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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工作重担,挑起妇女能顶半边天——《毛泽东思想哺育 吕玉兰茁壮成长》系列篇之二(组图)

吕玉兰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们用人力打井。(中红网-吕玉兰纪念馆网)

吕玉兰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们用人工犁地抢种。(中红网-吕玉兰纪念馆网)

吕玉兰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们在一起平整土地。(中红网-吕玉兰纪念馆网)

吕玉兰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们在一起平整土地。(中红网-吕玉兰纪念馆网)

手握钢枪、英姿飒爽的吕玉兰。(中红网-吕玉兰纪念馆网)

吕玉兰组织农业合作社社员们在一起学习农业知识。(中红网-吕玉兰纪念馆网)

    “吕玉兰当社长啦!”

    当山东省临清县召开的社长培训班一结束,玉兰刚刚回到村里,这个消息就像长了翅膀,飞快地传遍了全村,顿时引起了阵阵议论。

    有的说:“好男人在外闯荡,好女人死守院房。一个女人家不守在家里,要在合作社当社长,像个啥?”

    也有的不同意这种说法:“女的不比男的少胳膊缺腿,男的能当社长,为啥女的不能当?如今是新社会,妇女翻身了,男女都一样!”

    原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实现合作化后的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县千鹤村妇女,下田劳动打破传统旧俗,实现男女平等、同工同酬。1955年,毛泽东主席在批示《农村合作化高潮》一书中,对千鹤村这个典型材料上写下了512字的按语,表扬这里“妇女能顶半边天”,千鹤也成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思想发源地之一。1955年,贵州民主妇女联合会刊物发表了《在合作社内实行男女同酬》的文章,毛泽东看到文章后亲批:“建议各乡各社普遍照办”。不久,毛主席提出的这一“妇女能顶半边天”批示,迅速响彻了大江南北,也传到了东留善固村。

    当时,玉兰一心扑在生产上,发动群众变冬闲为冬忙,又有个别人说:“什么冬闲冬忙的,就你的事儿多!”不听她的。

    有的农民入了社,又要退社,还到她家里去闹。

    玉兰告诉我,她父亲当年还曾“干涉”过她当社长。

    那天,她父亲见有人闹到家里来了,生怕得罪人,便不愿让玉兰再管事,抱怨她说:“咱家跟老邻居,从来没吵过架。你这个小毛孩子,倒给俺惹起事来了!”

    玉兰说:“合作社的事,俺不管谁管!”

    父亲说:“不许你管!”

    玉兰也不示弱,说:“家里的事,爹管俺;社里,俺是社长,爹是社员,爹要有错,俺还管爹呢!”

    父亲一听急了:“这个社长谁愿意当让谁当,你出这个头干啥?”又说:“不叫你吃饭!”

    玉兰也急了,说:“不叫吃,俺就不吃!”

    这天晚上,玉兰真的没有吃饭。她躺在炕上,心里不住地翻腾:“俺觉得自个儿当不了社长,可领导偏叫干。自己满腔热情地为大伙儿办事,但有的人还不满意。妇女当干部,真难呀!”她想着想着,觉得自己很“冤”,忍不住哭了。

    过了一会儿,她耳边又响起了在县上开会时,县妇联主任周维贞对她的嘱咐:“玉兰,在旧社会,妇女受压迫,从不敢抬头。在新社会,妇女要解放,就得像男人一样。男人能当社长,咱妇女为啥就不行呢?不要怕这怕那,同封建主义作斗争,还得有勇气呢!”

    特别是周维贞给她讲到的毛主席最新指示“妇女能顶半边天”,更让她鼓起了工作的勇气!

    玉兰是个性格倔强的姑娘。她想到许多妇女在旧社会受欺凌的情景,想到解放后党给妇女指出的光明大道,又坚定了信心:“干,一定要为妇女争口气!”

    次日天刚亮,玉兰就起了床,来到几户办社积极分子家里,商议如何搞好今年的生产。这些老党员、老贫农,不仅政治觉悟高,又有生产经验,都是她的好参谋。她请教了大伙儿,又和社委会的同志们商量了几次。最后,社委会决定,翻好地,积好肥,先把小麦种好。

    当年同玉兰一道在合作社里劳动的孙大芹、杜玉芹、关秀亭、吴新英等东留善固老大娘、老大嫂们,给我讲了玉兰那时想方设法发动妇女参加劳动的故事。

    当时没有农业机械,连牲畜也不多,合作社要深翻土地、多积肥料,只有发动各家各户多出劳力。于是,在充分动员男劳力下地的同时,玉兰很自然地想起了那些多年来拴在锅台边的妇女。这些妇女人数不比男劳力少,身体健壮,干活认真,如今合作化了,应该组织她们走出家门。

    但这个村的妇女还没有下地劳动的习惯,动员她们下地真是困难,玉兰就挨家挨户地去动员。

    有一家新娶了儿媳妇,玉兰去叫这位新媳妇下地。不料,她老公公坚决不同意,竟然插上了大门。玉兰想了想,就拿上鞋底子,到她家跟她学做活。她老公公在家,她们就做针钱活。她老公公不在家,玉兰就给她讲道理。

    玉兰对这位新媳妇说:“妇女只有参加劳动,才能彻底解放,男女真正平等。”

    这位新媳妇听后,心眼儿活动了,说:“俺是愿意参加劳动,就是家里不让去!”

    玉兰又给她出主意:“只要你愿意,这好办。俺在集合的时候,专在你家门口吹两下哨子,你就一下子跑出来,钻到人群里,你老公公不会好意思把你拉回来。”

    后来,这位新媳妇的思想通了,经常主动参加劳动,慢慢地把她家的人也说服了。

    “吕玉兰当年在村里做群众工作,是做得很好的,就是首先要关心群众、体贴群众。”周维贞在向我回忆当年她帮助玉兰怎样做群众工作时说,“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我们党历来的规矩。玉兰当时不了解,我就给她讲这个道理。那时候,我们的基层干部,在农村开展工作,不能搞什么请客送礼或拉拉扯扯,也不能采取其他的投机取巧的办法,就是要靠自己的工作做得好。要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真正实行‘三同’,让群众看到你真心实意帮助人家解决困难,人家才能服你。”

    那阵子,玉兰不知费了多少口舌,碰了多少钉子,总算动员十几名妇女下了地。这些妇女都还没有自己的名字,不便于给她们记工分。玉兰就把她们召集到一起,专门开了一个会,给她们起名字:“你姓杜,跟咱辈份差不多,中间可以叫个玉字,就叫杜玉芹吧!”“你姓孙,跟咱也是一辈,叫孙玉文,行不行?”“你姓王,比俺大一辈,取个桂字行不行?桂花芬芳,叫王桂芳吧!”“你叫关玉莲……”“你叫李宗英……”

    玉兰说一个,大伙儿点点头,这个妇女的名字就算定下来了。从此,她们就像男人一样,有了自己的名字,有了自己的工分册。

    谁想,这些妇女们被动员下地后,只干了几天活,又不下地了。玉兰心里很纳闷,便去问五嫂子:“你们为啥不下地了,是不是大伙儿吃不得苦?”

    玉兰五嫂子说:“傻妮子,地里都是些老公公、大伯子,俺们想解个手,都没个地方,太不方便了。”

    玉兰又接着问:“别人不去,也为这个吗?”

    五嫂子笑着说:“别的还能有啥!”

    玉兰低头一琢磨,觉着这还真是个实际问题,应该解决。她对五嫂子说:“嫂子反映的还真是个事,咱们马上解决!”

    五嫂子不解地问:“怎么解决?”

    玉兰说:“插两个茅子不就解决了?”

    “你这个死妮子,还真有办法!”五嫂子说完,就跑着去动员别人了。

    玉兰从自己家里拿了两领席子、一块苫布和几个杆子,在地里插了两个厕所。她又在席上贴了红纸,分别写上男厕所、女厕所。这样,保证了妇女的出勤,深翻进度比哪个社也快。社员们都说:“还是小玉兰有点子。”

    东留善固的老人们告诉我,当年的吕玉兰整天穿着一身深色衣裳,长辫子被剪成了短发,走路像风一样快,由于事儿特别多,一顿饭分好几回吃。她工作起来泼泼辣辣,有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刻苦钻研的精神。

    怎样才能把农业社办好呢?玉兰白天黑夜都在琢磨这件事儿。

    一天,玉兰想起在学校时,老师在黑板上表扬了谁,谁就劳动积极,学习努力。她想,要是能做块黑板,及时表扬社员中的好人好事,不是同样能鼓舞大伙儿的生产干劲吗?可是,社里没有木板,又没有工具,咋个做法呢?

    玉兰走进自己的里间屋,发现有个旧箱子,灵机一动,箱子在眼前变成了一块小黑板。她高兴极了,掂着箱子,就往外走,正巧和母亲撞了个满怀。

    母亲问:“你拿箱子干啥?”

    玉兰说:“给社里做块小黑板。”

    母亲一听火了,说:“这是你姥姥给俺做的陪嫁,不能拿走!”

    玉兰说:“俺做了小黑板,就算娘给了俺陪嫁行不?”

    一句话,把母亲逗乐了:“你就知道在自己家里胡寻摸。”

    旧箱子是白的,钉好以后还是不能用。买烟子吧,一没有钱,二不能救急。这时,她听说李天瑞的老伴死了,刷棺材还剩着烟子,便掂着小木板跑出门去。

    当时,吕天瑞家十分忙乱,他的闺女正在哭娘,乡亲们出出进进,来往不断。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天真而纯朴的玉兰掂着木板跑来了,进门就大声问:“你们家还剩着烟子没有?让俺刷刷小黑板!”

    没有人理她,她又放大了嗓门问:“让俺使使您家的烟子,行不行?”

    一个帮忙的人说:“玉兰,你光记着你那个社,借东西也不看啥时候!”

    另一个人端着烟子盆说:“给给给!别在这里喊叫了,快出去刷去!”

    玉兰喜欢地接过烟子盆,说:“只要能叫俺使烟子,到哪里刷都行。”

    下午,玉兰就掂着小黑板下了地,马上在田间表扬了73岁的老王奶奶王爱莲积极参加劳动的事,果然在妇女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孙秀亭说:“老王奶奶都干得这样欢,咱们年轻人更应该多卖点力气。”这个村的老人们对我说,别看它只是一块小黑板,当时对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还真发挥了很大作用呢!

    当年,许多作家、记者采写的介绍玉兰办合作社事迹的人物通讯中,还记叙了她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和吸收贫困农户入社的故事。

    那些天,在新立社的地里,玉兰一边领着大伙儿深翻土地,一边还教社员们识字唱歌,谈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鲜事。她要让大伙儿知道,今天挖掘沙荒地,就是在描绘明天的美好图景。就这样,全体社员齐心协力,仅一个来月,就深翻土地100多亩,其中有50亩翻到一尺半到二尺深。不久,新立社深翻土地的事,很快在这一带乡村中传开了,不仅本村的几个社派人来学习,就连附近的张三寨、西王庄、邵庄、倪庄等村,也都派人来参观。

    就在新立社生产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东留善固另一个名叫建华合作社的,却乱成了一锅粥。

    原来,这个村有个外号叫“老黑”的人,曾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1953年,他因为有贪污和生活作风等问题,受到撤职处分。在合作化高潮中,他搞幕后活动,挑起个建华社,声称没大车小辆不要,没牲畜不要,没劳力不要,家底不厚实不要。后来,村里按片分社,他们不得不收了就近的李金友等几家困难户。可没过多久,“老黑”看着不能从这些户身上挤出油水,就以要“底垫金”为借口,把这几户撵了出去。又以要会计为名,把一个有牲口、有车辆的户,从新立社里挖了过去。“老黑”对他的一伙人说:“这叫‘一箭双雕’。骨头甩给别人,肥肉拣到自己碗里。别的社,越大越难办,末了就自溃自散。咱们这个社,散不了,还能从那些富裕户上挤油。要是将来散了,那更好,可以继续发家致富。”

    李金友等五户被“老黑”撵走的第二天,就来找玉兰,要求加入新立社。同时,年老体弱的解青莲和一个孤儿,也来要求入社。玉兰就找社委会的同志们商量。

    有的说:“咱们社本来就老的老,小的小,人又穷,地又赖。李金友这几户手里空攥一把指甲,添了他们,不更增加了社里的难处?”

    玉兰也谈了自己的想法:“毛主席号召咱们成立合作社,为的是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大道。如今,这些几辈子受穷的困难户,被人撵了出来,咱们再不要,他们今后的日子咋过?有啥困难,咱们大伙儿一块儿顶呗。”

    穷人的苦,穷人体会得深。不一会儿,大家的意见就基本统一了。在社员大会上,玉兰代表社委会宣布:“欢迎李金友、解青莲等八户入社!”

    新社员欢天喜地,老社员高高兴兴。玉兰看着大伙儿兴奋地说:“咱们今天是一条街,明天是一个村,村村相连,力量无边,干社会主义,奔共产主义!”一串铿锵有力的话音刚落,会场上顿时响起了一片热烈掌声。

    就在新立社吸收新社员、大搞深翻土地的时候,“老黑”所在的建华社,外出搞运输的三辆大车和磨豆腐的一架磨盘,也正转得起劲。然而,他们好景不长。这个社,不仅麦子没种够,而且400多亩秋白地也没深翻,大片大片的都荒着。他们跑运输,磨豆腐,贩耕牛,倒是赚着一笔钱。可是,社员们没捞到好处,都装进了“老黑”的个人腰包。人们怨声载道,骂声不绝。那些原想跟着“老黑”沾点小便宜的富裕户,见没沾上便宜,倒让他给算计了,后悔不迭地说:“这小子见空就钻,有利就取,俺跟他合伙办社,真是跳到火炕里出不来了。”

    此刻的新立社,在深翻土地、种好麦子之后,又把冬闲变为冬忙。他们有的修耙子,编背篓,准备积肥的用具;有的修铁锨,做车辆,动手拆换旧炕、旧墙。这一冬,他们共积了300多车土杂肥,还为供销社运送物资,得了400多元现金。当他们用这笔钱,买回一头大耕牛和一车农具时,一下子轰动了全村。好多人跑出来看了又看,瞧了又瞧,连声赞叹道:“看人家新立社,多么有奔头,真像一个铁球。”

    从此,这个村的人,常对新立社的社员叫“铁球”。

    说来有趣,当时这个社的社员们,还没有弄清“铁球”是啥意思,以为是说他们的坏话呢。后来,连吕廷伟也喊起他们“铁球”来了。

    玉兰有点纳闷,廷伟哥是俺村的老贫农、老党员,办社积极,对新立社工作一贯支持,为啥他也喊“铁球”?

    玉兰就找到他,问道:“廷伟哥,你对俺们社有意见吗?”

    吕廷伟说:“没意见,很好!”

    玉兰又问:“很好,那怎么老喊俺‘铁球’‘铁球’的?”

    吕廷伟说:“这是夸你们人多心齐,团结得像‘铁球’一样,风吹不散,雨打不烂,越向前轱轳越结实呀!”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玉兰这才放了心。

    不久,新立社,还真的改名叫“铁球社”了。

    当时,东留善固共成立了10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县区干部来村里检查工作,发现就数这个由唯一的女社长领导的“铁球社”,人多心齐,深翻地多,妇女出勤多,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都搞得好,真是小丫扛大旗——与众不同。春节前夕,县上特意奖给他们10把铁锨。

    如今,我从玉兰的笔记本上看到,当年她曾这样周密地安排她所领导的合作社的种植计划:“我社共25户,地有390亩,人有82名,男劳力23人,半劳力5名,女劳力9人,养猪80头,养羊150只,养牛7头,养马2匹,养鸡500只。换旧房、拆厕所、清粪坑,积肥5个月,共1650车,平均每亩施肥4车。今冬明春计划播种小麦160亩,大玉米25亩,春地瓜20亩,棉花180亩。全社共积干草、干树叶5000斤。冬季浇小麦40亩。”
 

   至今我还记得,玉兰曾这样回忆当年创办合作社的情景:“那阵子,谁也没办过社,都没有啥经验。但是,大伙儿热情很高,就是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拼命地干。俺们先把各家的土地、农具、柴草折股入社,按人四劳六分成。根据上边的要求,成立了社委会,作了分工。社里有社长、副社长,还有会计、保管、生产委员;有抓农业生产的,有搞副业的;还制定了一些制度。不论是谁,白天一律参加劳动,晚上开会办公。大家工作积极,人人关心集体,天天碰头商量,上工分,安排农活,忙得整日脚不着地。特别是钱上的事,都要由全体社员讨论决定,民主决定一切大事。当时,俺就像做梦一样,成了小大人。”

    人们都说,吕玉兰当年敢说敢干、出口成章,不仅在女同志中是姣姣者,就是许多男同志也比不上。这虽然同她自幼生性好动有关,但主要还是她当干部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锻炼。她对我说:“当干部常开会,一开会就要说话,有时候还非俺说不行。开始的时候,要说话了,俺常常想说三个事,说到一个或两个,后面就忘了。说的时候,心里就像敲小鼓一样,‘咚咚’地跳。嘴还没动,先紧张一阵子。慢慢地,一次比一次强,一年比一年强,越讲越好了。谁能想到,俺原来只是一个农村腼腆的小姑娘,后来能在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面前讲话呢?这就是毛主席说的‘实践出真知,实践长才干’的道理。”

    当吕玉兰开始走上社会之际,尤其是一个领头者的身份,出现在中国这块封建意识甚为浓厚的偏僻农村时,必然碰到了重男轻女等习惯势力的束缚和打击。然而,她不信邪,不怕压,就像生长在石板下的小草,奇迹般地顶开石头,破土而出,顽强地向上生长着。玉兰用自己的行动证实,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也一定能做到,甚至能做得更好。正如毛主席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更具有了特殊的含义和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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