修纂之臣，张居正上疏免了这次公款吃喝，最终节省了几百两银子的开支。又如这一年冬天，神宗开始日讲，次年正月开始经筵，元宵节要有灯火，这些都节省了，这一年光禄寺的春节供应节省了七百余两白银。万历元年十月，张居正给明神宗讲课，便讲宋仁宗不爱珠饰，贤臣才是他的宝贝。君臣二人一对一答很是有趣。
张居正说：“明君贵五谷而贱珠玉，五谷养人，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
明神宗说：“正是，宫人们喜欢珠玉，但是朕在岁赐上，没有一次不减省的。”
张居正表扬明神宗，称其所为是社稷苍生的福泽。那时内承运库太监根据嘉靖时期的旧习，请买金珠，张居正立即封还这份奏疏给神宗了。光禄寺在嘉靖末年的采办，每年开支十七万两白银，隆庆、万历年间节省到十三四万两，说明宫廷御厨的开支也减少了。
推行“一条鞭法”
节流是一个方面，考成法最有效的是开源，那就是均平赋役的负担。张居正给当时应天巡抚宋仪望的一封信中云：
自嘉靖以来，当国者政以贿成，吏朘民膏以媚权门，而继秉国者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逋负渊薮，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仆窃以为贿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难治也。（按：即治贪腐还好办，治官僚主义则非常困难。）何也？政之贿，惟惩贪而已。至于姑息之政，倚法为私，割上肥己。（按：若钻政策空子，不吃白不吃，挥霍公共财物。）即如公言“豪家田至七万顷，粮至二万，又不以时纳”。夫古者大国公田三万亩，而今且百倍于古大国之数，能几万顷，而国不贫？故仆今约己敦素，杜绝贿门，痛惩贪墨，所以救贿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严治侵渔揽纳之奸，所以砭姑息之政也。（按：这是改变作风。）上损则下益，私门闭则公室强。故惩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负者，所以足国也。官民两足，上下俱益，所以壮根本之图，建安攘之策，倡节俭之风，兴礼义之教，明天子垂拱而御之。
在税制方面，张居正一个重大措施是推行“一条鞭法”，这实际上是差役征收方法上的改进。明代民间有差役的义务，而差役又分力差和银差两种。由于差役编派不够，造成民间负担轻重不等，所以要推行均徭法。一条鞭法，是把一个县的力差和银差加在一起，完全摊派到全县的丁粮里面，随同赋税完纳，由此所得银两收入由国家政府用来雇役。这样征收的办法简化了，民众负担也平均了，丁粮多的富户负担重了，丁粮少的负担轻了，征收手续也比较方便。
第一个提倡这个办法的是浙江巡按庞尚鹏，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在浙江推行，以后周如斗在江西巡抚任内也曾推行。隆庆初年，继周如斗任江西巡抚的刘光济亦奏请在江西全境推行一条鞭法。隆庆四年（1570）十月，庞尚鹏任福建巡抚，再次奏请推行一条鞭法。所以一条鞭法先是在南方推行。
万历四年（1576），张居正把一条鞭法推行到湖广，次年他决定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推广。那时他说：“条鞭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到万历九年的正月，他通过诏旨，将一条鞭法推行到全国。故一条鞭法是自下而上，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广，最终在全国推行。要推行一条鞭法，与之相关的，是必须弄清丁粮的实际情况，丁要有户口的编审，粮要丈量土地，只有田亩的所有关系弄清了，才能真正实现均平负担。
《明史·食货志二》称：“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立法颇为简便。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故张居正对一条鞭法的推行是有功的。
明代国家的岁入，主要是赋与役二项，赋是田赋，役是丁役，一是按田亩来分摊，一是按丁口来分摊，要分摊得合理，便必须把田亩和丁口调查清楚，负担才能均平。洪武二十年（1387），朝廷命国子生等分行州县，量度田亩方圆，确定土地主名及田之面积，这样便在全国丈量土地，编制鱼鳞图册。万历六年（1578），全国有一千零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户，六千零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口，田亩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多了三百万顷，接近洪武年间的数字，从这个数字的变化上，也可以看出张居正的考成法在整顿赋税收入上还是有成效的。
至万历六年，太仓的岁入达到四百五十余万两，比嘉靖时翻了一倍，从收支上讲，应该说基本平衡了，这就是张居正“为考成法以责吏治”所取得的成绩。“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饶马，乃减太仆种马，而令民以价纳，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由于财政上扭转了局面，明朝万历初年的政局处于稳定向好的状态，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张居正的努力。
解决北方的边疆问题
为了处理与土蛮部的关系，张居正任用戚继光与李成梁对付土蛮的侵扰。经过几次战役，与土蛮部亦达成通贡。当时辽西有戚继光，辽东有李成梁，蓟门的防守甚固。这个地区在嘉靖年间，增兵益饷，骚动天下，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总督王忬、杨选皆以失律被诛。而戚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这一切虽得益于前方将士的努力，但与中枢主持政事者的支持和关心是分不开的。戚继光、李成梁在中枢靠张居正的支持，倚任不移。史称：“居正尤事与商确，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张居正对边臣也采取考成的办法，《明史·戚继光传》称：“自顺义受封，朝廷以八事课边臣：曰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三岁则遣大臣阅视，而殿最之。”
北方的边疆，俺答互市成于隆庆五年（1571），接下来河套地区的吉囊也请求封贡互市，得到允许。隆庆末万历初，北方边疆的中西部封贡互市，王崇古迁兵部尚书，边镇由方逢时接任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两人首尾共济，边境安宁，正北和西部边境得以稳定。《明史》卷二百二十二谭纶、王崇古、方逢时、吴兑等人传后赞语云：“考其时，盖张居正当国，究心于军谋边琐。书疏往复，洞瞩机要，委任责成，使得展布，是以各尽其材，事克有济。观于此，而居正之功不可泯也。”
对于边防要害地区军事将领的考成，要考虑到边防军事的实际情况，这与对一般地方官员的考核不同，前者叫巡边。张居正接任内阁首辅以后，把巡边放在首位，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全问题。他派兵部侍郎汪道昆巡视东面的蓟、辽二镇；兵部右侍郎吴百朋巡视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兵部侍郎协理京营戎政的王遴巡视陕西四镇，即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镇，这就是明代在北边的九镇。巡视情况张居正都亲自具体过问。这三个巡视大臣都是兵部侍郎，都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进士，与张居正同年。汪道昆巡视的蓟、辽是戚继光的驻地，张居正让其带信给戚继光，信中说:
汪司马知足下素深，相待之礼，必从优厚，顷已面嘱之，然渠亦自不俟嘱也。但足下自处，又且务崇谦抑，毋自启侮。昔李愬属櫜鞬谒裴度于道，《唐史》美之。盖重命使，所以尊朝廷也，司马此行，于蓟事甚有关系，幸留意焉。
这就是事先打招呼，要双方互相尊重，所以汪道昆去了以后一切顺利，议额银、增设墩台的计划，一切都依原先的设想得以实现。王遴去陕西，张居正也去信加以鼓励，把事情办妥以后，王遴便告病还乡了。
吴百朋去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则引发了一些误会。宣大总督王崇古当时顾虑受人掣肘，吴百朋则认为自己出使是贬谪，张居正给双方写信疏通。吴百朋这个人办事很认真，他去了之后，对总督王崇古、宣府巡抚吴兑、山西总兵郭琥都指出其功过，对大同总兵马芳则提出弹劾，同时言官还弹劾宣府的总兵赵岢，这让总督王崇古脸上挂不住了。然而，王崇古是封贡有功之臣，马芳与赵岢还是能战的宿将，轻易动不得。故张居正给吴百朋写信，他首先撇清自己与马芳和赵岢的关系，又说明为了边防安全不能将二人轻易撤换：
仆与马、赵素不识面，异时当国者之家奴，率与边将结拜，鲜不受其啖者。自仆任事以来，内外隔绝，幸门尽墐，朝房接受公谒，门巷间可张罗，亦无敢有以间语谮言入于仆之耳者，又何所私庇于人？即此两人之狡猾无状，仆岂不知？第以其俱嚄唶宿将，部下又多犷少，代者未必能驭。即有瘢，犹可驱策而用之。贡市羁虏，本难久恃，猝有缓急，无可使者，故不得已曲为保全，徒以为国家耳。士大夫乃独不谅鄙心，奈之何哉！
最终，马芳还是被免职，张居正再去信向吴百朋做解释，说明自己的苦衷。九边他要派人巡视，但九边的人选不能轻易变化，因为这牵涉到边境的安全。守边的将领与北方诸部的人事关系也很复杂，且这些人兵权在手，军队里的袍泽关系是历史形成的，他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如果因人事变动发生变化，一旦边境多事，问题就更棘手了。
李成梁是那时守卫辽东地区的名将，威镇这个地区，他对付插汉和建州卫颇有策略。李成梁在辽东镇守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不下十次，然而他“贵极而骄”，“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李成梁去位以后，十年之间更易八帅，边备益弛，满洲的努尔哈赤随之起于辽东。万历二十九年（1601），明廷不得不重新起用李成梁，他复镇八年，辽左少事。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到处理军队的问题特别是处置边防将领，应注意轻重缓急，权衡其中的利害关系。张居正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有分寸的，否则边防稳不住，就会影响大局稳定。
对黄河的治理
关系到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稳定的，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治理黄河的问题，一个是保障运河漕运的问题。每年通过运河运输到京师的粮食达五百万石左右，保障了北京及边防的粮食供应。运河有一段是借道黄河，故治理黄河与漕运关系密切，治河保障运河畅通，才能使北京作为明代政治中枢的作用正常发挥，巩固北方边防。
黄河，唐以前皆由山东北部入海，北宋熙宁中，黄河改道，一分为二，一趋东南，合淮泗入海，一合济水仍自北入海。在女真金朝统治时，北边一条入海通道不通了，黄河都由东南合淮入海，入海口在今江苏北部草湾以东。
关于运河的问题，先得了解漕运的问题。元代是海运，由太仓入海，粮食通过海道运到天津大沽口。朱棣建都北京，从东南转运粮食到北方，仍依元制，采用海运。但海运易遭风浪，陆运则费用太高，于是转而通过运河漕运。这条运河分好几段，长江以南是浙、松、苏运道，到长江之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江北自淮、扬至京口以南之运河，通谓之转运河，由江都即扬州北上到淮安，谓之南河；由清河转入黄河，沿河溯上到达丰县、沛县，称中河。然后由山东到达天津称北河；再由天津到达张家湾，称通济河，总称漕河。然后逾京师而东抵蓟州西北到昌平，都曾有水道通运，转漕饷军。这条运河成为京师和边军的生命线，因而保障其畅通极为重要。
运输的困难是如何保障黄河的安流，由于黄河含沙量高，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则居其八，泥沙淤积，就会填高河床。宋代都城在汴梁，即今之开封，那里河床高于平地，靠河堤束水，河床高于开封城墙，这一段被称为“悬河”，其险情可想而知。黄河决口，在南则病河南，在北则病山东。故元末贾鲁治河的办法，是导河入淮，逐淮入海。
嘉靖四十四年（1565）七月，河决沛县，上下二百多里运道俱淤。到了隆庆年间，黄河水暴至，在睢宁、宿迁之间迁徙不定。这时河患不在山东、河南、丰、沛，而是在徐州、邳州、宿迁之间。到了万历四年（1576），黄河水在清河与淮河合流，经清江浦东至草湾，再折西南，经淮安入安东直下云梯关入海，而入海口泥沙淤积，河水入海不畅，导致河流泛溢，使苏北之盐城、淮安、高邮、宝应这一带成为一片泽国。那时管理水道有两套机构：一是河道总督，一是漕运总督。一旦水道发生问题，这两个机构都不能不管，但河、漕意见往往不同。
张居正则认为，河、漕是左右手，要同心协力，以期共济。而河患又有一个时间问题，黄河水落时，黄淮并流，一切没有妨碍；黄河水盛时，淮水被逼倒灌运河，再加上高邮、宝应的洪泽湖泛滥，于是淮安、扬州一带便成为一片汪洋了。万历六年，张居正果断采取措施，先是命吴桂芳兼理河、漕，吴桂芳去世后，他又让潘季驯总理河、漕，借淮之清水以刷黄河之浊水，筑高堰束淮水入清口，以敌河之强，采用的是二水并流、海口自浚的办法，到了万历七年，河工成，治河取得了成效。
接着，张居正又调整运船的时间，“居正以岁赋逾春，发水横溢，非决则涸，乃采漕臣议，督艘卒以孟冬月兑运，及岁初毕发，少罹水患。行之久，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潘季驯前后四次奉命治河，一共用了二十七年，才使河、漕都得以平稳下来，这一点与张居正知人善任关系很大。
由以上内容可知，张居正在考成、理财、边事、河工这几个问题上处理得比较好，其对黄河的治理为万历初年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对于张居正执政的这十年，我想应该给予正面评价。对比一下嘉靖到万历这近百年的时间，只有张居正改革这十年振兴了一下。张居正的功绩不在制度设计方面，他是坚持成宪，有决心，有才干，有雷厉风行的作风才能收到实效。张居正说过“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这便是大智大勇。没有这样的实干精神，考成法、一条鞭法在惩治贪墨、巩固边防等各个领域便不会取得效果，也就无法扭转正德、嘉靖以来的颓势。尽管相关的主张徐阶、高拱都曾言及，但真正全面、深入付诸实施并收到实际效果的是张居正，故不能贬低张居正在诸多改革家中的历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