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玉兰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们用人力打井。（中红网-吕玉兰纪念馆网）

吕玉兰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们用人工犁地抢种。（中红网-吕玉兰纪念馆网）

吕玉兰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们在一起平整土地。（中红网-吕玉兰纪念馆网）

吕玉兰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们在一起平整土地。（中红网-吕玉兰纪念馆网）

手握钢枪、英姿飒爽的吕玉兰。（中红网-吕玉兰纪念馆网）

吕玉兰组织农业合作社社员们在一起学习农业知识。（中红网-吕玉兰纪念馆网）

    “吕玉兰当社长啦！”

    当山东省临清县召开的社长培训班一结束，玉兰刚刚回到村里，这个消息就像长了翅膀，飞快地传遍了全村，顿时引起了阵阵议论。

    有的说：“好男人在外闯荡，好女人死守院房。一个女人家不守在家里，要在合作社当社长，像个啥？”

    也有的不同意这种说法：“女的不比男的少胳膊缺腿，男的能当社长，为啥女的不能当？如今是新社会，妇女翻身了，男女都一样！”

    原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实现合作化后的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县千鹤村妇女，下田劳动打破传统旧俗，实现男女平等、同工同酬。1955年，毛泽东主席在批示《农村合作化高潮》一书中，对千鹤村这个典型材料上写下了512字的按语，表扬这里“妇女能顶半边天”，千鹤也成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思想发源地之一。1955年，贵州民主妇女联合会刊物发表了《在合作社内实行男女同酬》的文章，毛泽东看到文章后亲批：“建议各乡各社普遍照办”。不久，毛主席提出的这一“妇女能顶半边天”批示，迅速响彻了大江南北，也传到了东留善固村。

    当时，玉兰一心扑在生产上，发动群众变冬闲为冬忙，又有个别人说：“什么冬闲冬忙的，就你的事儿多！”不听她的。

    有的农民入了社，又要退社，还到她家里去闹。

    玉兰告诉我，她父亲当年还曾“干涉”过她当社长。

    那天，她父亲见有人闹到家里来了，生怕得罪人，便不愿让玉兰再管事，抱怨她说：“咱家跟老邻居，从来没吵过架。你这个小毛孩子，倒给俺惹起事来了！”

    玉兰说：“合作社的事，俺不管谁管！”

    父亲说：“不许你管！”

    玉兰也不示弱，说：“家里的事，爹管俺；社里，俺是社长，爹是社员，爹要有错，俺还管爹呢！”

    父亲一听急了：“这个社长谁愿意当让谁当，你出这个头干啥？”又说：“不叫你吃饭！”

    玉兰也急了，说：“不叫吃，俺就不吃！”

    这天晚上，玉兰真的没有吃饭。她躺在炕上，心里不住地翻腾：“俺觉得自个儿当不了社长，可领导偏叫干。自己满腔热情地为大伙儿办事，但有的人还不满意。妇女当干部，真难呀！”她想着想着，觉得自己很“冤”，忍不住哭了。

    过了一会儿，她耳边又响起了在县上开会时，县妇联主任周维贞对她的嘱咐：“玉兰，在旧社会，妇女受压迫，从不敢抬头。在新社会，妇女要解放，就得像男人一样。男人能当社长，咱妇女为啥就不行呢？不要怕这怕那，同封建主义作斗争，还得有勇气呢！”

    特别是周维贞给她讲到的毛主席最新指示“妇女能顶半边天”，更让她鼓起了工作的勇气！

    玉兰是个性格倔强的姑娘。她想到许多妇女在旧社会受欺凌的情景，想到解放后党给妇女指出的光明大道，又坚定了信心：“干，一定要为妇女争口气！”

    次日天刚亮，玉兰就起了床，来到几户办社积极分子家里，商议如何搞好今年的生产。这些老党员、老贫农，不仅政治觉悟高，又有生产经验，都是她的好参谋。她请教了大伙儿，又和社委会的同志们商量了几次。最后，社委会决定，翻好地，积好肥，先把小麦种好。

    当年同玉兰一道在合作社里劳动的孙大芹、杜玉芹、关秀亭、吴新英等东留善固老大娘、老大嫂们，给我讲了玉兰那时想方设法发动妇女参加劳动的故事。

    当时没有农业机械，连牲畜也不多，合作社要深翻土地、多积肥料，只有发动各家各户多出劳力。于是，在充分动员男劳力下地的同时，玉兰很自然地想起了那些多年来拴在锅台边的妇女。这些妇女人数不比男劳力少，身体健壮，干活认真，如今合作化了，应该组织她们走出家门。

    但这个村的妇女还没有下地劳动的习惯，动员她们下地真是困难，玉兰就挨家挨户地去动员。

    有一家新娶了儿媳妇，玉兰去叫这位新媳妇下地。不料，她老公公坚决不同意，竟然插上了大门。玉兰想了想，就拿上鞋底子，到她家跟她学做活。她老公公在家，她们就做针钱活。她老公公不在家，玉兰就给她讲道理。

    玉兰对这位新媳妇说：“妇女只有参加劳动，才能彻底解放，男女真正平等。”

    这位新媳妇听后，心眼儿活动了，说：“俺是愿意参加劳动，就是家里不让去！”

    玉兰又给她出主意：“只要你愿意，这好办。俺在集合的时候，专在你家门口吹两下哨子，你就一下子跑出来，钻到人群里，你老公公不会好意思把你拉回来。”

    后来，这位新媳妇的思想通了，经常主动参加劳动，慢慢地把她家的人也说服了。

    “吕玉兰当年在村里做群众工作，是做得很好的，就是首先要关心群众、体贴群众。”周维贞在向我回忆当年她帮助玉兰怎样做群众工作时说，“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我们党历来的规矩。玉兰当时不了解，我就给她讲这个道理。那时候，我们的基层干部，在农村开展工作，不能搞什么请客送礼或拉拉扯扯，也不能采取其他的投机取巧的办法，就是要靠自己的工作做得好。要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真正实行‘三同’，让群众看到你真心实意帮助人家解决困难，人家才能服你。”

    那阵子，玉兰不知费了多少口舌，碰了多少钉子，总算动员十几名妇女下了地。这些妇女都还没有自己的名字，不便于给她们记工分。玉兰就把她们召集到一起，专门开了一个会，给她们起名字：“你姓杜，跟咱辈份差不多，中间可以叫个玉字，就叫杜玉芹吧！”“你姓孙，跟咱也是一辈，叫孙玉文，行不行？”“你姓王，比俺大一辈，取个桂字行不行？桂花芬芳，叫王桂芳吧！”“你叫关玉莲……”“你叫李宗英……”

    玉兰说一个，大伙儿点点头，这个妇女的名字就算定下来了。从此，她们就像男人一样，有了自己的名字，有了自己的工分册。

    谁想，这些妇女们被动员下地后，只干了几天活，又不下地了。玉兰心里很纳闷，便去问五嫂子：“你们为啥不下地了，是不是大伙儿吃不得苦？”

    玉兰五嫂子说：“傻妮子，地里都是些老公公、大伯子，俺们想解个手，都没个地方，太不方便了。”

    玉兰又接着问：“别人不去，也为这个吗？”

    五嫂子笑着说：“别的还能有啥！”

    玉兰低头一琢磨，觉着这还真是个实际问题，应该解决。她对五嫂子说：“嫂子反映的还真是个事，咱们马上解决！”

    五嫂子不解地问：“怎么解决？”

    玉兰说：“插两个茅子不就解决了？”

    “你这个死妮子，还真有办法！”五嫂子说完，就跑着去动员别人了。

    玉兰从自己家里拿了两领席子、一块苫布和几个杆子，在地里插了两个厕所。她又在席上贴了红纸，分别写上男厕所、女厕所。这样，保证了妇女的出勤，深翻进度比哪个社也快。社员们都说：“还是小玉兰有点子。”

    东留善固的老人们告诉我，当年的吕玉兰整天穿着一身深色衣裳，长辫子被剪成了短发，走路像风一样快，由于事儿特别多，一顿饭分好几回吃。她工作起来泼泼辣辣，有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刻苦钻研的精神。

    怎样才能把农业社办好呢？玉兰白天黑夜都在琢磨这件事儿。

    一天，玉兰想起在学校时，老师在黑板上表扬了谁，谁就劳动积极，学习努力。她想，要是能做块黑板，及时表扬社员中的好人好事，不是同样能鼓舞大伙儿的生产干劲吗？可是，社里没有木板，又没有工具，咋个做法呢？

    玉兰走进自己的里间屋，发现有个旧箱子，灵机一动，箱子在眼前变成了一块小黑板。她高兴极了，掂着箱子，就往外走，正巧和母亲撞了个满怀。

    母亲问：“你拿箱子干啥？”

    玉兰说：“给社里做块小黑板。”

    母亲一听火了，说：“这是你姥姥给俺做的陪嫁，不能拿走！”

    玉兰说：“俺做了小黑板，就算娘给了俺陪嫁行不？”

    一句话，把母亲逗乐了：“你就知道在自己家里胡寻摸。”

    旧箱子是白的，钉好以后还是不能用。买烟子吧，一没有钱，二不能救急。这时，她听说李天瑞的老伴死了，刷棺材还剩着烟子，便掂着小木板跑出门去。

    当时，吕天瑞家十分忙乱，他的闺女正在哭娘，乡亲们出出进进，来往不断。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天真而纯朴的玉兰掂着木板跑来了，进门就大声问：“你们家还剩着烟子没有？让俺刷刷小黑板！”

    没有人理她，她又放大了嗓门问：“让俺使使您家的烟子，行不行？”

    一个帮忙的人说：“玉兰，你光记着你那个社，借东西也不看啥时候！”

    另一个人端着烟子盆说：“给给给!别在这里喊叫了，快出去刷去！”

    玉兰喜欢地接过烟子盆，说：“只要能叫俺使烟子，到哪里刷都行。”

    下午，玉兰就掂着小黑板下了地，马上在田间表扬了73岁的老王奶奶王爱莲积极参加劳动的事，果然在妇女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孙秀亭说：“老王奶奶都干得这样欢，咱们年轻人更应该多卖点力气。”这个村的老人们对我说，别看它只是一块小黑板，当时对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还真发挥了很大作用呢！

    当年，许多作家、记者采写的介绍玉兰办合作社事迹的人物通讯中，还记叙了她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和吸收贫困农户入社的故事。

    那些天，在新立社的地里，玉兰一边领着大伙儿深翻土地，一边还教社员们识字唱歌，谈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鲜事。她要让大伙儿知道，今天挖掘沙荒地，就是在描绘明天的美好图景。就这样，全体社员齐心协力，仅一个来月，就深翻土地100多亩，其中有50亩翻到一尺半到二尺深。不久，新立社深翻土地的事，很快在这一带乡村中传开了，不仅本村的几个社派人来学习，就连附近的张三寨、西王庄、邵庄、倪庄等村，也都派人来参观。

    就在新立社生产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东留善固另一个名叫建华合作社的，却乱成了一锅粥。

    原来，这个村有个外号叫“老黑”的人，曾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1953年，他因为有贪污和生活作风等问题，受到撤职处分。在合作化高潮中，他搞幕后活动，挑起个建华社，声称没大车小辆不要，没牲畜不要，没劳力不要，家底不厚实不要。后来，村里按片分社，他们不得不收了就近的李金友等几家困难户。可没过多久，“老黑”看着不能从这些户身上挤出油水，就以要“底垫金”为借口，把这几户撵了出去。又以要会计为名，把一个有牲口、有车辆的户，从新立社里挖了过去。“老黑”对他的一伙人说：“这叫‘一箭双雕’。骨头甩给别人，肥肉拣到自己碗里。别的社，越大越难办，末了就自溃自散。咱们这个社，散不了，还能从那些富裕户上挤油。要是将来散了，那更好，可以继续发家致富。”

    李金友等五户被“老黑”撵走的第二天，就来找玉兰，要求加入新立社。同时，年老体弱的解青莲和一个孤儿，也来要求入社。玉兰就找社委会的同志们商量。

    有的说：“咱们社本来就老的老，小的小，人又穷，地又赖。李金友这几户手里空攥一把指甲，添了他们，不更增加了社里的难处？”

    玉兰也谈了自己的想法：“毛主席号召咱们成立合作社，为的是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大道。如今，这些几辈子受穷的困难户，被人撵了出来，咱们再不要，他们今后的日子咋过？有啥困难，咱们大伙儿一块儿顶呗。”

    穷人的苦，穷人体会得深。不一会儿，大家的意见就基本统一了。在社员大会上，玉兰代表社委会宣布：“欢迎李金友、解青莲等八户入社！”

    新社员欢天喜地，老社员高高兴兴。玉兰看着大伙儿兴奋地说：“咱们今天是一条街，明天是一个村，村村相连，力量无边，干社会主义，奔共产主义！”一串铿锵有力的话音刚落，会场上顿时响起了一片热烈掌声。

    就在新立社吸收新社员、大搞深翻土地的时候，“老黑”所在的建华社，外出搞运输的三辆大车和磨豆腐的一架磨盘，也正转得起劲。然而，他们好景不长。这个社，不仅麦子没种够，而且400多亩秋白地也没深翻，大片大片的都荒着。他们跑运输，磨豆腐，贩耕牛，倒是赚着一笔钱。可是，社员们没捞到好处，都装进了“老黑”的个人腰包。人们怨声载道，骂声不绝。那些原想跟着“老黑”沾点小便宜的富裕户，见没沾上便宜，倒让他给算计了，后悔不迭地说：“这小子见空就钻，有利就取，俺跟他合伙办社，真是跳到火炕里出不来了。”

    此刻的新立社，在深翻土地、种好麦子之后，又把冬闲变为冬忙。他们有的修耙子，编背篓，准备积肥的用具；有的修铁锨，做车辆，动手拆换旧炕、旧墙。这一冬，他们共积了300多车土杂肥，还为供销社运送物资，得了400多元现金。当他们用这笔钱，买回一头大耕牛和一车农具时，一下子轰动了全村。好多人跑出来看了又看，瞧了又瞧，连声赞叹道:“看人家新立社，多么有奔头，真像一个铁球。”

    从此，这个村的人，常对新立社的社员叫“铁球”。

    说来有趣，当时这个社的社员们，还没有弄清“铁球”是啥意思，以为是说他们的坏话呢。后来，连吕廷伟也喊起他们“铁球”来了。

    玉兰有点纳闷，廷伟哥是俺村的老贫农、老党员，办社积极，对新立社工作一贯支持，为啥他也喊“铁球”？

    玉兰就找到他，问道：“廷伟哥，你对俺们社有意见吗？”

    吕廷伟说：“没意见，很好！”

    玉兰又问：“很好，那怎么老喊俺‘铁球’‘铁球’的？”

    吕廷伟说：“这是夸你们人多心齐，团结得像‘铁球’一样，风吹不散，雨打不烂，越向前轱轳越结实呀！”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玉兰这才放了心。

    不久，新立社，还真的改名叫“铁球社”了。

    当时，东留善固共成立了10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县区干部来村里检查工作，发现就数这个由唯一的女社长领导的“铁球社”，人多心齐，深翻地多，妇女出勤多，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都搞得好，真是小丫扛大旗——与众不同。春节前夕，县上特意奖给他们10把铁锨。

    如今，我从玉兰的笔记本上看到，当年她曾这样周密地安排她所领导的合作社的种植计划：“我社共25户，地有390亩，人有82名，男劳力23人，半劳力5名，女劳力9人，养猪80头，养羊150只，养牛7头，养马2匹，养鸡500只。换旧房、拆厕所、清粪坑，积肥5个月，共1650车，平均每亩施肥4车。今冬明春计划播种小麦160亩，大玉米25亩，春地瓜20亩，棉花180亩。全社共积干草、干树叶5000斤。冬季浇小麦40亩。”
 

   至今我还记得，玉兰曾这样回忆当年创办合作社的情景：“那阵子，谁也没办过社，都没有啥经验。但是，大伙儿热情很高，就是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拼命地干。俺们先把各家的土地、农具、柴草折股入社，按人四劳六分成。根据上边的要求，成立了社委会，作了分工。社里有社长、副社长，还有会计、保管、生产委员；有抓农业生产的，有搞副业的；还制定了一些制度。不论是谁，白天一律参加劳动，晚上开会办公。大家工作积极，人人关心集体，天天碰头商量，上工分，安排农活，忙得整日脚不着地。特别是钱上的事，都要由全体社员讨论决定，民主决定一切大事。当时，俺就像做梦一样，成了小大人。”

    人们都说，吕玉兰当年敢说敢干、出口成章，不仅在女同志中是姣姣者，就是许多男同志也比不上。这虽然同她自幼生性好动有关，但主要还是她当干部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锻炼。她对我说：“当干部常开会，一开会就要说话，有时候还非俺说不行。开始的时候，要说话了，俺常常想说三个事，说到一个或两个，后面就忘了。说的时候，心里就像敲小鼓一样，‘咚咚’地跳。嘴还没动，先紧张一阵子。慢慢地，一次比一次强，一年比一年强，越讲越好了。谁能想到，俺原来只是一个农村腼腆的小姑娘，后来能在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面前讲话呢？这就是毛主席说的‘实践出真知，实践长才干’的道理。”

    当吕玉兰开始走上社会之际，尤其是一个领头者的身份，出现在中国这块封建意识甚为浓厚的偏僻农村时，必然碰到了重男轻女等习惯势力的束缚和打击。然而，她不信邪，不怕压，就像生长在石板下的小草，奇迹般地顶开石头，破土而出，顽强地向上生长着。玉兰用自己的行动证实，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也一定能做到，甚至能做得更好。正如毛主席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更具有了特殊的含义和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