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随着北伐军的高歌凯奏，大革命如火如荼。

　　4月4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都府堤街黉巷（今红巷13号），原湖北省立高级商业学校旧址，正式开学。

　　武昌农讲所实行常务委员负责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农民部部长邓演达、秘书陈克文和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毛泽东担任常委，实际由毛泽东主持工作。

　　共产党员毛泽东除担任以上工作外，还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年初，他还深入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学员陈念夷还记得，送走各路来宾，点灯之后，毛委员继续给大家讲课：

　　“抓香摒臭，站稳立场。农民闹革命，打垮了几千年来封建地主政权。土豪劣绅的体面丢尽，威风扫地。所有与他们息息相关的中上层人物，都说农民‘太过分’，农民协会办的‘糟得狠’。实际上农民打垮了乡村的封建势力，摧毁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墙根脚，农民掌握了乡村政权，革命势力得以加强巩固。正是‘好得很’嘛！下乡工作，要抓住‘好得很’这股香，摒除‘糟得很’那种臭。”

　　此时的革命阵营中并不平静，恰似山雨欲来风满楼。

　　湖北阳新、江西赣州两起惨案相继发生，手握兵权的野心家蒋介石，对其反革命嘴脸越来越不屑遮掩，土豪劣绅和他们在北伐军中担任军官的子侄兄弟更磨刀霍霍。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甚至也包括共产党内都爆发了争论，争论的核心，就是如何面对农民运动。

　　国民党右派攻击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革命的农民是“痞子”和“惰农”，即便是共产党内部，不但总书记陈独秀批评这么搞是“过火”，基层党员干部中持此观点的也大有人在。毛泽东在醴陵考察农民运动时，时任国民党醴陵县党部宣传部长的共产党员李味农，就认为农民太过分。对此，毛泽东向李味农提出了委婉的批评：

　　“味农同志，你是好好先生，却不懂革命理论，被压迫阶级受层层压迫已久，若不将压迫阶级无情压制，被压迫阶级不能得到彻底翻身。”

　　毛泽东的提醒是杞人忧天吗？

　　醴陵南二区三星里乡有个绰号“乡里王”的大土豪易萃轩，势力很大，盘根错节。农运起来后，伪装进步，给农民协会又是送猪送谷，又是敲锣打鼓，送去“革故鼎新”的金字匾额。

　　对此，毛泽东反复教育党的干部，无论是气焰嚣张，公开对抗，还是伪装降服、表面老实的，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他们不会甘心失败。

　　果不其然，“马日事变”后，易萃轩在反动军阀何健军中当军官的儿子，带着队伍回来“清乡”，老小子立刻翻脸，不但残酷虐杀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还一口气屠杀了60多位农民。整个醴陵，更达千人以上。

　　如果算上从“四·一二”、“四·一五”，再到马日事变、“七·一五”，被土豪劣绅及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这个数字，恐怕就更竟惊人了！

　　在“地主阶级还是农民阶级”这道选择题中，国民党选择了地主阶级，结果如何呢？

　　我们看到了二十二年后，国民党政权和地主阶级在大陆的覆灭。

　　原因何在呢？

　　其实早在当时，国民党内部就有人看到了这种逆淘汰，即大量支持、同情共产党农运政策的国民党左派，被当作共产党屠杀，或者不认可国民党向右转，一屁股坐在土豪劣绅的怀抱中，而自行离开的。这群人走了，大量空位子，被乘机崛起的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占据，国民党从革命党蜕变为反革命政党的趋势就如野马狂奔，一发而不可收拾。

　　一位国民党的基层干部，对此吐槽：

　　“国民党好比是一只垃圾桶！”

　　国民党何以从革命党变成了反动派，站在最广大人民的对立面，替腐朽没落的阶级来反攻倒算，是最深刻的历史教训。

　　无独有偶，昨天我看到了一则通知，由某大学干部培训中心和某地新的社会阶层联谊会合办，要搞《国学智慧——修身治企与家族传承》的培训班，主要讲的就是清代到民初，河南著名的大地主“康百万”家族。

　　主讲人的介绍更加有趣了：

　　“家文化研究学者，某家某代孙，致力于家文化的传播与研究。”

　　我就想问问：

　　你们宣传大地主阶级的典型人物“康百万”，讲不讲对佃户的剥削压迫，讲不讲草菅人命，讲不讲官商勾结，讲不讲封建地主阶级是如何走向没落，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

　　恕我直言，都21世纪了，还要大吹特吹封建地主阶级，还要给康百万之流摇旗呐喊，还要学习他们的所谓“文化”，你们不觉得可笑吗？

　　你们觉得你们拿这个最终去忽悠青年人有用吗？

　　你们确定他们不会发现你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吗？

　　说真的，看到有人打着“新的社会阶层”的旗号宣传封建地主阶级，以封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自居，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今天就说说这个打着某大学干部培训处和某地新的社会阶层联谊会旗号，去宣传的大地主家族——“康百万”。

　　康家的家训叫“留余”，堂号也以此命名，还自诩：

　　“上留余于天，对得起朝廷；下留余于地，对得起百姓与子孙。”

　　问题是你的确对得起朝廷和你的后代子孙，可你真对得起百姓吗？

　　当年，作为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康家，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放账的利息，就很吓人。

　　每当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借他家一斗粮食，一季就得多还他家三升利谷，加上康家的双底斗，出九进十一，利息就不是三升，而足五升，甚至还要更多。

　　康家那杆水银秤，一高一低，更坑害了不少的农民。农民借债，每十个月就得按一年计算，并且在借债的时候，就得把当年的利息扣下末。

　　这还不算，农民们凡是向他家借贷，都必须先将土地、房产作抵押，一旦债务偿还不起，就得拿土地、房产来顶债。

　　他家为了兼并农民的土地，放债的利息还以借债户的土地距离他家地块远近，而规定了不同的暴利率：

　　谁家的土地离他家地块近，便于连成大片土地，利息就是三分；土地离他家地块远的，兼并后又不容易速成大片地的，利息就增加到五分。

　　1948年，河南又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庄稼没收一粒，贫苦农民连树皮、草根都刮吃光了。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康家就以加倍的利息，向群众放债。贫苦的农民为了活命，只得忍受高利盘剥，把作抵押的土地、房产典，减价卖给康家。

　　仅以叶岭村，这个距离康店三里远的村子为例：

　　当时全村二百多户人家，除了二十多亩坟地外，其余几百亩土地都在这时卖给了康家。

　　不但是这一个村，同属今天康店镇的龙窝沟（传说杜甫的出生地），距离康家最近，也因此受害最深，全沟三十来户农民，在当时不但土地全被夺走，连居住的破窑也都被霸占了。

　　请问——

　　这就是你们的“留余”吗？

　　这就是你们的“积善”吗？

　　答案是——

　　你家的善是黄四郎的善！

　　你家的余是黄老爷的余！

　　无可否认，这个“康百万”的确有钱，

　　仅仅是手中的土地就达18万亩，当年是号称：

　　“头枕泾阳、西安，脚蹬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

　　康百万家族虽然发家之后，也搞了商业和运输业，但发家靠土地，致富后还是把主要财富投向兼并土地，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所以土地是康家的命根子，他不可能搞资本主义，甚至认为搞资本主义，哪如兼并土地来钱快呢？

　　于是，康家就在地租上绞尽脑汁，农民向他家租种土地，一般都是按照定租和活租两种方式交纳租粮的。

　　定租的剥削方法，就是农民们每向他家租种一亩滩地，一年要交纳四百斤租粮；租种岭地每亩一年也要交纳二百斤。年成好的时候，佃农们累死累活地苦干一年，收来的粮食交了租，还能多少剩一点点，勉强维持住全家半饥不饱的生活；稍微一歉收，打的粮食就不够交租子了，全家老小只得张着嘴挨饿。要是遇上了荒年，那简直就要了穷人的命！

　　活租的剥削方法更厉害，康家先用长工播上种，然后把土地划成份，出租给佃户管理。土地每份十二亩，其中四亩种棉花、八亩种粮食。收获后，不论是粮食或棉，花，都按七五、二五的比例分成。每收获一百斤粮食或棉花，康百万家先夺去七十五斤，佃户只得二十五斤。

　　这些佃户们，除了交租，每年还得给地主家服其他劳役，如担水、扫地、喂猪、盖房屋、掏厕所等杂差，并规定一年要做一百到一百五十天。

　　除此以外，佃户们每逢端阳节、中秋节或阴历年，还得给康家割肉送礼，稍有怠慢，康百万家就会借故收回租地，逼得那些无地的农民带领全家老小出外逃荒。

　　到底康百万家一年能收多少租子，这谁也摸不清底，只知道康应魁的孙子康鸿猷，在康店村设的一座栈房，一季就收租粮一千五百多布袋，合二十五万多斤；收的棉花可以折卖白银五千多两。

　　周围的穷苦佃户呢？

　　却有不少是头天交了租子，第二天就无米下锅！

　　我就想问问，这就是你们的传统和家文化吗？还要教给谁？教给他们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