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旧版第12册）上记载了毛泽东主席在1966年10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

　　“独立王国”，这是一个十分严厉的判语，意味着某些重要权力机关背着党的最高领导、脱离党的纪律约束、无视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方针而自行其是。在全国响遍“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在全党全国人民中享有极高威望的情况下，党内竟会出现“相当多的独立王国”，这在普通老百姓心里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在毛泽东过世后，有一些党史专家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地估计阶级斗争形势，严重夸大党内分歧的论调在舆论界和党史研究领域曾经占有相当大的市场。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从毛泽东讲这个话的1966年回溯到1962年，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旧版第10册）中记载了毛泽东两次严厉批评“独立王国”的批示。一次是8月10日写在驻外使馆给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写道：

　　——中央对国内很多情况不清楚。许多领导机关封锁消息，不作论证性的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实行独立王国。

　　——请同志们想一想，是否可以把这个十几年的老毛病改一改呢？如果再不改，那就只有执行纪律的一条路了。

　　真的应该想一想：是“许多领导机关封锁消息”啊！是“十几年的老毛病”啊！难道这样的情况还不令人震惊吗？

　　更令人吃惊的是，作为党的核心领导机关之一的中央组织部竟然也搞独立王国。这就是引发毛泽东在8月12日写下的第二个批示：

　　——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从《文稿》给出的注释可以知道，毛泽东对中组部早就有批评了，这个批示就是写在中组部在挨了批评之后所写的检讨书上的。检讨书承认：“长期以来，没有向主席和常委报告工作，反映情况，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愤怒地指责这是“十几年的老毛病”了，由此可以继续回溯到1953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旧版第4册），看到了毛泽东对中央办公厅的批评：

　　——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这个批示是写在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检讨书上的，从杨尚昆的检讨书可以看到，类似的错误已经发生不止一次了。

　　由此看来，毛泽东在1966年所批评的情况早已有之，绝非夸大其词。连中央文件都不经过党的主席审阅就擅自发出，难道还不严重吗？

　　回顾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66年毛泽东严厉批评独立王国的历史，可以发现，毛泽东处于第一线掌握全党工作与中央实行一线二线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的两个时期，情况明显不同。

　　虽然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有了退居二线的想法，但正式在党内提出这个设想，并开始付诸组织安排是在中共八大。从八大设立书记处总书记，到1959年不再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一步一步地推行领导层一线二线的安排。如他所说，这些都是出于“想要使国家安全”的考虑。他还说：“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

　　结果呢，在党史上，就出现明显有所区别的两个时期。在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把从刚建国的1949年到1956年的中共八大，定义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把从1957年到1966年，定义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对于第一个时期，普遍的共识是写入决议的这句话——“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按邓小平所总结的话说，“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但对第二个时期，决议起草过程中就争议很大，因为在这段时期内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新中国建国后第一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变革最为深刻的时期：在历史遗留下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在满目疮痍的战争废墟上，经过短暂而极为高效的经济恢复后即进入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延续数千年封建社会的一家一户小农经济实现了集体化，用和平赎买的方式实现了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在世界舞台上，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由衷的钦佩与赞赏。如此深刻的社会革命，没有引起流血动荡，也没有造成经济损失，相反，工农业生产以历史罕见的高速率连年增长，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共产党的威望如日中天。这在世界革命史上都堪称奇迹。

　　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在第一线亲自领导下的新中国。

　　要说这么大的社会变革一点问题不出是不可能的。1954年秋收后，一些农村出现非正常出卖耕畜、滥宰耕畜、杀猪宰羊，乱砍林木，不热心积肥与准备春耕等现象，各地纷纷“闹粮荒”，还出现社员闹退社，致使农业社散伙垮台的事情。这些情况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经过调查研究，他抓住了两大问题：一是粮食收购数量过多，收了“过头粮”，引起农民不满；二是一些地方为追求合作社数量，工作方法简单粗糙，伤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立即组织高层干部研究，提出对策。一方面是减少粮食统购数，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消除农民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提出要“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正是由于及时正确的应对，春季部分地区出现的紧张情况很快得到了缓解，绝大部分合作社经过整顿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当年夏收就获得了好收成。

　　这个时期农村合作化运动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得益于毛泽东主席随时掌握实情，及时有效地采取对策，纠正了工作中右的和“左”的各种偏向。毛泽东亲自抓的工作历来强调必须“抓得很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要求“一有问题，即去解决，不使问题成堆”，切实做到“错误倾向一露头就批评纠正”。

　　然而，到了八大以后的第二个时期，却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1959年至1961年期间，新中国遭受到建国后最惨痛的挫折，尤其让人痛心的是农村许多地方发生了大面积的饥荒。可是，1959年就开始出现的问题，到1960年的夏天才反映到毛泽东这里。也就是说，毛泽东未掌握底下的实情竟长达一年之久，直到问题严重到饿死人这种无可掩盖的程度才得以暴露，失去了及时扭转困境的机会。

　　河南信阳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1959年河南受灾，粮食产量只有240亿斤，但是河南省委硬是上报为450亿斤。为了维持其编造的神话，河南在全省推行高征购。为迎合省委的意图，信阳地委对农民强行征粮。他们以“反瞒产”为名，不惜采取捆棒吊打，关押拘留等非法手段，逼迫农民交出赖以活命的最后一口粮，由此造成饿死人的恶性后果。为了掩盖罪行，信阳地委对中央进行了严密封锁，凡是发往北京的信，一律扣压；写信的人一旦被发现，均遭到严酷打击。为防止人员外流导致饥荒和死人的消息传开，各县设岗拦堵，拘捕和毒打外逃人员。如此严重的违反党纪国法的事件，直到1960年10月才有报告报送给毛泽东。之后，各地类似的情况才陆续反映到他那儿。毛泽东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可是造成的损失已经难以挽回了，这在新中国的建国史上留下了令人痛心的一页。

　　对比建国头7年与其之后的几年，顺利与挫折，反差之大，令人深思。在伟人逝世后，关于这段历史，党史专家给出了各种解释，却有意无意回避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全党全国人民的领袖，却会在实际上失去了对底层实际情况的掌握？

　　事实上，在八大提出领导层分一线二线之后，毛泽东就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大的方向问题上，而且分出相当大部分的精力去关注国际问题，包括金门炮战时的中美关系，中印边界的武装冲突，特别是与苏共领导的分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等问题，而把具体工作交由一线的领导人去管。毛泽东的领导作风从来是抓大事，抓路线，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纲举目张。至于具体工作，他总是信用其他领导人员去做，充分发挥各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与特长。在提出并安排一线二线，主动退居二线之后，毛泽东自然是满怀信任并期待一线的领导人能很好地掌握具体工作的进展。

　　可是，实际情况却不是他所期待的那样。他曾经不止一次地严厉批评“共产风”，“反瞒产”，甚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为此发了脾气，可是许多地方还是照样这么搞；甚至连毛泽东直接给基层和群众写的批评瞎指挥、浮夸风的信，很多地方都压着不往下传达。“报喜不报忧”的虚假汇报层出不穷，以致于毛泽东陷于这样的困惑：“今年一月说去年的粮食产量是五千四百亿斤，到六月呢，少了六百亿斤，跑到哪里去了？棉花，原来说是四千八百万担，现在是三千八百万担，少了一千万担，跑到哪里去了？”像河南信阳地区压制群众呼声、封锁消息的情况也不止一地如此。前面提到的，连中组部这样重要的核心机关竟然也对他进行封锁。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怎么可能像在建国头7年亲历一线时那样及时扭转被动局面呢？

　　许多党史专家在事后评论那段历史时称，这是由于个人崇拜的风气，造成了党内政治生活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从现在披露的材料来看，当时党内的政治生活确实处于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不正常状态——党的主席被封锁消息，主席的指示被束之高阁或阳奉阴违，领袖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被隔断。换句话说，真正的“不正常”，是在一片颂扬声中悄悄地削弱以至剥夺最高领袖的实际领导。这种情况很像列宁所说的——把伟大的革命家“变成无害的神像”，“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而实际上却“磨灭它的革命锋芒”。

　　这就不由得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处在一线的领导人是否知晓这种情况？

　　如果他们不知晓，他们也被封锁了，那么，作为负责实际工作的第一线领导者，他们是不是首先应该承担失察失职的责任？在三年困难时期后，毛泽东在总结教训时，主动承担了责任，并多次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然而，人们却没有看到其他领导人有同样郑重的反思和自我批评。在伟人逝世之后，党史专家也没有对当时那种情况做出客观的分析，却把责任都推在伟人一人身上，这公道吗？

　　如果他们并非不知晓，或者有意为之，或者纵容不管（按照毛泽东的看法，对于那种屡教不改的违反纪律的行为，早就应该“执行纪律的一条路了”，可是并没有），那么问题的性质就不那么简单了。他们不仅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而且应该被追究这种行为的用心。这有待于档案材料的充分披露和对史实的深入分析。

　　当前，正在全党全社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这是建国后党史中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