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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植竹:下放劳动期间的一段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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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我读过一些讲述下放农村或“五七干校”劳动的回忆录。那些文章,几乎全是“诉苦叫屈”的,甚至有的把下放到农村或“五七干校”称为“过牛棚生活”,好像是“坐牢那样受了千辛万苦的罪”。而我这个既被下放农村当过“农民”(国家照常发给我工资),又到“五七干校”住过“牛棚”(其实住的房子比一般农民的住房好多了)的人,或许是“人生得贱”吧,无论是被下放农村当过“农民”,还是到“五七干校”住过“牛棚”,却对下放劳动同某些“高贵人士”有着不同的感受。下面,我说说下放劳动期间的一段美好回忆。

  1968年1月,我这个地区财贸干校的教学科长,和妻子一起被下放到资兴县城厢公社(现在的资兴市兴宁镇)一个叫朱家坪的村子里当“农民”。与社员群众一样,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出工,扎扎实实搞“苦力的干活”(我夫妻俩的出工率比社员还高,因为社员免不了家务活动要请假,而我俩每天上下午都出工),同农民搞“三同”半年多(那半年多的感想,我己写过一篇题为《下放农村劳动的回忆》,讲述了我受到的教育和启发,这里就不再“炒现饭”了)。后来,我和妻子便被抽调到县直单位“协助工作”了(因我们是地区下放干部,仍由地区发工资,到县里工作不算正式调动)。我先是被安排在县革委“斗批攺”办公室,后到宣传组(即县委宣传部)。县委恢复后,我就被安排到了县委办公室工作。直到1971年9月被调回地区“五七干校”为止,我下放在资兴县农村劳动和到县直机关协助工作近3年时间。

  我们虽是下放干部,却得到了县里领导和同事们的关怀。一从农村来到县城,组织上便在县革委机关院内给我们安排了一间宿舍。房中,床架和桌板椅凳样样齐全,不用我们自己费心购置。当时那里还没有建什么“领导宿舍”,县里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和我们这些一般干部居住在一起,住的都是简陋的平房。我的住处不远就是县里的几位主要领导的宿舍。这些领导同志的衣着穿戴、言行举止,完全和我们这些普通人“一模一样,二模不差”,他们个个平易近人。因为领导和被领导居住在一块,他们从住房里进进出出,都与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他们见了我们夫妇都会含笑打招呼,有时还会嘘寒问暖说说话,甚至还会开个玩笑什么的,俨然知心朋友一样。这,给我们这原先多少有些自卑的下放干部一种亲切感、自信心,觉得应该尽自己最大努力搞好工作才对得起他们。

  在“斗批改”办公室、宣传组和县委办工作那段时间里,让我结识了一大批好同志、好朋友,诸如甘子良、李雄姬、宋信平、李映山、罗宏松、刘加文等等同志。“斗批攺”办公室主任甘子良,是我建国初期在县人民银行工作时的老同事。现在老熟人又在一起工作,自然没有陌生感,很亲切;李映山同志是个爽快人,我与他徒步奔赴波水公社途中,敞开心扉,无话不谈;宋信平同志蛮好客,我妻子出差期间,我这个不会搞饭菜的人常到他家里去吃饭,得到他的热情接待;在宣传组工作,我受到组长李雄姬的欢迎、鼓励和关心;我同幽默风趣的罗秀才这“八个眼睛”(罗宏松和我都是高度近视眼,鼻梁上离不开厚厚的眼镜,同事们就叫宏松为“四个眼睛罗”,叫我为“四个眼睛欧”),常常相互调侃、开玩笑取乐:我在县委办工作时看到罗宏松、刘加文这“两支笔杆子”競競业业,勤勤恳退,加班加点写材料……。所有这些,都深深刻进到了我的脑海,已是50年过去的事了,至今想起来还清晰在目。

  有句广告词说得好:“简单快乐,幸福生活。”那时,物质生活平淡,文化娱乐也贫乏,机关干部甚至还要每天自己打扫办公室内外的卫生(称为“大扫除”),还要定期参加诸如挖土种菜、插红薯等项劳动,工作、生活比较劳累、清苦。但是,人际关系不太复杂,同事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关系都比较融洽。我们只要一门心思把工作做好就行了,别的事情有组织上考虑,不用自己费心思。所以,大家想的多是如何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相互攀比、算计的事情少见。人与人之间显现出的相濡以沫之真情,令人心里阳光灿烂、愉悦爽快。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外来下放干部,也能够与大家毫无隔阂他打成一片,互信互赖、互帮互助。可以这么说,在资兴县革委和县委机关工作那段不短不长的时间里,我接触过的同事、朋友,少说也有上百位吧,但把我这个下放干部当“外人”看的,真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人,我也没和任何人红过脸吵过架。我们相处得像兄弟姐妹、亲戚朋友。

  有一件值得特别一提的事:我在宣传组工作时,有一次早读(那时特重视政治学习,制度规定,干部每天早上要学习政治一个小时,称为“早读”)时,不知怎么的,我的肚子突然痛了起来。起初还痛得轻点,我以为忍忍也就会过去,没当回事。谁知疼痛感越来越剧烈,不久就痛得我坐立不安了。李雄姬同志(宣传组组长)见我这个样子,知道我是患病了,非常着急,立即打电话给县人民医院,请了医生来到办公室专门为我看病,还当即给我打了一针止痛的针。但这止痛针丝毫没有起到减轻疼痛的作用,我的肚子仍是刀绞般疼痛。为了减轻疼痛,我用过多种方法:先是用手使劲摁住疼痛的部位,但没有作用。我扑在条椅上让木条顶住肚子,也没作用。我仰卧在条椅上释放肚肠,还是没作用。不久,就痛得我浑身冒汗、呕吐了……。雄姬同志见我这样痛苦不堪,心急如焚。我看到她的神情,就像是她的亲人患了重病似的,让她难受死了。当时我妻子在县公路指挥部协助工作,正出差在外。急坏了的雄姬同志急忙电话与我妻子取得联系,通知她赶快回家,又把在县革委组织组工作的欧阳森(我四弟)叫了来。在她的安排下,同事们急忙把我护送到了县人民医院住了院。当我这个被痛得昏了过去不省人事的人苏醒过来时,只见雄姬、阳森等好几位同事守在我病床边,焦急地等着我苏醒。雄姬同志见我醒过来了,高兴地说:“植竹同志,你终于醒过来了,太好了!刚才呀,你真得吓死我们了,你的脸色都卡白卡白了,喊你也总喊不应了,我们真的好害怕呀,生怕你有个三长两短呐!好,现在终于醒了,你就安心在医院住着,把病彻底治好,不要担心组里的工作啊。”她对我,真的就像姐姐对待弟弟一样,令我特别感动!

  其实,那次我患的也不是什么大病,而是尿道结石,尿排不出来,胀得肚子越来越痛。经过医生诊断后,打针、吃药(主要是中草药,每天一大罐熬水喝),一个星期便康复出院了。而在我住院的六七天时间里,雄姬同志几乎每天或亲自或派人到医院来看我,她这种不是亲人胜过亲人对待我这个下放干部的革命同志情谊,令我终生难忘,让我深深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幸福。

  俗话说:“只要人缘好,就是喝开水也甜。”我在资兴县机关工作遇到了这么好的领导、同事,心里能不格外高兴、爽快么?人家没有把我这个下放干部当“外人”,我也就没有“做客思想”,而是尽量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实干苦干把工作做好。举个例子说吧:

  有次地区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资兴县管农业的革委副主任要出席并被指定要在大会上发言,介绍滁口公社的先进结验(该公社在省直单位下放干部帮助下,组织基层干部和社员学哲学出了名)。这就需要派人到滁口公社去再整理一份大会发言材料。这差事摊到我和另外两位同志的身上。从县城到滁口有七八十里山路,当时还没有通车,得靠两腿一步一个脚印像量布虫爬行,而时间又非常紧迫,必须在四天内完成任务(其实就是两天加三个晚上的工作时间,因为往返的路上就需走两天)。在这艰巨任务面前,当时我的身体虽稍有不适,也没有以此为借口向领导“讲价钱”推脱,而是二活不说,急忙收拾毛巾、牙刷、牙膏等生活用品,就同那两位同志一道动身摇脚,爬山涉水,奔赴到了滁口公社。走了一整天山路,我们已是腿脚麻木、精疲力竭了。但为了赶任务,我们只能匆匆在公社食堂吃了晚饭便立即投入工作。经过不分白天黑夜地苦干,终于如期完成了那次相当艰巨的任务。

  我下放到资兴,无论是在农村劳动,还是在机关工作,都是积极肯干、非常卖力的。我的努力,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和称赞,被评上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五好干部”。在发给我的那张奖状上,盖上了郴州地革委会和资兴县革委会两颗鲜红大印,给予了我莫大的荣誉。这,对我这个下放干部来说,真的是一个莫大的惊喜啊!

  你们说说,我下放农村劳动那一段时间,是不是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呢?

  (作者:欧植竹,又名欧阳植竹,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湖南省作协会员,省文联第四、五届委员,省文艺理论研究理事会理事,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郴州市文联原主席。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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