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国军的指挥，那只能是一个“乱”字。
无论是在德国还是苏联顾问的眼里，国军指挥层的混乱和拙劣，都是近代军队中少见的。淞沪会战期间，没有任何一个国军的司令部，建立了正常的轮班制度，敌我态势图都没画，师部很容易受轰炸影响，导致惊慌失措、丧失指挥能力，而且经常失联几小时、甚至一整天以上。
炮兵不跟步兵搞协同，步兵不知道引导火力，结果对虹口据点，打了很多150炮弹，一发也没中，让黄浦江上的日军舰船来去自如。空地协同更是稀里糊涂，1939年，空军出动去袭击北海的日军舰队，结果飞去了广州湾;去南宁轰炸，飞到了梧州;昆仑关战役的关键阶段，地面上联络板都摆好了，结果全部的重型轰炸机，都飞到了南宁。
国军飞机从内地转场到前线，竟然要花惊天动地的13个昼夜，不知道，还以为它们是马车呢。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计划、组织和指挥的混乱，让国军总是损失大、战果小。对此，蒋公也是认账的，早在1938年1月就说：“各级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不加训练,一切业务,任令废弛，毫无准备，到了战时，甚么事情都没有把握”，11月又表示：“第一件事就是要改造指挥部或司令部”。
在《抗战检讨和必胜要诀》中，他就更谦虚了：“我自己即深深感觉到，当统帅的学问、技能等，都不如人，我们作总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个团长，我们的军长、师长，只当得人家一个营长和连长”——其实心里还挺有数的。
但是，公平的说，从1927以来，老蒋在军事教育方面其实挺舍得砸钱，除了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大学。骑兵、炮兵、辎重兵学、工兵、测量……等等的兵种学校也搞了一大堆，按理说是思路还比较先进，那么，为啥事倍功半呢?
首先，是个数量问题。
国军的师、旅以上参谋长，主要来自于陆军大学，由于教学质量很好，同学、师兄弟之间通联顺畅，抗战期间，各级长官都爱用陆大学生当参谋长，往往人还没毕业，就被预订一空，当时，以上尉军衔进陆大，出来就能升上校，简直是坐了火箭。
没办法，按郭汝瑰的回忆，当时的国军指挥层过于文盲，连霍揆彰这种主力师的师长，都不知道还有图上作业、作战标图这个概念，全靠郭汝瑰引入了标准化的指挥方法，物以稀为贵，陆大学生对抗战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好是好，人太少。
陆大一开始就是仿效日本陆大的模式，搞精英化教学，招生很少。
八年时间，正规班总共只毕业了807人，根本无法满足国军的庞大需求，至于所谓的将官班、特别班，就纯属镀金班，比如张灵甫同学到陆大将官班后，就只上第一节课，其他的课让参谋上，既然逃了课，也就无法加强指挥能力，最后在孟良崮付出了脑袋的代价。
而且，陆大毕业生的层级太高，毕业就是上校、少将，当的就是师、旅以上参谋长，而司令部建设需要的各类初级参谋，就更加稀缺。直到1936年，陆大才办了第一期初级参谋补训班，招生名额只有100人，抗战爆发后，参谋补训班和特训班的招生额扩大到200人，实际每期招生200至480人不等，抗战期间总共培养了5000多人——看上去人数倒不少，但是，国军在抗战期间，也扩编为124个军、354个师、81个独立旅、112个独立团，上面还有军令部、几个战区和一大堆集团军，个个都缺人，每个司令部至少需要4-30名参谋——5000多人想填满编制都困难。比如1942年，陆大参补班第八期总共只毕业 350人，几百万国军指着这350人，哪里分的过来?
反观我军，拿新四军来说，这支由南方八省游击队整合的部队，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根本谈不上什么参谋、司令部建设，比国军的起点更低，但人家动作快——同样是1942年，新四军主办的华中抗大总分校参谋训练队，就招了56人，抗大八分校第四期参谋训练班，更是招了140人，由于各个参谋训练班招生多、毕业多，1943 年，抗大九分校给新四军1师分配参谋时，一下子就给了20多人，让1师光是侦察参谋，就扩充到十几个人，并且个个能文能武、各有特长，属于专家型人才。这与国军一个参谋掰成两半用的窘迫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其次，国军参谋培训的课程，也是让人不知说啥好，先来看训练时间。
1936年时的陆大参谋补习班，学制是一年——这个时间肯定是够的。但抗战爆发后，由于人才紧缺，培训时间缩短为6个月，最后一个月还要实习，也就是说，上课时间只有5个月——5个月就训出来的参谋，恐怕连基本业务都整不太明白。
有人可能会说，战争期间，没那么多讲究，但还是拿条件艰苦得多的新四军做对比，拿抗大五分校参谋训练班来说，原定学习时间是1940年11月到次年5月，后来看时间不够，又延长了两个多月，而新四军其他参谋培训班的集训时间，普遍都在8个月至10个月以上。在课程方面，双方的差距就更大了。
本来嘛，初级参谋培训，主要是学参谋业务、战术、筑城、兵器、地形、交通、卫生、战史、测绘等科目，但国府军令部这时候的眼光突然又长远了，参谋集训不光要解决部队急需，还要“兼顾将才的培养”。增加了兵役、军制、军队教育、交通设施、军需储备、军队整备、部队动员科目，还把数学、经济学、政治学、中国近代史也要插了进去，甚至还要学“外国文语”——这外语嘛，人人都想学，抗战期间搞点日语普及，用于审问俘虏、阅读缴获文件是可以的，但非要把德语和英语搞这么大比重，就完全是有点大病了。
同样，从考试题来看，在战术教学方面，陆大参谋补训班遵循的是两个原则：第一，火力压制，以炮兵火力压倒敌方;第二，把握态势，态势好的就是胜利者。从理论上来说这都没错，问题是，国军没那么多炮，也缺乏胜过日军机动能力，真正要研究的是怎么在劣势装备条件下打赢敌人，按陆大这种思路培养，参谋们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咱们蹲坑吧，反正跑也跑不过、打也打不过。
在军事理论教育方面，陆大以欧洲战场、日俄战争、普法战争、拿破仑战争的经验为主，而且教官都是没怎么带过兵的终身教官。一旦开始培训，参谋学员就和部队脱离，名义上是最后一个月组织实习，但以西南参谋补习班为例，所谓的实习，不过是举行一场高等司令部演习，以考代习，两难自解，照本宣科教出来的参谋，对部队就很难有啥帮助。
反观新四军的参谋训练，完全就突出“实际”两个字。
军事理论课程的重点是《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课程以进攻战、游击战、夜战为重点，特别强调夜战、近战的组织指挥，把遭遇战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也学习兵器、筑城、地形等专题课。
而且，教员都是从部队抽调有实战经验的干部来担当。教学方法上也很先进：课堂上研究情况、自由讨论、进行总结;然后拉到野外，结合行军、宿营、战斗演练，练习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侦察、警戒，如何绘图、如何组织通讯联络和战斗队形，而每天下课后的自习时间，是搞战斗回忆晚会，让学员们介绍自己参加过的战例，互相交流实战经验，把实战经验提炼出来，和理论原则有机融合，经验值那是蹭蹭的涨。
各个师也自己组织短训队，比如2师，就成立专门的俱乐部，布置沙盘，让参谋人员和连以上指挥员来研究战史战例，这样训练出来的参谋人员，理论和实操都得到很大提高，到了部队就能独立工作，对部队的指挥能力和行政管理能力提高，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相比这些技术性的对比，更重要的是国军根深蒂固的体制问题。
近代军队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普鲁士式总参谋部”的建立，参谋长、参谋的地位空前强化。只有具备高度专业能力的司令部深度参与决策，才能让军队的决策有科学依据，各部队才能默契的做到行动统一。
而中国自清末建立新军以来，一直延续着“八大处”分立的指挥体系，没有建立统一的司令部，所谓的参谋处，只是和八大处并列的部门，既管不了运输，也管不了补给，参谋和参谋长，也仅仅是长官的私人幕僚，大哥说啥我干啥，你说咋打就咋打，在国军部队里毫无独立地位，郭汝瑰刚刚当师参谋长时，经常被旅长为难，师长逃命时带都不带他——俗话说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国军可不同，那是参谋带了长，放屁也不响。
反观我军，早在1941年就明文要求，参谋长必须直接参与大方针的决策。不仅明确规定参谋不是幕僚，参谋长是主官的第一代理人，可以用主官的名义直接发布命令，还规定任何军事决策，都要有参谋长的副署。在新四军2师，作战命令要经过军事主官、政治主官、参谋长、作战参谋四个人签名盖章，才算有效，专业参谋人员有了强大的参与和决策权，科学、规范的组织指挥，作战就不容易出篓子。
在生活待遇上，也规定参谋享有夜餐伙食费，按伙食费的0.5倍发放。见习参谋与排长同等待遇，旅级司令部的股长、团作战参谋、资深参谋和营长同待遇，师部各科长、团参谋长和地方县委书记同待遇;给侦察参谋发化装费、雇探费，出发时给五元至十元的预备费，也从物质上保障了参谋人员的利益。
因此，相比国军，我军参谋在作战中发挥的效果也是明显的。
比如1945年4月的三垛伏击战，目标是苏中地区伪军中的战斗机——汪伪第5集团军独立团，不仅这个独立团装备相当好，还有日军两个中队壮胆，前进时交替掩护，警惕性很高。而新四军参战兵力只有9个营，一半左右为地方武装。但各部参谋人员效率惊人，动员了高邮地区情报站，分区的作战科长带着各团参谋长和营、连干部视察地形，绘制详图，召集连以上干部分解任务，进行伏击战教育与演习，还建立了专门的侦察所，对方一举一动都能顺畅通报传达。
由于准备充分、算无遗策，战斗如同行云流水，从下午四点开打打，仅仅三个小时，就毙伤敌伪840人(其中日军260人)，俘虏965人，不但缴获了一大堆重机枪、步兵炮，从步枪缴了1122支、电台都缴了三部来看，肯定是基本全歼了敌人，而我军总伤亡还不到200，牺牲仅七十多人，不但吃得快、吃得饱，还打出了一比九的战损比。
反观国军参谋人员：
郭汝瑰当师长时就说，自己贵为师级主官，只是因为不吃空饷，就连温饱都无法解决。那些没有兵血可喝的参谋是个啥生存状况，也就可想而知。因此，国军里没人想当参谋，尤其不想去当低级参谋，军令部开设的情报参谋训练班，原定每期招一百人，开办五期之后，平均每期缺额一半以上，而陆大西北参谋补习班特三期的86名学员(均为尉官)中，分配第一志愿为：“军令部14人，集团军司令部以上44 人，军部20人，师部8人”——根本不愿意去加强作战部队的指挥，与战场的实际需要完全背道而驰。
因此。国军的各级的司令部，由于长期缺员，严重缺乏专业人才，管理和指挥的混乱也就愈演愈烈。
这样拖到1944年，豫湘桂会战爆发，直到这时候，第一战区还是只有个参谋处，没有脱离清末新军的水平，而且就这个参谋处，也处于“极不健全”的状态，连电台、密码本都能丢了，与各部进行联络，居然还用三年前的呼号，和空军失联更是长达一周。在日军疯狂推进期间，美国空军占据着空中优势，但天天都只能在机场上等，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汤恩伯作为集团军群级别的指挥员，指挥方式还停留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带几个人、几部电话到处乱跑，别人根本找不到他，他自己倒是微操到团，把指挥搞得一团混乱。
到了解放战争期间，蒋军这种糊里糊涂的惨败和溃散就更是随处可见了。
南京政权的这支国军，是个“前现代”军队，这种“前现代性”体现在它的所有细节中，加强参谋长和司令部的职权，看上去改个规定就行，但这涉及到分主官的权，在兵为将有，将领以兵权为命根子的国军里，这又谈何容易?同样，我军作为远远先进于国军的现代军队，这种“现代性”也是体现在所有环节的，因此，两军战斗力的天壤之别，也就是理所当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