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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打仗为什么指挥得这么乱?

  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国军的指挥,那只能是一个“乱”字。

  无论是在德国还是苏联顾问的眼里,国军指挥层的混乱和拙劣,都是近代军队中少见的。淞沪会战期间,没有任何一个国军的司令部,建立了正常的轮班制度,敌我态势图都没画,师部很容易受轰炸影响,导致惊慌失措、丧失指挥能力,而且经常失联几小时、甚至一整天以上。

  炮兵不跟步兵搞协同,步兵不知道引导火力,结果对虹口据点,打了很多150炮弹,一发也没中,让黄浦江上的日军舰船来去自如。空地协同更是稀里糊涂,1939年,空军出动去袭击北海的日军舰队,结果飞去了广州湾;去南宁轰炸,飞到了梧州;昆仑关战役的关键阶段,地面上联络板都摆好了,结果全部的重型轰炸机,都飞到了南宁。

  国军飞机从内地转场到前线,竟然要花惊天动地的13个昼夜,不知道,还以为它们是马车呢。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计划、组织和指挥的混乱,让国军总是损失大、战果小。对此,蒋公也是认账的,早在1938年1月就说:“各级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不加训练,一切业务,任令废弛,毫无准备,到了战时,甚么事情都没有把握”,11月又表示:“第一件事就是要改造指挥部或司令部”。

  在《抗战检讨和必胜要诀》中,他就更谦虚了:“我自己即深深感觉到,当统帅的学问、技能等,都不如人,我们作总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个团长,我们的军长、师长,只当得人家一个营长和连长”——其实心里还挺有数的。

  但是,公平的说,从1927以来,老蒋在军事教育方面其实挺舍得砸钱,除了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大学。骑兵、炮兵、辎重兵学、工兵、测量……等等的兵种学校也搞了一大堆,按理说是思路还比较先进,那么,为啥事倍功半呢?

  首先,是个数量问题。

  国军的师、旅以上参谋长,主要来自于陆军大学,由于教学质量很好,同学、师兄弟之间通联顺畅,抗战期间,各级长官都爱用陆大学生当参谋长,往往人还没毕业,就被预订一空,当时,以上尉军衔进陆大,出来就能升上校,简直是坐了火箭。

  没办法,按郭汝瑰的回忆,当时的国军指挥层过于文盲,连霍揆彰这种主力师的师长,都不知道还有图上作业、作战标图这个概念,全靠郭汝瑰引入了标准化的指挥方法,物以稀为贵,陆大学生对抗战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好是好,人太少。

  陆大一开始就是仿效日本陆大的模式,搞精英化教学,招生很少。

  八年时间,正规班总共只毕业了807人,根本无法满足国军的庞大需求,至于所谓的将官班、特别班,就纯属镀金班,比如张灵甫同学到陆大将官班后,就只上第一节课,其他的课让参谋上,既然逃了课,也就无法加强指挥能力,最后在孟良崮付出了脑袋的代价。

  而且,陆大毕业生的层级太高,毕业就是上校、少将,当的就是师、旅以上参谋长,而司令部建设需要的各类初级参谋,就更加稀缺。直到1936年,陆大才办了第一期初级参谋补训班,招生名额只有100人,抗战爆发后,参谋补训班和特训班的招生额扩大到200人,实际每期招生200至480人不等,抗战期间总共培养了5000多人——看上去人数倒不少,但是,国军在抗战期间,也扩编为124个军、354个师、81个独立旅、112个独立团,上面还有军令部、几个战区和一大堆集团军,个个都缺人,每个司令部至少需要4-30名参谋——5000多人想填满编制都困难。比如1942年,陆大参补班第八期总共只毕业 350人,几百万国军指着这350人,哪里分的过来?

  反观我军,拿新四军来说,这支由南方八省游击队整合的部队,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根本谈不上什么参谋、司令部建设,比国军的起点更低,但人家动作快——同样是1942年,新四军主办的华中抗大总分校参谋训练队,就招了56人,抗大八分校第四期参谋训练班,更是招了140人,由于各个参谋训练班招生多、毕业多,1943 年,抗大九分校给新四军1师分配参谋时,一下子就给了20多人,让1师光是侦察参谋,就扩充到十几个人,并且个个能文能武、各有特长,属于专家型人才。这与国军一个参谋掰成两半用的窘迫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其次,国军参谋培训的课程,也是让人不知说啥好,先来看训练时间。

  1936年时的陆大参谋补习班,学制是一年——这个时间肯定是够的。但抗战爆发后,由于人才紧缺,培训时间缩短为6个月,最后一个月还要实习,也就是说,上课时间只有5个月——5个月就训出来的参谋,恐怕连基本业务都整不太明白。

  有人可能会说,战争期间,没那么多讲究,但还是拿条件艰苦得多的新四军做对比,拿抗大五分校参谋训练班来说,原定学习时间是1940年11月到次年5月,后来看时间不够,又延长了两个多月,而新四军其他参谋培训班的集训时间,普遍都在8个月至10个月以上。在课程方面,双方的差距就更大了。

  本来嘛,初级参谋培训,主要是学参谋业务、战术、筑城、兵器、地形、交通、卫生、战史、测绘等科目,但国府军令部这时候的眼光突然又长远了,参谋集训不光要解决部队急需,还要“兼顾将才的培养”。增加了兵役、军制、军队教育、交通设施、军需储备、军队整备、部队动员科目,还把数学、经济学、政治学、中国近代史也要插了进去,甚至还要学“外国文语”——这外语嘛,人人都想学,抗战期间搞点日语普及,用于审问俘虏、阅读缴获文件是可以的,但非要把德语和英语搞这么大比重,就完全是有点大病了。

  同样,从考试题来看,在战术教学方面,陆大参谋补训班遵循的是两个原则:第一,火力压制,以炮兵火力压倒敌方;第二,把握态势,态势好的就是胜利者。从理论上来说这都没错,问题是,国军没那么多炮,也缺乏胜过日军机动能力,真正要研究的是怎么在劣势装备条件下打赢敌人,按陆大这种思路培养,参谋们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咱们蹲坑吧,反正跑也跑不过、打也打不过。

  在军事理论教育方面,陆大以欧洲战场、日俄战争、普法战争、拿破仑战争的经验为主,而且教官都是没怎么带过兵的终身教官。一旦开始培训,参谋学员就和部队脱离,名义上是最后一个月组织实习,但以西南参谋补习班为例,所谓的实习,不过是举行一场高等司令部演习,以考代习,两难自解,照本宣科教出来的参谋,对部队就很难有啥帮助。

  反观新四军的参谋训练,完全就突出“实际”两个字。

  军事理论课程的重点是《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课程以进攻战、游击战、夜战为重点,特别强调夜战、近战的组织指挥,把遭遇战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也学习兵器、筑城、地形等专题课。

  而且,教员都是从部队抽调有实战经验的干部来担当。教学方法上也很先进:课堂上研究情况、自由讨论、进行总结;然后拉到野外,结合行军、宿营、战斗演练,练习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侦察、警戒,如何绘图、如何组织通讯联络和战斗队形,而每天下课后的自习时间,是搞战斗回忆晚会,让学员们介绍自己参加过的战例,互相交流实战经验,把实战经验提炼出来,和理论原则有机融合,经验值那是蹭蹭的涨。

  各个师也自己组织短训队,比如2师,就成立专门的俱乐部,布置沙盘,让参谋人员和连以上指挥员来研究战史战例,这样训练出来的参谋人员,理论和实操都得到很大提高,到了部队就能独立工作,对部队的指挥能力和行政管理能力提高,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相比这些技术性的对比,更重要的是国军根深蒂固的体制问题。

  近代军队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普鲁士式总参谋部”的建立,参谋长、参谋的地位空前强化。只有具备高度专业能力的司令部深度参与决策,才能让军队的决策有科学依据,各部队才能默契的做到行动统一。

  而中国自清末建立新军以来,一直延续着“八大处”分立的指挥体系,没有建立统一的司令部,所谓的参谋处,只是和八大处并列的部门,既管不了运输,也管不了补给,参谋和参谋长,也仅仅是长官的私人幕僚,大哥说啥我干啥,你说咋打就咋打,在国军部队里毫无独立地位,郭汝瑰刚刚当师参谋长时,经常被旅长为难,师长逃命时带都不带他——俗话说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国军可不同,那是参谋带了长,放屁也不响。

  反观我军,早在1941年就明文要求,参谋长必须直接参与大方针的决策。不仅明确规定参谋不是幕僚,参谋长是主官的第一代理人,可以用主官的名义直接发布命令,还规定任何军事决策,都要有参谋长的副署。在新四军2师,作战命令要经过军事主官、政治主官、参谋长、作战参谋四个人签名盖章,才算有效,专业参谋人员有了强大的参与和决策权,科学、规范的组织指挥,作战就不容易出篓子。

  在生活待遇上,也规定参谋享有夜餐伙食费,按伙食费的0.5倍发放。见习参谋与排长同等待遇,旅级司令部的股长、团作战参谋、资深参谋和营长同待遇,师部各科长、团参谋长和地方县委书记同待遇;给侦察参谋发化装费、雇探费,出发时给五元至十元的预备费,也从物质上保障了参谋人员的利益。

  因此,相比国军,我军参谋在作战中发挥的效果也是明显的。

  比如1945年4月的三垛伏击战,目标是苏中地区伪军中的战斗机——汪伪第5集团军独立团,不仅这个独立团装备相当好,还有日军两个中队壮胆,前进时交替掩护,警惕性很高。而新四军参战兵力只有9个营,一半左右为地方武装。但各部参谋人员效率惊人,动员了高邮地区情报站,分区的作战科长带着各团参谋长和营、连干部视察地形,绘制详图,召集连以上干部分解任务,进行伏击战教育与演习,还建立了专门的侦察所,对方一举一动都能顺畅通报传达。

  由于准备充分、算无遗策,战斗如同行云流水,从下午四点开打打,仅仅三个小时,就毙伤敌伪840人(其中日军260人),俘虏965人,不但缴获了一大堆重机枪、步兵炮,从步枪缴了1122支、电台都缴了三部来看,肯定是基本全歼了敌人,而我军总伤亡还不到200,牺牲仅七十多人,不但吃得快、吃得饱,还打出了一比九的战损比。

  反观国军参谋人员:

  郭汝瑰当师长时就说,自己贵为师级主官,只是因为不吃空饷,就连温饱都无法解决。那些没有兵血可喝的参谋是个啥生存状况,也就可想而知。因此,国军里没人想当参谋,尤其不想去当低级参谋,军令部开设的情报参谋训练班,原定每期招一百人,开办五期之后,平均每期缺额一半以上,而陆大西北参谋补习班特三期的86名学员(均为尉官)中,分配第一志愿为:“军令部14人,集团军司令部以上44 人,军部20人,师部8人”——根本不愿意去加强作战部队的指挥,与战场的实际需要完全背道而驰。

  因此。国军的各级的司令部,由于长期缺员,严重缺乏专业人才,管理和指挥的混乱也就愈演愈烈。

  这样拖到1944年,豫湘桂会战爆发,直到这时候,第一战区还是只有个参谋处,没有脱离清末新军的水平,而且就这个参谋处,也处于“极不健全”的状态,连电台、密码本都能丢了,与各部进行联络,居然还用三年前的呼号,和空军失联更是长达一周。在日军疯狂推进期间,美国空军占据着空中优势,但天天都只能在机场上等,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汤恩伯作为集团军群级别的指挥员,指挥方式还停留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带几个人、几部电话到处乱跑,别人根本找不到他,他自己倒是微操到团,把指挥搞得一团混乱。

  到了解放战争期间,蒋军这种糊里糊涂的惨败和溃散就更是随处可见了。

  南京政权的这支国军,是个“前现代”军队,这种“前现代性”体现在它的所有细节中,加强参谋长和司令部的职权,看上去改个规定就行,但这涉及到分主官的权,在兵为将有,将领以兵权为命根子的国军里,这又谈何容易?同样,我军作为远远先进于国军的现代军队,这种“现代性”也是体现在所有环节的,因此,两军战斗力的天壤之别,也就是理所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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