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解决“就业难”的历史启示
在世界经济普遍衰退背景下， “就业难“，恐怕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而对于一个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中国来说，就业压力一直伴随着新中国的历史的进程如影随随。
解决“就业难”的问题，成了政府的一块“心病”，成为当前“六稳”、“六保”之首。7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大民生保障力度，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度通盘考虑。”这一提法，凸显了就业形势的严峻性与解决“就业难”的紧迫性以及不同以往的重视程度。
“通盘考虑”，就是要统筹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民生改善与就业优先的关系，总揽好全局。
思考解决当前“就业难”的出路，这使我想起了五十年代开始、七十年代末才结束的那场轰轰烈烈长达25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作为一场震撼中国大地的大规模青年运动，“上山下乡”运动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动因与当时的政治、战略考量。
在那场席卷整个中国大地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先后多达2000多万的知识青年从城市走向乡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的个人经历与命运同那个就业紧张的时代与艰难困苦的奋斗时代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理解体谅国家困难，不抱怨，最终选择主动接受现实挑战，入乡随俗，他们与农民打成一片，化被动为主动，有的在农村成家立业，有的在农村建功立业，这是很了不起的。他们脱离城市环境，脱离父母呵护，完成了一次精神自立的嬗变，那些知青题材的影视作品则记录反映了知青生活的嬗变经历以及他们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生活态度。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为2000多万知识青年永远抹不去的集体记忆，构成了火热年代一幅幅恢宏的历史画卷与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独有的“知青情结”。
历史学者描述当时的运动背景时说：始于在50年代的这场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客观上与我国当时人口、经济、文化、教育等全面落后又不平衡带来的城镇就业困难有关;也与建设时期广大的农村和边疆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建设人才等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
五六十年代，中国单一的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怎么办?党把纾减就业压力的注意力被历史地放到了中国广大农村，并提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
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毛泽东在1955年9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发出号召：“组织中学生和小学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关于对这一运动的历史评价，虽然后期有过度政治化的倾向，但总的还是正面的。它既是历史的被动选择，也是历史的主动作为。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国家解决“就业难”的一个不得已的战略选择又是一个积极应对挑战的战略抉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时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试图把解决城镇失业问题同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结合起来,探索的一条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之路。这也是当时的一种“通盘考虑”。没想到它所带来的之于青年人、之于国家、之于破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之于中国长远未来的深刻改变与深远影响，则是全方位的，远远高于当年决策预期。
我们评价历史事件与人物一条总的法则，是不能脱离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与历史的局限性，我们应当树立大历史观。就作出“上山下乡”决策的涉及面、困难程度、厉害关系、思想发动而言，可能是继抗美援朝那场立国之战之后前所未有的。试想，新中国成立时一穷二白，少量从战争废墟中留存下来的碎片化的工业根本无法吸纳那么多的城市就业人口，加上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卡脖子”，农业生产力又非常低下，这在当时，的确只能把“活下来”作为最高纲领。国家也只好把解决“就业难”的出路放到了农村，“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始终是政府决策的的“两个”基点。历史表明，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除了直接解决特殊历史困难时期的就业问题之外，还对中国“三农”的帮扶、农垦事业的促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文化下乡、农村扫盲，对于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提升中国的乡村治理能力，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我把它称之为新中国第一次“乡村振兴”运动，也是“缩小三大差别”，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一次举国试验。至于“反修防修”与“防止和平演变“则另当别论，这需要从另一个政治视角作出历史的考察与之于现实的判断。
总之， 横跨三个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现在回过头来看，倒也磨砺了不少人的成长性格，也成就了不少人的职场人生。他们走进中国乡土深处，零距离接触“三农”，感受中国城乡二元化结构的现实，对于洞察中国国情、读懂中国国情，特别是深化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并开启他们返城以后的工作生活与职业生涯，一些人进入中国社会与政治舞台中央，有着不可多得的经历上的与认知上的履历帮助。习近平总书记后来深情回忆在梁家河的七年岁月时说：“我1969年1月去，1975年10月离开陕西，这一段时间就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可以说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很多事都历历在目，现在有很多思维行动都和那时候有关联。”我看那批批经过农村艰苦洗礼返城的“上山下乡”知识分子，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挑了国家的“大梁”，他们对国情的认识与“三观”，经受了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双重考验，成为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没有“全盘西化”的中流砥柱。那些曾经的知青，早已悄然老去，但他们对岁月的怀想所拥有的“知青情结”却是他们一生最值得引以为荣的经历和骄傲，“上山下乡”运动赋予他们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与对“活着”的幸福指数可能高过当下的许多年轻人。从幸福需要建立一定的参考比较体系来说，当下的年青人普遍缺少了“自找苦吃”的艰苦历炼而失去了某种对幸福存在的感受能力。
回到当下现实中来， 我以为当年 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特别对于解决当下“就业难”还是有些历史启示的。
当前，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农村空心化”。“空心”与“振兴”，既构成了解决逻辑，也构成了问题冲突。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单向流动，农村只剩下“三八六一九九”部队，这是社会上对农村留守现状的形象说法与刻画。留守在广大农村的妇女、儿童与老人却是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割舍不下“牵挂”。“农村空心化”的结果，使得“乡村振兴”缺少了必要的人口支撑，形成了城乡新的投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从需求侧来说，城乡的刚需存在严重不对等。
现在。 在“就业难”的人群中，有这样一群人比较困惑，“高不成，低不就”，他们很难找到理想的单位与理想的岗位，无法实现预期的职业梦想薪酬。毕业即失业，毕业即待业，他们是刚走出校门的那批年轻人。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6至26岁的年轻人没有就业的超过了20%，意味着五个人中有一个人没有就业，这个数字可能被严重低估，要不国家教育部不会站出来督查治理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造假”问题。其实，“被就业”现象一直长期存在。
“就业难“除了经济下行背景之外，也有就业的观念问题，就业供需的结构性失衡，使得一些工作没人干，一些人则没事干。
“没人干”的原因一是“不愿干”，背后折射的是选择问题，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二是“干不了”，反映了人才培养与人才需求不匹配，背后折射的教育问题。
注意到，这些年中央高度重视乡村治理与基层政权建设，建立了“选调生”制度，选拔了一批“大学生村官”，对于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推动乡村治理，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后备干部培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远远不够。
国家能不能出台更有力的配套政策首先让农业、林业类的大学生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让他们可以先担任“技术村官”呢?能不能再发动一次知青“上山下乡”以支持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呢?国家可不可以投资农业合作社或大力发展乡村民宿养老事业，让一部分城市老人回到乡村养老呢?一则可以纾减城市压力;二则可以填补农村“空心化”;三则可以促进农业养老服务业规模化;四则可以让“农二代“、“农三代”在城市安顿下来。作为一种政策引导，能不能吸引大学生去当中国新型农民，去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呢?……
我一直认为，中国城镇化进程绝不只是单向的，城乡要素合理有序流动是必须的。前不久，国家财政部财科院院长刘尚希在李强总理召集的形势专家座谈会上的建议说：“治本政策，就是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突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进程”。
是的，我们不应错误的把“三农”问题统统视为中国式现代的推进“包袱”，而恰恰相反，还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改革张力与改革红利，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再次提供内生动力。正是中国的“三农”，构成了中国战略稳定的“大后方”与“大托底”，为解决包括就业在内的“中国问题”提供了战略回旋余地与政策想象空间。
今天，我们应该仍然坚信：“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