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终战诏书》颠倒是非的基调下，每年“终战纪念日”，日本政府均要求国民“缅怀战殁者，衷心为他们的牺牲默哀”，刻意回避侵略战争给邻国特别是中国造成的惨重民族灾难与巨大损失。黑白不辨的“终战史观”，放大了日本作为原子弹轰炸受害者的“无辜”形象，淡化了其作为侵略战争加害者的真面目，造成历史认识问题的谬误积重难返。

　　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电台播放的《终战诏书》，全文800余字，主要内容有三：一是鉴于“世界大势与帝国之现状”，敕令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以“收拾时局”；二是向“盟邦”和“臣民”表示对战争结局的“痛惜”与“遗憾”；三是期待战后日本的复兴。《终战诏书》是二战时日本统治集团历史观与战争观的集中体现，并且成为二战后日本各类右翼史观的滋生之源。

　　刻意回避“投降”字样

　　《终战诏书》刻意回避“战败”或“投降”字样，丝毫未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深刻反省，其背后深层次的根源便是日本社会长久以来形成的“皇国史观”和战争决策者不甘失败的顽固痴心。

　　“皇国史观”源自宣扬神造日本国土，民为“天孙民族”，国为神佑之国的“神国论”。“神国论”还将皇权神圣化，进而演化出皇统“万世一系”，世代君临“皇国”日本的“国体论”。

　　《终战诏书》鲜明体现了“皇国史观”，它要求臣民“确信神州之不灭”，继续“维护国体”，并世世代代“发扬国体之精华”。在战败之际，“神国论”、“皇国论”与“国体论”被视为挽救日本军国主义灭亡的最后一丝希望。无独有偶，1941年日本对美英的《宣战诏书》，同样将开战说成是“皇祖彰显，皇父作述之宏猷”，呼唤“皇祖皇宗之神灵”的护佑，战胜美英以“恢弘祖宗之遗业”。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先发制人的突袭带来虚幻一时的战胜感，令“神国论”、“皇国论”等“国体”意识陡添风采。笼罩在“皇祖皇宗”和“神灵”等“神圣光圈”之下的侵略战争，也因此幻化为“圣战”。

　　根据“皇国史观”，日本近代以来的殖民侵略活动被标榜为“解放亚洲”。在侵略中国与侵占东南亚期间，日本对占领地区使用武力镇压、刑讯逼供、集体屠杀与扶植傀儡、承诺虚假“独立”或“共存共荣”等多种手段。日式殖民帝国“大东亚共荣圈”的残暴罪行，制造了世界殖民史上特别黑暗与血腥的一幕。《终战诏书》否认上述殖民统治的罪行，并颠倒黑白地将上述罪行美化为“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是“为东亚解放而努力”，宣称各国傀儡政权为“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将侵略战争说成是“解放亚洲”之举。实际上，1943年11月日本宣布建成的“大东亚共荣圈”，不过是用日式殖民圈取代美英荷兰的旧式殖民圈。东南亚殖民圈的宗主国的确发生了变化，却与解放亚洲无涉。

　　据由“皇国史观”，刻意回避“战败”、“投降”等字样，意味着《终战诏书》定下了拒绝认输投降、也不会对自己的侵略罪行有所反省的基调。

　　沿袭一贯的涂脂抹粉

　　《终战诏书》除了大肆宣扬“皇国史观”等错误历史观外，还刻意美化日本的侵略行为，为侵略战争涂脂抹粉。

　　《终战诏书》颂扬“大东亚战争”、美化侵略。1941年12月，东条英机内阁把包括侵华战争在内的所有侵略战争，统称为“大东亚战争”。至于导致战争爆发的原因、战争责任等问题，从宣战到停战，两份诏书均编造出一套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说辞。

　　《宣战诏书》发表于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南方军进攻东南亚、香港等地之际。《宣战诏书》指责美英援华“助长东亚之祸乱”、“逞制霸东方之野心”，并以美英“断绝经济关系，给帝国生存以重大威胁”、“帝国为生存与自卫计，惟有毅然奋起”等为开战理由，为“大东亚战争”披上“道义”外衣。《终战诏书》重弹日本“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的老调，仍然将武力占领中国大片领土和整个东南亚、建立日式殖民掠夺圈的侵略行为，颠倒成“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日本政府本意。这就将侵犯他国主权和领土的侵略战争，涂抹为“自卫自存”和谋求东亚安定的“义战”。

　　《终战诏书》否认侵略中国历史。《终战诏书》将美英视为宣战对象国，宣称双方交战“已阅四载”，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与英美两国已交战4年。结果，因“战局并未好转”与“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致使日本无法“继续作战”，只得接受《波茨坦公告》。在这里，一句交战“已阅四载”，就将九一八事变以来十几年的侵华战争，包括日军犯下的南京大屠杀、无差别轰炸、使用生化武器等反人类罪行一笔勾销。此外，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内在逻辑关联，也因1941年的刻意划界而被割裂，进而消失不见。

　　实际上，恣意否认侵华行径，并把罪责归于中国的“侵华有理论”，是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日本历届内阁的一贯说辞。例如，1931年9月24 日，若槻礼次郎内阁发表第一次政府声明，栽赃东北军“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归责中方；1937年7月10日，近卫文麿内阁发表声明，诬称驻守卢沟桥的中国军队“非法进攻，造成我军相当伤亡”，声称“此次事件完全是支那方面有计划的武力抗日行动”，要求中方“谢罪”。次日，近卫内阁再次贼喊捉贼，诬称中国军队“7月7日半夜于卢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导致“冲突的发生”。编造谎言、挑起事端并发动突然袭击，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武力崛起的一贯手法，14年间不断升级的侵华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也是如此。可见，《终战诏书》否定侵华与战争暴行的观点，可谓由来已久。

　　总之，《终战诏书》以“皇国史观”与“国体论”托底，拼凑了一系列美化侵略战争、开脱战争罪行的荒谬说辞，潜含着有朝一日东山再起的恶念，是可谓“终战史观”。

　　滋生战后右翼史观

　　​在战后日本，“终战史观”貌似一度沉寂。随着20世纪60年代日本重新崛起为经济大国，社会思潮急剧变化。50年代进步学者对军国主义侵略的反思与批判逐渐弱化，而为“大日本帝国”翻案的右翼势力却日益活跃。在这个过程中，“终战史观”成为形形色色右翼史观的滋生地。

　　​1963—1965年，曾混迹“笔部队”的林房雄，在《中央公论》发表连载文章，抛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强调“自存自卫”，否认侵略。1973年，石原慎太郎等31名鹰派议员沆瀣一气，组成新右翼团体“青岚会”，公开为“大日本帝国”翻案。1982年，日本文部省审定歪曲南京大屠杀起因、美化殖民统治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被曝光，引发了第一次教科书事件。1985年右翼团体“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成系统宣扬“终战史观”的《新编日本史》，变相兜售“皇国史观”，竭力洗刷侵华战争罪责，否认南京大屠杀，强调挑起太平洋战争是为了“从欧美列强的统治下解放亚洲”。1995年，源于“终战史观”的“自由主义史观”应运而生，在抨击“共产国际史观”、“自虐史观”、“东京审判史观”的叫嚣声中，美化“大东亚战争”，重弹“皇国史观”的陈词滥调。

　　​世纪之交，右翼思潮在日本进一步高涨，《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新历史教科书》《大东亚战争——日本的主张》等右翼出版物陆续出版，其主要观点与“终战史观”如出一辙。

　　​首先，大力鼓吹“皇国史观”。《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呼吁“要为孩子们编纂立足于‘日本神话’的正确的历史教科书”。《新历史教科书》将子虚乌有的“神武东征”传说当成史实，附上从九州的日向至大和的进军路线简图。在“日本的神话”单元中，以4页篇幅介绍建国神话，将大和朝廷的源头追溯至“天照大神”，竭力恢复战前的“神国”、“皇国”历史记忆，宣扬“国体论”。

　　​其次，歪曲事实，否认侵华战争暴行。《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依然称侵华战争为“支那事变”，硬说“满洲不是中国的领土”，当地居民“请求关东军临时进驻满洲”；卢沟桥事变“无疑是中国军队发动的”，是“中共的阴谋”，“日本完全没有侵略的意图”；“南京大屠杀完全是捏造的谎话”等。《新历史教科书》宣称卢沟桥事变骤发，是“有人向进行演习的日本军队开枪”；八一三事变，是因为上海“发生了两名日本军人被射杀的事件”；将南京大屠杀轻描淡写为“南京事件”，强调“关于事件的实际情况，在资料上有很多疑点”，竭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出于否认战争暴行的考虑，《新历史教科书》对平顶山惨案、“三光”政策、731细菌部队、毒气作战、无差别大轰炸、花冈惨案、“慰安妇”等只字未提。

　　​最后，美化侵略，为“大东亚战争”洗白。《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声称日本“为了自存自卫，才向东南亚的资源地带出兵”。结果，“促使东南亚独立”，完成“解放亚洲”的“使命”。《大东亚战争——日本的主张》声称，“大东亚之战”是日本“抵御西方列强粗暴支配殖民地”的“自存自卫的战争”，也是“解放亚洲的‘义战’”。《新历史教科书》则宣称“日本的战争目的，在于自存自卫，好从欧美的支配下解放亚洲，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吹嘘1943年日本与傀儡政权举行的大东亚会议发表“提倡各国自主独立、各国提携以发展经济、取消人种差别的大东亚宣言，进一步阐明了日本的战争理念”；强调日军侵略东南亚“加快亚洲各国的独立步伐”，等等。实际上，东南亚人民很快就发现所谓日本“解放者”比老牌殖民者更为残暴，抗日活动普遍展开，直至日本战败。

　　​上述举例足以说明，战后右翼史观直接沿袭了《终战诏书》的主要观点。而战后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态度游移和右翼势力日益嚣张，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终战史观”在作祟。在《终战诏书》颠倒是非的基调下，每年“终战纪念日”，日本政府均要求国民“缅怀战殁者，衷心为他们的牺牲默哀”，刻意回避侵略战争给邻国特别是中国造成的惨重民族灾难与巨大损失。黑白不辨的“终战史观”，放大了日本作为原子弹轰炸受害者的“无辜”形象，淡化了其作为侵略战争加害者的真面目，造成历史认识问题的谬误积重难返。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