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第一次批判运动。[①]它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的活跃，许多著述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反思和探讨了这场批判运动，并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研究特点和成果。

　　研究分期、主要成果及特点

　　1.20世纪80～90年代中期，研究的兴起阶段

　　1980年，《齐鲁学刊》第四期发表张经济的《希望给武训平反》的读者来信。来信打破了沉寂30年的研究禁区，开始了对电影《武训传》批判运动的重新研究和评价。1985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胡乔木在发言中指出：“武训这个人物应该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不抱任何成见加以重新研究。”“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②]胡乔木的发言重新对《武训传》批判进行了评价。此后，关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分四类：一是《光明日报》、《文汇报》、《党史研究》、《齐鲁学刊》、《聊城师院学报》等报刊发表的论文。如李绪基、孙永都的《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范际燕的《电影〈武训传〉批判的意义和经验》、范守信的《试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戴向青的《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等。二是一些人的回忆著述。如《武训传》编导孙瑜发表的《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武训历史调查团”成员司洛路、赵国壁等人的回忆文章。三是山东武训研究课题组成员的著述。1987年，由山东哲学学会发起，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聊城师范学院等单位联合组成武训研究课题组。1991年，课题组出版了张明主编的《武训研究资料大全》和黄清源、姜林祥著《武训评传》。1991年和1995年，以武训研究课题组成员为骨干，先后两次在武训故乡冠县召开了“全国武训研究会”，会后出版了张明、邢培华等主编的《武训研究论集——第一、二次全国武训研讨会》。四是其他著述。如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戴知贤的《文坛三公案》等对这一问题多有涉及，1991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此也有论述。

　　2.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的平稳和深入阶段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三类：一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批判运动进行了梳理、分析。如1994年夏衍在《文汇报》发表《〈武训传〉事件始末》，2006年袁鹰在《炎黄春秋》发表《〈武训传〉讨论——建国后第一场大批判》等。二是一些文章和著述从陶行知研究、郭沫若研究、毛泽东研究等方面进一步扩展了对武训及《武训传》批判的研究。如邢培华的《论陶行知的武训研究》、冯锡刚的《“瞠然自失”的检讨——郭沫若与武训批判》、冯晓蔚的《郭沫若与〈武训传〉的批判》、陈述的《对毛泽东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再研究》。而2003年底出版的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对武训批判也给予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三是一些散见的文章和著述重新研究这场批判运动。如王善中的《武训、电影〈武训传〉及建国初期开展的批判》、白云涛的《论电影〈武训传〉批判》。四是随着历史作品通俗化、大众化的流行，出现了关于武训和《武训传》批判运动的纪实性、通俗性著作，如袁晞的《武训传批判纪事》，李泉、邢培华的《千古义丐武训》等。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成果数量大不如前，但其中不乏质量上乘之作。

　　主要观点述评

　　1.关于武训和武训精神

　　武训，幼年因家境贫困跟随母亲乞讨度日，后以“兴义学”为号召独自行乞，在逐渐积累了一些钱财后在家乡办起两所“义塾”，59岁去世。在建国初的批判运动中，毛泽东曾指出：“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③]当时的批判文章认为，武训骨头软、手法贱、磕头求乞的卑劣行为，不是中国人民的好传统。在批判中，武训成为“极反动的大奴才”、“欺骗人民的工具”。武训行乞兴学，“动机里没有一点反封建压迫的革命意识”，“义学培养的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是阻滞革命阻滞社会发展力量”，“武训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听命于地主阶级，接受地主阶级的领导，极力麻痹农民的斗争意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研究者主张结合武训特定的历史时期，实事求是地评价武训的行乞兴学活动，肯定其进步性。李绪基和孙永都在《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一文中指出：“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更不能用今天共产主义思想的高度去要求一个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人。”[④]李克实指出，对武训用“自辱”的方法获取施舍来举办义学应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能把表面现象看成事物的本质，应看到他这种行动的目的。另有论者指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武训兴学虽最终失败，在教育理论上也没有建树，但他适应了当时教育发展的趋势，反映了农民文化上的要求，是向封建统治者争取教育权的尝试，是农民抗争的一种表现，应当肯定。

　　对武训精神，钱光华、相云峰、白云涛等人认为，虽然武训办义学的方法、处世哲学有些奴才相，他也没有找到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正确道路，但他忍受屈辱、受尽磨难、矢志不渝、坚持办义学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对武训性格上的局限性应给予理解，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因为他有缺点而磨灭其功绩。黄清源、姜林祥的《武训评传》认为，武训精神的立足点是为穷人争取受教育的权力，但这种意识是朦胧的、直观的，在当时社会中很难真正行通，“武训应被看作是广义改良主义范畴中的平民改革派”;自轻自卑的心理和行为表现了武训精神陈腐的一面，他为办义学出卖人格，对奴才地位不满又甘作奴才，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武训作为贫民，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然采取不同的手段和途径，这形成了他独特的价值取向和观念，其中有可取之处，但也有明显局限。因此，对武训和“武训精神”应持基本肯定态度。

　　2.关于电影《武训传》

　　1951年初，赞扬武训“行乞兴学”的电影《武训传》在各大城市上映后，“好评如潮，口碑载道”。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严肃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向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⑤]社论彻底否定了武训和武训精神。从此，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大规模的政治性批判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在批判中，电影《武训传》被认为是“进行反党反人民的反动宣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鼓吹向封建地主阶级投降”，“否定农民阶级斗争”，“宣传改良主义道路”等等。为了配合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批判，1951年夏，由文化部和《人民日报》发起，组成包括江青在内的13人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材料写成《武训历史调查记》。《调查记》给武训扣上了“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的三顶帽子。

　　20世纪80年代后，重新评价电影《武训传》的观点主要分基本肯定和基本否定两种，但两种观点都不再是单纯的肯定或否定，而是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

　　持基本肯定观点的人认为，电影虽存在某些缺点，但基本上是好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关于影片进行“反党、反人民”的“反动宣传”问题。李杏保、徐永鑫指出：一部作品宣传什么，主要由其表现的主题所决定的，而分析作品如何表现其主题，又要兼顾作者的创作动机和作品的客观效果，离开作品节外生枝地随意推论，或者抓住一鳞半爪苛求以至否定全部作品，都是不可取的。《武训传》从创作动机、影片主题、社会效果和群众反映来看，都是富有教育意义的影片。第二，关于“鼓吹向地主阶级投降”、“否定农民阶级斗争”的问题。李克实说，用行乞的办法为穷人办学，企图使农民摆脱地主阶级的压迫，这本身是对地主阶级的反抗。第三，关于“宣传改良主义道路”的问题。刘卓认为，武训是农民解放道路的探索者之一，影片表现了封建社会的某些本质特征，对促进社会进步有一定作用，不是蓄意否定革命的根本道路。总之，“从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来说，电影《武训传》尽管还存在一些缺点，但基本上是成功的。这部影片对解放初期的扫盲运动和普及教育是有促进作用的，对中国人民摆脱文化落后和经济贫困状态是有利的，而不是有害的，对于今天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也不无好处。”[⑥]

　　持基本否定观点的人则进一步发挥了建国初批判《武训传》的某些观点，认为这部电影总的倾向是不好的。第一，范守信、戴向青等人认为，影片歌颂了一个不应当歌颂的人，把一个受侮辱而不怨恨、受压迫而不抗争，向地主作揖磕头、摇尾乞怜，骨头软、手法贱，具有丑恶的奴才相和令人唾弃的耻辱行径，描绘成“站稳了阶级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心甘情愿为人民服务”的“英雄”、“伟人”，混淆了革命和改良的界限。第二，影片严重歪曲了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斗争，把武训的行乞兴学与农民革命斗争相提并论，模糊了中国人民的解放道路。范际燕认为：“电影《武训传》以武训为寄托，宣传不触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实现人民翻身的改良主义;而同时又把周大领导武装斗争一无所成作为武训兴学成功的反衬。这是对中国历史的篡改，是对斗争传统的否定，是对革命道路的歪曲。”[⑦]第三，影片的社会效果不好。电影放映后，在文化教育界引起一阵混乱，宣扬教育救国、读书翻身的错误言论一时甚嚣尘上。这“不利于向人民进行革命教育，不利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把建国初期正在展开的各项社会改革运动进行到底”。[⑧]因此，电影《武训传》不是一部好影片。

　　3.关于电影《武训传》批判运动发起的原因

　　由于批判电影《武训传》是毛泽东亲自发起和组织的，20多年来，一些文章联系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分析了批判运动发起的原因。

　　《武训传》批判与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密切相关。陈述、白云涛等认为，当时国内正开展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国外抗美援朝战争正激烈进行，国内外阶级斗争极其尖锐。正当中国人民需要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与国内外封建阶级与外国侵略势力进行顽强反抗的特殊历史时期，电影《武训传》赞扬武训对统治者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的奴才思想，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思想文化没有适应当时形势的发展，《武训传》的主题倾向与当年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因此，批判武训及《武训传》，对澄清是非、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推动土改、镇反和抗美援朝运动是必要的、势在必行的一场斗争。

　　有论者从毛泽东个人因素分析了批判发动的原因。陈述等人认为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毛泽东对《武训传》所表现出来的维护旧文化的倾向，及其客观反映出来的否定中国革命道路的、否定被压迫人民斗争的根本错误进行批判，是合乎毛泽东思想逻辑的。毛泽东抓住对《武训传》批评的机会，教育人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和历史人物。袁晞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阶级斗争日趋平缓、和平建设日益重要的形势认识不足。他的认识影响到党对整个国内形势的估价，以致对意识形态工作也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搞政治运动，因而阻碍和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其他正常工作。

　　有人还从新闻发展规律的角度分析了批判运动的发生。夏衍、王善中还认为，《武训传》批判运动的发生和江青的插手有关。

　　4.关于对电影《武训传》批判运动的评价

　　多数研究者认为，电影《武训传》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有一定缺陷，人们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过分赞扬是不正常的。对此，他们认为，指出电影的不足，还历史上武训的本来面目，按照文艺和学术问题进行自由讨论，帮助人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学术问题，适当纠正盲目歌颂武训的倾向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

　　许多研究者探讨了这场批判运动产生的积极作用。第一，宣传了唯物主义。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指出：“毛泽东的目的是借此提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人物，应当说是重要的，对于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产生了积极的作用。”[⑨]何沁、陈述等人认为，通过开展批评和讨论，学习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和重新研究评价一些历史人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认为，开展对电影《武训传》批判，实际上也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一部分。第二，批判了改良主义，帮助人们划清了革命和改良的界限，明确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戴向青和范守信等认为，批判使广大人民群众明白了中国人民的穷困和没有文化，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剥削压迫的恶果，而要摆脱穷困，使穷孩子有书读，必须团结起来，以革命手段和方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反动统治。《武训传》所宣扬的“行乞兴学”，妄图依靠地主阶级的恩赐使穷孩子有书读，使人民得到翻身解放，实际上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是永远走不通的道路。第三，分清了中华民族传统中革命、进步的东西与消极、落后东西的界线。戴向青指出，影片宣扬的武训的种种丑行，就是那些消极落后东西的具体反映。通过讨论和批判，澄清了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糊涂观念，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此外，范守信还认为，批判扩大了马列主义阵地，加强了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这对保证文化教育事业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是有益的。

　　在充分肯定批判的积极意义的基础上，范际燕在《电影〈武训传〉批判的意义和经验》中基本肯定了这次批判，指出“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思想和艺术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我以为基本上是对的。当年许多评论指出，电影《武训传》歌颂了不值得歌颂的武训道路和精神，宣扬了改良主义思想，是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作怪。这个基本结论，现在看来，仍然符合影片实际——尽管这些评论在枝节上不无偏颇之处。”他总结说：“电影《武训传》批判，不仅解决了对于《武训传》本身的认识问题，而且涉及并明确了教育、历史、哲学领域内与此有关的某些问题。”因此，“这场批判，从思想政治教育上看，是一次成功的战役。”[⑩]

　　但是，更多的研究者在充分肯定批判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则深入探讨了这次批判运动的缺点及其产生的消极影响，并对整个批判运动持基本否定态度。他们的观点主要是：第一，批判的内容方面，对某些问题缺乏全面、实事求是的分析，上纲过高，混淆了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范守信、戴向青认为，影片的缺点和问题，是思想和认识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它反映了建国初期广大知识分子愿意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又不会运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处理问题，愿意为人民服务但又不相适应的矛盾状况。对影片的批判上纲上线，无助于政治觉悟的提高和思想问题的解决。第二，讨论和批判的方法存在严重缺点。范守信、何沁等认为，本来对于武训及《武训传》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可以通过正常的自由讨论，开展学术和文艺批评，克服错误意见，发展正确意见。但是，对《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却采取了大规模群众性批判、围攻的方式，一拥而上，无限上纲，不容被批评者申辩，所以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粗暴的，在思想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来解决学术争端的恶劣先例。第三，对武训历史的调查，带有极大的主观主义和实用主义。戴向青认为，带着“框框”进行武训历史的“调查”，捕风捉影，因此，《武训历史调查记》开创了文艺界“左”倾错误的先例。此外，袁晞等研究者还指出：在批判运动中，领导意志左右舆论，并以政治压力形成“舆论一律”;讨论批判不重事实，一味苛求历史，用现代人的眼光要求历史人物，用阶级斗争囊括一切历史现象，牵强附会地进行批判;不分析武训的两面性，抓住一面大加挞伐;批判过于严厉，涉及的人也过多，等等。

　　基于此，吴中杰表示，不能苟同有人认为“《武训传》批判运动虽有缺点但仍是必要”的观点。白云涛在《党史研究资料》发表文章指出：要批判的东西是非历史唯物主义的，但批判者采取的却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从批判的过程、内容和后果来分析，这场批判运动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没有任何应该肯定的方面。齐翔延更直接指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一个大冤案。”[11]

　　研究者们分析了这次批判运动造成的消极影响和后果，主要有：第一，严重影响了知识分子的创作积极性，文艺园地趋于萧条。陈述指出，采取群众性的大批判，助长了当时已经出现的文艺批评中的“左”的偏差，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压抑和苦恼，影响了创作的繁荣和文艺运动的发展。第二，在思想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恶劣先例。袁晞认为，自此开始形成了解放后报纸组织讨论问题的模式，即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为纲，领导定调子，把握“阶级斗争”的方向，然后选择对立面，最后找材料作结论。从批俞平伯的《红楼梦》、批胡适哲学思想，直至“文化大革命”兴起全国规模的、波及各个领域的所谓“大批判”，最终都落入了《武训传》批判的模式。因此，《武训传》批判对新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其经验教训是值得深刻记取的。

　　尽管如此，许多研究者还分析、比较了《武训传》批判与建国后其他批判运动的区别。王善中、黄清源等认为，从总的来看，这次批判的时间不长，结局也是比较温和的，当时对人的处理还是比较慎重的。因此，王善中认为：“对武训的评价本身并不是一个什么大的问题。所以要对武训、对电影《武训传》进行平反，则大可不必。”[12]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近代中国与文物》编辑部副编审)
 

　　[①]《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

　　[②]胡乔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人民日报》1985年9月6日。

　　[③]《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102～103页。

　　[④]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张明主编《武训研究资料大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

　　[⑤]《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103页。

　　[⑥]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张明主编《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17页。

　　[⑦]范际燕：《电影〈武训传〉批判的意义和经验》，张明主编《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779页。

　　[⑧]范守信：《试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张明主编《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02页。

　　[⑨]《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105页。

　　[⑩]范际燕：《电影〈武训传〉批判的意义和经验》，张明主编《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777、781页。

　　[11]齐翔延：《对〈武训传〉讨论一文的一点补充》，《炎黄春秋》2006年第7期，第73页。

　　[12]王善中：《武训、电影〈武训传〉及建国初期开展的批判》，《党的文献》1998年第1期，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