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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明:“大老粗”陈永贵的几件轶事

  其一:

  1964年,大寨买了一头又肥又壮的耕牛,可是没多久就摔了一跤,把牛骨头摔断了,没法耕田了。

  陈永贵把牛牵到了县里的食品部门打算卖掉,刚到市场就被人围住了,纷纷开出高价,最高的出到了80元。食品部门的人过来了,开价27元。陈永贵说:“你赶走吧。”

  现场的人顿时炸了锅,给80不卖,给27卖了,傻瓜、神经……

  陈永贵最后才解释说:“不是我神经,也不是我傻瓜,那牛已经把脊梁骨摔坏啦,不能劳动啦。你买回去了不能劳动,群众还不埋怨你?还会埋怨我们,说大寨生产队骗了兄弟生产队。这不是大寨人做的事。”

  其二:

  大集体时期,几乎每个村都发生过干部与家畜、家禽的斗争,庄稼是集体的,畜禽是社员自家的,总有一些社员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家的畜禽放出去,祸祸集体的庄稼,大寨也存在这样的现象。

  有一天,陈永贵在大寨宣布了一条规定:各家一律把家里的猪关好,从明天起,只要在庄稼地里逮住了猪,不管是谁家的,一律罚玉茭(玉米)一斗。

  第二天,陈永贵就叫他妻子把猪放出去,他妻子死活不愿意,陈永贵急了,“叫你放你就放!”

  交代完之后,陈永贵就召集大队干部一起检查新规定的执行情况,还没转到一半就抓到了陈永贵家的猪。一位干部打圆场:“老陈,好像是你家的猪⋯⋯就算了吧?”

  陈永贵没有回话,直奔大队的库房提上了斗,对其他干部说:“走,到我家装玉茭去。”

  从此,大寨就没有私放猪、鸡出门的现象了。

  其三:

  陈永贵为人耿直、脾气有点暴躁,在家里也经常发脾气,但他从来没有打过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家里也不搞大男子主义。

  后来,他被调到北京工作,发现北京的家庭做饭时,都是两口子互相帮忙。

  回到大寨后,陈永贵在社员大会上连笑带骂地训大寨的男人:“妇女早上给你做了饭,叠了被,刷了碗,你就端了碗吃了下地?人家也下地么,你他妈的就什么也不管?老婆做饭你就不会剥颗葱?你男人就一点家务不做?做饭、洗衣裳,都是妇女的事?男女平等哩!”

  “男人以后都帮妇女做饭!不行,你吃完饭就炕上躺着去了?不行!从明天开始,男人回家帮老婆做饭!不做饭不给记工分!你吃完了躺炕上,妇女还给你刷碗,晚上还让你××?凭什么你坐炕上老婆就该给你端过来吃?侍候你男人?什么叫男女同工同酬?就是这!”

  自此,大寨的男人们一改千年来的“传统”,居然开始干家务了,而且风气至今尚存,在当地独树一帜。

  其四:

  陈永贵被调到北京工作,按规定可以带家属来,但他不干,反而叫妻子带着孩子在大寨挣工分,连城市户口都不给他们转。

  山西有关部门背着陈永贵给他的家属转了户口,还想把他们送到北京,手续办完了,才跟陈永贵打招呼。陈永贵拍桌大吼道:“谁办的!我不同意,谁敢!”结果又退了回去。

  不仅家属要靠在大寨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吃饭,陈永贵自己也只是挣工分,把大寨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带到北京用。

  陈永贵搬到交道口以后,昔阳的干部、各地的劳模经常来拜访,少不了要请客吃饭。国务院规定可以申请报客饭补助,身边的工作人员没跟陈永贵打招呼就去申请了,而且立刻被批了下来。陈永贵瞪着眼说:“我的客人让国家报?退掉!”于是又退掉了。

  其五:

  据陈永贵晚年回忆,有一次,他从大寨到北京,给江青捎了一点自家的土特产,江青坚决要付钱,还对陈永贵说:“老陈,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毛主席培养的党的干部,我们要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袭,我们不要搞那套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许可的。钱,我一定要付,你送的东西我也要收。我们之间的交往,完全是党的原则范围内进行的。”

  这让陈永贵颇受震撼。

  有一次陈永贵到贵州考察,回京后发现多了两箱茅台酒,便问工作人员,才知道是贵州的领导背着他硬塞进行李中的。陈永贵很不高兴,命令工作人员把钱寄去。

  又有一次,陈永贵在北京的住所吃饭时发现有鸡,而自己并未吩咐去买鸡,便向工作人员询问鸡的来历,得知是家乡人送来的,他千叮咛万嘱咐把钱寄去。

  他每月只有100多元的生活补贴费,往这儿也寄钱,往哪儿也寄钱,实在难倒了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才导致陈永贵不仅平时伙食很简朴,开会时连茶叶都喝不起……

  其六:

  陈永贵经常说,“我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这并不是一句场面话。

  陈永贵出身贫苦,六岁的时候,母亲和弟弟被父亲卖到了隔壁县,后来他父亲也因为走投无路上吊自杀了。他是在毛主席领导贫苦的劳动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后才翻身得解放的。

  所以,陈永贵打心眼里热爱毛主席,一心一意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号召农村搞合作社,陈永贵1952年就率先带领大寨部分农民建立了合作社,当年就取得了丰收。

  1964年,毛主席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状况很不满意,很多农村干部不参加劳动,反而拿高工分,从而和社员的收入出现较大差别。时任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向毛主席汇报说,大寨的干部在陈永贵带领下,坚持政治挂帅,始终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管理上也有一套办法,有制度,不繁琐,干部工分与社员工分有差别但不悬殊,防止了高工分现象。

  在详细了解了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之后,毛主席夸赞说,“陈永贵有实践经验,有知识,他才是真有辩证法,而我们的大学里读的那些书,越读越蠢。我们的一些干部脱离群众,就很蠢,就没有陈永贵这样的水平。”

  陈永贵从小没有上过学,本来不识字,但他十分刻苦,繁重劳动之后,坚持自学,很快能够看报纸,还能借助字典读《毛泽东选集》。

  陈永贵文化程度不高,但讲话却思维清晰、很有逻辑、有条有理,且充满了辩证法。赵树理在听过陈永贵的报告后赞不绝口,讲话水平高,有辩证法。虽然陈永贵讲话时不会引用毛主席的著作,举的例子也都是农民的身边事,但处处都体现着毛泽东思想。

  其七:

  1977年,在没有毛主席的日子里,各地的一些不正之风开始抬头。对此,陈永贵感到十分忧心。

  6月,陈永贵前往山东东平县,视察这里组织的万人万亩大会战。期间,东平县领导邀请陈永贵到距离不远的泰山上去看看,游览游览。但陈永贵却没有心思,说:“以后退休了再去吧!还是多看几个工程。”

  不久后,陈永贵又到了杭州,当地领导劝他游西湖,他也说以后再看吧,结果一生也没游过西湖。同样,他路过黄山没上黄山,到了拉萨没进布达拉宫……

  对陈永贵来说,庄稼和土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人民公社农业大会战,才是最美的景象。

  回到北京后,陈永贵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却被嘲讽“还像三岁孩童一般幼稚……”

  很快,陈永贵就被退休。他拒绝了政府给他的养老金,而是自己种庄稼,让他的孩子回到自己的老家,让他们过着正常的生活,不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名声来赚钱。

  1986年3月26日晚,陈永贵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临终前,他流着泪说道:“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场了。人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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